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谭延煦：远征军老兵的独自人生
来源：桂林关怀抗战老兵   2017-09-13 09:50:56

　　姓名：谭延煦

　　出生年月：1919年8月26日

　　籍贯：广西桂林

　　从军经历：

　　1939年就读黄埔成都本校第17期1总队工科，1942年毕业分到远征军11集团军任军部参谋两三个月之后，于1943年在中央干训团云南大理分团学生总队当区队长、工兵教官，1944年调11集团军直属1团3营任连长。

　　谭老回忆：“11集团军一直属于远征军部队，远征军一部分出国，一部分在国内。日本人已经到怒江边，占领了腾冲，高黎贡山有碉堡有阵地，怒江水很急，日本人渡了几次都没过怒江，怒江上的桥后来炸掉了，怕日本人通过公路冲过来。本来不应该炸的，因为当时中国从南边一直到东北的沿海都被封锁了，外国的物资进不来，只有通过中缅公路，但是如果不炸的话，日本人冲过来损失更大，整个大后方都危险了。打怒江的时候我不在前线，我还在干部培训学校，那时是11集团军和71军在那里守，我有同学在那个部队，当时情况很艰难，大家都不懂，森林里面有很多瘴气，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部队的士兵天天吃一颗昆仑丸，很多打摆子、发高烧、肺炎。后来开始大反攻了，大家一鼓作气把日本人从怒江赶到了高黎贡山，又赶到了腾冲，在腾冲死守了两个月。那一仗，最后结束之后，本来四个师的人，最后剩下的合在一起编一个师都编不起。”

　　谭老描述腾冲一战，中日双方的军队都打得猛，我方军队面对高高的城墙，只有硬攻，搭梯子，不断地冲上去，不断地被城墙上的日本军队用枪扫射，用大刀砍下，牺牲得很悲壮，硬是把腾冲城啃了下来。城攻下来以后，城中几无人烟，他所在的团的团长带着一队人进城打探情况，本以为没有日本军队了，却不料被仍苟延残喘的一个日本兵一个冷枪打中了头部，就这样牺牲了。

　　1948年谭延煦任93军278师工兵连参谋长。

　　1949年，谭延煦所属部队在昆明起义。复员回到家乡后，谭延煦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直被管制到1980年。之后一直在村里务农。1996年到了桂林灵川县八里街帮外甥看守房子到现在。

　　黄埔岁月：

　　谭延煦1939年考的军校，当时19岁。考试地点在湖南祁阳，考试的时候，要体检，脱得只剩一条衬裤，不给穿鞋子，但是刚好那一年考试的时候比较冷，连续几天下雪，于是允许可以穿鞋，有个人说给他想了个办法，叫他在鞋里垫几个铜钱。于是身高合格了。那一年有9000多人报考，祁阳取了100多个，当时桂中有三十几个人报名就取了三个。谭老感慨“我生成是当兵的命，我做其他的也不行，做生意也不行。”考上以后带队官领队，带这些学员走路到万县，坐船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走路去成都。

　　一路上带队的不怎么管学员的去向，但是每天都会检查人数。从祁阳到成都，走了一个多月，一天步行差不多六十里路。有时候到了一个镇或者一个县城，就停下来过夜，住在当地人的家里。那时候学生也有纪律，带队的规定不准乱拿别人的东西，如果有需要的东西想买人家又愿意卖给你才能给钱买下来。大家都知道进军校不容易，所以大家的纪律都还是很自觉地遵守。一路上没遇到战斗，因为基本都是大后方，就是快到重庆的时候，刚好遇到重庆轰炸，我们就在离重庆有一定距离的镇上停驻了两天。

