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轰炸中崛起
来源：浙江大学校报2010年5月28日   2015-04-30 14:54:58

　　■文/张淑锵

　　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崛起，经历的过程各不相同。浙江大学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崛起，过程独特举世罕见，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侵略者的轰炸中崛起。

　　众所周知，浙江大学办学于杭州。淞沪会战时，杭州成为日寇轰炸对象之一，笕桥、沪杭路车站、沿湖一带不断遭到轰炸。据统计，自会战开始的三个月内，杭州当时的警报在100次以上。面对战争，许多在杭的学校已经开始疏散或向内地搬迁，但是浙江大学既没有停止办学，也没有延迟开学，而是一方面坚持于9月份照常开学、正常上课；另一方面紧急成立以校长竺可桢为主席的“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保证教学、科研等各项事业持续有序开展。按照学校的部署，当空袭警报来时，上课的师生们分散避入学校仅有的一个地下室，一旦警报解除则继续打铃上课。浙大教师李洁非曾经回忆，当时学生频繁进入地下室，“电灯放亮了，大家便抽出带来的书籍临灯默读，因之，有时静寂得一点儿声息俱无。”浙大的学生们就是这样坚持“在轰炸中学习”。

　　由于日军的持续进攻，特别是日军在11月5日于苏浙交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后，杭州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迁校成为浙大最终不得不为之的一种选择，并且从此一迁再迁，历尽艰险，甚至命悬一线。在从建德迁往泰和的路上，玉山是必经之处。据女生吴俭农回忆，教师舒鸿接受竺可桢校长的委托，带领一部分女学生由江山步行向玉山进发，到达玉山时已暮色苍茫。师生们只得在一家棺材店停下投宿。棺材店老板把女生们安排在楼上的空房间打地铺，舒鸿则守护在门口不眠。半夜，吴因脚痒下楼打水洗脚，发现在暗淡的灯光下有十几个人扛着与棺材同样大小的东西匆忙往外走。吴立即返身上楼，将楼下的异常情况告诉了舒鸿。舒鸿迅速下楼视察，发现人们抬出的尽是炸弹，于是飞快返回楼上狂吹口哨，催促女生卷起铺盖立即启程。正当师生走出玉山城门时，忽有几架日军轰炸机从头顶掠过，旋即轰炸之声叠起，玉山城火光冲天，陷入一片火海。不久，城里人流蜂拥而出，女生们被告知棺材店已炸光，这才恍然得知若非转移及时，险些丧命于玉山城内。

　　浙大抵达泰和后，一度迎来一个和谐安宁的办学环境。然而，由于战火蔓延，学校只得再迁广西宜山。宜山处于西南山区，抗战以来警报虽时有发出，日机却少有来袭，本以为可作浙大容身之处。1938年10月，浙大迁入宜山后就以标营为二、三、四年级学生宿舍，住宿学生达339人。

　　出乎浙大师生意料的是，浙大在此竟然遭受日军前所未有的野蛮轰炸，险些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1939年2月5日，日军飞机18架以浙大标营为目标，半小时内三次轰炸，投燃烧弹、爆裂弹120枚之多。这次轰炸使浙江大学损失惨重，炸毁浙大标营东宿舍8间、大礼堂1幢、新教室3幢计14间，其余如导师办公室、体育室、事务课办公室、阅报室、厨房、储藏室、饭厅及杂室等被毁或不能住人，体育场亦不再可用，连西迁以来仅有的一架钢琴也未能幸免。标营东宿舍二年级学生122人“除身所衣者外，其书籍衣被箱箧，荡然无存”。令人庆幸的是，在如此狂轰滥炸之下，浙大师生竟然安全无恙，仅有2名学生和1名校工轻伤。

　　学校为帮助受灾同学度过难关坚持学习，拨款救助同学；又以教职员月薪十分之一捐助给在轰炸中受到损失的同学。竺可桢校长则在学校的第11次纪念周报告中，强烈谴责日军对中国教育机构的肆意破坏，鼓励师生在挫折面前不颓丧、不气馁，要更加勇敢、更加坚定，要更能“深省奋砺”。

　　经历轰炸的浙江大学不仅没有被炸垮，相反吸引了更多的优秀学者相继来校，共襄伟业。4月8日，丰子恺先生就应竺可桢之聘携全家抵达宜山。尚未进城时就闻警报响起，日军五架“零式”轰炸机低空掠过，人们慌作一团，丰子恺一行只得沿来路返回离县城4公里的峡口悬崖下暂时躲避。警报解除后，丰子恺在入城后赴浙大报到的路上，不料警报再次骤起,人们再次涌上大街向县郊逃亡。慌乱中，丰子恺一家被逃难的人流冲散。警报再次解除后，在竺可桢的关心下，丰子恺找回了失散的家人。一日之内经历生离死别，丰子恺不禁感慨万千。

　　1940年2月，浙大迁入贵州遵义，终止了艰难动荡的西迁脚步。从此，浙江大学在当时硝烟弥漫的国土上，赢得了一处难得的办学绿洲，进入了一个极其珍贵、相对安全、长期稳定的办学时期，并最终崛起成为当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回顾浙大西迁的艰险旅程，她走过了一条排万难、冒万死、以求真知的艰苦创业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虽有敌机盘旋于项顶，生死置于险境之中，师生们却始终坚持科教以兴国、读书以安邦的顽强毅力不挫。这也许正是当年浙大之所以在逆境中崛起而为“东方剑桥”的一个关键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