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虎部队”：74军在松沪会战打出威名
来源：今日头条-你听说的历史   2015-03-28 14:54:48

　　（《虎部队--国民党抗日王牌七十四军》，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作者：关河五十州）。

　　当日历翻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有远东第一都市之称的上海正被重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在黄浦江岸，阳光依旧灿烂，绿色的原野仍然充满着生机和希望，但是混浊的江面上却已经停满了抛锚的军舰，而且每艘军舰的尾部都无一例外地悬挂着一面膏药旗。

　　除了杀气腾腾，将炮口正对岸边的军舰之外，从头顶隆隆飞过的轰炸机的机翼下面，也同样涂有红色的膏药标记。轰炸机的袭击目标是上海市政府大楼，在排成纵队的机群向大楼发起俯冲后，大楼圆顶瞬间升起了滚滚浓烟。

　　战争让昔日的繁华都市完全变了样，往常车来车往和人头攒动的景象正在如同泡沫一样消失，人们把宾馆和办公楼都打造成了堡垒，所有的低层窗户都被堵得严严实实，门口的沙袋则堆得像柴火堆一般。

　　上海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争，五年前已经爆发过一次，当时叫第一次淞沪会战，时隔多年，第二次淞沪会战又接踵而至。

　　八月二十三日，以第十一师团为主力的日本陆军两个师团在长江南岸登陆，此举不仅减轻了正在市区作战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压力，并且对中国军队的防守左翼形成极大威胁。这一举措与日军在第一次淞沪会战中使用过的战术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只是规模更大而已。

　　天降大任

　　第十一师团登陆后，即直扑罗店。位于淞沪侧背的罗店镇乃沪宁交通枢纽，日军一旦予以控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掐断中国军队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如此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点，作战双方自然都会不惜血本地舍命相争。

　　按照中国统帅部的命令，第十一师在罗店与日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争夺战。他们多次夺回罗店，但很快又告失守，接着再夺再争，有时一线阵地要反复易手七八次之多。

　　罗店附近有一座野战救护所，每天从罗店送来的伤兵都络绎不绝。常常发生这种情况，某担架兵今天还在抬运伤员，第二天便在火线抢救伤员时被炮弹炸死了，连抬下来治伤的机会都没有。

　　整个罗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被称作“血肉磨坊”。紧急时刻，统帅部决定派第五十一师增援罗店，以稳定该地区战局。

　　这个当时还籍籍无名的第五十一师，就是日后被称为“虎部队”的第七十四军的前身。第五十一师本身也有比较长的历史，它的基础是补充第一旅，一九三三年冬天，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而成。

　　补充旅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均为北方人，且大多为原西北军。美国军事观察家、海军陆战队情报军官卡尔逊十年前曾来过中国，那时中国士兵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个个会打仗的商品，作战时只根据军饷拿多拿少选择出力的程度，给的钱多，就起劲一些，若是给的钱少，坐地就给你耍赖。

　　卡尔逊所说的打仗拿钱的士兵，实际上就是募兵。西北军全是募兵，而且是募兵中质量比较高的，当时凡由西北军这个体系训练出来的募兵，普遍都经过较为严格的训练，具有一定的作战技能和经验。

　　补充旅的中高层军官主要由黄埔军校的学生充任。民国时有一个顺口溜，叫做“保定的课堂，讲武的操场，黄埔的战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中国三大军校的特点。一般来说，保定军校的教育最完整、最正规也最扎实，早期的保定生需要七年才能毕业，所以保定生只要能够混上去的，多是师、军乃至是集团军一级的高级指挥官。云南讲武堂实施的则是残酷训练，学生在操场上不累死也得被扒层皮，这造成了有一段时间，云南滇军曾称霸西南，无人能敌。

　　与以上两个老字号相比，黄埔军校带有速成班的性质和特点，不仅受训期极短，而且所学课程也不过是团一级的军事教育，但黄埔生因为一放下书本就进入了战场，实战经验相对丰富。

　　以剽悍敢斗的北方老兵为底子，以接受过基本军事教育的黄埔军官为骨干，使得补充旅很快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军。

