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之外屠杀记事——厂窖1943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10-28 16:02:09

　　湖南省南县厂窖镇位于洞庭湖西北滨，三面临水，形如半岛。小镇扼洞庭湖西北水路要冲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1943年，日军为了打通宜昌至武汉的长江航线，夺取中国的粮仓，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于5月5日至6月10日发起“江南歼灭战”。“江南歼灭战”共分三期作战，主要是为了歼灭国民党部队第73军，第44军等部。

　　日军发动“江南歼灭战”后，分多股兵力由湖北进犯湖南，从藕池附近、石首、华容、岳阳等地，向安乡、南县水陆进犯。同时配合天上飞机轰炸，最后在厂窖形成一个合围圈。当时，驻守华容、南县、安乡的国民党第73军等部主力1万多人奉命撤退准备西渡常德，以摆脱日军的围追堵截，刚到厂窖，便被逼入这个南北长10几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的半岛。被逼入这个半岛的，还有湘鄂两省随军涌来的2万多难民，其中包括一部分公务人员、学校师生等，加上当地居民2万余人，整个厂窖垸被包围的军民共有5万余人。一时 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间，军民不分，难民如潮，鸡飞狗窜，一片混乱。

　　5月9日至12日的三日间，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在厂窖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万多人，摧残致伤3千余人，强奸妇女2千多人，烧毁房屋3千多间，炸沉、烧毁船只2500多艘，震惊中外!

　　现在被叫作“血水库”的黑洲子，在厂窖大垸西部，当时有五六千名难民逃到这里。5月10日，日军飞机朝这里投弹扫射，步兵、骑兵往来冲杀，共杀害我同胞3000多人，鲜血染红了河水。5月10日下午，瓦连堤的群众遭到日军追捕，60多个难民躲进了杨凤山屋场。日军将其中20多个妇女赶进一所民房，连人带房烧了个精光，又将30多个男人和小孩逐个捆绑成串，用刺刀押着，赶到附近水塘里，全部淹死。瓦连堤边的肖家村27户人家共129人，被日寇全部杀光!如今，人们把这段堤叫作“绝户堤”。

　　农民毕成举的小孩不满两岁，被日军用刺刀挑起举着取乐。农民肖长清眼有毛病，日军叫他带路，他说眼力不好，不能带路，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就用刀剜出他的双眼。日本武装汽艇到处追杀水上船民，被堵截在厂窖20多里河线的2000只船，几乎全部烧光，船毁人亡，河上漂满了尸体。当时，厂窖正值洪水季节，日军将堤垸挖开几十处，大片青翠的禾苗被洪水淹没!日本侵略者的兽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据调查，在这3天的时间内，仅厂窖垸及其附近周边地区，日寇即杀害我无辜同胞3万余人。其中屠杀厂窖垸本地居民7000余人，境外附近地区居民6000余人，南县、华容、安乡及石首等县、市难民12000余人，国民党73军等部官兵5000余人，创侵华日军一天杀人纪录之最。除此之外，这里还有近200户居民被满门杀绝。在这同时，日寇还烧毁民房3000余间、民船2500余艘、强奸妇女2000多名，还劫掠无可数计的财物。

