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南京大屠杀的精神伤害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5-06-15 11:13:11

    中国人作为暴力犯罪对象觉得恐怖，处于中立地位的西方目击者同样如此，1937年12月17日，日军闯入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号称要搜查中国士兵，负责管理该校的美国籍人士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

失去反应能力

    南京浦口村民黄学文是个“幸运”者，1937年12月15日，日军到他们村子，把几十人集中起来，从中找手上有老茧等可疑迹象的，一共挑出5名男子。其中一个是瘸子，被释放了；黄学文的父母和妻子抱住日军的大腿求饶，最后被释放；其余3人，因为是外乡“跑反”（方言：指战争时到外乡避难）的，无人出面求情，均被枪杀。那一天下午，天气很好，“太阳晃晃的”。日复一日，在乡间过着贫穷而简单生活的黄学文何曾见过杀人的场面？他遭遇的应激障碍甚至超出专家们的描述，“我当时被吓得眼发黑，什么都看不见，大白天就像晚上一样”，“只听到有枪响”。黄学文没有多少文化，他当然不知道何谓精神伤害，69年过去，他说起日军，只有“害怕”两个字。（《黄学文口述》，调查者：邱伟、胡凌、孙香梅）

     因为极度惊恐，南京市民畏缩在一起，像待宰的羔羊。拉贝记录了他家附近一条巷子的惨状：“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情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不敢有所作为，只是希望拉贝这个“洋鬼子”能赶走日军。

对危险极为冷漠

    时间长了以后，南京市民对显而易见的危险表现得极为冷漠，在拉贝家避难的南京居民就是如此：“经历了日本士兵带来的苦难后，人们对空袭的危险已变得无动于衷了。成群结队的难民默默地站在院子里，眼睛望着飞机，有些人对飞机不屑一顾，而是从容不迫地在草屋里做他们的事。”

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德国、日本居民身上同样如此。

     更有甚者，长时间被暴力和恐惧震慑，有些南京市民失去了人格和起码的自尊，1938年1月2日，日本妇女国防会的几个人到南京来粉饰太平，魏特琳带领她们参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说：“那三个女鬼走时拿出几个霉苹果和一点糖，那些中年难民围着要、抢着要，她们手上拿着几个铜板，在她们手上抢，简直把中国人脸都丢完了。”

精神疲劳和失忆

     乔治•菲奇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安全区官员之一，1938年春天，他携带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电影返回美国向公众宣讲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时，经历了无以言状的失忆，他在《关于菲奇就南京事件进行的巡回演讲》中说：“在演讲的中途，我的心成了一片空白。我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接下来要说什么?幸亏我想起来带来影片的事儿，我想如果把它放映的话，也许能讲一讲的。这总算顺利过去了，但是最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回到我妻子帕萨迪纳的公寓。”

     在另一次集会上，正在演讲的乔治•菲奇碰到了同样的事情，而且由于没带影片去，茫然失措的他只好“结结巴巴地讲到了结尾”。X光检查显示，他的脑部并无问题，于是，菲奇自我诊断说，“在南京的每天的可怕记忆也许同我这神经性疲劳有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