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田惨案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10-28 16:12:06

　　湘北古镇营田，是地图上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地方，然而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里，这个偏僻的地名，一再被记录。1939年9月23日至10上旬间发生的“营田惨案”，史料研究专家把它和“厂窖惨案”、“青山惨案”、“洪山惨案”及“常德细菌战”等列为日寇在湘制造的五大暴行。这五大暴行的发生地，几乎全部位于洞庭湖畔。

　　营田名称的由来缘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在此安营扎寨、垦荒拓殖，后历经衍变，成为湘北洞庭湖的贸易重镇。它位于湘江和汨罗江入洞庭湖交汇地带，湖汊密布、丘陵纵横。1939年9-10月，日军为巩固武汉占领区，消灭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主力，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4个师、2个支队及海军、航空兵各一部，共10万余人，以分进合击战法，从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5个军、1个挺进军,20余万人，企图利用山岳江河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以逐次抗击、侧击战法消耗日军，诱敌至长沙附近包围歼灭。

　　1939年9月22日18时，日军上村支队由岳阳乘船出发，23日6时20分在洞庭湖东岸的营田附近上岸。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里拉开了帷幕!营田之战，成为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湘北会战重要的转折点。这场突袭战役的惨烈程度，在当时的国民党会战电文和此后的战地报道里多有记述：“战事之烈，为鲁南会战以来所仅见。”“营田镇为之炸为焦土，营田附近村落，亦被炸光，即独立之树或森林，敌亦密集扫射。”短短一天多时间内，营田附近大部分屋场村落相继沦陷，最前沿阵地的国民党守军第37军95师569团，几乎全团阵亡。

　　最顽强的抵抗换来日寇最凶残的报复!营田各村落有名有姓的死者达658人，遭受性侵犯的妇女达273人，烧毁房屋773栋、8267间。如果再加上营田街市因逃避战祸在途中被日军飞机炸死的百姓(数量无法估算)，仅营田街市、大小边山、推山咀、犁头咀、余家坪及以南各个村落，被日寇杀害的无辜百姓应该不少于1000人，按营田人口总量计算，罹难的普通平民仅死亡一项就占居民比例的30%之多，按500户每户6人计算，平均每户死亡2人。这些还不包括失踪、受伤及遭受性侵犯妇女数量。营田一带，几乎家家罹难、户户遭殃!

　　现年80多岁的易阳葭亲眼见证了干塘湾沦陷后22名平民被惨杀的情景;现年82岁的黎培芝亲眼目击日寇用汽油把一个国军伙夫活活烧死;现年84岁的柳新台亲眼看见5名平民被日寇屠杀在长塘;现年81岁的吴鉴云见证了叉窗吴日寇残杀平民的暴行;现年86岁的吴胜保目击了老巷口吴一家14口的死亡和杀戮;现年80岁的李望华见证了太山屋场27人被屠杀;现年82岁的许君梅更是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被日寇刺死在身边……

　　那些屈死的冤魂，大多是亲历者的亲人和友邻，是他们的祖辈、父母、兄弟姐妹，对亲人的追念和死亡的梦魇一辈子纠缠在这些亲历者脑中，他们常常被恶梦惊醒，常常因恐惧战栗……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感受这些老人们内心最隐密的痛楚。现年76岁的易识基老人，一辈子摆脱不了一个恐惧的梦魇：“我晚上常常做恶梦，梦见8月11那天早上的情景，母亲带着我，刚刚从葛公桥跑出来，身边是飞机丢下的炸弹，‘轰轰’地连声炸响，刚刚躲开炸弹，日本鬼子又在背后直追，突然‘嘣’一枪打中了我……我浑身一颤，醒了过来，随手一摸身后，才知道是个梦!”

