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2日傍晚,日军纠集一个旅团的兵力,经过几次强攻,攻破了由国民党濮阳专员冀南15县联防中将司令丁树本丁培尧团固守的王官营村。日军进村后,疯狂推行“三光”政策,施行法西斯手段,残酷杀害国民党丁部伤散官兵及随军民夫2300余人(丁培尧团约1500人,独立营约500人,随军民夫约300人),无辜村民近百人(包括外村避难群众),并放火烧村,抢走大批牛、羊、骡、马,以及贵重物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王官营惨案”。
1940年3月中、下旬,丁树本为配合顽军石友三进攻我冀鲁豫根据地,率其主力向石部靠拢。4月1日,其先头部队丁培尧团在东明县小井乡李长营村与配合石部的日军陡然相遇。日军误认为该部就是八路军主力,当即发起猛烈进攻,丁培尧被迫还击。丁树本之后续部队,见日军出动飞机,轰炸助战,来势凶猛,畏敌如虎,调头西窜,致使丁培尧团成了孤军。当时东明县抗日自卫队常备队队长田培仁率领30余人积极配合,埋伏在东明集以南东兰公路西侧,炸毁日军军火汽车3辆,全歼押车日军10余人。在东明县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与丁部作战之敌士气大减,丢下10数具尸体和10多名伤兵,仓惶逃回考城,丁培尧得胜自傲轻敌,当晚宿营于李长营村。日军溃败后,恼羞成怒,随即纠合考城、兰封之日军乘汽车15辆,步兵炮两门,于当夜向李长营村扑来。次日黎明,双方交火,丁培尧见日军来势凶猛,决计脱离战场,避开锋芒,但日军钳住不放,丁培尧团且战且退,上午9时许退至王官营村。日军尾随赶至,丁培尧见甩不掉日军,决定凭土寨固守待援,于是双方在王官营村东门外展开了拉锯战。
下午三四点钟,日军又从商丘、菏泽、长垣、民权乘汽车、坦克,携带各式重型武器赶至,用汽车围寨,将王官营团团围住,当即从西门发起强攻,妄图速战速决,占领该村。丁培尧团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不得不顽强应战。日军攻坚不下,便下了毒手。一时间,步兵炮、迫击炮、山炮,共72门齐向王官营村倾射。霎时,燃烧弹、催泪弹、瓦斯弹纷纷在村内爆炸,响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炸毁了寨门寨墙,寨内顿时成了血城火海。沈永平老人说:“当时一个炮弹落到我家堂屋的二坡檩的上边,一个炮弹落到二坡檩的下边,立刻炸塌了两间堂屋。第二个是臭弹,当时我母亲还没出丧,藏在我家棚箔上的沈又莲、沈殿英,一头栽了下来,沈又莲撞到了我母亲的棺材上,头上有个大疙瘩,惊慌跑出屋,沈又莲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沈殿英幸免遇难。我嫂子叫张恩那时20来岁,已有身孕,我当时正在她的怀里,炮弹皮炸到头里头,满脸是血,十天后死去。我父亲沈逢时的鼻子上,被房顶上掉下的东西砸了一个窟窿,我外甥段有然头上砸了一个窟窿。”
战至傍晚,仍无援军接应,丁培尧决定:留独立营坚守西门,余部突击东门,准备从东门突围。丁培尧集结兵力,亲率警卫连一马当先发起冲锋。杀出东门后,不料陷入了日军的重机枪阵地。丁培尧中弹身亡,其余官兵死伤惨重,终被压了回来。日军在其大炮、坦克的掩护下攻入西门,坚守在西门的独立营官兵与日军展开了短兵肉搏。在街内与敌连续三个回合,又将日军压到西门以外。日军退出西门后,重新集结,改变部署,向村内再次施放催泪瓦斯,组织骑兵冲锋。独立营将士同仇敌忾,操起粪叉、铡刀、切菜刀、冒着密集的子弹,呐喊着迎了上去,双方又是一阵短兵相接,混战中独立营营长中刀身亡。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独立营士兵仍各自为战,奋勇杀敌,但终因寡不敌众,多数战死,壮烈殉国。日军占领主要街道,疯狂屠杀丁团受伤官兵。据座谈老人们讲:有一躲在胡同里的丁团士兵,见鬼子兵残杀受伤官兵,怒火万丈,操起铡刀冲向街中心,一人打退了一个班的围攻,连砍鬼子12人。最后,该士兵被日本鬼子拦腰剁成三节,仍手握铡刀,张目怒视。
