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河惨案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和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限共、防共、溶共”方针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和反共健将秦启荣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王尚志及其所部是惨案的制造者。
沈鸿烈自1938年1月出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从鲁西到鲁北即一路干扰和破坏国共合作，积极推行反共方针。1939年初进入鲁南山区后，更是亦步亦趋地执行国民党中央积极反共的政策。先是抛出所谓“山东省政府之八大政策”，强调“统一军政军令”和饷款给养，只字不提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堂而皇之地限制和排挤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继而于2月5日至7日，在鲁村召集鲁南军政会议，系统提出“统一划分防线”、“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军不干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等种种规定。这次会议，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沈鸿烈在山东贯彻和推行国民党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行动，对太河惨案的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秦启荣，山东邹县人(今邹城市)，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30年至1937年先后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经理干事、组织科主任、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等职。1937年日军侵占平津、河北后，秦启荣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之命，在鲁北组织地方武装，先任鲁北游击司令，复改任冀鲁边区游击司令。11月，日军南进，秦启荣将其司令部南撤至滋阳(兖州)。1938年1月后改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整编所属各部为9个梯队，分驻于山东各地。秦启荣是一个骨子里就反共的人。1938年3月间，秦启荣将司令部移至鲁中山区重镇田黄，占据莱芜。此时，在徂徕山起义基础上建立起的、中共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一部，也正在莱芜一带活动。秦部为把持地方，屡与第四支队搞摩擦，挑起冲突，时有扣捕、尾追第四支队人员的事情发生。秦启荣还指使谭远村驱逐第四支队出莱芜城。为打击秦部的嚣张气焰，第四支队决定进行反击，于1938年3月29日，未发一枪，巧取莱芜城，俘谭远村。秦启荣得知此事后大怒，亲率万余人，兵发莱芜。为避免冲突，中共部队主动撤出莱芜城，并派王建青、徐子蔚去秦部联系谈判。王、徐被秦启荣扣押，拴入马棚。双方因之在莱芜问题上陷入僵局，最终演成4月22日的莱芜鹿鸣山之战。此即所谓“莱芜事件”。“莱芜事件”是秦启荣抗战时期反共的第一次公开表演。沈鸿烈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于1938年6月间，将秦启荣部的主要活动地区邹县、滕县、曲阜、泗水、淄川、博山、临朐、泰安、新泰、莱芜等县划为第十二专区，以秦启荣为专员兼保安司令，1939年2月，又任命其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从此，沈、秦即结为一体，操纵山东顽固派大肆制造反共摩擦。
王尚志，山东昌邑人，抗战爆发后，受秦启荣委派，赴鲁北活动，后转至临淄一带组织武装，被秦委为第二游击区司令，成为秦启荣反共的一员得力干将。1938年底1939年初，日军加强了对胶济路两侧的进攻，王部南迁安丘，不久，奉秦启荣之命西移博山地区。1939年3月，王部开至太河流域，设司令部于峨庄，置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大队于太河镇。
太河镇，是位于博山县城以东30余公里的一个山区重镇(现属淄博市淄川区)，也是连接中共领导的山东清河、胶东、鲁中三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这里群山环抱，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从1938年夏秋起，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和第四支队即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王尚志部开进此地时，八路军为避免冲突，顾全国共合作大局，主动撤出。王部遂占据了太河镇。
1939年3月，鲁北清河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62名干部、战士，赴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保证途中安全，第三支队第十团两个连约210人组成护送营，由吕乙亭营长带领，负责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随队赴延安汇报工作的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为这支队伍的总指挥。27日，队伍行进至淄川以东山区时，得知原在这一带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冯毅之营已撤离，太河镇已被王尚志部占据。为避免发生冲突，顺利通过太河镇，总指挥鲍辉事先派人与王尚志部取得联系，说明从此路过的意图，并将枪支人数如实相告。王尚志派人回话，同意借道。但背后里，王尚志却秘密召开会议，策划伏击这支八路军队伍，并由峨庄司令部赶到太河镇亲自部署，设计了假意借道、暗中设伏的阴谋。得到回信后，八路军南下队伍于30日晨继续南进。