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老兵寻访记】黄埔六期生彭汝容的传奇轶事
来源：关爱抗战老兵江西群   2017-09-09 14:04:53

　　彭汝容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省人民政府终身参事、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2010年6月21日，记者来到位于东门三眼井的彭汝容家采访，倾听和记录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若非亲眼所见，记者真不相信彭汝容家竟如此破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住房，房间阴暗、狭窄、破烂，总面积不到50平方米。彭老正在伏案读书，在看《中国帝王百传》，桌子上摆着《周恩来选集》、《黎原回忆录》，记者惊讶道：“彭老，您百岁高龄，看书居然不用戴眼镜，您身体真好。”彭老笑道：“老了，身体大不如前了，眼睛蒙、手发抖，看一小时书便要休息两小时，这几年我的身体大不如前，我现在已经很少下楼走动了。我平日最爱看历史、名人传记，黎原是我的战友，他前两年去世了，之前送了本回忆录给我，我看了之后也想自己写一本回忆录，可现在身体弱写不了，后悔当初手不抖时没有及时写，现在想写也写不了了。”

　　投笔从戎入黄埔

　　彭汝容出生于芦溪镇江霞村，15岁时，还在萍乡中学读初中的他与26岁的大哥彭汝良同时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当年第六期总共招生共718人，分步、骑、炮、工、辎科，萍乡学生便有30多人，是全国除醴陵之外学生第二多的地方。彭汝容的同学有戴笠、廖耀湘等。说到戴笠，彭汝容告诉记者，戴笠的年龄比他大10多岁，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

　　由于戴笠经常恃强凌弱，所以彭汝容与戴笠关系平常。当时，军校附近有一条小巷叫鸡鹅巷，一天傍晚，彭汝容从这里路过，住在旅馆的戴笠将一盆洗脚水从旅馆泼出来，脏水溅在彭汝容身上。血气方刚的他要求戴笠道歉，谁知戴笠非但不道歉，反而恶语相辱，忍无可忍的他一把抓住戴笠的衣领，狠狠地揍了一顿。彭汝容对记者说，戴笠后来成了蒋介石的走狗和军统特务，几十年来，一想到自己曾经狠狠地揍过这个人，他心里便有一种快意和解恨。

　　当时，为巩固革命策源地，新生组成入伍生团分驻广东几个重要城镇据点(深圳、石龙、东莞、虎门等地)，彭汝容随营部(一团二营)驻防虎门要塞，兼负看守一些政治人犯(如林直勉、吴铁城等)。当时肖楚女是政治总教官，每周两次从黄埔本校来虎门为学生上课，由于彭汝容勤奋好学，成绩相当优秀，有一次肖楚女拍拍彭汝容的肩头，说：“小彭同学，好好锻炼，做一个有志气的革命军人”，当时只有16岁的彭汝容深深的将此话记在心中。

　　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下令在黄埔军校中实行清党，凡是共产党员一律要求自动脱党，违者格杀勿论。肖楚女老师当时在医院住院，被几名特务强行从病床上拖走带至监狱，22日，肖楚女在狱中被杀害，彭汝容听到消息后大哭一场。与此同时，彭汝容正随入伍生团驻防在广东东莞县，在“清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彭汝容连队的共产党员刘自立、王翚、廖一通等都被叫到营部集中，再“礼送”广州后就下落不明了，而留下的学生被营部按名册一律宣布为国民党员。

　　不久营部奉命调集沙河准备升学，彭汝容经过升学考试合格，转入黄埔本校步科学习，彭汝容学习了射击、步兵指挥、地形等课程，1929年2月，彭汝容毕业，分配到河南开封国民党警备部队。不久，他听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中央陆军教导师军官队，教授德国战术，便找到警备部队的师长，要求前往南京深造。

　　1930年初，经过考试，彭汝容正式成为南京中央陆军教导师军官队的一名新学员。在教导师军官队，彭汝容认真学习了德国战术，还经常与德国教官一起踢足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亲历一二八抗战

　　彭汝容从军官队学习期满后分任排长，时值蒋、冯、阎混战开端，彭汝容随教导第一师(师长冯轶裴)在陇海一线与冯部石友三、孙良诚、孙殿英等军作战，由于战斗激烈，伤亡惨重，1930年8月，师部攻至归德、兖州之后即复员回会南京休整。

　　1930年12月，教导第一师与国民政府警备师合并为警卫师(师长冯轶裴，副师长俞济时)，下辖两个旅六个团，师直属两个特务团、一个炮兵团和其他一些特种部队，全德国式装备，总兵力几乎相当于其他部队的两个师，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

　　1931年3月，在整军中，警卫师扩编为警卫军，所辖部队被拆分成两个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番号分别为警卫第1师(师长由军长冯轶裴兼任)和警卫第2师，彭汝容调为军部运动训练班主任。是年6月24日，冯轶裴病逝，由顾祝同接充，从此，这支蒋介石最亲信和精锐的部队就每况愈下的改编了，打破了蒋介石的整军计划。

　　1931年12月，蒋介石宣布下野，警卫军第一、第二师改为87师、88师。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驻守上海的19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坚决抗日，英勇战斗，上海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使日军无法登陆。