　　卡尔逊对中国观察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一支军队能打仗，是嫡系，并不一定就能生存发展得下去，何况补充旅并不是一个正规番号，属于中央军里的杂牌，一不小心很容易被别人兼并补充。它能够逐渐站稳脚跟，并且扩大规模，靠的不光是战功，还有无穷无尽的中国式智慧，而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便是补充旅旅长王耀武。

　　据说王耀武在当旅长的前一年，曾经去看过相。算命先生量了他的左手五指，说他有文相武帅之像，走路虎行，必主大贵，而且最近就会有乔升之喜。

　　王耀武起初也许没太当一回事，但没想到第二年春天，相还真应验了。这下子不仅算命先生的生意爆红，连带王耀武本人也隐隐然有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有人说他是“燕颈熊背虎屁股”，王耀武听了很高兴，给全旅官兵训话时，常常特意把两腿张开，上身前倾，好象随时要像猛虎一般扑出去的样子。每逢讲到带劲处，他还会把右手抬起，食指指向自己的鼻子尖：“我王耀武要是贪生怕死，就是没有父母的骨头！”

　　“文相武帅，走路虎行”那会，王耀武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队日后真的会跟老虎这个名号沾上边，他当时烦心的，是如何在具有中国国情的军队体系里，为部队找到一个最好的发展途径。

　　关系学

　　王耀武原籍山东泰安。这个外表看上去略显粗犷的山东大汉，却有着一颗非常细腻的心，说白了，就是很会做人。就职旅长的第二天，他就大发通电和快邮代电，总计不下百余件。收到他电报的人，凡是学历或官职比他高的，哪怕只是一面之交，他都要在电报抬头上尊称为老师、长官，自己则谦称学生、部属。

　　王耀武不是光嘴上客气，逢年过节，都要给指挥他的机构人员送礼物和津贴，而且还要不辞劳苦地亲自安排办理，务求让大家都妥妥贴贴，舒舒服服。长此以往，指挥机构里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没有对他不满意的，遇到方便处也都尽量予以方便。

　　遍洒甘露只是为了广积善缘，真遇到事，得另外有点过硬的路子才行。当时王耀武最忌讳和最害怕的，是被拨归陈诚指挥。作为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大鳄”，陈诚但凡看到杂牌或是中央军中的杂牌，眼睛都是红的，那真是见一个吃一个，见一双吞一双。陈诚曾在江西临时指挥过一个地方师，结果处着处着，就想把人家给兼并掉，对方不肯，官司一度打到南京军政部，弄得军政部长何应钦都左右为难。

　　为了避开这个风险，王耀武决定跟中央军的另一个实力派顾祝同搭上关系，他用以取得顾祝同信任的一个办法，是提拔李天霞为代团长。

　　李天霞本人业务水平自然不赖，当团长是没话说，同时他又是钱大钧的亲戚，而钱大钧和顾祝同曾同为黄埔教官，乃是至交密友。通过山重水复的这么来回一转悠，王耀武终于跟顾祝同牵上了线，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补充旅挪到了顾祝同的保护伞下。

　　被陈诚“补充”的危险是暂时没有了，但树挪死，人挪活，老是呆着不动，部队也不会有多大前途。成立补充旅的第二年，恰逢红军北上先遣队进抵江西东北地区，南昌行营急调部队进行围追堵截。

　　王耀武立刻发现这是一个机会，据他判断，北上先遣队脱离了江西苏区这一老根据地，新根据地又没有建立起来，在一路作战都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必然疲困不堪。补充旅若是能够加入“追剿”队伍，一定能够从中捞到战功。

　　要走，得先经过顾祝同这一关，但顾祝同已经对王耀武非常欣赏和认可，无论如何不肯答应放人。

　　凡是王耀武心问口、口问心地盘算许久才想好的主意，他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你不是不同意吗？那我就天天来请求，反正是冬瓜茄子、陈谷子烂芝麻地扯一通，既表明立场，也让故主知道，我要出去决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而纯粹是出于公心。

