抗战初期,国统区内的粮食价格尚平稳,但1940年的粮价与战前相比上涨5倍,1941年则超过20倍。涨幅如此高,主要原因是难民涌 入后方导致粮食需求飙升,日军封锁又导致沦陷区的粮食无法运入国统区。国民政府在1941年下半年正式施行战时粮食征收,将田赋征收由过去的货币方式改为谷物实物。征粮 工作艰难推行,中间激起民众大量抱怨,引爆诸多社会问题,但它有力支撑了艰难的抗战。
而日本在1942年1月颁布粮食管理办法,象征着战时粮食管制的最终落实。日本的管控非常到位,大米的流通环节在政府的直接掌管之下。政府确定每一个国民的大米消耗量, 按照法定价格供给。政府对粮食生产者的义务做了严格规范,精确计算出家庭的大米消耗量,包括按年龄规定家庭每位成员的大米消耗量,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该家庭全年的总消耗量、做酱汤的味噌酱以及酿制酱油所需的大米原料消耗量、种子消耗量。扣除掉这些,其 余粮食必须按照法定价格出售给国家。该政策十分有效,从1942年到1945年,每年大米产 量的六成都能按照法定价格出售给政府。
相比之下,中国的战时粮食管制显得非常粗放、不严密。这是国家整体发展程度落后的 体现,当时中国许多地方连户籍、地籍统计都严重缺失,哪里谈得上精确掌握每户农民的粮食产量、经营状态、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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