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暴行录:1937年4月-1945年8月日军在江苏省的暴行（10）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23-07-01 15:32:38

　　日机轰炸南通石港镇

　　1939年农历六月二十九，驻南通城的日军得到汉奸沙桐提供的情报，即常备旅张能忍部屯兵石港镇，便派飞机前来轰炸。飞机飞得很低，由北向南俯冲投弹，一连投了十多颗炸弹。一时间，爆炸声不绝。

　　从西二川门一线朝南，至南后街巫家园田，被炸11处，近30间房屋被炸毁，15人被炸死。其中，华严庵里巫九被炸得血肉模糊，陈志摩老人躲在床上，整个身子被炸成数段，头部飞落到邻居义源福的酒店中。西水关桥畔，4个渔民被炸死，丁松老两口以及儿子、儿媳(怀孕在身)，丁家牌坊东边的冯裁缝、巫家园田北边的张四和他的儿子张元、重孙张丹，以及王金标等均死于这次轰炸中。(欧阳玉清)

　　苏州昆山陈家浜惨案

　　陈家浜是苏州昆山南港乡的一个小村子，在角直镇东南约五六里，当时仅有20多户百人左右，和附近紧挤在一起的邱家浜、南浜、西浜共4个村子统称十四图。

　　农历七月，正是早稻将割之时，农村习俗在做醮酬神后开镰。1939年农历七月十九，陈家浜请了道士做醮。这天有一只卖私盐的苏北民船在邱家浜河口，被歹徒冒称游击队把船上财物抢劫一空，船主就到角直镇报告日军，说陈家浜的“游击队”抢劫了他们的财物。

　　七月二十清晨，角直、陈墓、茜墩三处据点的日军一齐出动，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了陈家浜、邱家浜两村，先用掷弹筒打了3发炮弹吓唬群众，然后把两村男子驱赶到陈家浜朱培春家门前4家相连的大砖场上，东西两头架起2挺机枪，逐一检查青壮年农民手上的老茧。

　　有一农民名叫邹荣夫，稍为倔强，就被拖到河滩旁刺死砍头，把尸体扣在一只空粪缸下面，又烧了一堆草垛。当时全场农民吓得都不敢声张，有的双手捂脸遮住眼睛不敢看。日军还把被捆绑的33个农民押下船去。船出张迈泾(河名)，到梢里大桥西桥脚下，日军把14人拉上岸，用绳索扎缚手脚并连在一起，分成二串，杀死在桥西脚下;其中一个农民拼命跳水游到对江上岸，仍被开枪打死。该船在经过火夹淡时又被杀死3人。

　　这样，日军先后共杀死18个人，他们是邹荣夫、邹阿福、邱利园、吴介夫、吴根福、吴家生、邹杏根、王士林、吴嘉祥、赵牛根、邹夫堂、陈鹤廷、朱培如、朱水金、陈金根，均为陈家浜、邱家浜人。外乡人被杀3人，一个是张浦沙泾村人，是做醮的道士，一个是做麻袋的大慈人，还有一个是吴家堰的小阿五。另外被绑的15人，在船上被押送到角直镇保圣寺旁甫里小学二舍东路教室的最东一间里关押，不审问也不给饭吃，饿了整整两天，到七月二十二日下午4时左右，才经日军头目“训话”后释放，回到村里又被汉奸勒索去香粳米一石，香云纱衣料一匹。陈家浜血案惨绝人寰，令人发指。(严修桢)

　　日军屠杀花果山和尚的暴行

　　为了消灭活跃在连云港东云台山的抗日武装，1939年8月20日上午日军四面包抄花果山，一路从新浦来，一路从大浦盐坨来，一路从新县来，一路从灌云来。

　　几路日军进山后，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南天门到九龙桥一带被烧了十几家。随后日军就架起机枪向山里扫射，支起掷弹筒轰击支寺庙，游击队20多人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