　　1932年2月14日，因为淞沪抗日战局紧张，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将分驻京沪、京杭地区的第87、第88师以及中央教导总队组建成为第5军(军长张治中)，并令全军增援吴淞、刘行一线。时年21岁的彭汝容就在87师(师长由张治中兼任)特务团二营任连长，奉命坚守温澡浜一带前沿阵地，他带领他的连队日夜坚守阵地，英勇奋战，一有日军靠上阵地，彭汝容便指挥全连10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日军鬼哭狼嚎、落荒而逃。

　　战斗间隙，彭汝容就带领战士们修筑壕沟，把隐蔽部修得更加坚固。“当时飞机和大炮炸弹的爆炸力都没有现在强，只要把隐蔽部的顶部修得有两米厚，炸弹就无法炸坏。”由于他们把隐蔽部修得坚固，所以，他们连队100余人仅牺牲10来个人。彭老告诉记者，桂永清率领的教导总队学生军因系新兵，缺乏经验，隐蔽部修得不坚固，隐蔽部很快就被炸塌了。“可怜他们3000余人死伤超过一大半”，彭汝容不无感慨。最终，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守军腹背受敌，于是全面从前线后撤。第五军被迫撤退至上海嘉定县。但是，彭汝容此时竟然没有得到撤退命令，营、团以上干部都联系不上，无奈之下，彭汝容带领连队连夜赶往嘉定，就快到达嘉定县城时，发现27架日机分3组飞向嘉定方向，彭汝容果断决定将部队暂时隐蔽在山上，不进县城，待日机离开后，彭汝容进入县城，只见先头部队伤亡惨重，尸体遍地。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第五军复员回南京，在途经常熟县时，团部召开战绩总结会议，彭汝容在会上痛斥营长张XX贪生怕死、指挥不力，可是该营长与团长莫我约是老关系，反说彭汝容有抗上行为。回到南京后，彭汝容随即被他们撤职。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

　　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后又成立力行社，蒋介石亲自任社长，戴笠任特务处长。此时，身居高位的戴笠捎信给彭汝容，叫他来特务处帮忙，彭汝容很生气，回信说：“我堂堂军人，不想做特务。”参谋处一位处长见他有胆有识，英勇善战，对他非常赏识，决定调他到陆军大学学习深造。恰好，他的二哥彭汝云在武汉任电台台长，得知他对部队有情绪，便通过同乡蔡孟坚(时任汉口警察局局长)举荐，到武汉干部训练班(班主任袁守谦)受训。期满后分配在武昌警察局任队长兼军士训练班主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激起了全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潮，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当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夏天在武昌珞珈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调训中级以上官员。彭汝容由警察局选派参加受训，一些所谓名流如张群、白崇禧、杨杰、陈立夫等人先后来到这里做枯燥无味的演讲，引起了学员的反感，尤其是张群所谓的“争取和平”一词，当场被质询，使得张群非常难堪，后经教育长万耀煌从中劝阻，始告了事。

　　有一次，周恩来应邀莅团演讲，他一登场便说：“同学们，我今天不是讲政治话题，而是讲抗日的战略问题”。这一开头语严肃了全场的气氛，接着，周恩来又从中日两国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抗日必须采取诱敌深入、采取游击战术的必要性。“周恩来这一丰富的激励人心的话，我曾做了详细笔记，可惜文革时被抄失了”，彭汝容不无惋惜的说。听了周公这一铿锵有力、切合时宜的启示和鼓励后，彭汝容顿时感到应该投入到民族解放战场，挽救国家的危亡。

　　于是，在这个训练团结业后，彭汝容来到预备第五师(师长蒋伏生)任营长。1938年6月，日军进入湖北，武汉面临失守，当时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为保护武汉安全，蔡孟坚按上级要求成立警卫总队，投入抗日工作。刚成立的警卫总队缺乏实战经验，于是蔡孟坚强烈要求彭汝容回来帮助指挥，彭汝容先后任湖北警卫总队支队长、上校团长、参谋长等职，指挥警卫总队修建防空洞，并击落日机数架。10月下旬，武汉失陷，部队辗转数年，驻防湖北建始县，加紧战备训练，厉兵秣马，随时准备与日寇作战。

　　1940年间，国土日失，警卫总队的军饷和军需面临断绝，部队也随之七编八改，部队陷于裁编的地步，彭汝容随即进入了重庆马家店第五军军官总队当学员。最后，警卫总队改编为军政部监护总队，属部队建制，直属重庆国民党中央管辖，担任后方守护任务。抗战中期，彭汝容随监护总队驻防重庆南岸海棠溪——一品场一线，清楚地观察到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行径。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彭汝容深感愤慨。在同情中共和痛恨反动派的激情下，彭汝容曾于某黄昏之际，在重庆督邮街柏油路面上，用粉笔书写“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九个大字。第二天早上再去看，就听到围观的路人说：“写得对!写的好!”，足见当时民心向背。

