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抗战离合：宋氏三姐妹　携手难同归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7-13 09:19:30

　　宋庆龄

　　01、1937，共赴国难

　　80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畔一声枪响，“七七事变”爆发。蓄谋已久的日本依仗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等地，准备吞并中国。此时，汪精卫公开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周佛海等人则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蒋介石虽然被迫抗战，但执行着“战而后和”的方针，希望跟日本打一打，引起国际社会干涉调停，最终取得“体面”的和平。一时间，“亡国论”“失败论”的悲观论调在国内弥散开来。

　　宋庆龄与大姐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

　　危急时刻，宋庆龄站了出来。1937年8月，她写出《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我坚决地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再加上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宋庆龄在国人心中地位很高。

　　正如德国反法西斯女战士王安娜所言：“千百万中国人把她当做理想的化身，对她无比尊敬。”她的文章一出，民心士气为之一振。不久之后，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情况。宋庆龄给代表团写了封信：“尽管日本陆海空军的技术和装备远胜于中国军队，但我们知道单凭军事技术是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中国为了民族生存而抗战，日本军国主义决不能奴役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8月13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企图攻占南京，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眼见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先后调遣近80万军队投入淞沪战场。

　　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前，宋庆龄考虑到上海妇女的爱国传统，与廖仲恺的妻子、自己的老朋友何香凝一起，准备建立上海妇女抗战后援会。

　　此前多年，宋庆龄因为政治分歧以及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与大姐宋霭龄关系冷淡。这一次，她联络了宋霭龄，希望大姐能为此做些事情。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林家有说：“其中细节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从宋霭龄积极参与的结果来推测，她答应得应该很痛快。”几乎与此同时，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以下简称总会)，宋美龄担任主席。林家有说：“宋庆龄是孙夫人，又是宋美龄的姐姐，如果以她为全国同类团体的领袖，想必全国上下不会觉得不妥。”但宋庆龄心胸宽广，很快响应了总会“要求各地和各级组织给予支持”的号召，将上海妇女抗战后援会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分会在宋庆龄、何香凝的领导下保持了组织和活动上的独立性，从属于宋美龄主持的总会。

　　传记作家陈廷一对这个“以大让小”的故事进行了戏剧化的描述——宋霭龄先开口了：“你说说这个小妹，咱们成立了妇女抗敌后援会，她又在南京成立个什么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自任主席不说，还声称她那个慰劳会是全国最高组织，别人建立的组织都得算她的分会，让跟她联系，受她领导。你说这算什么事?”宋庆龄笑了：“大姐一向不争这种事的，怎么今天和小妹计较上了……抗日是全国当前第一位的大事。她身为委员长的夫人，世人瞩目，这样做无形中就是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中国抗日的决心。”

　　02、宋美龄与“我的空军”

　　1937年10月8日，淞沪前线硝烟弥漫，中国守军的阵地上开来一辆军用运输卡车。官兵们正在日军飞机轰炸的间歇抢修防御工事，并没在意这辆卡车。然卡车停稳后，走下来的一名中年女性令他们着实吃了一惊：“这不是蒋夫人吗?!”淞沪会战期间，宋美龄曾多次赴前线看望抗战将士，还写过有关上海战场的新闻电讯，揭露日军的侵略恶行、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况。

　　枪炮无眼，宋美龄在战火中也曾遇险。10月23日，宋美龄再次乘车到前线慰问官兵，途中遇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和炮击。由于道路遭到严重破坏，她乘坐的汽车在一个急转弯处轮胎突然损坏，失控冲进了一条水沟，宋美龄当场受伤昏迷。醒来后，她觉得走路困难，但仍坚持到前线慰问伤兵。慰问结束后，宋美龄接受医生检查，发现摔断了肋骨。“身为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冒着战火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作用的，对鼓舞军心很有帮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罗敏说。

