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包场镇惨案
1942年农历五月初七,日军占领了包场镇。日军小队长牛尾经常带领日军下乡“扫荡”,人称“杀人魔王”。
1942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牛尾带领日军从包场出发,行至钱家渡时,见渡船上有人,便吆喝着要求渡船靠岸。家住沈灶乡前永村的村民陆云贵正乘船南渡。因雾大看不清楚对方为何人,也听不懂喊话的意思,便继续行船。牛尾下令开枪,陆云贵倒在血泊中。
一天,团结乡英雄村村民陆如扣路上遇见日军,被疑为游击队员,被带至包场据点,遭到酷刑。第三天下午,牛尾带领数名日军将陆如扣押至东桥南堍50米处。牛尾命令一日军端枪刺向陆的胸膛,牛尾上前接过枪,又向陆的胸部连戳数十下,陆当场气绝。
以推大车为生的包场镇平民赵全恩,一次推车走至朱家坟墓时,被碉堡里的日军当作活靶打死。
包场大路村一姓施的妇女怀有身孕,当她背着一个小孩从娘家回来时,也被日军开枪击中,三条性命同时惨死。
牛尾怀疑余东镇及附近的乡镇长庄楚云、何志英等5人私通新四军,以开会为借口把他们关押起来,酷刑逼供无果后,在一个深夜把5个人活埋了。
场北乡村民徐金海被日军抓住,押至东桥堍,徐伺机逃跑,未遂,被日军开枪打中臀部,行走困难。日军抓住徐的一只脚拖回原处,牛尾举起一个几十斤重的石狮子朝徐的头部砸下,徐顿时血浆四溅,脑壳粉碎,惨不忍睹。
日军在包场镇西南的柏家小店附近架设电话线被游击队割断,牛尾得悉后,令据点的日军向小店方向开了3炮,集结了六七名日军,配备了轻机枪2挺、掷弹筒2个,向柏家店包围。路遇包南乡村民姜保洪,日军用刺刀将其刺死。牛尾见没抓到游击队,便命令挨家挨户捜查,如有逃跑者,开枪击杀;无人在家的,放火烧房;有老人、小孩留家的,把门反扣起来烧毁。不到一个小时,该村3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死伤六七人。一个70多岁的老妇爬出火海,向日军求情,也惨遭牛尾枪杀。(孔令礼)
灌云县石血案
1942年中秋节那天,一群日军追击国民党“常备队”,开进石门村,抓住6个未逃走的村民绑到公路桥旁,逼问公路桥是谁烧毁的。村民谁也不作声。日军就把6位无辜百姓拉到山西头一块岩石上,向他们瞄准射击。有2人吓得滚进先倒下的死尸底下,日军没有发觉,侥幸死里逃生。事后乡亲们赶到日军屠杀现场,正当哭成一团时,从东边公路上又开来了2辆日军汽车,村民们向山林中逃避。日军在汽车上用机枪射向慌乱的人群,又有3位贫穷妇女不幸被打死。(孙建忠)
扬中县傅家埭血案
傅家埭毗连三?镇南街,血案发生前,全埭只有38户,居民做竹匠行业的占70%以上。抗日战争时期,傅家埭是县区领导常到的地方,因而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1943年旧历五月十一,抗日民主政府新二区区长朱尊华等白天在傅家埭工作,当夜即遭到日军和特工近百人的包围。敌人兵分三路,开始搜查。日军利用特工唤老百姓的门,藉口要茶喝。朱尊华听到情况有异,立即起床潜出后门,绕道出了唐家埭,到头圩埭去集合民兵。
就在这一夜,日军抓了数十人,押到北街,集中在王姓盐店门前街上,早有两个军官模样的日军和一个翻译坐在那里,将被押的人一个一个地唤去看手、查问。查看结果,有5人被扣押。事后才知道,原来日军事先把保长孙祖荣(两面派)找来,商定击壁为号。孙在芦笆壁里面,从缝隙中朝外窥看唤进来的人,击两记为“好”人,不击的为“坏”人。被扣押的5人因孙不认识而被捕。日军将域上傅维庸、傅志林、傅志玉3户9间房烧光,傅志仁胸膛被日军打了一枪,后经抢救幸免一死,但成了残疾。另一青年张凤银被日军打死在傅家埭前河中。日军除了杀人放火以外,还把许多农民家洗劫一空。(杨立中)