　　孙大圣见了会唠叨的唐长老都头疼，何况是顾祝同。与此同时，王耀武又去找何应钦请命，加上俞济时一再向南昌行营告急，顾祝同不得不接受行营命令，让补充旅脱离了自己的掌握。后来顾祝同跟何应钦在一起闲谈，还说王耀武真是很“调皮”。

　　“调皮”的王耀武获得了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追剿”红军先遣队的这段经历不仅增加了补充旅的战功战史，还为他攀上俞济时创造了机会。

　　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生，曾以师长身份参加过第一次淞沪会战，称得上要资历有资历，要军功有军功，而且他还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很早就被蒋介石倚为心腹。当时俞济时的职务是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天子门生的光环和够硬够铁的关系背景，让他一度态度跋扈，但在被蒋介石任命为“追剿军”总指挥后，俞济时的脑袋就昂不起来了：在与红军北上先遣队的交锋中，因屡次失利，他先后遭到了记大过和撤职留任的处分。

　　与这位沮丧的临时上司相处，王耀武丝毫不敢怠慢，以前怎么给顾祝同牵马坠蹬，现在还是给予一样的待遇。哪怕俞济时随便讲一句话，王耀武都要做为重要的上级指示，给部下们传达一番。当俞济时的指挥部随同补充旅的旅部一同行进时，王耀武总是不离俞济时的左右，他还特地从全旅挑选精壮士兵，编成警卫排，为俞济时提供安全保卫。

　　补充旅既能打仗，旅长对上司又这么体贴入微兼谦虚谨慎，恐怕没有哪个上司会不喜欢。很快，俞济时就把王耀武看成了自己人，以后随着“追剿”的结束，尽管两人的上下级关系已经解除，但俞济时一直罩着王耀武。要不然像补充旅这样无正式番号的部队，即便有“剿匪”的战功，也很难逃脱消失的命运--不是在继续追击红军的路途中被消耗，就是一不小心被哪个“大鳄”给改编或兼并掉了。

　　凭着自己领悟出来的关系学，王耀武得以一路过关斩将，遇水叠桥，补充旅先是被扩编为新十一师，接着又升级为暂五十一师，后来“暂”也拿掉了。到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前，第五十一师已成为三团制乙种师，并内定将扩编为两旅四团制的甲种师。

　　要有主见

　　淞沪会战爆发前，五十一师正在陕西汉中整训。接到统帅部的征调令后，王耀武立即率部集结于宝鸡火车站，通过军用列车紧急输送的方式，昼夜兼程赶往上海。

　　淞沪战场有多么险恶，五十一师在行军途中就感受到了。汉中有一个天主教堂，之前五十一师跟这个教堂从无接触，官兵们也没有信教的，但在部队即将整队出发时，教堂却发来请帖，要给营以上官兵设宴送行。

　　出于礼貌，受邀军官都赴了约。后来才知道主持教堂的是意大利神父，该教堂实际是一个潜伏的国际间谍组织，他们在想方设法搜集并向日方提供关于五十一师的情报。

　　由于日军掌握着五十一师的出行情报，他们开始派飞机沿途进行跟踪侦察。当部队到达浦口时，列车必须换乘渡轮过江，日机趁势进行轰炸，幸亏当时是晚上，沿江已实施灯火管制，日机飞行员看不清目标，炸弹才没有落到船上。

　　使五十一师略受损伤的是在苏州火车站。那里是军火补给点，每列火车至少得停留两个小时，以便换发新武器和新装备，这么长时间的停留，终于还是给日机轰炸找到了机会。

　　行军途中心惊肉跳的经历，让王耀武多长了心眼。接到统帅部的增援令后，他没有贸贸然出击，而是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急行军搜索前进，到达嘉定前线后稍事整顿，再联系友军。第二步才是加入作战。

　　根据王耀武的指示，三〇六团作为先头部队向嘉定开去。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拂晓，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急行军，他们安全到达了嘉定县。此时天还没亮，团长邱维达在县城里转了转，想找人了解点情况，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全城已空无一人，老百姓早就跑光了。