　　1936年，宋美龄成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投身筹备空军的事业。她不仅凭借谈判中良好的口才订购了2000万美元的飞机，还物色到了“飞虎将军”陈纳德。1937年，陈纳德初见宋美龄便为其倾倒，在日记中写道：“她使我无法恢复常态。从那天起，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七七事变”之后，陈纳德正式投身中国抗战，在上海、南京、武汉的上空率队与日军作战。而宋美龄则在美国积极活动，争取到了100架战斗机。

　　宋美龄对自己在筹建空军、参与抗战中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出席重要场合时，她经常穿着旗袍，别上一枚空军飞行奖章。据宋美龄的侍从官回忆，她喜欢称国民党空军为“我的空军”。在她晚年的寓所中，一直挂着她在抗战期间与功勋飞行员合影的巨幅照片。尚明轩认为，宋美龄和宋庆龄1937年的大多数时间虽然不在一处——宋美龄在南京，宋庆龄在上海，但空间上的距离没有妨碍姐妹团结抗日。1937年，同情中国抗战事业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以及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工合”是一个“寓救济于生产，使中国走上自救之路”的组织，宋氏三姐妹很支持，共同参与其活动。第二年，“工合”总会在武汉成立，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没过不久，中国“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宋氏三姐妹站脚助威，不仅扩大了“工合”运动的影响，还使得姐妹间的关系更为亲近。

　　宋美龄

　　03、宋霭龄一改低调，走到台前

　　“宋家兄弟姐妹6人里，宋霭龄是大姐，对兄弟姐妹有特殊的影响力，但她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是宋氏三姐妹里政治立场最模糊的一个。”罗敏评价说，“宋霭龄感兴趣的是钱，她嫁给孔祥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宋霭龄也算得上爱国。虽然孔家在抗战中有发国难财的负面传闻，但是宋霭龄支持抗战的态度基本是明确的。”

　　宋霭龄婚后便返回孔祥熙的山西老家，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很少抛头露面，一心想着如何经营家族财富。不过，“七七事变”后，她一反常态地投身到抗战中。除了和两个妹妹共同参与抗战团体和活动，她还拿出了自己最爱的钱。当上海战云密布时，宋霭龄常到医院，询问红十字会的医疗工作是否准备周全。当时，舆论普遍认为红十字会有国际背景，日军对医院不敢有过分的动作，因此红十字会的人回答宋霭龄说：“万事周全，请孔夫人放心。”但是，随着战事越发激烈，上海的医院很快受到波及，陷入了极度拥挤、缺医少药的困境中。

　　宋霭龄出资设置了伤兵医院、儿童医院，她还自掏腰包购买了3辆救护车和37辆军用卡车，以解燃眉之急。驻扎在上海的军队也收到了宋霭龄的慰问品，当几辆装满汽油的卡车开到阵地时，军官们很是意外：深居简出的孔夫人居然深知汽油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然而，随着战事的深入，“腼腆”的宋霭龄也走到了台前。1937年10月底，上海的妇女团体在国际饭店招待在沪的各国妇女领袖。在招待会上，宋霭龄用流利的英语致词，呼吁世界各国的妇女“主张公道正义，保卫世界和平”。第二天，她来到金陵广播电台，破天荒地做了一次广播演说，谴责对日本侵略中国有利的《九国公约》。当时的报纸对这次演讲进行了报道，题为《孔夫人对美人士作广播演讲》。除此之外，宋霭龄还渐渐地开始参与义卖、推销战时公债等活动。

　　宋霭龄

　　“1937年，正值外敌大规模入侵、国难当头之时，宋氏三姐妹暂时抛开政治分歧，一起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既各显其能，也相互扶持。但是，她们的关系是微妙并且复杂的，即便在十四年抗战期间也是如此。短暂的重归于好之后，她们很快又走上了岔路。想要真正理解她们，还要往前看、往后看。”林家有说。