　　到了成都之后，等其他省的到齐了以后编成一个总队军事训练。那时候叫工体教育，没什么技术教育，预备入伍三个月，正式入伍三个月，就差不多一年了，之后就升学考试。“我们跟短期的学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时间不一样，短期的军校最多学到师团，我们学战术学到军，小战术班排连学了又学，内容一样就是反复学，熟能生巧。”在黄埔集中训练一年以后要分科，考试合格就升学分科，自己选科目，由学校备案，他认为你合格了就批准你，不合格就跟你讲你应该学什么。分科的时候他很想学炮兵，因为他觉得炮兵在部队里面好像比其他高一等似的，武器好，穿马靴，口令也特别好听，很悠扬。但是最后分科他分在工科，他去跟大队长说，帮查一下什么原因，大队长回答他说分数是好的，可惜是身高不够，最后分到工科。工科主要学架桥、爆破、地道等等工程，逢山开路，逢水搭桥。

　　在军校有草绿色的军服，一双翻皮的皮鞋，礼拜天才穿，学习时间都穿草鞋，布袜，春夏秋冬都一样。学生由军委会根据情况需要招生，学生编成一个或者两个三个总队，南京丢了以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垮了以后，伤亡太大，学校里面的连长排长半年出去都补充不上。“从某方面讲，那几年蒋介石是伤了心劳了力的，这边跟日本人打，那边还要跟共产党打。蒋介石去过我们总队，聚餐去了一次，每年6月16日、元旦等时候会去学校。”

　　“上课有理论也有实践，战术有沙盘演习，教官给一个情况，你怎么处理。我们在野外演习过，有时候情况紧急，挖战壕排兵布阵。不同科的分开演习，有时候半年一年会有联合演习。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按部队编制编排，班长一般是高一两期的学生，到分科以后就是学校选定各个班一个班长。学校里面纪律专门有队长大队长管，我们一总队有总队长，总管学习进度、生活、纪律等等。我们在学校平时有体育活动，打打球，联欢会很少，看电影也很少，由各个大队自己跟电影院联系买票。学生个人也就星期天一天休息，就可以出去玩，我从学校出来一个护城河，旁边有卖花生瓜子的，我喜欢买花生吃，一买就是一斤，装在口袋里，如果给管纪律的看到的话就要受处分的，因为我们军装的每一个口袋有规定的固定装什么，不能装别的东西。我们学校旁边有个公园，但是那里的茶馆我们是不允许去的，酒楼茶馆都不能去。”

　　“在军校的时候伙食基本上还行，广州武汉丢了以后物价涨，社会上人的思想也混乱，什么人都有，红帮黑帮的经常捣乱，共产党和国民党也有摩擦。学校怕炊事班伙夫头揩油，就每天叫一两个学生去买，其实学生去买还更贵一点，因为伙夫头天天去买的话都认识那些买菜的，买菜的知道天天得和他做生意，所以还给他点优惠，学生去的话，今天是这两个明天是另外两个，买菜的不认识他们，所以喊价还贵一点。那时候没现在那么多菜，一个队一百多个人，一天一斤菜籽油，照样吃三餐，早上稀饭或者吃糊辣和面条，中午和晚上吃干饭的时候，菜里才放油，根本看不到油。我记得吃得最多的是莴笋，很多人得夜盲症，所以我现在都不吃莴笋了。同学里面有些是华侨，他们有时星期天会去买点营养品，饼干之类的，我们家里不是很宽裕的就学校煮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沙场练兵：

　　“军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昆明，当时队长要我留在学校，但是我那时就想打仗，不想呆在学校里面。我们那个队长是黄埔八期的，留学校那么多年还是上尉，但是黄埔九期的去部队里面都已经是少校了，我说我想去部队。去到昆明以后，我先是在部队一个办事处，管弹药粮食的，我有一次见到军部的高级参谋，我们叫他高参，是个少将，还是我们军长的老师，我们也挺尊敬他的，他当时说要我留在办事处。我也是对他说想去部队前线打日本人，他说那我问一下军长，后来就打了个电报给军长，知道我想去前线部队，也没有勉强我留在办事处了。1942年调我到云南大理成立的干部训练团，不是训练原来的干部，而是招新的人来训练，好多海外回来的青年，滇西那边的青年，考试也是很轻松的，只要有志愿为国家做事，文化不需要很高，甚至会写字就行，都收了，18岁以上男女都收。培训了七八个月就毕业了，有些去部队，有些搞政治工作。”

