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痛恨的“支那”一词是怎么来的？至今日本还在变相地用此发音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2017-03-23 09:37:28

　　梵文里最早将中国称为“Cina”，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的译音。然而这个词语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令国人感到厌恶的称呼：“支那”——事实上，“支那”也的确来源于Cina。

　　“支那”这个词汇进入中国，是佛教传入的衍生物。高僧们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过来，但一开始译法并不统一(这大概也算翻译新词的通例)。大唐高僧玄奘在所撰《大唐西域记》卷五里将“Cina”翻译成“至那”，《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写成“脂那”。至于“支那”也只是当时繁杂译法中的一种。如宋代高僧释普济撰《五灯会元》就出现过这个译法。

　　随着佛经传入日本，“支那”这个词也进入了日语。曾到唐朝长安游学的日本空海弘法大师(778—835年)在他的诗集《性灵集》中写下“支那台岳曼殊庐”的诗句，这可能是日本最早用“支那”称“汉土”的文字。但在佛教之外的场合，“支那”不过偶尔使用。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的通常称呼是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ラ)，稍后也称Toh(トウ)。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

　　但在大航海时代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使日本开始与西方发生直接接触，这样西文“China”随之传入日本。1713年，儒学者新井白石在译介荷兰语地理书籍《采览异言》时，首次将“China”与“支那”相连，把“China”翻译成“チイナ”，并在左下角附以小号汉字“支那”二字。这个在古代佛教书籍中出现过的词汇更大程度上被看成了一个从西方舶来的新词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蒸蒸日上，而中国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于是日语里“支那”的称呼也日渐增多，但此时的“支那”，已经与原本在佛经中的含义大相径庭，而带上了浓重的贬斥与歧视色彩。被日本人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明治政府的师爷”的福泽谕吉在1885年的《脱亚论》中直斥“支那”和朝鲜为日本的“恶友”，将“支那”和“落后、愚昧、不开化”的中国联在了一起，后来干脆把甲午战争看做“文明对野蛮之战”!

　　1895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举国处于狂欢之中，将对中国的蔑视推到了极点。千百年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因胜利而陶醉上街庆祝并高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取代了以往对中国的所有称呼，成了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将“中国”作为国号简称正式使用，使其首次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但一些日本人却认为“中国”二字带有“内中华而外狄夷”的世界中心优越感，所以依然常常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引发中国方面的极大不满。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外交部从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需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迫于来自中国官民的外交压力， 1930年11月1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总算对驻华使领馆发出《对中国国名使用“中华民国”之训令》，算是勉强承认了“中国”这一国名。但在随后开始的侵华战争中，陷入军国主义狂热的日本对“支那”的使用反而登峰造极，“七七事变”被称为“支那事变”，连侵华日军的正式名称也叫做“支那派遣军”。直到二战败北以后，日本政府才在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下，开始在国家层面上停止使用“支那”;但实际上，彻底停止使用要晚至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如东京大学在这一年才把“支那学”改为“中国学”。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留了一个“尾巴”，即依旧把“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中的“中国”用シナ(Shina)表示，这实际上还是“支那”二字的日语发音。

　　尽管现在日本人的小动作依旧不断，毕竟已经不敢再公然使用“支那”来称呼我国，而只能使用和我国简化汉字一模一样的两个汉字“中国”。连日本在内，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真正能做到“名从主人”，将我国称呼为“中国”的国家(不包括中文属于官方语文之一的新加坡)，的确是屈指可数，而且几乎集中在东亚地区，譬如日本、朝鲜(和韩国)、越南。它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历史上曾经和中国一样属于“汉字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