1939年4月17日《大众日报》刊登的于平写的《太河惨案真相》一文，对事件的经过作了以下描述：当我们的队伍到达夏室的时候，他们百般设法阻止我们前进，又是通知司令部，又是司令不在家，总是想要延缓时间，以便部署其军事行动。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断不会下毒手的。因此坦然毫无戒备地继续前进着。太河到了，围子上站满了秦部的士兵，山上也有人在活动着。太河的围子做得非常坚固，四周都是用石头砌成的，高约七八尺，村中有一个约两三丈高的土台子，上边有许多松树，村子的西边是一片白茫茫的淄河沙滩，再西是一座悬崖峭壁的石山，河滩与围子中间是一条通行的道路。队伍到达村外，围子门已紧紧地关闭起来，一个类似副官的人骑着马跑出来告诉我们：“王司令没在家，请你们从围子西边走吧!”我们听了这话，知道他们不愿意让我们进村子，我们也不勉强，径顺着围墙的西边走去。一座松木小桥，遮住了去路，队伍渐渐集结在桥头上了。敌人认为屠杀的时机已到，于是乒!乒!两枪之后，接着城上的步枪手一齐开始射击了，手榴弹也不断地丢下来。可怜我们这些优秀的干部和英勇的战士们，处在一个夹道之中而且又没有战斗的准备，因而就遭受了横暴的摧残。当敌人开枪射击以后，政治部鲍主任还继续喊着不要还枪，但他的话一句未完，炸弹已经打到身边，许多人就这样牺牲了。
据有关材料证实，在此次突然袭击中，三支队十团三营营长吕乙亭与一战士当场牺牲，鲍辉等20余人负伤，除60余人突围脱险外，其余均被俘。
被俘的干部、战士被押至太河镇内一处院子里，清点人数。王部一位军官出来训话，谎称：“今天的事情是个误会，今早接到一个情报，说从博山城里出来四五百人的汉奸队，朝这个方向来了，等把情况弄清楚就放你们回去。”并先后把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三人带走，于当夜秘密杀害于太河镇东门外。第二天，又把其余被俘的人押到王尚志司令部驻地峨庄，逐一登记审讯，把张林、陈大学、张琴书、徐效礼、赵华川等11名连以上干部和重点怀疑对象，视为“要犯”，交由军法处继续审讯。不说，就施以酷刑，先是用棍棒打，后改用六股铁丝拧成的铁鞭子抽。鞭子上的铁丝头像钩子一样，抽在身上，扎进肉里，鲜血淋漓。就这样，连续折磨了7个晚上。此时，山东八路军开始反击。顽军裹挟着部分被俘人员东窜临朐境内，逃至黄山村时，将张林、陈大学、张琴书、徐效礼等5人枪杀于弥河滩上。几天后的一个雨夜，赵华川趁看守不备，磨断绳索，越墙逃出。其余5人下落不明。
总计在此次惨案中，先后有8人在被俘后惨遭杀害，他们是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政治干事张琴书、石印股股长徐效礼、四连指导员张林、七连指导员陈大学等;多人失踪，还有部分人强遭遣散。这是秦启荣、王尚志有预谋地公开攻击和残杀共产党、八路军干部的重大事件。
惨案发生后，中共对秦启荣、王尚志的反共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抗击。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要进行坚决反击。17日，张经武、黎玉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决反共、破坏抗战，制造太河惨案的罪行，呼吁全国主持正义，严惩祸首。19日，《大众日报》发表题为《敌乎?友乎?》的社论，揭露太河惨案真相。
秦、王所为也激起广大抗日军民的义愤，就连国民党内部亦多有责议。“其时，省政府所在之东里店，对其空气的压力颇大。不论是党内、党外，交相责难”。在此情形下，秦、王等为混淆视听，大肆散布太河事件是王部“讨逆”，解决“叛军”李人凤部。其实，此是一年前旧事。1937年底，日军侵入鲁北时，为组织民众，保家卫土，临淄西关小学校长李人凤与临淄县长冯谦光等人在临淄城成立了一个“青年抗战人员训练班”，组织“学生志愿军团”。1938年1月临淄城沦陷后，县长冯谦光逃走，李人凤则以训练班和学生军团为基础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暂时使用王尚志部番号，编为王部第三大队。不久，李人凤等人因不满于王尚志所为，率部转编为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十团，并解散了王尚志设在临淄的司令部，扣押王尚志等人，旋释之。王部称此事为“临淄事变”。太河惨案与此事并无内在联系。秦、王宣扬此事不过是借以掩人耳目，抹煞其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的罪行。为打击秦、王的反动气焰，4月2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第四及第一支队(原第八支队)奉命对王尚志部进行反击。王部见势不妙，东逃临朐。就在这时，秦启荣连夜从东里店赶至王尚志临朐鹿皋驻地，对王尚志的东逃表示极大的愤怒，亲自部署王部及其他所部反攻，袭击八路军悦庄一带驻地。沈鸿烈亦插手此事，一面派出以基督教徒郭金南为团长的所谓“调查团”，一面令王部避驻于吴化文防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则对秦启荣“传令嘉奖，并记大功一次”;嘉奖王尚志部为“能战敢为”，发给奖金2万元。可见他们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太河惨案本身就是在国民党中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沈鸿烈山东省政府大肆推行限共、反共政策的背景下，在秦的支持、指使下由王尚志部制造的严重的反共流血事件。太河惨案刚平息不久，秦启荣即于8月间，纠集所部先于莱芜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驻雪野后方机关，制造了“雪野事件”，继而于淄河围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制造了“淄河事件”。由此，秦启荣被抗日军民斥为“摩擦专家”。
太河惨案对山东抗战和反磨擦斗争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太河惨案中遭到伏击的担负护送任务的两个连，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较有战斗力的连队，而该团又是第三支队的主力团之一。惨案的亲历者马若在回忆中写道：“太河惨案的损失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1939年的春天，丢掉了两个战斗力最强的武装连队，损失有多大，实在难以估量。”
