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暴行录：1937年10月—1945年7月日军在山东省的暴行（8）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23-05-12 09:51:47

　　曹县吕楼村惨案

　　1943年2月22日夜，日军分三路把吕楼村包围。村自卫队长吕新荣招呼群众突围，这时四门已被日伪军占领，有的人未能冲出去反而被刺杀。天亮时，日本兵、汉奸挨门挨户进行搜查，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一个场里，日军、汉奸站在周围，一个母亲怀里的孩子哭叫，一个日本兵拿刺刀一捅，把哭叫的孩子挑了起来，鲜血顺着枪杆子流在强盗的魔爪上。随后又刀砍3个人。

　　日军把男女老少赶到3间屋子里，就用刺刀乱刺，把人填满一屋后，用太平车把门堵住，垛上檩条子和秫秸，放火烧屋。人们急得把坚固的砖墙推开，有人刚想爬出来，便被刺死在门口。一个妇女抱着不满10个月的孩子，被强盗连拉带拖地抓来，日本兵从她怀里夺走婴儿扔到火里。这间屋子里共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全被烧死。妇女被奸污后，又被赤条条地扔到火里烧死。另外两间屋子的人，村干部带头砸开了窗户，顶开了房顶，人们冲了出来，日军、汉奸开枪射击，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场惨案，吕楼村共计被烧死、杀死男女老少138人。(范解人)

　　人间地狱——济南“新华院”

　　济南“新华院”是侵华日军驻济部队1943年3月在济南市官扎营街西北角建立的。由驻济的日军第十二军(1944年后为第四十三军)参谋部直接掌管。院内设有办公室、经理室、辅佐官室、警卫队、“兴亚建设队"、总队部等机构。总队部以下设参事室、审问科、警备队、训练队、工场队、农场队、抽血队和卫生班、病号房等，分别执行对战俘的审讯、劳役、看押和虐杀。

　　日军还专门训练了一群狼狗，用以惩罚被认为有“越轨”行为的战俘。“新华院”戒备森严，周围挖有近2米深的水壕，架设多层铁蒺藜，围墙上装着电网，四角筑有岗楼，院中间建有高约3丈的瞭望台，日军昼夜严密监视。院里常年关押着被俘被捕者达二三千名以上。

　　凡被押到这里来的人，都要先抽200cc血后再进行预审。预审的刑罚约十余种,主要有殴打、水刑、火刑、吊刑等。殴打，是用竹刀、木刀、皮鞭抽打全身;水刑，是反复往嘴里灌凉水、辣椒水;火刑，是用蜡烛、线香和烧火的火箸、烙铁等烧灼身体的器官和皮肉;吊刑，是用绳索捆绑手脚或手指，悬梁殴打。

　　用刑中很多人被夺去了生命。经过预审，被认定为重要分子的，送济南军法会议复审判刑后再押回服苦役;被认定为普通战俘的，则编入“训练队”，经几个月的奴役教育和“训练”后，再根据其表现、年龄、身体状况，分别强迫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或押解我国东北和日本本土充当劳工。

　　被俘、被捕者在院里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要从事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而吃的却是掺了沙子的高粱饼和腐烂的胡萝卜叶，偶尔吃顿小米饭，也是发了霉和虫蛀过的，喝的是污浊的生水。住处阴暗潮湿，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挤在一间通房内，空气污浊。穿的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破衣烂衫，冬不御寒，夏不遮体，且终年不得更换，虱子、跳蚤成团。大多数没有鞋穿，常年赤脚干活，很多人严冬冻烂双脚，有的甚至活活冻死在冰天雪地里。1944年除夕之夜，竟冻死60多人。

　　平日里，他们经常遭受日本法西斯暴徒的任意折磨和摧残，日军规定了数不清的戒律，以限制战俘的活动。如劳动时不准四处张望，大小便要报告，在室内不准抬头等。违者就要受到打手板、罚跪、棒打等处治。对所谓“表现不好”或有“越轨”行为的，即施以酷刑。轻者剥光衣服爬烟囱，头顶石头绕场转，由日本兵抓着生殖器绕场示众等;重者关禁闭或让狼狗咬，甚至挖眼、割耳、活埋、扒皮。

　　1944年6月，部分被俘人员计划越狱被发觉，为首的3人当即被剥光衣服，捆在旗杆上，先遭日军用军刀刺和开水烫，后被狼狗撕得骨肉剥离。还有一次，日军将意图逃跑的20余名男女战俘，全部剥光衣服，捆在木桩上，男的用刺刀零刀割死，女的则先让狼狗咬其阴部，后剖腹杀害。济南市万盛街的几名工人被抓到“新华院”后，受尽了酷刑和凌辱。他们被控为在外出干活时逃跑，日军用铁丝把他们的手心穿透，吊在树上痛打，又剥光衣服，押到无影山下，让他们自己挖坑，最后被日军刺死，扔在坑里。