　　在重庆时，彭迪(彭汝容的侄子，原名彭启新，后任中国首位驻美记者)的哥哥彭启萍(后任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中美航空公司的总裁)长期住在彭汝容家里，有一次，彭迪来看哥哥，当时反动派得知彭迪夫人钱行是共产党员，便派宪兵来抓捕，彭汝容出面阻止，宪兵也没办法。最后，在彭汝容的帮助下，彭迪夫妇安全到达延安。此外，彭汝容还无意遇到四个从湘鄂流亡的大、中学生，当即资助和鼓励他们奔赴延安抗大参加革命。

　　参加昆明起义

　　抗战后期，彭汝容随监护总队驻防贵州遵义时，三个月未发粮饷，继而奉令裁撤。全体官兵在激愤促动下，拟开向湘黔边境打游击。但考虑与共产党尚未取得联系，毫无靠山，后果堪虑，因而未果。终于部队受编，彭汝容调任贵州省补给司令部督导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竟然置民众生死不顾，悍然发动内战。彭汝容此时此刻真切地感觉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

　　1949年11月，彭汝容调任贵州安顺粮秣总库(第42补给区45粮秣库)库长，而此时，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先头部队已进军川黔两省，贵阳解放前夕，国民党各机关纷纷西撤昆明。月底，彭汝容听闻昆明准备起义，便准备启程前往昆明。忽然，贵州绥靖副司令韩文焕委任他为司令部的少将特务旅旅长。由于彭汝容与他是黄埔同学，便佯称“承蒙栽培”，告辞后，彭汝容想到前不久绥靖司令部诱杀准备起义的七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一事，立刻感到事不宜迟。当晚，彭汝容将库务交给副库长彭汲古，嘱其稳交解放军。翌晨，彭汝容偕部份人员急车昆明，并于12月9日参加了卢汉领导的昆明起义。

　　当时，昆明地区一片混乱，敌我友难分，彭汝容遵照上级指示，与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和云南地下党组织紧密配合，昼夜巡逻，维持社会治安。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分子得知彭汝容起义，便将彭汝容家中财物洗劫一空，并企图杀害彭汝容的家人，因手榴弹没有爆炸而幸免于难。21日，因解放军逼近沾益、曲靖，残余势力被迫撤围南逃，持续了6天6夜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1950年3月间，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军昆明，彭汝容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欢迎大会，并与指战员握手言欢。5月份，奉命调往解放军军政大学云南分校二总队四大队二中队学习。1951年2月，毕业后分配在四兵团十四军。6月份，又转至云南军区军官教导团三大队二中队。1952年4月，彭汝容转业回江西老家参加生产建设。

　　十年浩劫苦尽甘来

　　彭汝容的妻子是南坑人钟焕琼，夫妻俩共育10名子女，除老大和老二在昆明长大并留下工作外，其余子女均随他回到萍乡。由于曾当过国军，彭汝容解放后的日子过得不是很舒服，三反、反右派、文革等政治运动如潮水般一个接一个涌来，每次他都是首当其冲，第一个被人架出去整。

　　在文革中，造反派听说他曾上过黄埔军校，还同戴笠是同学，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折磨他，要他交待罪行，供出同伙。面对非人折磨，彭汝容不胡乱牵连别人，一声不吭。造反派见彭汝容不交待，有一次还把他拉去陪斩，枪响后，彭汝容旁边的人倒地毙命，造反派还以为彭汝容会吓得尿裤子，可没想到彭汝容却面不改色，令造反派大惊失色。既然不能令彭汝容屈服，造反派便恶毒对待他的妻子和儿女。1968年妻子因不堪打击，50多岁便逝世了，当时造反派不让正在煤矿劳改的彭汝容回家，也就没见到妻子的最后一面。彭汝容的子女个个成绩优秀，但当兵、晋升、评职称却没份。大儿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萍中，却不让就读;二儿子当教师不到半年就被拉回家，只能呆在农村当农民。直到今日，彭汝容提到这一段历史都唏嘘不已，认为是他害了子女。

　　彭汝容说，“四人帮”倒台后，他一直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子女也是饱一顿饿一餐。直到上世纪80年代，昆明军区政治部向萍乡市统战部发出公函，询问他的情况。喜从天降，时年70岁的彭汝容当即决定亲自到昆明军区一趟。赶到昆明军区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查到自己的有关材料，军区有关领导听取了他的现状介绍后，向江西省统战部门发函，证明彭汝容的清白，要求落实政策。邓小平拨乱反正后，彭汝容得到平反，并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终身参事、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之职，如今虽然每月都有退休金，但彭老清苦惯了，还是住在东门三眼井的破房子里，多余的钱全接济贫苦人身上，2008年汶川地震他向灾区捐款1000元。

　　与世无争安享晚年

　　彭汝容一生经历曲折多难，所以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大喜大悲。他说，心态好，与世无争是自己健康长寿的法宝。100岁的彭汝容特爱看书和看电视。每天吃完早餐后就坐在房间里看书读报，处理一些同学会的事务，有时看看黄埔军校的资料和黄埔同学录。到了晚上，老人就更精神了，经常看电视台播放的京剧和足球赛。听彭老女儿说，彭老前段时间经常熬夜看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祖国统一，彭汝容说：“祖国统一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统一，台湾人民早日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