　　04、1931~1936，从天涯到咫尺

　　裂痕

　　姐妹间出现裂痕，是在上世纪20年代。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决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追随者，宋庆龄毫无保留地表示支持，但是宋美龄不赞成。为此，两人发生过争论，很长一段时间互相不说话。

　　孙中山去世后，1926年末到1927年初，宋美龄随母亲到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得以和宋庆龄团聚。在武汉，宋美龄与苏联顾问鲍罗廷有过几次谈话，对共产主义理念非常排斥，由此与坚守三大政策的宋庆龄越走越远。

　　就在此时，蒋介石开始向宋家靠近。他曾对人说：“我现在有了地位，但缺少声望，所以我要和总理(即孙中山)身边的人多走动走动。”追求宋美龄是他接近宋家最好的办法。宋美龄对蒋介石有好感，但宋庆龄考虑到蒋介石可能背弃孙中山的遗志，叛变革命，同时认为他的人品也不好，表示了反对。这时，一向低调的宋霭龄出面了。1926年底的一个夜晚，宋霭龄在江西九江江面的一艘小船上，与蒋介石密谈，表示支持他和小妹交往。林家有说：“宋霭龄考虑的是孔家的商业利益。她相信蒋介石日后必能飞黄腾达，因此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这就使她与宋庆龄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促使姐妹三人加速做出选择。宋庆龄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决裂。宋美龄从上海来到武汉，希望说服二姐改变立场，被断然拒绝，两人不欢而散。8月，宋庆龄在愤怒和失望中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和欧洲，开始了独立的政治活动。4个月后，宋美龄与蒋介石成婚。

　　虽然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宋庆龄不时流露出对姐妹亲情的眷恋。她常和人说：“美龄很聪明，拉丁文学得比我好，在音乐上也很有天赋，钢琴弹得特别好……我们一起说政治往往不欢而散，我们完全是为了思想信仰的不同而分开的。”宋美龄的态度也很矛盾、微妙：一方面她没做过破坏私人感情的事，另一方面又对二姐坚决反对蒋介石很不满意。渐渐地，两人关系越发冷淡，基本上断绝了往来。宋美龄偶尔写信问候也只谈私事，不谈政治，有时候还由秘书代笔。宋霭龄已经随丈夫孔祥熙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与宋庆龄的关系同样疏远。“这段时期，她们的裂痕是因为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随着宋庆龄的出走，三姐妹在空间和内心的距离都到了最大。”林家有说。

　　重聚

　　1931年，对于宋家和中国来说都不太平。那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财政部长宋子文焦头烂额，正在全力“剿共”的蒋介石给他发来成堆的电报，要款催粮。7月23日，宋子文接到噩耗：母亲倪桂珍在青岛病故。据说，宋子文当时曾问给二姐的电报发出去没有，在得到“大姐不让发”的回答后，和宋霭龄吵了起来，坚持要通知宋庆龄回国奔丧。8月13日，宋庆龄从欧洲回到上海，随后她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宋家兄弟姐妹时隔多年得以重聚。对于宋庆龄的到来，蒋介石心情复杂。“一方面，他对宋庆龄常年反对自己的态度怀恨在心，另一方面，又得到了显示自己与孙夫人是亲属的机会。”尚明轩说。然而，就在宋庆龄“因母丧回国，暂时拟留沪休养”时，蒋介石下令逮捕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几番努力，终于在狱中见到了邓演达，并承诺设法营救。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他的侍卫长跑来质问安排宋、邓会面的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胡逸民。胡逸民说：“这是孙总理夫人自己要求的，你敢不让她见?”

