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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天血案 ——侵华日军在湖北的累累暴行
来源:湖北日报   2018-10-21 1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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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北郊,隐于鲜花丛中的抗战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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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26日,日寇占领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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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日本战犯的档案。

  时节虽是盛夏,雨点打在身上还是有几分凉意。因沿途修建公园道路受阻,我们在雨中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才找到其中一座弹痕累累的碉堡。碉堡高约10米,长15米,呈椭圆形,北面有5个宽约1米的大枪眼,周围还有10个砖块大小的枪眼。

  张公堤遗存有9处抗战时期的碉堡,如今武汉市正沿堤修建森林公园,将其纳入统一规划,进行保护和修复。

  累累弹痕,记录着一段苦难的岁月,更见证了一场壮烈的“中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武汉会战。此役是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的分水岭,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武汉会战后,日本法西斯侵占湖北长达7年,在荆楚大地犯下累累暴行。

 

  可歌可泣的武汉会战

  1937年8月21日,“七七事变”后仅仅一个多月,日军即对湖北进行轰炸,全省除十堰、兴山、鹤峰、宣恩、竹山、保康等地外,均遭日机犯境。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

  史称,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200万。为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团约25万兵力,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飞机约300架。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

  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战部队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

  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摆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这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大小战斗数百次。其中万家岭一役,日军4个团被全歼,史称万家岭大捷。中国空军与敌激战,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国民政府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主动撤退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0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若勉强支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血腥的占领 疯狂的杀戮

  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武汉沦陷初始暴行》描述日军占领前的情景:

  “这是最后一天了。1938年10月24日,凉风飕飕,秋雨淅沥,汉口街头一派肃然。3万车夫、家眷,8000辆人力车、马车从10月21日起向沙市方向疏散。随着车轮的吱吱声和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武汉人口疏散终于落下帷幕……来不及走的市民扶老携幼,涌向租界。此时,法租界已开始戒严,关闭木栅栏。”

  史载,“10月25日,中国军队奉命从武汉撤出,军队整师而退,秩序至为整肃。”当日下午4时30分,日军都城联队首先由汉口东北角冲入市区。次日,日军第六师完全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同日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团占领汉阳。

  日军刚刚踏进武汉市区,双手便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武汉沦陷初始暴行》记述:日军烧、杀、抢、掠、奸淫,犯下滔天罪行。27日,日军在市内捕获未及退出我军将士、乞丐等15人,驱至江边,并迫令步入江中,达至过膝时,即在江汉关距难民区大旗十五尺处,瞄准击毙。此外并驱赶难民下水泅渡时,鸣枪射杀。之后,日军纵火将龙王庙、王家巷一带烧成一片火海,持续了三天三夜。

  租界区也不得幸免。10月27日,日军即宣布“安全区之设立已经过时”,迫使特区当局接受日军警戒,英军陆战队撤离到江中军舰;避难于旧德租界、意大利饭店的1000多难民被全部驱逐;日军又以“租界内藏有反日分子”为由,对法租界实行封锁,法租界顿成活地狱。

  据记载,占领汉口的日本陆军,通过宪兵队强占中山大道积庆里的住宅,于1938年11月18日秘密开设了陆军慰安所。

  侵略武汉之日寇,陆军方面司令官为侵华首级战犯岗村宁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到汉口接任,发现所有部队军纪败坏”,“在战场,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罪行。”

  据1946年汉口市政府《汉口市抗战损失情况说明》的调查结果,抗战期间,仅“汉口市人口伤亡93630名,失踪1630名,此就土著民众有家可查的记之,其余全家伤亡无从查访,或为敌伪非刑暗杀无法可查者,又不知几凡?”

  这是武汉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七年沦陷,我省伤亡逾92万

  自1938年7月25日14时,日军第六师团波田支队在黄梅小池口登陆,湖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开始了长达7年的屈辱生活。

  7年间,日本法西斯炮制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血案,共造成我省人口伤亡928956人。

  湖北党史办宣教处处长熊廷华向本报记者介绍,为查清这些史实,他们分别在省、武汉市档案馆、图书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查阅了大量资料,并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大量文献资料及国民政府军战斗详报、会战电文,参考已有文献,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编著了《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记载,日军在湖北集中杀害10人以上的惨案就多达300起,而这仅仅是日军所犯下罪恶的一小部分。仅在武昌张公亭,日军就数百次杀害平民,总计杀害14000余人;在汉阳县第10区渔门乡,日军实施屠杀数百次,共杀害平民15000余人;1940年5月,日军13师团在宜都包围并以机枪扫射平民,杀伤无数;日军在黄陂县刘店乡坦教湖杀害平民4000人以上;在钟祥县老堤杀害平民3000余人;在宜城县杨家大洲杀死杀伤难民近千人。

  1940年6月2日,3名日军在宜城县将4名70岁老太太烧死;1940年8月19日,在当阳县将正在念佛拜经的僧俗25人杀死;1941年,在宜都古老背,将17个小孩抛入江中淹死。