　　“在军校的时候，我有时想到，今后毕业出去当排长，给几十个兵给我带，我怎么处理，射击的时候，他不会隐蔽怎么办，我头两次带部队的时候很怕的，怕他们不会隐蔽，而且又乱七八糟的不听指挥，万一战斗失利了，追究起责任来我要负很大责任的。谁知道打了两次下来，炮一打起来，枪一响他们都自己会找地方躲，比平时训练还容易。我带兵的时候有新兵也有老兵，有的老兵还是北伐时候的，三四十岁的都有。征兵也乱七八糟，有些乡长村长收了别人的钱，比如本来是应该张三去的，张三给点钱给乡长或者村长，那他就不用去当兵了，另外找村里没有什么背景的，没有人帮说话的人去当兵，这些人一般都不敢说不去。所以杂七杂八的兵很难带。但是那时带兵也有可以把握的地方，一般来说长官会做人，不刻薄士兵，一般来讲士兵都还是很听讲的，如果长官太刻薄不会做人，那么那个连队就会有逃兵，逃亡多了当连长排长的都要被处分。”

　　“我带新兵，不出三个月，绝对没有逃兵。那时国民党的兵经常三两个就跑了。但是我发现，部队的兵吃饭都是打冲锋的，大家都去抢饭吃，生怕自己吃不饱，当时也不是粮食不够吃，主要是搞后勤的有些在粮食里面掺石头和沙子，叫人怎么吃。我告诉炊事班的，叫他们多淘几次米，仔细一点，哪怕丢掉几颗米都好，也不要留石头沙子。那时部队一天只吃两顿，11点左右吃一顿，下午五点一顿。早饭是没有的，6点多出来活动一下出早操，然后就上课或者操练，很机械的。我跟我的兵说，吃饭不用冲锋，你们打仗冲锋就行了，我保证你们吃饱，不要打冲锋，打冲锋一来造成恐慌，二来对你们肠胃不好，战争结束你们退伍以后时间还长，把肠胃搞坏了就是终身的事情。我一开始就尽量给他们吃，我跟团长和军需说好了，粮食尽量供应给我，三个月以后我慢慢扣回来，我说我有这个把握，要不然你就从我工资里面扣，他们后来同意了。第一个月多划三百两百斤给我，士兵不够我就加，刚开始几天他们还把碗里的饭舀得满满的，我叫炊事班看饭快不够了就又加煮，多搞了几次士兵发现每天都能吃饱，慢慢的都不抢了，再后来居然每顿还有剩的。这样，慢慢往后就逐渐地减量了。所以到后来还节余了很多米，那时候我的胆子也蛮大的，我叫炊事班把剩下的米拿到集市上去换肉和菜，那时部队有规定军粮是不许拿去卖的，但是我跟炊事班的人说好，这个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拿去卖也不要告诉集市上的人是军粮，不然既没有肉菜吃还要受处分。他们也蛮配合。其他的连长看了都很奇怪，说我们怎么会每个月都有剩。我也老老实实告诉他们，叫他们放开给士兵吃，你自己要跟军需讲清楚，你也跟士兵一起吃，看他们吃得快不够了你叫炊事班加，但他们就是学不来。我平时也跟士兵耍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扳手腕，跟他们耍熟了他们都跟我关系很好。有时候我发现哪个兵不对了，就叫他们来谈话，有些家庭有困难了，思想有摇摆了或者情绪不对了都能从他们的脸色看出来，我就叫他们谈话，谈家常，聊生活，什么都跟他们谈。这样互相之间都建立了信任，有的兵要走他也会跟我说，有个别的跟我说他明天要走，你同意我也走不同意我也走，但是跟你说一声。我了解他们家里确实有问题，也放过两个兵，那时我胆子也蛮大，放走士兵是会受处分的，但是我跟其他士兵说，不要说出去，我们自己连队知道就行了，人家家里确实有困难，我们要理解，反正你们在这里能吃饱，别的事情不要管太多，扯是非也不要去扯，这样对大家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