　　日军进入了玉皇宫，开始搜庙，并揪住住持僧仁芳法师盘问，要他交出“毛猴子”(即抗日人员)。仁芳说：“没有!”几个日本兵凶残地把他戳死，还把肚肠子挑了出来。这时日军在庙里堆起柴草，浇上油放火烧起来，又丢了地雷爆炸，顿时玉皇宫烈焰冲天，墙倒屋塌。另一个法师仁益被日军绑起押走。中午，几股日军又冲上了三元宫，守在大寺里的法师德选、绝瑁、隆刚、雁朋、襄言等人仍泰然处之，照常做佛事。后雁朋等3个法师见势头不对，便从庙后跑出去在草丛里躲藏起来。其他法师及乡民都被日军当作“毛猴子”押解下山，随又烧了三元宫。过了几天，一股日军又来搜山，上了南天门后，挑死了1名农妇，再次火烧三元宫。

　　在三元宫的古刹中，以三元宫为主体，计有南天门、九龙庙、茶庵、灵观殿、自在天、长生庵、乌云阁、大悲庵、屏竹社、团圆宫、海天洞、艺松堂、玉皇宫等14处房屋，形成有175间殿宇的建筑群。经日军几次焚烧，除灵观殿尚未毁掉，其它都毁于大火。三元宫和各庙中供奉的精木雕塑的三元大帝(天、地、水)、十八尊罗汉等上百尊佛像,以及珍藏的佛经千卷和供奉器皿等，都被大火吞噬。仁益、德选、绝蹟、隆刚法师及山民周玉田、朱长涧、张德富、王耀、丁乐山等，共10人被日军押走，进行严刑拷打。随后，将4个法师和5个山民押到大坑里活埋。(杨东野)

　　日军在宝应县汜水的暴行

　　1939年至1945年秋，日军在宝应县汜水地区杀害无辜群众400多人，焚烧1191户，房屋4506间，其中瓦房248间，草房4258间。最惨的是福星、长沙、运河、土塘、锅庄5个村，被杀害者有180人，被烧毁房屋的有947户，3688间。

　　1940年3月11日和25日，日军烧毁长沙村等十多个村庄，1278间房，杀死66人。日军下乡“扫荡”时，残杀中国人的手段非常毒辣。有一次，日军将群众抓进据点，叫群众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扫射。在汜水摆渡口，日军把群众反绑起来，把石头捆在身上，推下运河淹死。据统计，先后有200多人被这样处死。

　　1940年3月25日，日军和伪军在赵庄放火烧屋。全村共24户，被烧的就有23户，136间草房，只有一户3间房因在烟雾之中未被发现，才得幸免。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人，被抓14人，其中妇女4人，小孩1人，男的9人，在其他村庄也是见人就抓。

　　日军将这些人抓到汜水附近的钱仓房旁边广场，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他们用刺刀戳死21人，其中有4个妇女和1个小孩。日军用刺刀往吴连发妻子的阴部戳。高三奶奶的脸被劈去半边。冼丙言的妻子抱着一个3岁的男孩，日军先杀死大人，后又在孩子的胸口戳上一刀，大人死后还紧紧把孩子抱在怀里。赵维富的母亲怀孕在身，被开膛剖腹，肠子和胎儿一齐随刀流出来，日军又用刺刀将胎儿戳烂。对男人，日军撕下衣服，把其头脸扎起来，当活靶子，用刺刀活活戳死。还有走亲戚和过路的7个人也被屠杀。(张赣生)

　　射阳县通洋惨案

　　1939年农历九月初八，由日军小头目钱田带领一小队人马占领通洋镇，直至1942年撤退。日军盘踞这里三年许，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1939年九月初四，钱田率一个连的兵力从阜宁城经通洋镇向附近的陈洋镇进发，在通洋镇南5里许的鹿塘遭到马玉仁率领的地方武装的伏击。支队长刘国柱率60多人狙击敌人，日军开来2只小汽船，兵力增至60多人，同时2架日机俯冲而下，疯狂扫射。刘国柱力弱无援，命令部队分批撤退，刘本人与2名士兵竭力掩护，最后因弹绝又无法突围，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戳死。这次战斗，以刘国柱为首的马部12名官兵壮烈牺牲。日军1人毙命，多人受伤。