　　蒋介石深恐夜长梦多，密令戴笠将邓演达“斩决报来”。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战拉开帷幕。迫于压力，蒋介石暂时“下野”，但“下野”前还是杀害了邓演达。这对宋庆龄刺激很大，她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宣言，痛陈蒋介石专制独裁，声称国民党已经“灭亡”。随着这份宣言，三姐妹关系再次受到影响。

　　短短一个多月后，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突袭，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两天后，宋庆龄来到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部慰问，她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此后，宋庆龄冒着炮火多次来到前线慰问将士，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宋庆龄口中的“亿万同胞”也包括自己的大姐宋霭龄。面对装备先进的日军，十九路军损失很大，上海的医院已经收容不下伤兵，宋霭龄和宋庆龄姐妹俩紧急筹办了两所临时医院。在她们的带动下，上海各界人士纷纷出资，资助或筹办医院。年初的上海天气阴冷，宋霭龄和宋庆龄又发动民众缝制棉衣，几天之内，数万套棉服就送到了将士们手中。当时，上海的报纸曾以《孙宋庆龄夫人孔宋霭龄夫人与蔡廷锴将军在前线》为题，报道了姐妹俩携手抗日的故事。眼看姐姐们为抗战奔忙，宋子文也豁出老本儿，把自己属下的精锐部队税警总团拉到了上海前线，还亲自颁发了作战命令。在抗战初期，宋家成员的关系出现了一线缓和的曙光。

　　大义

　　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但蒋介石仍没有改变对日妥协的态度，最终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1935年夏天，国民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华北告急。这年秋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直和中共保持着联系的宋庆龄得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当天晚上，她“一反往常的文静仪态，左手拿着一瓶香槟，右手拿着一瓶白兰地，端庄的脸上泛着红晕”，来到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住所，为红军的胜利干杯。

　　面对全国上下要求抗日的浪潮，蒋介石感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越来越困难。于是，他耍起了新手段——与中共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为了与中共“打通关系”，蒋介石派出几路人马，宋子文便是其中一路。他第一时间想到了二姐宋庆龄，请她代为联系。宋庆龄虽然与蒋介石决裂，但是认为这个做法符合民族利益，欣然同意帮忙。1936年初，宋庆龄托中央特科的董健吾将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亲笔信送往陕北，交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董健吾到陕北后，几经周转拿到回信，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宋庆龄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威望，为中共、为国家和民族做了很多事。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她努力在国共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然而，1936年12月12日，在各方均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正在西安督战的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这是抗战的转折点，也是宋氏三姐妹由分到合的重要节点。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宋美龄“一下子晕了过去”。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何应钦等人蠢蠢欲动，希望借讨伐张、杨除掉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孔祥熙急忙找到宋庆龄，希望她在一份谴责张、杨，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声明上签字。宋庆龄摇了摇头，孔祥熙大吃一惊。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提到了宋庆龄拒绝的理由：“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孔祥熙听罢无言以对。

　　第二天，平静下来的宋庆龄把密友胡子婴请来家中。胡子婴原以为蒋介石被扣押，宋庆龄会很高兴，没想到她说：“能陪我去西安吗?”胡子婴问：“去西安干什么?”宋庆龄解释说：“去劝张学良放了蒋介石。现在何应钦他们唯恐中国不乱，如果蒋介石被杀，势必爆发内战，日本就有机可乘。”后来由于何应钦准备轰炸西安，宋庆龄前往西安的计划未能成行。

　　宋美龄急于救出蒋介石，却不知道中共的态度。她硬着头皮让宋子文找宋庆龄，想通过二姐探听中共立场。宋庆龄将宋美龄的话转达给了潘汉年：“美龄愿出五万银洋，保住蒋介石的性命。”潘汉年笑言，蒋介石的人头何止值五万银洋，接着又说：“您告诉宋美龄，我们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您劝劝她，派人到西安和张、杨以及我们商讨解决办法。我愿意到南京，见她和宋子文。”随后，潘汉年前往南京，转达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有了信心的宋子文和宋美龄先后赴陕，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中，宋庆龄不计前嫌，让宋美龄非常感动。她说：“二姐深明大义，不计荣辱恩仇，美龄甚为钦佩!”“在抗战前6年里，宋氏三姐妹有过共同对敌的合作，政见分歧带来的隔阂也一直存在。宋庆龄坚持全民族共同抗日，宋霭龄、宋美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还算识得大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关系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三姐妹的关系也渐趋好转。”林家有说。