　　血案并非偶然。那时候，武汉已成为侵华日军驻华中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而这年的春夏之间，侵华日军已处颓势，加之太平洋战争吃紧，国内补给陷入困境，已掳掠我方停泊在宜昌港的1万数千吨船舶，因航线受阻，不能下航武汉，更不能为其军需补给提供服务。于是，敌决计要歼灭国民党驻守荆江南岸与洞庭湖北滨之间的野战部队，打通宜昌至武汉的军事航线，以解燃眉之急。随后，日大本营即令日驻华中派遣军第11军军长横山勇出动兵力5万余众，发起了“江南歼灭战”。但当时窜犯厂窖垸的兵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主力部队。面对日寇重兵的压迫，驻防华容、安乡、南县等地的国民党部队第73军等部，节节溃败(厂窑事件73军与日军触之即溃实属无稽之谈，七十三军为湘军部队守土有责，保疆卫民无可推卸，七十三军原湘军唐生智部，抗日时15师77师均为何健部，暂五师为湘西陈渠珍部，1939年改编为薛岳部，1940年改编为陈诚部，之所以节节溃败实为奉令保护沦陷区2万多难民不得不撤，撤退期间73军伤亡5000多人，3000英灵葬送厂窑，这3000将士亡魂多为暂五师和77师官兵)，退往厂窖垸方向，欲西渡汉寿西港等地。哪料到，所部后路早已被奸诈的日军断死。就这样，3万余名国民党部队官兵便被前追后堵的法西斯鬼子兵，团团围困在这长约10公里，宽约五六公里的厂窖垸。被同时围困在这里的，还有从华容、安乡、南县、石首等地随军涌来的难民2万余人，加上当地的居民，总计全垸被围困在包围圈的中国军民共约5万人以上(最低，实无正确数据)，以致酿成了这起震惊中外、令人发指的历史大悲剧。1943年5月8日下午，日寇先遣队窜抵厂窖垸北间堤、汀浃洲一带，就像饿狼一样，到处追捕杀人。9日上午，已陷入日寇重围的厂窖大垸，更是群魔乱舞，血浆四溢。就从这天开始，日军展开了有预谋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这场大屠杀，一直持续到11日。短短3天之内，头两天主要集中兵力挨村挨户屠杀、扫荡;最后一天，他们强迫幸存者下水为其打捞国民党溃败部队扔入河、湖、塘中的枪支弹药，边逼人捞枪边杀害群众。同时，还进行清扫性的补杀。不论男女老少，统统斩尽杀绝，一个不留。一时间，只见血肉横飞，冤尸成山，惨绝人寰。日寇进犯荆江南岸之后，大批难民乘船被日寇堵截在这里，总计约有船只1万数千吨。日寇在9日清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乘60余艘机动军艇，与空、陆两路鬼子兵相配合，从垸外东、南各处的道口，重重构筑起对厂窖垸及其水域的包围圈。紧接着对我船民、难民横加杀戮、扫荡。日寇在厂窖垸的大屠杀，由此拉开序幕。据粗略统计，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在这一河段(包括龚家港河)罹难的船民、难民即近7000人之多，其中藕池河死近5000人，龚家河死2000余人。 为了节省子弹，在大屠杀中，总是将我同胞成百成百地驱赶到许许多多的地方，用刺刀、东洋刀进行集中捅杀或砍杀。一旦发现反抗者，则动辄施以旷古绝今的暴虐酷刑。诸如砍头、剥皮、碎尸、锯腰、剖腹、火钟烙、沸水烫、挖眼、切舌、割生殖器等等。许多老人、小孩等，皆成了他们的刀下之物。其残酷、野蛮之手段，简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三天杀三万，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算是创下了一个纪录，一个挑战人类暴力极限的纪录。一个月以后，国民党《阵中日报》的记者袁琴心来到厂窖，她看到的是“两岸烧焦的船，像晒鱼一般的摊摆着。”“厂窖河里的死尸，简直使船只不能通过。只要船身往河里一动，前后左右都翻出死尸来，腐烂的肉浆，会将船身四周粘着。草草掩埋的尸体，数十人或百余人共墓一穴，到处都有。现在经过，犹闻臭气，骸骨且有被雨水冲露在外面的，真是悲惨啊!”