　　设置在院大门口的禁闭室，是专门刺杀战俘的地方，凡是被指控为有“越轨"行为的，送进禁闭室，捆在特制的木桩上，作为日军刺杀训练的“靶子”，活活刺死。院内的病号房和卫生班，是日军以特殊手段虐杀战俘的场所，被人们称为“鬼门关”。凡被送进这里的人，就等于判了死刑，很快就被折磨而死。

　　卫生班是日军设置的细菌、毒药试验所和抽血虐杀战俘的场地。日军除对初进“新华院”的战俘抽血外，还对编入“抽血队”的战俘定期抽血，致使许多人惨死。济南“防疫给水部”培植岀来的细菌，先拿到这里在战俘们身上进行“效力试验”。对那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被俘人员和爱国志士，日军不便公开处治，便假借治病为名，向其体内注射细菌和毒药而加以暗害。所注射的细菌有伤寒、霍乱、赤痢和副伤寒、百日咳等。仅在1943年，日军就用细菌和毒药残害被俘、被捕人员100余名。

　　“新华院”设置的病号“隔离间”，阴暗潮湿，空气污浊，瘟疫蔓延，巨鼠成群，很多重病号在这里被老鼠咬去耳朵、鼻子、眼珠、嘴唇、手指、脚趾……当他们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日军就用拉尸车抛至无影山下。有些病号被装进拉尸车时，还在呻吟着。有的被抛到山下后，仍发岀凄惨的叫声。起初，每天往外拉尸体一两车(每车8具)，后来逐渐增加到每天三四车、五六车，多时十几车。山崖下成了白骨堆，从“新华院”以西至堤口庄以东、黄屯庄以南一带数里地内，到处可见累累尸骨。有些坑穴内积存的下腭骨、牙齿、四肢骨等竟达一尺多厚。

　　据有关材料所载：从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新华院”先后关押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约35000余人，被酷刑和劳役折磨而死的15000余人，被抽血致死的100余人，被注射毒药、细菌致死者数百人。被押送到我国东北和日本国内充当劳工者万余人。上述材料并不完全，实际上仅在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短短15个月内，被囚死在这里的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就有17000余名。(孙明云)

　　肥城惨案

　　1943年3月的一天，驻泰安的日本宪兵队队长滨野带一群宪兵闯进肥城简易师范的办公室，将校长冉定宇(时29岁)带走，名义是到日军驻肥城警备队开个小会，实际上是日宪兵以“通八路”为名将其逮捕。接着，又以开会为名，带走了伪农会会长兼肥城九区办事处主任、旧绅士朱仲五，伪八区区长尹霭祚和伪五区区长范培轩等人。

　　他们被带到警备队(旧盐店)以后，什么会也没开，就和冉定宇一起被押了起来，罪名是“通八路”。上午10时，滨野又下令戒严关闭各城门，随后又令伪警察和日本兵一齐出动，把农会、商会、九区联合办事处包围了起来，把办事处职工全部绑上了绳子，连到办事处串门的石斌甫也被捆绑到警备队关押起来。12时左右，滨野又令伪一区区长李传祯派人在北门外挖了60多个坑。午后3时，在押的约60多人，五花大绑，用一根绳牵着押向北门外。被押的人到场后，被摁着跪到坑边，扯去衣领子，由滨野手挥战刀，把头砍下来，然后把尸首捅进坑里。滨野砍一个，就把战刀在水里浸一会儿，然后再砍下一个。朱仲五、冉定宇、尹霭祚、石斌甫4人先后被杀。王冠五、吴寅东被滨野押回泰安。一个月后，王、吴二人被放回，王冠五到家时已奄奄一息，很快死去。吴寅东在送回家的路上已死得挺挺的。据送人者说，他们二人是被日宪兵毒死的。(马素珍)

　　日军在武城抓捕“劳工"的暴行

　　1943年农历七月初一，枣庄陶官乡小刘庄村民徐月明、徐月来、徐月星、徐月田、刘继云及其他村的李景云、李昌桥7人至武城县卖牲口买布。回程途中又碰上了峰县小梁庄的张则玉。8人结伴奔德州搭火车回家。走到郑口，遇上从河北故城出来的一大队日伪军。不由分说，日伪军便把他们强拉硬拖劫到故城县城。第二天早上，日军用绳子将他们拴成一串，押送到德州拘留所。七月二十四下午将他们连同以前抓的人，二人一串拴住，一起装进了闷罐车。先在塘沽码头熬了一个多月，期间，这些被抓劳工受尽了非人折磨。