　　05、1938~1945，共国难易，同胜利难

　　携手

　　沦陷前的香港，是一个国际化港口，免于战火纷扰，又能连通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姐妹三人不约而同地选择来到这里，继续抗日救亡工作。

　　最早来到香港的是宋庆龄。1937年12月，她在日军攻占上海后转移至此。不久武汉失守，宋霭龄也撤到了香港。1940年春节过后，宋美龄因治病从重庆来到香港，住进了宋霭龄家中。没多久，宋庆龄也搬了过来。这次团聚，三姐妹只是回忆亲情、闲话家常，并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三姐妹身穿中式旗袍，出席了一个集会，宣布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的香港分社。三姐妹都发表了讲话，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团结之意。

　　首先发言的宋美龄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为救助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提出由保盟对“伤兵之友”香港分社的财物账目进行审计。她的讲话赢得了长久的掌声，因为此前国民政府对保盟和“工合”采取回避态度。紧接着发言的宋庆龄热情地回应，提出香港分社应由组织才能卓越的大姐宋霭龄担任主席。最后发言的宋霭龄并未多谈自己的付出，只是称赞两个妹妹对抗战的贡献，表示今后要多做工作。

　　对“伤兵之友”活动的积极参与，是三姐妹在整个抗战时期政治上最融洽的表现之一。这种融洽延续的产物，是她们在3月31日联袂踏上了前往陪都重庆和四川省会成都的征途。

　　在长达7个星期的旅行中，宋氏三姐妹同出同归，以女性特有的坚韧，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孤儿院、医院、工厂、学校、机关，以及遭日本轰炸的灾区。大量照片记录下了她们的身影：在集会上鼓舞士气;在防空洞的烛光下挤在一起商讨形势;像母亲一般拥抱着孤儿，把脸贴着他们的脸;小心翼翼又保持风度地走过一片被轰炸过的废墟……一位外国记者感慨道：“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种旅行，人们要住当地的伙铺，挨臭虫咬、蚊子叮。你当然认为，例如孔夫人(宋霭龄)，她是受不了的……但是她却能吃苦耐劳。她们姐妹全都吃苦耐劳。她们在这次最艰苦的旅行之后，在成都的一次空袭中还露出了笑容，可想而知她们是人们心目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1940年4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邀请三姐妹发表广播演说，向美国播出。她们分别用英语呼唤国际社会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东西，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当我向美国讲话时，我感到并且深知，我正在向真正同情中国的朋友们讲话。”“我所说的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太平洋和世界的未来历史必然会变样，因为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已经拿起武器，为自己的自由、为你们和全人类而战斗。”广播演说后的第二天，纽约州立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这些行走在硝烟中的婉约身影，构成了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亲密情感与团结行动的最高潮。

　　离心

　　在一次宴会上，蒋介石对宋庆龄格外殷勤，不仅亲自夹菜，还不时小声说几句关切的话语，以示亲密。但宋庆龄在发言时仍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二是希望宪政尽早实施。这两点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努力推动的大事。

　　在随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报道中，蒋介石的出席被大肆渲染，宋庆龄的讲话只字未提。宋美龄看了报道后大为恼火，痛骂中央通讯社，反而宋庆龄并未计较，还是抱着巩固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愿望，继续作鼓舞士气的工作。不过，蒋介石的小动作的确让宋庆龄想起了姐妹亲情之外某些不和谐的东西。“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像在这里，当展品。”话虽委婉，传递的意思却清晰明了。

　　宋庆龄心中“更有益的工作”是指通过由她一手创立的保盟，向中国战地提供救济和援助，特别是援助在敌后开辟游击区的中共。当时，中共领导的部队属于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心怀鬼胎，明里暗里阻挠中共部队的军需供应。