　　厂窖1943

　　1943年的厂窖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战争的号角在全中国的土地上吹响，厂窖的农民们依然下田插秧，进湖打渔，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全属于他们认知范围之外的遥远的事情。抗战他们是知道的，日本鬼子他们是仇恨中带点恐惧的，但他们更关心的仍然是天候农时，能不能多收三五斗米，多打百十斤鱼。

　　但战争终归还是近了。

　　自日军于1943年3月发起“江北歼灭战”(我方战史称为监利、华容作战)来，日本华中方面军已经在长江南岸夺得了华容、石首、弥陀寺等滩头阵地，形成了对重庆方向的一个突出部。厂窖所属的南县遂成为抗战华中战场的最前沿。

　　战争，离厂窖只有60公里。

　　在战争中，距离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度量单位，而是一个可以弹性伸缩，难以捉摸的数字。它的真实长度取决于太多的因素。譬如进攻者的锐气和决心，譬如防御者的勇气和韧性。500公里可以很短，譬如1939年的波兰平原;25公里可以长到成为永恒，譬如1940年德军前锋和莫斯科红场之间的距离。不幸的是，1943年的厂窖和战争的这60公里距离，很近。

　　在日本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拟定的作战计划书上清楚地写着：

　　为达成作战目的，日军准备了三次钳形攻势，第一钳就指向南县。

　　5月5日，日军第3师团由藕池口附近向百弓嘴国民党军第10集团军第87军新23师阵地进攻;独立混成第17旅团由藕池口东向茅草街第29集团军第73军第15师阵地进攻;小柴支队由石首向团山寺第15师阵地进攻;户田支队由华容附近向三汊河第73军暂5师阵地进攻。守军暂五师当即进行了坚强的抵抗，两军激战。日军第17旅团步兵第90大队大队长舛尾芳治中佐被击毙，第40师团第234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安村修三少佐重伤。当晚，日军占领了长岭嘴、紫金渡、麻壕口等地。

　　5月6日晨，守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三军。暂五师，第77师与第15师协力反击，与日军激战于梅田湖、芝麻坪、三汊河、黄石嘴、八股头之线，反复争夺，血战竟日。至7日晚，日军主突方向上的安乡首先为日军第17旅团及第3师团一部攻占。第73军与29集团军及第六战区战区司令部失去联系。第六战区为挽回颓势，8日曾组织第29集团军及第10集团军集中力量实施反击，但由于通信不畅，不少部队又失去掌握，在调整部署尚未完毕之际，日军又集中兵力向益阳南县进攻。此时南县的守军是华容保卫战的主力军七十三军暂5师，此前暂五师全师官兵苦守华容，同日军多日血战，损失严重，最后奉令撤出华容一带，退往宁乡，后来七十三军奉29集团军司令部命令撤往益阳，日军发动战争后暂五师调往南县作为先遣队抵抗日军，在日军夹击下苦战终日，伤亡极大，5月9日得到集团军司令部撤退命令后当夜突围至沅江地区收容部队。

　　1943的春天，厂窖和生活在这里的上万普通百姓就这样以受害者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合围厂窖

　　为摆脱日军的追击堵截，第73军主力一万余人(15师)奉命向西、一万余人(77师)受命保护沦陷区2万名难民向南方向撤退，73军暂五师全师7000官兵负责断后迟缓日军到来。地扼洞庭湖西北水路交通要冲的厂窖大垸，成了国民党军西撤的重要通道。随军而来的还有沦陷区的两万多难民七十三军15师77师各带一万难民，因有老弱病残孕伤故进程极为缓慢，七十三军准备经厂窖西渡汉寿的酉港，前往常德。

　　5月7日安乡沦陷，73军与集团军司令部和第六战区司令部通讯中断。

　　5月8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小柴、户田、针谷支队各一部，计3000余人，汽艇60多艘，做先遣部队兵分多股向厂窖地区展开水陆合围。

　　5月9日深夜，日军占领南县。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第29集团军第73军带领2万难民经厂窖、酉港向常德方向“转进”。