　　八月二十七，全体被抓劳工集合点名，每人发了一个符号，有的写“贝岛14采煤夫”，有的写“三菱公司装卸夫”等等，排号共有300多人。之后，由日军押送上船，航行7天，九月初五夜晚，到达日本门司。第二天晚上8时到达福冈县远贺郡香月町大石煤矿。劳工们在井下干活，劳动强度大，伙食量少质差，面粉里面掺上豆饼和橡子面，吃不饱还得照样干活、受体罚。很多人死于异国，刘继云、李景云也病累而亡。直到日军投降后，活着的人才回到祖国。(马素珍)

　　冠县“血水井"惨案

　　1943年6月10日黎明，日军从冠县周围的11个县调动14500名日伪军，22辆汽车，2辆坦克,200多匹战马，以白塔集、赵庄为主要合击点，兵分十五路，对冠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当日军形成合击圈时，村民发觉后，纷纷离家出逃。

　　上午9时，日伪军将逃难的群众合围在前李赵庄村内。躲藏在该村李长山家里的20名村民被日军发现，其中有一位从白塔集逃来的中医廉吉章，日军怀疑他们是八路军，立即将他们带到日军临时指挥部。之后，又把二三百名村民驱赶到村西一个水井旁，又把廉吉章等人也押来，听日军头目训话。日军将廉吉章等21人一个个填到井里，又点着井旁的麦茬扔进井里，还不时往井里打枪，扔手榴弹。最后又往井里打了两阵机枪，还把井边的5块磨扇和井口的砖填入井内。日军临走时，还在村内外枪杀了12名村民，抓走了几十人为他们运送财物，有的至今下落不明。(马素珍)

　　梁山县惨案

　　1943年8月4日，日军以装甲车、汽车90多辆，步骑炮兵1000余人，在七八架飞机掩护下，对梁山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5日上午从东、南、西三面将梁山脚下的十几个村庄包围。日军先在丁堂村南架起炮向独山发炮。半小时后，采取梳篦式行动在村周围搜人。

　　孟庄村民徐振武叔侄两人躲在丁堂村西的谷子地里，被敌人搜出。一个日本军官举起战刀将徐振武的头颅砍掉;另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刺进徐振武侄子的胸膛。日军搜索至前集村南西瓜地里，将熟瓜吃掉，生瓜踩烂，并将种西瓜的农民王瑞先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然后，日军分头冲进各村，将各户的贵重之物抢走，还拉屎撒尿于群众的菜缸、酱缸、面缸和饭锅之中。有的人家用石头将大门堵住，日军撬不开，就用小钢炮轰。在孟庄，轰开了农民孟昭泮家的大门，闯进堂屋，看到孟昭泮60多岁的母亲坐在床上，便将汽油泼在她身上，点火焚烧。老人满身带火跑向屋门外，日本兵飞起一脚将她踢进屋中，又摘下一扇门板压在她身上，老人被活活烧死。

　　独山村村民王清安、王清常、王会干被搜出后，日本兵让他们带路搜人，他们不干，日本兵便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张坊村村民张贯月、张和信、张贯由等9人被搜出后用刺刀刺死。日本兵还在各村寻找妇女，发泄兽欲。在前集、张坊、丁堂等村有37名妇女被强奸。日军在离村之前，又在几个村庄放火烧房。日军这次“扫荡”，仅据张坊、独山、郝山头、马振扬、孟庄、前集、石头园、丁堂等村调査，就有113名村民惨遭杀害，7869间房屋被烧毁，被抢走的财物不计其数。(弓健行)

　　单县辛羊庙村惨案

　　1943年9月上旬，日军调集1万余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单县东南部柴溜区、安良区一带进行“铁壁合围”。日军找不到八路军主力，便对老百姓进行了一场大屠杀。

　　审讯辛羊庙村妇女会长李姜氏时，日军将她的衣服剥掉，把电线绑在她的乳头上，她被电得死去活来。辛羊庙村张传忠受审时闭口不答，日军将他绑到小床上，脱掉裤子，用火烧他的两大腿之间，他疼痛难忍，惨叫连声。姜永先、黄庄的苏德，都被吊在树上点火烧死。刘寺村刘洪桃之父受审时，日军点着一堆火，把刘父向火堆里来回推，直到烧死为止。辛羊庙村的刘贵连，被头朝下摁到淘草缸里，灌满了麦糠水，又放到地上用脚踩腹部，踩得他鼻口向外喷血水。黄庄村朱启彬的妻子是个孕妇，受刑不过，假说“有枪”，把敌人领到一个井边上，她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而残暴至极的日军，竟把这妇女捞上来，用刺刀把她腹部剖开，将未岀生的婴儿挑出来。黄庄村农民朱德尧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后，日军又逼问其次子朱启木，他领着日军到一口井边打捞，什么也未捞出来，日本兵竟用磨石把他砸死在井里。这次“扫荡”中被杀害群众达45人，其中重点村辛羊庙村被杀害的有17人。(范解人)