　　这该怎么办？王耀武事先并没有给出答案。

　　邱维达素以冷静有涵养著称。有一次部队出发，王耀武临时安排宿营地点，官兵们迟迟没能集结得起来。王耀武顿时就火了，对着当时担任参谋主任的邱维达大发脾气，骂他：“混蛋，小子，寡廉鲜耻！”

　　其实整件事并不一定是邱维达的责任，但他自始至终没替自己辩解一句，脸上的表情也非常自然，过后还是该干啥就干啥，没有受到一点影响或出现情绪波动。为此，邱维达得到了一个“橡皮气袋”的绰号。

　　若是你据此认为邱维达是一个只会忍受吞声的受气包，那你就错了。有些事，是完全可以不用理会的，比如对方冲动之下的气话。难道邱维达可以这样回答他的上司：“我不混蛋，我不小子，我不寡廉鲜耻……”

　　关键还是自己要有主见，事情做错了，就认，下次记得改进；事情没做错，你骂了等于白骂，我当耳旁风。邱维达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才可以从幕僚升到能够独负其任的军事主官。

　　眼下就是需要邱维达独自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候。他首先登上城墙进行观察，发现城墙还算坚固，可以用作临时野战工事。这也就说明部队无需惊慌，就算日军立马杀到眼前，都能凭城固守。

　　接着邱维达派一个营向罗店方向进行戒备，其余部队休息，以解除疲劳。到罗店联系友军的任务被交给了营长刘振武，邱维达让他快去快回，查明情报后立即上报。

　　刘振武沿着公路走到了罗店以南的施相公庙，在那里，他碰到了十一师的一个营长，知道罗店又被日军第十一师团第占领了，而十一师昨天发动的反击战没有获得成功，部队伤亡很重。目前退守施相公庙的师主力正在加强防御工事，以应对日军向南的进攻。

　　接到刘振武的报告，邱维达明白火速增援是必须的，只是如何增援颇有讲究。

　　天亮之后，日机照旧还要前来骚扰，此外，江面上日军远程舰炮的威力也不可小觑，它们是可以打到嘉定来的。邱维达得到的信息是，有的友军还在增援过程中就被炮弹给炸乱了，部队损失严重。为了不致重蹈覆辙，他下令官兵一律进行伪装，并利用公路两侧的排水沟向施相公庙隐蔽前进。

　　下午四点，各营报告陆续进入阵地，与十一师完成部分接防。这时邱维达才嘘了口气，他相信只要第一步站稳当了，以后有的是办法。

　　聪明仗

　　打仗要是不动脑，打的可能永远都是笨仗。正式接替施相公庙阵地后，邱维达开始捉摸如何才能打聪明仗。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一个固定规律。他们总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先用飞机对中方阵地狂轰滥炸一阵，接着再升起风式观测气球，指示陆地炮兵和海军舰炮作第二次炮击，到了最后一步，步兵才会直接发动进攻。

　　罗店一带到处都是棉田，尽管棉花梗不如北方高梁那么高大密集，但若是部队分散隐蔽在里面，日机也很难发现，所以当成群的日机前来轰炸时，大家不但不害怕，还会加以调侃：“你看，老鸦又在下蛋了。”

　　有观测气球指引的炮击就不同了，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往棉花地里跑，等于送死。当时的中国军队在做工事方面又普遍不太讲究，战壕挖得既不深，也不够坚固，而且很容易暴露，在炮击的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被炮弹碎片杀伤的士兵为数不少。有一次，一发炮弹落在十一师某连的掩蔽部里，炸死炸伤了一个排的预备队，连长被炸得只剩一条腿，惨不忍睹。

　　有经验的老兵通常知道怎么防炮。比如你要是看见一堆喷射的烟火，就可以立刻断定是一颗大炮弹快要飞过来了，而这堆烟火喷射的方向若是直冲着你所在阵地，就得赶快爬开。更厉害一些的，还可以直接根据炮弹的呼啸声，辨别出炮弹飞行的方向和可能的攻击点。