　　随着第73军万余溃兵涌入厂窖，这个面积50多平方公里由13个小垸组成的湖州大垸彻底暴露在日军追兵面前。

　　陆路两股日军上万兵力，分别从南县、安乡出动，直抵厂窖大垸东、北各堤垸;水路两股日军，分别自岳阳港湖北太平口启航，进逼厂窖垸外的东西两侧水域，封锁水上交通和淞澧道各渡口，将73军置于重重包围之中截断国民党军和难民西撤的退路。与此同时，日军战机从汉口、当阳等地起飞，分批至厂窖上空轮番轰炸。

　　是时，云集在厂窖地区的万余名国民党73军15师77师暂五师官兵和两万多难民，加上本地的1.5万居民，绝大多数被日军第三师团，40师团，第17旅团合围在这个东西宽10多华里、南北长20多华里的陀螺形“口袋”中。

　　1943年五月的春雨中，一场惨剧在洞庭湖边上演了。

　　尸横永固垸

　　厂窖大垸中心地带的永固垸(现在的新春村所在地)，是个仅有六七平方公里的小垸子。

　　5月8日下午，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不堪。听说日本鬼子沿东西河道向厂窖地区来了，住在东堤一线的上千名村民、外地难民和一小部分国民党73军溃兵，都以为永固垸离河道较远比较安全，便纷纷朝这里逃命。

　　次日清早，数百日军从东堤一线扑向永固垸。

　　戴吉禄禾场上，日军把120多名群众五花大绑，四周架起机枪，用刺刀逼迫人们成排跪下，要他们交出国民党溃兵和枪支，见无人作声，便大开杀戒。120多人仅3人生还。

　　袁国清屋场70多人;肖吉成屋场约100人;罗菊东藕塘40多人;王锡坤麻地20多人……

　　82岁的肖明生老人是永固垸屠杀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回忆起血腥往事，老人情难以堪：“我家住在永固垸，四代同堂，共有29口人。1943年5月9日午后，10多个日本鬼子冲进我家，父亲肖美和、叔父肖桂生和两个堂伯伯、一个哥哥、一个姐夫、一个侄儿共7人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第二天日上午，我家死难的亲人还未来得及掩埋，日军又进村了。当时，全家还剩下22人，除我和大哥及侄儿外逃，留在家里的一大半是女眷。其中，老祖母已80多岁，侄女小的只有岁把。鬼子窜入我家，见几乎尽是女性，兽性大作，但遭到拼命反抗。鬼子恼羞成怒，将我祖母、母亲等18人全部推到附近一口深水塘边中，还用竹篙、土块扑打，直至淹死为止。只有抱在手上没被捆绑的小侄女毛毛，侥幸得救。我自己因全家遭此横祸，疯癫了近一年。”

　　在日军的疯狂杀戮下，永固垸里尸横遍地，被杀村民、难民1500多人。外地难民的尸首无人认领，只得由当地幸存者挖坑集体掩埋，一个墓坑内埋有无名尸首上千具。

　　甸安河，血水河

　　总面积4000多亩的德福垸(包括现在的德福、汉新两个村)是南县通往汉寿、常德的必经之地。垸子西头，有一条贯通南北、长约5华里、宽200米的甸安河，是阻隔东西交通的一道天然深堑。当日军合击厂窖时，几千名国民党溃兵和大批难民逃到了这里。

　　5月9日早晨，云集在甸安河以东各个村落里的数千名的国民党官兵、难民，前有哑河挡道，后有步步逼近的千名追兵，欲进不得，欲退不能。

　　3000多名国民党73军士兵被迫跳进甸安河中，在追击日军的机枪弹幕射击下，几乎无一生还。日军随后对各村进行大搜捕，抓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绳子串起来，集中到甸安河边的几个禾场上屠杀。

　　甸安河边的田里土里、房前屋后、河中岸边，到处是尸体。昔日清澈的甸安河几成血河。一场暴雨过后，岸上的尸体也被冲入河中，北风一吹，又集到甸安河南端，塞满了一里多长的河道。尸体腐烂后，臭气熏天，几里之外可闻。从此，当地人称甸安河为“血水河”——“甸安河，甸安河，尸体挤得个挨个;五里长河成血海，野狗无桥可通过。”
 