　　曹县刘岗村惨案

　　1943年10月4日拂晓，日军突然窜到曹县，包围了刘岗及附近几个村庄，把千余名群众驱赶到刘岗西门外的场院上。有个叫杨二寿的青年，被吊在树上拷打，日军用刺刀又副又刺，把他活活折磨死。日军又拉出30多名群众，绳捆索绑，用枪托乱砸。

　　下午2时许，日军把群众从西门赶到东门里的大水坑里。翌日，又把群众赶入东门外的寨壕里，寨壕水深3尺。日军又在“水牢”旁设置了十多张刑床，拉岀4个青年，捆在刑床上,往肚子里灌泥水，灌满了再用杠子压。一个叫侯秋寒的青年，被压断肠子，当场咽了气。接着，侯秋思和孙雨运两人又被拉去活埋了。剩下的一个青年，也被敌人用狗咬、鞭打、刀刺，折磨而死。群众忍无可忍，纷纷起来和日军拼命。日军机枪响了，当即有十几名群众惨死在水里。秦兴体目睹此情，大骂敌人。日本兵用火把烧秦的肚子，他仍骂声不止，直到被日军用刀刺死。这次惨案，日军残杀八路军干部和群众73人。(范解人)

　　平度县钟楼埠惨案

　　1943年10月7日(农历九月初九)，驻平度县(今平度市)日军率伪治安军一部，合计700多人，以“拉网”方式“扫荡”平南县。

　　敌人分东西两路，西路敌300余包围高戈庄，机枪、迫击炮齐向村里射击。村民张金清腹部中弹身亡，李瑞宗被日军用刺刀穿死。张占元、张金发等被日军骑兵围住，惨死在马刀之下。该村29人被杀害，30多人负伤。

　　东路400余名敌军将丘西村包围，进村后见男青年就抓，先是“搜身”，二是验手,三是用刑。平度辛安中学的学生李明照和李明信，丘西村村民李连泽、李功臣、荆德月等15人被抓。后都被送到钟楼埠杀害。日伪军沿途抓到丘西、打磨王家、大万家、三十里堡等村青年农民、学生及伤病员共40余人。

　　10月8日拂晓，日伪军押解其中27名村民继续向东进犯。下午1时到钟楼埠。日本军官抡起大刀，将两个青年砍死推入井中。连砍了18人。东边的长方井被尸体填满。丘西村的李功臣被带到圆井前砍死，推入井内，另有8人都被砍杀在这口井内。仅7日和8日两天，敌人在平南县东西不到50里区域内，共残杀我同胞80余人。(范解人)

　　荷泽县冯庄村惨案

　　1943年10月18日，日伪军2000余包围了郓(城)鄄(城)巨(野)荷(泽)4县边区村庄——冯庄。日伪军进村后对村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首先将陈清一枪杀，并打死了陈的老母。后又闯入陈的邻居田学增家，用机枪把田学增家在家的9口人打死8口，只有田的3岁小孩，因被母亲压在身下，得以幸存。在肖志合家躲藏的妇女老幼共17人，俱被日军用机枪射杀。丧尽人性的日军，又开枪打死7岁女孩刘文凤、4岁女孩田美兰、2岁女孩肖爱兰及2岁男孩肖小三。

　　壮年村民冯其则，被日军剥光衣服痛打后，又被用刺刀刺死。一个日军闯入陈景明家，用酱缸将陈母砸得头破血流。日军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把25岁的张李氏轮奸，尔后又把秫秸塞入她的下身,再用刺刀刺死。日军临撤走时，又无辜枪杀27个青年。这个不足150口人的小村，被日军屠杀59人，另有20多人受伤，全村人口伤亡过半。(孙明云)

　　荏平县荏南“六•廿七”惨案

　　1944年6月27日拂晓，在平、博平、聊城、阳谷的日伪军向二区进行“铁壁合围”。上午10点多，敌人绑起40多名男女青壮年，进行殴打。张会所庄朱世常刚娶媳妇，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群众无声的抗议下，一个日军军官发出了屠杀号令，日军把被绑的群众一字摆开，40多名青年男女惨死在日军的枪弹、刺刀下。