　　战斗结束后，日军对鹿塘进行逐户搜查，见人便杀。未及逃走的李奎喜等8人被打死或被刺刀戳死。三天后，50多个日军从陈洋向通洋“扫荡”，杀人放火，更加残暴。因为初四那天，有2个受重伤的日军被抬到陈洋镇，日军头目认为无法治好，不顾哀求，将伤员活活烧死。同伙的日军在鹿塘人民身上报复和发泄，对活人残暴行凶，对死人也不放过，他们将一村民家中未来得及下葬的2口棺材劈开，对2具尸体分别戳了七八刺刀。

　　这天，日军还在鹿塘纵火烧毁30多家、100多间民房，抢去鸡鸭猪羊300多只。驻扎在通洋镇的日军除了下乡“扫荡”之外，还经常残害被抓去的百姓。村民周学东于1940年农历二月初七晚被抓进日军据点。日军将他绑在一根大梁柱上，从头到脚，捆得结结实实，把嘴撬开，用棉花团塞得紧紧的。凶残的日军先剜下周学东两只眼珠子，顿时鲜血淋漓，周学东疼得浑身抽搐，面部肌肉直颤。灭绝人性的日军还说：“你的大大的痛快?肌肉跳舞的!”于是又用大针筒子，一筒又一筒地把周身上的鲜血都抽出来，贮存在玻璃瓶里。周悲惨死去。日军对尸体还不放过，又拖到后边马棚里，放在锄马草的铡刀上，铡成碎块，分给4匹东洋大马做饲料。当时被日军杀死喂马的还有杨步奎、张协连等人。(刘玉)

　　淮安车桥镇惨案

　　车桥是淮安第一大镇，离淮安城50里，1939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初九)淮安城内日伪军200多人向车桥进犯。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退，日伪军未遭丝毫抵抗。

　　所幸淮安县四区区长邵育云早已侦知这次日军的行动，事先组织镇民坚壁疏散，日军占领二日，找不到粮食，撤离时纵火焚掠，大火烧了一天一夜。躲避在附近村庄的镇民，眼看冲天大火、烟柱，家园被毁，心如刀绞。镇上严记杂货店数桶桐油着火，油桶爆炸，桐油四溢，火势更旺。大火熄灭后，一些地面焦土竟有一尺多厚。

　　1941年2月6日，日军六十五师团五十二旅团一部再度进犯车桥。山泽大佐(1943年“车桥战役”时被我新四军击毙)率领日军数十人和100多伪军于前一天夜晚开到大兴庄(车桥南3华里)，庄上青壮年均领着孩子逃离，仅剩几个中老年妇女，不愿远走的人躲在村后一个“人”字形的地栅里。天明，一杨姓妇女挽一篮馒头出了村子，给躲在棚子里的人送些吃的，一日军发现情况尾随而去，在距离棚子十多米时，村民翟万富走出棚子看看情况，日军见了一枪将翟打死，翟的妻子(当时已怀孕六七个月)见状不顾棚里人拖拽扑了出去，日军赶上来,一刀将她戳死。日军通过翻译令棚子里的人统统出来，否则放火烧，村民没法，一个个走出棚子，日军开枪射击，用刀杀戳，棚中32人死26人，伤6人。

　　幸存者杨殿章(75岁)背后被戳四刀，右眼角被戳一刀，至今伤疤犹在。他说：“如果那天不是穿了厚厚的棉袄、长棉裤，早已成刀下鬼了。”这次日军进入车桥烧毁了关帝庙、兜率院等寺庙和车桥小学。

　　后来山泽大佐即驻车桥,他强令百姓拆房，修筑碉堡。车桥周围每隔200米筑碉堡一座，共53座。他还要老百姓在车桥西南角修军用机场。民工不分男女老幼，只要能端动一小撮土的人均被驱使上工。百姓稍有不满，轻则鞭抽毒打，重则活活被戳死、枪杀。

　　1939年至1943年之间，日军在车桥几进几出，全镇5000间房屋全部被烧被拆，数百年古镇被夷为平地，变成了一片废墟。(郭寿龄 林总)