　　瓦连堤，绝户堤

　　5月10日，天刚蒙蒙亮，日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横贯厂窖大垸的瓦连堤扑来。7里长的瓦连堤上住着几百户农家，此时还有数千外地难民。

　　杨凤山屋场的巷口，60多个逃难同胞被日军堵在了这里。30多个男人绑成一串，赶进深水塘中全部淹死，20多个妇女被驱赶入一所民房，**后被日军放火活活烧死。瓦连堤西端的风车拐，方圆不足半公里，被杀同胞700多人。幸存者王长生回忆说：“挨近风车拐南边的莲子湖，300多名同胞全被赶进湖里活活淹死。风车拐的堤面、堤坡上被杀的有200多人。汤二秀屋台上也被杀了100多人。风车拐共28户人家，被杀绝的就有13户。”

　　据幸存者刘银生回忆：农民陈腊九被日军抓到后，被绑在树上拷打，最后开膛破肚;农民汪宏奎，年过60，耳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便用刀将他的舌头与下颚割掉，使其巨痛几天后死去;一个周姓农民，被日军剁了好几刀，通身抹上盐，再用坛子在其身上乱滚，皮开肉绽惨死;两个难民被日军绑在树上，用刺刀剖开肚子，取出胆囊，再用小瓶汲取胆汁“珍藏”。农民贾运生被日军抓住后，因想逃跑，日军竟用刺刀捅进贾的耳朵，来回剜戳，至死方休。

　　肖家湾村村民吴桂清回忆说道：“当时我才10岁，我亲眼看见一位20来岁的姑娘拼命反抗，就被鬼子倒插在水沟烂泥中，然后掰开双腿，举起东洋刀从中劈成两块!一个15岁的少女在自家屋后竹坡里被4个鬼子**，全身被捅14刀。”

　　整个厂窖地区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多达2500多人，仅瓦连堤上就有67名。事后统计，瓦连堤一带遇害同胞共3000多人，其中73户被杀绝，330多间房屋化为了灰烬。

　　血满厂窖河

　　当陆路上的日军在厂窖垸里疯狂烧杀的时候，水路上的日军也在厂窖河中干着同样的勾当。三天之内，日军在北起太白洲，南至龚家港的厂窖东西两侧河段中，屠戮船民、难民6800多人，烧毁船只2500余艘。

　　三面临水的厂窖大垸，水上交通发达。东北、西南两侧则有藕池河中支、淞澧洪道环流而过，另还有一条长约2公里、宽约400米的龚家港河横卧于垸内的东南地区。大批逃难的船只云集在此，通过厂窖大岛两侧大河向常德、益阳等安全河港逃亡，但很快被日军汽艇包围。

　　5月9日清晨起，日军沿河炸船、烧船。先是飞机轰炸，继而武装汽艇沿河来回追捕，逼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沿岸一线停靠下来。他们先是上船搜索，掳掠财物，继而放火烧船。只见河中火光冲天，大火昼夜不熄。船民、难民哀嚎之声不绝于耳，数里可闻。

　　在汀浃洲一带，日军汽艇堵住湖口子后，将船上的船民、难民赶到附近河洲上，把人们三、五十人为一群，用绳索连串捆绑起来，再将绳子首端拴在汽艇后面，开足马力，把这一串串的人拖入河中淹死。在玉成堤上的河洲上，日军将捉住的30多个船民，用一根10来米长的纤绳，套住船民颈项，然后将在场的日军分成两队，各握纤绳一端，像“拔河赛”一样，不一会，这些船民便被勒死了……
 

　　堪比“扬州十日”

　　三天杀三万，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算是创下了一个纪录，一个挑战人类暴力极限的纪录。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阵中日报》的记者袁琴心来到厂窖，她看到的是“两岸烧焦的船，像晒鱼一般的摊摆着。”“厂窖河里的死尸，简直使船只不能通过。只要船身往河里一动，前后左右都翻出死尸来，腐烂的肉浆，会将船身四周粘着。草草掩埋的尸体，数十人或百余人共墓一穴，到处都有。现在经过，犹闻臭气，骸骨且有被雨水冲露在外面的，真是悲惨啊!”

