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南宁）李其南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06-04 12:48:41

 

　　姓名：李其南

　　出生日期：1920.12.5

　　长官及战友信息：司令张发奎，团长曾杰。

　　现居地：广西南宁江南区白沙大道

　　部队番号：第四战区长官部特务团

　　从军经历：

　　我原名李其枬(nán)，民国9年(1920年)腊月初六，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商贾之家。家父李文恺开公司经商多年，于南宁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内皆设有分公司经营博彩业，另在那马镇开有一座规模较大的裁缝作坊。民国14年，父亲不幸身染重疾，因当时医疗水平所限，不治病逝，卒时年方三十九岁。当时，我尚年幼，仅四岁，另有胞姐李碧兰(大姐)，胞兄李其琼(五哥)十岁，胞弟李其亨(七弟)一岁，母亲雷爱珍自此守寡至终老，含辛茹苦一手抚养我们。我是七岁上的小学，就在当时的白沙小学，座落于如今白沙一组的杀狗庙。父亲早亡，母亲既当爹又当妈，从小就教育我们做人要勤劳、正直。每当放学后，回到家都要帮忙干农活。完成四年小学课程后，升入高小，在当时的中山路小学学习，每个班大约60个人。每天清晨，与小伙伴们结伴出发，乘坐渡船摆渡过江，早出晚归。在当时，只要是老师或学生，渡江一律都不收费。中午不回家，午餐就在校外自己解决。两年后，我高小毕业。后来，我考上了平旦中学。在平旦中学只上了一个学期。

　　当时，邕宁县副县长李超同兼任民兵营长，奉命征兵组建民兵和劳工。我五哥是勒戒所长，与李超同关系甚好。 “走日本鬼”之时，我和五哥一起追随李超同参了军，离开南宁北上。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 ，士兵们没有统一服装，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几个人一条枪。每日行军六十华里，风餐露宿，吃的是稀粥，饥寒交迫，栉风沐雨。1939年11月15日，日军派出其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等大批步、骑兵和海军陆战队在钦州湾防城县附近强行登陆，24日攻陷南宁。第一次昆仑关战役打响，12月4日，昆仑关被日军占领。我们一路上遭遇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机枪扫射。日军先遣队是由三千孤儿组成的敢死队，武器装备精良，迫击炮很准，指哪打哪，优势明显。日本飞机完全掌控了制空权，就算是一架日机也敢疯狂低空轰炸，肆意扫射。这次还没有美国支援，中国军民死伤无数，第一仗很快就败了下来。

　　我们驻军在甘棠镇，任务是输送枪支、弹药到指定地点，等到晚上就有前线的队伍来接应。后来，日军攻克了昆仑关，炮火连天。我们被迫撤退，急行军，喝三口水走三塘路。我身患虐疾，又长有虱子，困苦不堪，病痛中越走越慢，渐与大队伍失联。路上，我被一枚炸弹的气浪震到路边的水沟里，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来时，已是奄奄一息，路上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有位宪兵经过，认得出是我，就摇醒我，“喂!你怎么还在这，还不快走!”他救了我，捡回了一条命。回想起来，面对尸横遍野的战友们，我也是死剩下的。部队被打散后，散兵游勇，先到宾阳。走走停停，一路北进，直达迁江，被对岸整编的中央军队截住。此时，白崇禧下令不准军队再退。我和五哥他们也走散了。李超同报上级请辞军职，退了出来。

　　之后，中央军对我们进行了接管，统一收编全部的广西军。并给士兵们配发全新的军装、鞋袜、枪支等装备。伙食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原来吃粥，统一后就有饭吃了。

　　民国三十九年(1940年)一月，第四战区迁来广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官兵们英勇抗日，相继收复南宁、龙州、钦州。他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也进驻柳州，在柳江之滨的蟠龙山麓。我当时所在部队隶属第四战区长官部特务团，特务团团长曾杰。长官部由张发奎直接指挥，只要进入管辖范围，就算是军长也都要听其指挥。我当时年纪小，但是聪明伶俐，被认命为班长。我的身材瘦小、单薄，每天跟着战友们出操、训练，总是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个。士兵配备的是七九式步枪(约七斤重)，我比枪高不了多少。有一次出操，我跟往常一样跑在队伍的最后，枪托总是不自觉地会碰到脚后跟。这个场景被驻军中央教官看到了，说，“怎么有这么个小娃，太小了，还没枪高，打仗哪里行!叫他过来。”后来，上级就把我调到团部跟文书，学习抄写公文。当时文件的传送，需要手抄行文上报、下发，写得好的送上级，写得不太好的下发连队。做了一段时间文书，因为办事勤快、人又机灵，上级把我调到了传达排通讯班当班长。