　　可是这里依据的主要还是内战经验，罗店战场上的情形完全不同，日军施射的几乎全是重炮，且非常密集，随着炮弹一排排地落下，浓烈的火药味足以塞住每个人的呼吸。这时候什么声音都不容易辨别了，你再怎么竖起耳朵，能听到的，都像是“十万只大锣同时在敲击”。

　　慌乱之下，一些缺乏战斗经验的军官和士兵往往会舍弃战壕，往竹林或小山包里钻，但这么一来正中敌人下怀。竹林、小山包和棉花地一样，目标明显，他们可以将所有炮火对准了打，结果不言而喻，看上去适于躲避的地方反而死伤的人更多。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靠工事进行防御和掩护。以前工事质量一般，那是因为内战中的双方大多没有什么重火力，用它来挡挡子弹就可以了，没人想到也没必要把工事弄得那么考究。现在则不同了，邱维达规定从团指挥所直达第一线，均须修筑有掩体战壕以及交通壕，并限三天内完成作业。

　　一发炮弹炸垮一个排这样的惨事，也要尽量避免。邱维达的应对措施是纵深疏散配置兵力，别说一个排，一个班都分散开来，以免被日军的炮弹给端了窝。另外他始终没有忘记的一点，就是对部队和阵地进行全面伪装，总之是隐蔽得越深越好。

　　至八月二十九日，三〇六团阵地部署就绪。那个时候，因为蒋介石对曾国藩的用兵之道非常推崇，所以就连黄埔教材都采用了“曾胡治兵语录”。邱维达是黄埔四期生，他很信服曾老爷子的一句名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显然，没有把握地盲目出击，只会得到一个夜半临深池的结果，只有在已经构筑出巩固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谋求“变化”。

　　在这几天里面，由于日军掌握着制空权，士兵们白天烧个饭冒个烟都会招来日机的扫射轰炸，但是到了晚上，日军一般都龟缩不动，敌方阵地上一片沉寂。

　　如何寻求“变化”，就是要找机会寻缝隙。邱维达认为眼下就是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当天深夜，他派三营向罗店日军发起了强袭。

　　三营在营长胡豪的指挥下，乘敌不备，一鼓作气地冲入罗店南侧阵地，砸开了一个六十多米的缺口。在此之前，其它中国友军打的都是阵地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突袭，日军猝不及防，黑暗中只好拿起武器向四周乱射一气。

　　敲山震虎之后，三营并没有继续深入，而是见好就收，拖枪便走。日军哪里肯舍，跟在后面就追。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胡豪且战且退，一直把追敌逗引到了己方阵地前。

　　饶你精似鬼，也免不了照喝洗脚水。见对方已经中计，邱维达立即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集中全团轻重火力，对暴露在阵地前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

　　战斗至天明，阵地枪炮声逐渐稀疏。邱维达举起望眼镜进行观察，看到阵地前沿的日本兵死伤累累，这说明前来追击的日军已被击溃。各营剩下来的事只是打扫战场，收缴武器而已。

　　按照中方记录，此役击毙日军中队长秀吉三郎以下近三百人，日军联队长竹田负伤，三〇六团阵亡营长詹文、刘振武以下两百多人，是一场划得来的胜仗。整个五十一师由此士气大振，自进入淞沪战场以来，官兵们或多或少都存有一些怯敌心理，至此也烟消云散。尽管夜袭的成功并不可能再三再四地复制，但还是挡不住友军部队的“羡慕忌妒恨”：“王耀武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作战，每日夜袭都可得十枝八枝步枪，或打死、俘虏个把敌人。”

　　夜袭战的第二天，上海的《申报》和《大公报》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五十一师的战绩，同时还配发了师长王耀武的大幅照片，其中《申文》更著文称赞：“此次五十一师拒敌大捷，其勇敢机智，实令全国人民精神振奋。”

　　淞沪会战基本上集结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全部精锐，可谓大牌云集。比如五十一师接防的第十一师，就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陈诚为之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他认为最优秀的将领，论名气也要远远盖过五十一师，但五十一师愣是靠自己的表现和努力，在上海滩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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