　　6月6日，《阵中日报》刊发了报道：“此次厂窖、鸡窝岭、丁家洲、肖家湾一带，被惨杀军民同胞，为数万人以上，该地同胞均已全部杀光，无幸存者，河水为之变色，迄今死尸仍未全部掩埋，当日河内之浮尸，有如厕内之蛆虫，无从估计数目。此即中古时代所作之‘血洗’，今日亲见于厂窖丁家洲者。”

　　6月26日《国民日报》也发表了记者兰天所写的《滨湖浩劫记》，称厂窖惨案堪比“扬州十日”，“惨遭屠杀达数万之多，满地尸首，河水为赤，浮尸断流，惨绝人寰。有一船夫头部被砍12刀，胸前4刀，背后3刀，极人间之悲惨。”

　　抗战结束后，长沙《中央日报》记者李震一于1947年来到厂窖。实地采访后写下了《湖南西北角》一书，书中这样写道：“这是我国八年全面抗战稀有的惨案。事隔四年，河岸还有冤死者的白骨，河中还有烧余下来的船板。我到厂窖，秋风秋雨的重阳刚过，云愁雾惨，草木萧萧，听一个身杀七刀尚能幸存的再生者指画着当年悲剧的演出，觉芦岸浅汀之间，犹森森有鬼气。”

　　被遗忘的大屠杀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时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南京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的日向敏明亦被枪决。30万同胞的鲜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偿还，但至少首恶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

　　可是，厂窖却被遗忘了。

　　指挥江南歼灭战的横山勇虽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但起诉状中并无厂窖屠杀事实，而这个横山勇最终也被减刑，于1952年病死在巢鸭监狱。和他一样逃过一死的还有从1941年到1944年间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俊六，这位日本帝国的陆军元帅只被判了个无期徒刑，1958年就被美国人释放。

　　而在厂窖直接行凶的4支日军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一位受到审判。其中，独立第17混成旅团的旅团长高品彪虽被国民政府列入了重要战犯名单，但他早在日军投降前就被调往关岛，美军大兵压境之际自杀身死。而其他三人——户田义直、小柴俊男、针谷逸郎都活到了日本投降，并且由于官阶较低，未受到审判。这三人中，小柴俊男在终战时已经做到了华南派遣军的师团长，而他的儿子小柴昌俊在2006年曾经访问了北京，当然，他并不是代表他父亲来道歉的。他的身份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历史修正主义者说，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凶顽伏法是因为远东军事法庭掌握了明确的证据，但厂窖惨案却非如此，所以无法将日军下层官兵的行为归咎于类似于横山勇和俊六这样的高级将领。但是，众所周知，纪律乃军队之所系。整个侵华战争和二战期间，如若日军各级指挥机构有意愿严明军纪，约束下属，又如何会从东三省到南洋这无以计数的屠城血案呢?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所参考罪名即有如下一条：“其他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包括命令准许违约行为、怠于防止违约行为。前者是指被告利用职权命令部下违反国际公约及战争法规，后者则是指被告藐视自己监督的责任，放任或纵容部下违反公约法规的行为。

　　身居其位而不约束部属，纵容甚至鼓励、教唆官兵杀人，如是观之，整个日本帝国陆军，从最下层的中队长直至陆相，皆有罪!

　　也许是厂窖地处偏僻，知者甚少，也许是十四年抗战，血流成海，惨案桩桩件件已经多到让人麻木。总之，1943年发生在鄂西北的这场惨案很快被埋进了历史的雾霭中，并且为大多数人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