十总大屠杀
十总店是南通县的一个集镇。1943年夏季,侵华日军小林师团菊池联队山本部队,在这里制造了“十总大屠杀”事件。
抗战时期,十总店周围农村是南通县抗日活动的中心地区,新四军一师三旅部队和分区、县级党政领导机关常驻在这里,因此,日伪将十总一带列为首先进行军事“清乡”的重要地区,并于4月上下旬,纠集千余兵力,先后两次到这里进行军事“清剿”,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党政机关,但均未成功。
驻南通县金沙、石港、二窎一带的日军头目山本大队长,生田、浦和中队长等人,为了向日军苏北联络部部长熊谷邀功请赏,策划了一个残酷镇压十总人民的阴谋。
7月24日,近百名日军在山本的率领下,半夜从掘港出发,夜袭十总店,挨家挨户地搜查,把所有男人驱赶到十字街口,要求交出新四军、民兵的干部。后又封锁交通,采取“张网待鱼”之策,均未奏效。
7月25日,日军对十总周围农村进行“清乡”,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难。正在棉田锄草的农民刘锦余在被日军摔了几个“东洋跟头”后扔到河里,活活淹死。来不及逃走的人,被抓后关在十总店南街杨家油坊里进行审讯,并施以种种酷刑。
26日凌晨,山本率领几十个日本兵,化装成老百姓,兵分几路,直奔东乡、西乡农村搜查捉人,遇有反抗,随手枪杀或放火烧屋。日军抓走捕鱼为生的胡文,放火烧了房子,将胡文的老伴和有孕在身的儿媳妇捆在一起活活烧死。丁桂田、丁桂生两家的房子也被烧毁。另一股窜到爱儿庙(地名)的日军将农民汤金龙用刀刺死。下午3点多钟,山本命令士兵将抓到的40多位农民集中在十总店小学的操场上,要他们讲出谁是新四军、民兵和干部,并施用了“东洋跟头”、皮带抽、棍棒打、开水浇、刺刀戳等酷刑。到了晚上,山本命令几个尚可动弹的被捕群众,在靠近学校操场南角的田间挖了一个大坑,日本兵把被捕群众47人捆绑起来,连拉带拖弄到坑边,当作靶子,轮流用刺刀刺杀,然后分批推下坑去,用土埋上。其情其景,惨不忍睹。(黄存明)
日军在南通阚家庵的暴行
1943年夏天,日军在阚家庵东西街构筑了碉堡,从此天天下乡“清剿”,杀人放火,无所不为。
抗日民主政府庵西乡指导员汪克厅、谢坝乡指导员张某先后被杀害;县临时参政会参议员朱东木被毒打成重伤,不久便去世;税务干部朱少卿被捕后身受重刑,死于碉堡内。四安小押当店的小开葛兆本,被日军戳死在四安街头;一个在四安理发的青年,才剪了一半的头发,日军硬说他是民兵,结果被带到戚家桥戳死。
日军还绑架一些无辜群众,关押在东街碉堡内,不给水喝,勒令交出巨款方可放人。庵西老人曹品三被迫交了2000元才得放回,但已面无人色,浮肿得不能行走。被押者渴得无法忍受,竞交换小便以解渴。
1944年初夏,日军先叫人在碉堡河东挖了一个坑,然后从碉堡里带出11个人,逼令他们立在坑边,接着便举刀连砍,11个人立即倒入坑里,又将人头割下来挂在桥头“示众”,借此恐吓群众。
1945年5月,日军撤离阚家庵时,关紧碉堡门,然后放火,将被押的五六十人全部烧死。(欧阳玉清)
南通栾家甸惨案
1943年9月17日午夜,从如皋周家湾据点出来三四十个日军,突然包围了抗日根据地内的一个小镇栾家甸,挨户搜查,把全村男女老幼赶到栾家甸小学内关起来,逐一盘问有没有新四军和民兵。回答都是不知道,结果个个遭到一顿毒打。