  日军还以各种借口虐杀无辜平民。为试军刀是否锋利,日军铃木荣与横木,于1942年5月在江陵将两名“中国爱国者”斩首;1940年6月9日,为测试步枪性能,日军将逮捕的10名中国人排成一列纵队,在后面用一发步枪子弹同时杀死8人;为练杀人胆量,日军在沙市对活人进行刺杀。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日军39师团联队兵士长山本治,1943年4月13日于宜都县白洋镇,杀死陈德诗、杨楚三等村民的孩子共七八人充当食品,日军还在枝江正白水村烧毁民居100多栋,并挖出村民李新耀的心肝吃。

 

  罄竹难书:日军罪犯的呈堂自供

  4日下午,记者到省档案馆查阅有关抗日战争档案,工作人员抱出几大摞卷宗。“我们馆藏了近30万卷抗战档案”,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近10万卷是1951年到1956年有关部门调查日军所犯罪行及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笔录和认罪书。

  时光的尘埃,掩不去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这些档案成为日本侵略军滔天罪行不可抹杀的铁证。

  佐佐真之助:“我以师团长的身份,承担全部责任”

  “杀害抗日战士3573人,杀害平民269名,虐待人民36425名,强奸妇女67名,烧毁房屋212栋……”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被告人佐佐真之助的笔供揭示了他的罪行。

  1945年3月,佐佐真之助作为中将师团长,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在襄阳、樊城、南漳等地进行侵略作战,杀害居民90余人,将妇女、儿童、老人等12人残酷地绞死。在王家营村把18人以铁丝穿连手心,用刺刀刺死。在襄阳将和平居民30余人用铁丝拴缚推入河中,28人被淹死。纵容部下强奸、轮奸妇女多名,有的被轮奸致死。

  佐佐真之助在认罪书上说:“这个内容是真实的,我以第39师团长的身份,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吉冈重美:“明天去杀活人”

  吉冈重美在1954年3月14日供述:

  我于1940年4月3日编入第39师团232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驻扎孝感县肖家港车站附近。

  训练大约一个月后,一天教官向他们说:“明天去杀活人!”

  第二天8时左右,老兵绑来2名中国人,将他们绑在刺刀柱上,并给遮住眼。大家依次刺杀,训练完毕后,就在附近挖了两个坑,把这两人埋了。当时这两名中国人一起哭,不过一下子就死了,他们的样子我至今记得。

  铃木荣:“放毒是为了维护对中国的统治”

  铃木荣自1940年参加宜昌作战。他在1954年8月3日的口供中说:于汉水上流白河进行渡河战时,我受大队长命令发射赤筒10枚、绿筒15枚(赤筒、绿筒均为毒气),因中毒而晕倒遭杀害的抗日军人32名,我亲自用军刀斩杀4名抗日军,又在战斗中用炮火杀害抗日军约28人。

  笔录中,还有如下记载:“放毒目的何在?”“当时奉命放毒,掩护日军大量屠杀中国人民……使用非人道化学杀人武器,维护日本对中国的统治。”

  鹈野晋太郎:“指使军医用活人做实验”

  “1944年春,在当阳飞机场西北角,我听说新任军医长谷川虽是外科医生,但没有临床手术经验,于是将当阳县老场地区的两名中国农民砍杀,现场指使长谷川用一名作为实验手术,将右下腹部割开5公分,摘出盲肠。”1954年8月3日,曾任日军大队情报宣抚主任、联队本部俘虏系中尉等职的鹈野晋太郎供述。

  档案记载,鹈野晋太郎还曾指使军医静脉注射空气杀害和平居民多人。

 

  多名日军将官在湖北被击毙

  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宣告结束,但湖北军民的抗争没有就此结束。湖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孤悬敌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由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到五万多人,歼敌伪军4.3万人。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湖北境内发动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宜昌战役、鄂西会战,有效打击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在这些会战中,多名日军将官被击毙。

  下川义忠,侵华日军第11军第10野战补充队队长,陆军少将,曾随大阪第4师团参加攻占菲律宾的作战。1944年4月19日,在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于湖北省应城县境内。死后追晋中将。

  山田喜藏,日军陆军少将,襄东会战开始后,第11军对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实施包围,在大洪山地区与我地方部队遭遇,山田喜藏被当场击毙。

  横山武彦,日军少将副旅团长。1941年1月,驻当阳日军千余人向我军远安防地进攻,179师537团三营九连一排长陈云龙巧妙设伏,击毙横山武彦。

  小笠原数夫,1936年8月晋升为陆航中将。1938年9月4日飞抵湖北省孝感地区上空,被中国空军击落。

  腾堂高英,陆军少将,武汉会战后,于1939年1月14日任独立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兼任九江警备司令官。1940年初,藤堂高英旅团抽调三个大队,执行以宜昌为攻击目标的独立作战任务。中国军队乘机向九江西部的瑞昌奔袭。6月3日,藤堂高英亲率所部驰援,突遭中国军队伏击,被当场击毙。死后,追晋陆军中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8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上将在汉口中山公园张公祠举行受降仪式,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等由中国士兵押至受降堂前,摘下佩刀,低头进入受降堂,递上投降书。

  此次受降共接受日军官兵202335人、骡马9967匹、手枪4474支、步枪159654支、轻机枪4585挺、重机枪566挺。

  9月25日,武汉地区日军53995人全部解除武装。汉口市政府在中山公园立受降纪念碑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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