就反摩擦斗争来说，太河惨案前，中共山东党组织由于缺乏经验，斗争不够坚决，部分领导人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在沈鸿烈进入鲁南后，虽然对沈鸿烈的限共防共政策已有察觉，也进行过斗争，但缺乏清醒、深刻的认识，仍对沈抱有幻想。1939年2月23日的《山东分局对苏鲁工作的决定》，一面讲“由于沈防共的错误政策，造成山东抗战的极大困难与危险”，一面强调坚持“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一方面使沈进步”。当时《大众日报》发表的关于鲁南会议和涉及沈鸿烈的报道及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人的访谈，也多是洋溢之词。太河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中亦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形不加改变，山东创建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到挫折的。”这种软弱的情形也表现在南下队伍的主要领导者身上。许多亲历者都回忆道，当南下队伍走到太河附近时，已经明显觉察到危险，但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仍然认为“现在搞统一战线，不会有事”，命令继续前行。在队伍陷入包围、遭到枪击的情况下，“我军领导人仍然对国民党顽固派抱着幻想，不令部队反击突围，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大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的这些话，没有阻止住敌人向我们开枪，却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干部、战士自卫还击行动，部队被顽固派军队冲得七零八落。”也有人写道：“太河惨案本来是一次可以避免的事件。这次行动的主要指挥者、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太深，太相信国民党，对国民党缺乏起码的警惕性。在得知对方是我军死对头王尚志后，仍然存在幻想，抱着侥幸心理，还要坚持钻到王尚志摆好的口袋里去挨打。在被顽军包围后，如果采纳吕乙亭营长的意见，采取果断措施，组织反击，虽然要付出代价，但可以大大减少损失。但是，在枪林弹雨中，他仍然命令我军不要打枪，并向敌人乞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政治上简直幼稚到可笑的程度。”这些话带有感情色彩，但反映出当时的领导者缺乏必要的警惕性与正确认识的情形。太河惨案的残酷现实使人们震惊和愤怒，也教育了中共山东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开始改善和调整斗争方针与策略。193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中，批评了山东方面以往的软弱和不足，要求加强反顽斗争和政权建设，并指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有计划的取得必胜)，如在政治上、组织上瓦解秦部，在军事上包围袭击解决之。”5月19日，在《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对付顽固分子之无理举动以态度强硬为原则。”但“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是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按照中央的指示，5月2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指出：我们要改正忽视根据地之错误，积极经营战略基地，并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积极扩大山东纵队与地方武装;巩固发展地方党;改正分局及各地对顽固分子的退让、防守与被动。随之，山东党组织全面调整了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采取了争取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孤立和打击以沈鸿烈、秦启荣为首的顽固派的方针策略。与此同时，徐向前、朱瑞受中央委派率领100多名干部于1939年6月来到鲁中山区，加强山东的领导力量，8月，组建起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的八路军第一纵队，10月，又将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为统一的指挥机构。太河惨案事件可以说是中共领导山东抗战斗争策略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太河惨案后，山东国民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以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派由以往的“公开联合，秘密限制”转变为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频繁进攻八路军，制造事端，摧残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7月16日，由徐向前、朱瑞等联名发出的《八路一纵山纵为沈鸿烈指使部属进攻八路军事给蒋介石的通电》即缕述其罪行：“自去岁‘扫荡’以来，沈主席曾无数次命令鲁南各军进剿职部，曾无数次密令捕杀共产党员，曾密令各地封锁职军给养，曾嗾使督导团破坏民众团体，更曾密令对八路军及共产党‘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以致自去年6月至11月中，职军被进攻达90余次，被杀共产党员及职部军人达1350余人，扣去人员达812人，缴去枪械达2057支，对职部军人家属之烧房、罚款、污辱，掳掠资财更不胜计。自去年11月至本年现在止，职部所受损害更倍于往昔。”尽管如此，由于中共山东党组织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斗争坚决，山东抗日根据地仍然保持了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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