　　日军在东海县的暴行

　　1939年3月，日军潘井部队侵占东海(之后日军的番号先后为松田部队、洼田旅团、七三八五部队)。

　　1939年11月29日，千余日军包围蒜庄湖，将百余百姓用刺刀逼进一家大院，先烧死2个山东卖黑碗的人，后又将81人集中到一间大屋内，用机枪射杀79人，另有十余人被活活烧死。

　　1940年12月2日，日伪500余众袭击房山南松林庄，村庄遭炮击后夷为平地，有22人遇难。

　　1941年1月27日，日军突袭坡林、丁旺，在坡林杀死群众12人，在丁旺捕杀群众18人。

　　1941年4月12日，一个中队日军将安峰山西陈集村男女集中到村头一个大场上，四周架上机枪，下令群众交出八路、交出枪支，后当场杀死4人。6月24日，日军再次包围陈集村，杀死群众32人。

　　1942年1月4日，日军侵扰曹庄，杀死群众20余人，全庄房屋被烧光，掳去群众30余人，每人索6000元(旧币)赎金。

　　1942年3月，日军冒称八路军，在桃林附近将20余推盐的农民抓走，逼迫农民脱光衣服，推到火堆前烘烤，20余农民均被烧得皮焦肉烂。

　　1942年5月，日伪强迫陇海铁路两旁群众全部出动挖护路沟。日伪军不断巡视，一旦发现有人不是挖护路沟的，马上开枪射击。12日，日军嫌蔡塘3个挖沟的老百姓(女1人)做工不力，用刺刀将3人刺死，并陈尸示众。29日，一青年从早到晚没有吃饭没，等放工欲跑回家吃饭，途中被日军发现，被一枪打死在护路沟里。东洪庄一农民去田里锄地，被日军看见，用刀将他耳、鼻、手割掉。

　　1942年8月13日，日伪从牛山出动包围赵庄、城头等地，抄了陇海区委书记周朝献家，捕去东海县委组织部长赵子明，搜去陇海区委党、团员名册。紧接着，捕去共产党员及团员18人。赵子明被杀害于徐州，2人被送往东北做苦工，其余16人被押往石文港枪杀(其中2人幸存)。

　　1942年10月1日，桃林据点日军迫令附近百姓抢修坪沟，每10家出伕15人。有6家男子外出，6名妇女被迫顶替。日军嫌女人力小，当即用刺刀将6名妇女刺死。(方汉生)

　　泰兴口岸惨案

　　1939年冬季，日军军舰经常在江阴至镇江一段江面游弋，并不时向江北村镇进行炮击。

　　1939年12月14日深夜，日军十余人携带机枪、步枪等轻武器，在汉奸翻译的带领下，乘小汽艇登陆，悄悄向泰兴口岸方向进发，中途经过口岸西洲下四坪草关帝庙时(现复元小学所在地)，见庙内灯火通明，立即荷枪实弹扑向草关帝庙。庙内驻有国民党地方武装数人，正在与附近的几个老百姓打牌。日军冲进庙后，举刀就砍，将这些武装人员、百姓和庙里的和尚，尽数杀死，有的被砍断手足，有的被割下头颅，有的被刺穿胸膛。这次被戳死的有僧人浩波，附近村庄的李兆庭、孙元岭、常小明，游击队长周继坤，队员栾安乾、许义和、张如庆等10人。只有三坪的周祥龙、五坪的栾家发、双太十三埒的姚恒桂等3人，因机警迅速，躲藏在菩萨身后和佛龛里，并以稻草遮盖，未被发现。

　　这批日军又越过福星桥，扑向武庙游击队驻地。未及逃跑的，均遭枪杀刀刺而死，其中有粥场工人乔双儿、乔家成兄弟俩;还有躲在地板下、空棺材内的，均无一幸免。

　　这次袭击口岸一带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计有军民30余人。庙里庙外，尸体纵横，血流遍地，一片阴森惨状。

　　第二天，扬州著名建筑金寿公所被日军烧毁。金寿公所位于田岸镇西北的福星桥东侧，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稍后，该建筑群计各类房屋114间。日军放火时，先在房屋四周满浇火油，外加柴草，然后多处点燃，只见烈焰腾空，大火一直烧至天明，人们赶来时，大部分房屋已被焚毁。(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