日军攻占王官营村后,派兵在寨外搜索,任意枪杀丁团伤散官兵,烧毁农具、衣物,调戏奸淫妇女。王麦重老人回忆说:“当时我14岁,躲在一个墙角里偷着看,日本鬼子一进村,戴新良一见害怕,撒腿就跑,被鬼子兵撵到王老八家的红薯窖边,一刀刺死,扔到红薯窖里。范大盘、范二盘兄弟俩,从自家院里出来,鬼子问范二盘,范二盘没说话。范大盘就说:‘我弟弟又不是当兵的,你们问他干啥?’日军大恼,割掉了范二盘的舌头,然后又把他兄弟俩捅死在大门口。王铁叶,才16岁,就被鬼子兵一枪刺死,扔在楼院后的红薯窖内。”73岁的朱应运讲:“我父亲叫朱天恩,当时25岁,藏到棺材铺里,日本鬼子发现后,将他拉到一个楼院内。我爷爷朱学艰就跟着撵,被日本鬼子在肩膀上刺了两刀,我父亲被刺死,尸体扔在红薯窖里。我妹妹叫朱花,当时才1岁,日本兵用刺刀捅棚箔,刺刀落下来被插死在床上。我的眼睛被臭弹(瓦斯)熏得至今模糊不清。”受害者戴双印愤恨地说:“我父亲叫戴培元,当时40来岁,在橱屋里抱着我,一个炮弹飞来,我父亲被炸死,我被炸掉了一支腿。”死难者亲属沈书轩说:“我的一个邻居叫朱伦(女、时年17岁左右的姑娘),和她母亲俩过,被一伙日本兵抓住,绑在椅子上轮奸。我爷爷叫沈永刚(时年20多岁)见此景,怒发冲冠,一个剑步冲向前去,但没走到根前就被鬼子一枪撂倒,又在肚子上插两刺刀,含恨而死。朱伦也从此留下病根,十几年后憔悴而死。”刘本老人说:“我父亲叫刘三妮,日本鬼子叫他拿东西,他听不懂,没答理他,日本鬼子就割了他的舌头,打死在朱吉利家。”85岁的唐怀才说:“范大盘、范二盘,和我是姨表兄弟,死的是惨。我见到的是朱学谦,藏在唐荣长家的红薯窖里,日本兵找红薯吃,发现后被日本兵打死。”就在这一夜之间,无数丁团伤散官兵和无辜村民有的被乱枪刺死,有的被开膛剖肚,扒皮抽筋,有的被割舌剜心,凌迟处死,花样繁多,残忍至极。
次日天亮,日军在寨外巡逻的部队吹响了集合号,鸣起了汽笛,一队队汽车隆隆远去。村民纷纷从躲藏的地方探出头来,当发现村内的日军并未离开,正在集中吃饭,不祥之兆又笼罩了刚刚放松心弦的人们。
早饭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抢掠和屠杀开始了。日军三人一组,十人一队,排成数十个方阵,前走后跟,从村两头拉网式逐家逐户搜查。在搜查中,见男性就抓,见穿灰色衣服的就杀,见粮食就撒,见贵重衣物就拿,见家具、农具放火就烧,见牲畜就牵,见妇女就公开污辱恐吓,逐个搜查。日军把抓到的男性村民撵到街上,用群绳捆成麦秸垛大小的人堆,耀武扬威端着刺刀团团围住,用木棒、枪托劈头盖脑地乱打。让既能认识自己亲族又不识人事的小孩前去认领,凡被叫出名字又讲清辈份的放走,其余均遭杀害。据《东明党史资料》第14期(中共东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1986年4月印)第4页记载:“我八路军某部副教导员王月鸣在反顽战斗中负伤,住在王官营村的亲戚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惨遭杀害的。
据惨案亲历者回忆,日军离村后,村内尸体遍地,鲜血横流,整个街道路面全部变成了殷红色。日军撤走后,全村人光用大太平车往外拉尸体,整整用了三天的时间,仅一个小胡同里就拉出13辆太平车。村东南角挖了13个大方坑,里面全堆满了死尸。前几年还白骨垒垒,见了叫人寒颤。这场屠杀给王官营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致使一姓灭门,六家绝后。毒炮爆炸处数年寸草不生,余毒伤人。事后人们衣食无着,纷纷逃往山西,人口大减。据不完全统计,烧毁房屋200余间、树500余棵;烧死、抢走骡马100余头,牛20头,羊500余只;损失抢走粮食3万余斤,其他贵重物品无计其数。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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