　　有一回，越南送来一批羊，部队连长将羊放在山上。我们有个班长去捉羊给士兵吃。那个连长和捉羊班长也一起被军法处置了。我也经常能见到军级、师级等较高军衔的军官出入。张发奎司令长官每天早上都出来跑步，看出操。他身材微胖，长脸，身边养有多只犬。他还特别喜欢养马，马厩中就专门养有多匹山东的高头大马。我们独立团团长曾杰，广东梅县人，悍勇无比，浑身是胆，处处身先士卒，不怕死。抗战胜利后，他死在海南岛。

　　后来又进行整编，我又升任排长带领三个班(4～50人)。配发有指挥刀，军装换发绒装，墨绿色的。还发新皮鞋，质量很好，进水也不怕，往往底磨破了，面还未破。

　　我们团三个营，一千多人，驻扎在机场。机场上有美国的P—40飞机，每架飞机都画有鲨鱼大嘴，都有依山而建的机库。为防日军袭击，飞机降落后都直接停进机库。

　　这支飞行中队就是令日军闻风丧胆、赫赫有名的飞虎队。飞虎队的飞行员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美方的队长是陈纳德将军，他出入都有两三个人跟随保护。他钟爱驾驶飞机，长期驾机使其听力严重受损，因此他有些耳聋。驻守机场时，我经常能见到他出入。他在临近日本投降时，得到了蒋介石授予的中国最高勋章。

　　机场驻军的苏营长(玉林人，后来成为我小孩的姑外公)与我是挚交。其兄任师长，曾参加台儿庄战役，从前线退回来后，到南宁当参议。苏营长的夫人介绍我与潘秀云(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相识。

　　在机场驻军期间，我恰巧寄宿在潘秀云的家中。此后，我与潘秀云一见钟情，互生情愫，情投意合。时民国三十年(1941年)，潘秀云(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生)年纪尚轻，年方十六岁。我二十一岁，任库长，中尉军衔，管理机场驻军军火仓库。正值抗日战争打得惨烈之时，部队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作好后勤保障是当务之急。我出色的工作得到上级的肯定，又机灵、会办事。不久，升任我为司务长，管后勤保障、征兵、接送新兵。其中就有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召募新兵。从广西柳州出发到广东的汕头、汕尾等地征募新兵，然后接回柳州训练，再送往前线部队。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我与潘秀云在柳州共结连理。结婚时，在当地最大的酒楼摆了三桌酒席，邀请了团部主要的军官和挚友前来相贺。因离南宁老家较远，又逢战时兵荒马乱，没能请来南宁亲属。只能修家书一封，将结婚一事细述告知母亲等家人。

　　婚后不久，10月，日本鬼子来了，日军进攻广西，桂林、柳州、南宁失陷。日军已战至田东，我部兵败并奉命转移。一路撤向贵州，实行对日军的战略大包围。途中在九圩(广西与贵州交界处)，因情报有误，遭到我方飞机对自己部队的误炸。我们只好在一条山麓中躲避，没人敢走，部队都停下来。此时，曾杰团长大喝到：“怕什么，走!我死得，难道你们就死不得吗?”。说完，他身先士卒冲到队伍前面，带领部队走了出来。后来清点人数，只有一个人牺牲。

　　部队行至贵州的独山，在这休整了两个月。当地百姓受战乱不断的影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部份衣不敝体，穿草鞋、打赤脚。时值冬天，又下起纷纷大雪，天寒地冻，一片凄凉。我们遂将部队携带的衣物及鞋袜送予他们，也好捱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住在当地的军校内，与军校师生们一起生活、训练。贵州地处山区，地少山多，山路崎岖，艰险难行，行军途中经常有人、马坠入山下。离开贵州后，向广西境内行进。

　　最后，长官部退回百色休整，实现了对日军后路的包抄拦截。张发奎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指挥我军击溃日军主力。我妻子跟随队伍进驻田东，住了较长一段时间。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年5月，二方面军夺回南宁，7月攻克龙州、凭祥，进军梧州。后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发奎任广州地区受降官，主张严惩日囚田中久一。

　　日本投降之后，我们部进行改编，长官部的军官们也一起被遣散了。由张发奎给军官们开欢送大会，记得会上他说到，“不怕你没有事做，只怕你没有本事”。改编后，成立军官总队，成员为部队的军官，名义上称为学员。我晋升为少校军衔，也是其中的学员。改编后不久，接到命令返回原籍。

　　走访人：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