　　《营田首次沦陷纪实》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向被俘的军民大施淫威，进行极其残暴的杀戮和蹂躏的情景。569团的一名副团长和另一名国民党军官被日寇用刀子将头皮割开剥了下来，盖住双眼，又从胸部剥皮至双膝;569团的夏营长被鬼子将四肢钉在门板上，淋上汽油活活烧死;570团一营营长苗培成和一连张连长均被鬼子凌迟血剐。推山咀屋场，21名青壮年除郑西堂一人脱走外，其余均被杀害，加上被害的老弱妇孺，共被杀害93人。三塘湾住着易姓未出五代的七户人家，共51人，仅有男青壮年13人，日寇将被俘的易佩纯、易汉纯、易保和、易凤美、易咏仪、易春福、易锡连等青壮年，用绳索捆绑押到长塘六斗丘，全部砍头……大边山的易子勤被推倒在屠凳上，一个满脸横肉的鬼子手持钢刀，模仿杀猪的动作，将易一刀捅死，又砍成几块，围观的数十名鬼子则拍手狞笑!菜农易玉桃，面对日寇的暴行愤怒已极，他手拿一把铡刀，躲在门后，当一名日兵冲进去时，手起头落，将鬼子杀死，自己却被接踵而至的日兵开枪杀害……”

　　今年82岁的许君梅对笔者说：“父亲刚刚把碗筷一放下，嘴里还在说着话，巷口里就传来一阵‘咣咣’马靴走动的声音，一眨眼，六个日本鬼子像风一样进到堂屋里……鬼子们把刺刀指向我父亲，口里‘哇啦哇啦’不晓得讲些什么，父亲忙将我往旁边一推，大声喊：‘大梅快跑!大梅快跑!’我吓得怎么晓得跑呀?只是两手紧紧抱着父亲，眼看着一个鬼子兵把刺刀往上一挑，口里‘嗨’的一声，往他胸口刺来……见他没有咽气，又用刺刀一下一下朝地上的父亲狠狠戳去，血溅得我满身满脸都是。我只晓得拚命哭，喉咙嘶哑得快出血了，仍是不停叫着父亲，眼看他在地上慢慢挣扎痛苦死去……”

　　———这是1939年9月30日中午，在营田许家屋场，一个普通平民家里发生的一幕血淋淋的惨剧。凶残的日寇在一个17岁的少年眼前杀死了他的父亲，在一个普通平民的饭桌上杀死了一家之主，更是在两个中国人面前，辱杀了他们做人的尊严!

　　和平年代的人们，无法理解日寇当时的残忍暴行———把野蛮当成戏谑、把残暴当成武威、把平民的杀戮当成一场小小的玩乐……这种行为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他的《日支事变战记》(注：即《东史郎日记》)里多次写到这种杀戮行为，“我们每当宿营时，都是先扫荡村子，杀掉农民，然后睡觉。农民们之死可以保障我们睡眠的安全。我们往往仅仅为了天亮之前睡上3个小时而让许多农民去死。”东史郎在日记还说到“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的两大要素是：牺牲精神、轻视生命……杀人这种事，如果光是说因为有非杀不可的理由，那很难杀人。”杀人几乎不需要理由的，尤其在沦陷区的杀人更不需要理由。日本民族文化骨髓里张扬这种不需要理由的“杀人文化”，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对尊严践踏的所谓的“民族精神”。令人担忧的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日本似乎仍然坚持这种落后的“民族精神”，日本首相小泉不顾亚洲邻国的国民感情，一意孤行参拜供奉有二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无疑也是张扬这种被时代淘汰且令人蔑视的“民族精神”，在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不断得到重视和尊重的今天，日本滥觞的“神国主义”只会越来越背离时代发展的轨道。

　　垂暮之年开始反省那场战争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战记”写到进入一个村庄时，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我征了三四盒大米后，来到另一家。这个人家的晒场上蜷缩着十二三个女人和孩子……她们的眼里满是敌意、恐怖和绝望……有的孩子紧紧抓住母亲或祖母的一只胳膊，低着小脸;有的孩子紧躲在大人身后，时不时向我们投以好奇与恐惧的目光……等他们长大后，今天的痛苦经历将会给他们留下什么样的回忆呢?那时，他们该会对日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那些罹难的死者早已不在人世，存者也进入垂暮之年，然而挖掘那段历史，就像许君梅老人说的：“那一切，好像就在昨天!”仍一样清晰可现。历史学大师汤因比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似乎是一个史学的悖论，我们更应当看作是历史敲响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