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谈抗战之难：给叫化子五元钱，他都不要
来源：谌旭彬 短史记   2017-07-25 11:28:14

　　图注：1941年2月，蒋介石夫妇在重庆举行纪念“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

　　文 | 谌旭彬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统区物价飙升、通胀严重。但当局并非不欲解决，1943年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①召开第104次常会，讨论之主题，即是“限制物价”。与会者，有邹鲁、孔祥熙、张厉生、林森、孙科、于右任、吴铁城等大员，讨论的结果，是众人一致感叹：“政府管理物价，管一回就高一回”，毫无办法。有意思的是，讨论到半路，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带头，大员们开始吐槽“买不到猪肉”的痛苦。实录如下：

　　林主席：此次限价之后，外面的黑市，没有人去抓，我们附近，半个月以来，不知道杀多少猪，市面上馆子里，天天都有猪肉，我们的警察、宪兵，如果好的话，就可以去抓。抓来之后，枪毙一两个，草菅人命，也是可以的。

　　张委员厉生：这是实在的情形。重庆市的大馆子，据人报告，每天要用几千斤猪肉。我们应该：第一，犯了限价规定的，就要抓;第二，现在运输交通，已有改进，各处运来了的东西，我们要随时宣布，使民众明了。就猪肉来说，现在不是没有，而是偷偷摸摸地来卖，重庆市的馆子，是要鱼有鱼，要肉有肉，我们却买不到。我认为所有的大馆子，都要使它关门，如果不关门，我们是没有办法。

　　图注：1945年，重庆街头一景

　　孙委员科：限价的事，最初技术上就是错的。……并且猪肉，要有钱的人才吃，根本就不必限价，如果不限价，重庆市一定有猪肉。

　　孔代主席：……做买卖的人，要他不发国难财是可以的，至于要他赔本是不可以的。这次猪肉的限价，是14元，而商人要来的本钱，是要18元，那自然会造成黑市，有了黑市，价钱是要更高了。……②

　　因当日严禁公务员进“大馆子”吃喝，张厉生等人吐槽“重庆市的馆子，是要鱼有鱼，要肉有肉，我们却买不到”，实有抱怨自己没猪肉吃的心思在其中。

　　作为财政部长，孔祥熙深知通胀之由来、及猪肉难买的缘故。1943年8月30日，孔氏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第118次常会上坦言，因生产停滞、财政收入远不足以支撑抗战，政府除了印钞票，没有别的办法：

　　“今年的预算是360亿，即是每天1亿。我们把公债、税收，整个的算起来，也不过够两个月的用。今天用的，完全是借债，过去是向四行去借，现在是向中央银行借，银行不够来借是怎样呢?就是增加发行。现在每月的数目，是20亿到30亿。……今天随便一个乡下人，手上都有大把的法币，甚至就说昆明叫化子，给他五元钱，都不要。……要使物价低落，必须国内有东西才可。”③

　　图注：1945年，赫尔利(右三)、张治中(右二)等在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谈

　　其实，不光是国统区如此，延安边区政府也有类似情形。如据谢觉哉讲，1944年初，延安已出现百姓因“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而搬家出走的现象：

　　“延安报告有人民搬家，原因之一为负担重：一种是丈量土地时将土地等级和产量定得高了，使负担重;一种是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人，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石六斗六升。公粮，是把副业收入都折做细粮来征收的。因此就有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的事。”④

　　抗战开支浩大，边区政府也不得不靠大规模增发货币来填补财政漏洞，其后果则是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据谢觉哉讲：

　　“去年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财政却亏欠了，增发行边票近十万万元，弄得物价大涨——不是由于穷，而是由于富。”⑤

　　抗战时期财政之艰难，于国共两党，皆是同样。

　　注释

　　①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②③杨雨青：《抗战期间物价难控，孔祥熙大吐苦水——国民党战时最高领导机关会议秘录首次曝光》，《纵横》2013年第10期。④谢觉哉：《谢觉哉日记》，1944年2月24日。人民出版社1984，P579-580。⑤同上，1944年3月6日，P584-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