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回眸下江人》作者:陈兰荪 孔祥云 重庆出版社
1938年2月18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对我战时首都重庆进行轰炸,至1943年8月止,长达5年多的时间。历史虽已走过60多年,但大轰炸留给人们记忆中的伤痕,却是永远也难以抹掉的。
抗战时期,北碚在行政区划上不属重庆,但属重庆卫戍区管辖。因为与重庆邻近,交通方便,许多居民都疏散去了北碚。这里主要是教育文化区,并有难民营、儿童保育院和民间救济机构,既无军事设施,也不是行政要地,但日机根本不顾国际谴责,竟以这个区作为轰炸目标。重庆号称雾都,真正晴朗的日子不多。若在和平时期,凡是晴朗的日子都是人们最快乐的时光。但在那抗战的年代,晴朗的日子却预示着灾难,因为日机必来轰炸。一遇晴天,人们便早早地带着干粮和饮水,去郊外丛林或乱坟堆处躲避。1940年5月,川东一带天气多晴。5月26日到30日,日机136架分批袭击重庆,仅西郊地区(沙磁和巴县)就投下117枚炸弹。27日有160架袭击江北县和北碚。28日有98架袭击市中区,投弹160枚,死伤250人。29日有100架轰炸沙坪坝,重庆大学内就落下59枚炸弹。其中,5月27日,敌机在北碚进行了狂轰滥炸,以黄桷镇的复旦大学作为投弹的目标。
复旦,是全国著名大学之一。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进犯后,复旦大学就决定迁校。经研究办法是:一部分向大后方撤退;一部分留在上海租界内,另选校址办补习班,以使留沪同学不致荒疏学业。由原校长李登辉(注:非台独分子李登辉)负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地,李校长提出: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学校不教日文,不说日语,保持民族气节和复旦声誉,否则,宁可停办。
西迁的一部分师生先至贵阳,后迁至重庆,大批从上海来的教职员和学生进入重庆,以后逐渐有本地学生考进该校。1938年2月,在复旦大学校友的协助下,由副校长吴南轩,赴嘉陵江小三峡一带寻找新的校址。选定北碚对岸的黄桷镇夏坝,其背靠琼玉山,面对嘉陵江,有平坦的土地一千多亩,与北碚夹江相望,这儿山清水秀,林葱竹茂,诚为建校的好地方。
吴南轩在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的大力支持下,迁校至此。在夏坝租河神庙(即紫阳宫)设办公处,借中心小学为临时教室,在煤炭坪修学生宿舍,以王家花园为教师宿舍。荒村茅舍,房屋简陋,但有看不尽的蓝天白云,野花烂漫,听不完的山鸟啁啾,号子呼应。全校500多师生不避艰险,来到此小镇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教学。一所培养出千万精英的高等学府,落足在这大后方荒凉的山村,自有其乐趣,自有其与当地乡亲们解不开的情结。
复旦大学原设文、理、法、商四个学院13个科系,迁渝后增设了史地学系、统计学系、园艺学系、农艺学系、茶叶专修科、银行系、理科等。校舍散布黄桷镇每个角落,到处是“复旦”的踪迹。本地人大量投考进来,人数日增,便把一个大煤栈也变成了学生宿舍。师生们能以抗战自励,精神振奋,教学认真,生活简朴,课余乃从事救亡宣传,进行社会调查,发扬了复旦的爱国主义传统。
日本侵略军陆军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协议,联合轰炸中国内地,代号为“101作战”,目的是削弱中国内地的抗战意志,压制中国内地军事和政治中心的航空势力,进而摧毁其重要设施,目标主要是重庆。
北碚,除复旦大学外,还有外来的四、五所学院和专科学校以及中央研究院和国立编辑馆,是教授、学者、专家云集之处。1940年5月27日,鬼子飞机来此投弹,疯狂轰炸,复旦损失惨重,遇难师生七人,伤数十人。孙寒冰教授当即身亡。复旦震惊了,社会震惊了。全国有名的《文摘》旬刊就是孙教授主办,是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销路最广的刊物,孙教授之死,是陪都学术界莫大的损失。
孙寒冰生于上海,原籍江苏南叵,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华盛顿大学学士。回国后先后担任法学院院长,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迁渝后任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
惨案发生后,复旦大学为死难的师生举行了追悼会,同学们采集了许多鲜花,放置在死难者遗体周围并自觉地守灵,以表达他们的哀思。《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悼念孙寒冰先生》,称他是“文化界战士,青年的导师”,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一大损失”,“他的精神永生”。重庆各界还在夫子池“忠义堂”举行孙寒冰追悼会,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及知名人士黄炎培、沈钧儒等均出席。1941年10月1日,复旦大学在东阳镇新建的校园内,特为罹难者立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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