后来,日军喊到李福如的名字时,因李响亮地回答了一声“有",被翻译说成是“老棍子,受过新四军训练的民兵”,因此对他盘问更严,拷打也不断升级。李不承认是民兵,日军对他就往死里打。后来索性把他反剪双手吊在二梁上,用做酒曲的木闸狠敲他的小腿,打得他鲜血直流,以至屎尿失禁拉在裤裆里。他受不了如此酷刑,便胡说一气,先后说出冯毅等10人是新四军的民兵(其中没有一人是民兵,都是普通老百姓)。
翌日8时,日军把这10名无辜群众押回据点内尚未完工的牢房里。日军看中顾文泉、徐步元、杨宗海身上穿的衣服,便剥个精光,这3人只好在牢里拣了几件破烂肮脏的衣服遮体。日军怕他们逃跑,把他们反剪双手,用绳子套住颈项,捆绑在树桩上。樊修人被绳子扣得透不过气来,叫喊了几声,招来一顿毒打。
19日,又把他们解送到丁瑜镇纱厂牢房。在21、22日两天中,先后从牢房中拉走刘崇富、施成和、樊修人、徐步元、卢坤、姚坤、顾文泉7人,供日军新兵当作训练的靶子,用刺刀活活刺死。李福如、杨宗海、冯毅3人,因家属亲友走了翻译的路子,送了几担皮花,仅作“陪绑”未遭杀害。被杀的7人中,最小的19岁,最大的35岁,4人已婚并有子女。(孔令礼)
南通石西惨案
1943年11月26日22点左右,驻石港镇的日军元冲中队听信汉奸的禀报,用30多条船分载40多个日军和100多个伪军,前往石乡第五保保长陈长银家捉“共产党和新四军”。
这天,是陈保长父亲亡故三周年忌日,前来应酬的人不少。日军包围了陈宅后,先捉了喝醉酒的放哨民兵陈川、陈泉、季二,然后进来捉人。
当时,大家正在看和尚做法事,毫无思想准备。区通信员芦福生看见日军进来,急中生智,拎起一条板凳打碎了汽灯,基干民兵队长吴学道乘机向西南角迅跑,一拳打昏拦路的日军,带领十多人冲出包围圈。汉奸徐老虎一把抓住芦福生不放。芦寡不敌众,同其他40多人被日军用绳子捆住。军属韩长生,见日军忙于抄家抢掠,便悄悄解开芦的绳索,其他人也挣断绳圈,一部分人从西南角越过伪军包围圈,也有少数人乘西南角混乱之际,从东北角脱离虎口的。
日军恼羞成怒,对陈家抢粮烧房,又当场捉住来不及跑掉的50多人。经软磨硬斗,最后被押走14人。相隔10天,由叛徒带路,又挨户搜走8人。
1944年1月13日早晨,日军在石港镇拉了十几个民夫,逼迫他们在土山河北田里挖了一个大坑。第二天9点多钟,日军强行从石西将一批居民赶到土山脚下观看行刑。日军把从石西抓来的22人用船渡到河北土坑旁。一日军拔出马刀,嚎叫着向人砍去。刀飞头落,鲜血喷溅。
日军用刀强迫第二人把滚落在坑里的人头拾上来放到旁边的鲜篮里,把尸体仍进坑里,然后又举刀向第二人砍去。最后剩下怀孕的妇女时文姑娘,她正欲上前夺刀搏斗,被另一个端着刺刀的日军刺中腹部,肠子和胎儿一起流了出来。
被害人中,老的70岁,小的16岁,有3位民兵排长,三双兄弟,一对夫妇,还有7个多月的胎儿。随后,日军强迫挑货郎担的杨大爷将装满人头的鲜篮挑到土山脚下牢门口,威吓被囚禁在那儿的老百姓。15日晨,又将这些人头用铅丝穿起来,悬挂在石港镇的四门上“示众”。(欧阳玉清)
日本投降后日军在江阴的暴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霸驻江阴城内西大街章问雩家的日本宪兵队,继续为非作歹,逮捕无辜居民13人。在奉令撤退前,敌宪兵队长永冈、曹长斋藤胜司、军曹下田等悲叹自己的失败命运,嫉妒中国人民的胜利,便在晚上把 13 人惨杀。他们自己喝着酒,狂歌哭笑,抽出刺刀,把 13 人拖出割、宰、戳、劈、绞,一个个惨杀。
斋藤还在墙上写着“神洲去,要复仇”等狂妄的文字。(江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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