　　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化舞台，宋庆龄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活动。她与美国驻华助理海军武官卡尔逊进行了一次长谈，并因“沉静中显得很美丽”“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给卡尔逊留下深刻印象。谈话一结束，他就写了一份报告呈递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她(宋庆龄)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孙博士三民主义的真正的拥护者……她也认为——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外国人也这样看——八路军所创造的进行抗战的模式是惟一能使中国取胜的模式……”

　　几乎在每一次公开讲话中，宋庆龄都不忘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的游击队战士们，因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在一份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报中，宋庆龄被形容为“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

　　这些行为和言论自然令蒋介石很不满。“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宋美龄的反应，但不难推测，她好不容易与二姐修复了关系，此时夹在其中，日子并不好过。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姐妹间还是尽量放下矛盾，携手抗日。1940年5月回香港时，宋庆龄是‘谢绝’了大姐和小妹的极力挽留。虽然离开了重庆，但是大家一同为抗日出力，姐妹间的关系表面上还算融洽。”

　　殊途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得三姐妹尽力维持的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1940年底，正值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和新四军，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中共顾全大局，表示了让步，答应将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先开赴到长江以北。

　　然而，蒋介石对中共的让步置之不理，命令上官云相等人“解决”皖南的新四军。1941年1月，北上途中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8万多人的突袭，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皖南事变”震惊了世界，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内战的边缘。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严密封锁新闻消息，并诬蔑新四军是“叛军”。宋庆龄闻讯很快做出反应，联合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起草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之势难保持。”蒋介石深知这封公开信发表的结果，紧急命人扣下，不准发表。最终，宋庆龄以释放叶挺为条件，答应不发表公开信。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

　　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恰好在香港，那一次足足待了4个月。这与抗战期间，她前三次到香港只待一个月左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有学者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满，对宋庆龄深感内疚，以滞港不归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宋氏姐妹缓和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香港被日军侵占，宋庆龄退到重庆，再次与姐妹重聚。起初，她不得不暂住在姐姐霭龄家中——这也是国民党当局的要求。亲人虽在身边，但家却不再是舒适的家，而是“镀金的、严实的‘笼子’”。“在这个‘笼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见她要见的朋友。”宋庆龄挚友爱泼斯坦说。

　　在这一时期，宋氏三姐妹共同参加了一些官方活动，但一起露面的次数明显减少。“姐妹表面上的团结维持住了，但再不是抗战前期的通力合作。此后，她们被迫各行其道，宋美龄投身于战事外交，1942年访美大获成功;宋庆龄从事保盟的救济工作，支持中共的抗战。到了抗战后期，形势渐趋明朗，她们姐妹的政治分歧随着国共分歧的加剧而凸显。我们再看不到宋美龄公开称赞二姐的救济工作，宋庆龄也在很多事情上对小妹颇有微词。”尚明轩感慨道。林家有则认为，自“皖南事变”到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相聚的这段时间，她们的关系不算和谐，只能说是“回光返照”。

　　1944年夏天，宋美龄被皮肤病所苦，同姐姐宋霭龄一起去里约热内卢度假，后又前往纽约求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才回国。这一时期，宋氏三姐妹中只有宋庆龄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并时不时地公开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14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后几个月，是举国同庆之时，也是三姐妹最终分道之时：宋庆龄多次和到重庆参加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会面，讨论胜利后的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宋美龄则随蒋介石到处做胜利视察，享受当下的荣光;宋霭龄离开政治前台，退回幕后，盘算着如何再帮家族大捞一笔……1945年12月，宋庆龄离开重庆，返回上海，继续支持民主进步力量;宋霭龄退归孔家，宋美龄则在第二年随蒋介石回到南京。姐妹再次分别，渐行渐远……

　　(摘自《环球人物》 文/李静涛、郑心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