　　石海子村的石莲芹，被日军用刺刀从前胸扎进去，在脊背上露出刀尖，没哼一声便死去。同村的王金奎被刺倒后，日军又用铁镐砸头，砸得连脑浆都淌出来。张希成和他2个儿子以及贾景令爷孙俩都被日军用刺刀捅死。石海子村一4岁的幼童，被日军从他伯父的怀里拽下来提着小腿抛向半空，落下未死，又用刺刀将他肚子豁开，当即死去。

　　同村的张进德刚跑上沟崖，被日军赶上去在他右肩上刺了3刀，后右肋扎了一刀，臂部3刀，使他昏倒在沟里(后被救岀)。陈栾庄的小石头才十三四岁，被日军砍下一腿，流血而死。尹庄的尹循严、门庄的门吉昌也被日军杀害，先后死在包围圈内的有100多人。这次惨案中共有134名男女老幼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孙明云)

　　肥城县安驾庄惨案

　　日军于1937年12月31日侵占泰安，1938年1月2日侵入肥城县(今肥城市)安驾庄，至1944年9月1日，在5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在安驾庄区所临乡村屠杀人民405人。其中安驾庄村被杀37人。加上被抓伕折磨、强奸致死和日军造成的灾荒、疾病而死的人共达2503人。

　　日军的屠杀手段极其残酷。1938年1月2日，日军将25岁的青年农民王庆祥赤身绑在枣树上，往他身上不停地泼冷水，王快被冻死时，又用军刀砍下了他的头。

　　1938年夏季，日军在安驾庄抓住了刘在水，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一棵大树上，往他身上浇开水，直至他被烫死为止。日军还放火点着梁子同的房子，然后把梁子同抛至火里烧焦。从家里往外走的梁人臣，在门口被日军刺死。日军又把其尸体扔到粪坑里。安驾庄北阁子东边一眼枯井里，被日军抛下6个被害者的尸体。

　　1939年麦收期间，日军在南赵庄抓住雇工冯宝财,刺死后又开了膛。日军还杀害了这个村7名干部和群众。

　　1940年5月5日拂晓，日伪军四五百人，包围了赵家颜子，当众用刺刀刺死了6名抗日军人家属。1940年夏天，日军在夏辉河滩里的一个坑里，一次就活埋了6个人。日军在“扫荡"途中，共杀害乡村干部和农民17人，其中马家埠村就杀害了9人。

　　1941年春，一对贫苦青年夫妇，被日军抓住，绑在安驾庄北门外，由日本军官滨野砍了头。1941年5月3日，日军在西江庄，除枪杀、刀砍了8人外，还把梁尚田推到地瓜窖里，用柴禾、硫磺点火熏死。郭兆岭被打伤后还在挣扎，日军用刺刀在他身上乱刺，脸上被刺得无法辨认。

　　1943年秋，日军在北石沟村抓走村民13人，带到安驾庄，由日本军官滨野砍杀了赵宗刚，其余12人被脱光衣服五花大绑陪斩。1944年9月，泰西县八区抗日区长刘杰，回家时被日军打死。当时，日军把刘区长的头割下来在油锅里炸后，挂在宁阳城西门示众。

　　日军在安驾庄北门外，强迫村民挖了100多个杀人坑，每个坑里都埋过几个被杀害的人。设在安驾庄周围的9处据点，也都有日军的杀人场。日军还在安驾庄“司令部”里面修建了水牢，水牢高度不到一米，水深半米。人在牢中站不起也坐不下，屙尿都在水牢里。先后被关进水牢里的，除被砍头的300余人外，有很多活活囚死在那里。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区被日军强奸和轮奸的妇女达147人。其中包括70余岁的老太太和八九岁的小女孩。因被强奸、轮奸致死的达14人。日军驻安驾庄期间，共抓丁2873人。被抓的人，被强迫运东西、修炮楼、当伪军，有的被运往外地当劳工。这些人中，56人被折磨致死;运往外地的408人中，至今没有音信的125人。

　　日军还烧毁房屋2406间，杀死大牲畜414头，烧毁财物无数。南辛庄的房屋全被烧光，安驾庄被烧毁房屋900余间。在烧光的同时，伴随着抢光。在各村共抢粮食219万余斤、大牲畜533头、猪羊1.3万余只，掠夺其它财物19万余件。日军盘踞期间，安驾庄大旱3年。敌人却横征暴敛变本加厉。全区被逼逃荒者22338人，占全区总人口的一半多;岀卖儿女的601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5%;冻死饿死1612人，无钱医治而死的416人，共死2028人。(孙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