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历时10年、参与人数多达60万人的中国抗战损失大调研的初步结果,终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分批陆续对外公布。
这次调研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汇总、计算数据,而是为了寻找当时的材料和档案、人证和物证,用历史事实来反映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巨大灾难,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反人类罪行。
1937年至1945年,安徽省有据可查的人口直接、间接伤亡约为449178人;总财产损失折合法币约47.87亿元。
1931年至1945年,天津伤亡总计63524人,财产损失总计为法币50.24亿元,联银券1.08亿元,银元72.56万元,外币271.42万美元,房屋3.70万间,土地102.47万亩,粮食30.48亿公斤,牲畜14.57万头。
1946年的一次不完全统计显示,抗战期间河南省文物损失状况为:书籍3.8万册另49种、字画107幅、碑帖1014件、古物6753处、古迹315处。
……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领导人公开宣布的基本数据,从整体上揭示了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规模,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罪行。”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牺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回顾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人口伤亡和经济损失,纪念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巨大牺牲,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抗战损失有多少:
军民伤亡3500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
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遭受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的多位领导人曾在以往的纪念活动中都有过表述。
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都对当年日本侵略中国造成巨大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基本数据做出过重要表述。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人;按照1937年的比价,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公开资料显示,193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仅13.6亿美元。当时,中国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简单推算,193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为136亿美元。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伤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是一个大数字,总体上反映了当年中国人所遭受的惨痛的损失,但是数字背后,应该是事实,应该是资料,应该是档案,应该是活生生的、甚至血淋淋的事实真相。”
“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开展的课题调研,旨在全面详尽调查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具体事实,为这组基本数据提供强有力的史实支撑。”李忠杰说。
2004年10月开始,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和其他部门单位的有关人员,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简称“抗战损失”)情况进行大规模的调研。调研历时10年,先后有60万人参与。
从“压成饼”的史料中找寻真相
“这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本来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或者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应该进行。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未能系统、全面地进行。由于年代久远,档案资料散失,在世的证人越来越少,现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已经有很大困难。但是如果再不做,那就更晚了。”李忠杰说。
国民政府曾组织比较大规模的调研,留下了较为丰富档案,“有的非常仔细,比如说某个人受伤了,他口述受伤的情况很详细,甚至受伤的部位,在手臂什么地方,都很清楚,有的还附有草图。”李忠杰说,“但因几十年积压,没有较好整理,有的都压成饼了。”
据李忠杰介绍,调研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更加清楚准确地掌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及其在各个不同领域、地区和方面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和损失。
李忠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调研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伤亡;一是财产损失,也就是经济损失。”
财产损失按照1937年的法币进行折算
“调研的整体布局,实行块块和条条的结合。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把本区域内的情况调查清楚。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些重点,进行专题性的调研,形成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一些重要专题,单靠某个省做不了,就采取条条的办法,组织专题性的调研。”李忠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还有一些,则是条条与块块相结合。如毒气,日军在不同区域使用过,有关的省份都调查。但作为一个专题,由相关的区域进行协调,配合开展调研工作,并形成专项的调研成果。”
“经济损失非常复杂,当年有登记的,也有没登记的,但是我们尽可能查阅档案,包括核实当时的具体情况等。当然,所有的财产损失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货币问题,怎么折算,我们按照有关的惯例,就是按照1937年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进行折算,有的可以折算,当然也有的是没法折算的。还有一个价值的计算问题,比如一头牛值多少钱,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李忠杰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李忠杰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开展这项调研,不是为了简单汇总、计算数据,而是为了寻找、展示更多的档案、材料、人证物证和历史事实,用具体的事实来反映当年中华民族遭受的巨大灾难,揭露日本侵略者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时隔几十年,很多数据难以查清,很多数据可能不很吻合,而且数据的分类、统计、核算都极为复杂,远远不是简单做一做加法就能算出来的。“今后,我们将对数据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因此,目前的研究只是阶段性的,不是最终结论。”
据李忠杰介绍,这项重大课题调研的成果,均将编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公开出版。第一批调研成果已于2014年9月正式出版,近期出版的第二批调研丛书包括12本省卷和4本专题性的研究成果,第三批成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始出版。三批总数预计300册左右。
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疯狂掠夺中国资源与财富
日军侵华期间,在血腥屠杀的同时,也从未停止过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
李忠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财产损失,首先是直接损失,包括轰炸和炮火造成的毁坏、钱财抢掠、文物掠夺、原材料掠夺、金融掠夺等,在工业、农业、商业、金融、财政、交通、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严重的损失。间接损失,包括农田荒芜,工厂停产,教育破坏,劳动力破坏,等等。”
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原料产地、倾销产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为支持在华长期的侵略战争,日军实行“以战养战”策略,对沦陷区进行野蛮抢掠。
武汉59%的民营工厂被毁
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工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以湖北省为例,1938年湖北武汉沦陷时,工厂在西迁和内迁途中遭日机轮番轰炸,“使11980吨机器设备和3000余吨材料以及不少船只毁于一片火海”。据1939年9月的实地调查资料,武汉战前516家民营工厂,迁移内地的占41%,“被日侵占或为炮火所毁者占59%”。湖北省最大的官营机械厂—武昌机厂,开工不到60天即遭日本飞机炸毁。未及迁走的工厂厂房、设备等,或被日机炸毁,或被日军强行占据从事军工生产,或被拆毁,或被改头换面。抗战期间,“全省工业机械、材料损失3.4万吨,比战前减少60%。”
河南粮食总产量减少48.2%
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农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以农业大省河南为例,河南省战前(1936年)农作物产量约1055.2万吨。由于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杀戮抢劫、难民外逃的因素,农村人力、畜力缺乏,造成了大量农田荒芜,农产量减少。抗战期间,河南省农作物平均年减产56%,农作物产量损失共计约5319.2万吨,折合法币53.94亿元。战后,河南省耕地面积比战前减少12.6%,粮食总产量减少了48.2%,全省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面积不足战前的三分之一。根据1946年河南省善后救济分署秘书室统计,全省各县城镇破坏程度平均达62.1%。
安徽淮南煤矿损失煤炭上千万吨
日本侵略者还对中国的矿产资源等进行了疯狂劫掠。以安徽淮南煤矿为例,1938年6月4日,日军的铁蹄刚踏进安徽淮南煤矿,就立即开始掠夺淮南煤矿的煤炭资源。日军掠夺的煤炭,除少数在矿山就地出售外,主要用于侵华战争的铁路和船舶运输上。从1938年6月至1945年9月,淮南煤矿总计被日军掠夺煤炭4284823吨,毁弃而不能复采煤炭间接损失约600万吨(编者注:1937年安徽省全省煤炭产量100万吨)。日本侵略者占据淮南煤矿期间,该矿“损失约值当时中国国币2000万元,当美金660万元之巨”。
北京被“金融统制”,700亿联银券掠夺物资
日本侵略者还对中国展开了疯狂的金融掠夺。以北京为例,北京沦陷后,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对北京金融强行“统制”,建立了伪中央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随后排挤中国法币,发行“联银券”以统一华北的货币市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后,又“整顿”北京的金融机构,实行严密的金融垄断。日本统治者还通过发行公债、强制储蓄等手段搜刮北京民众的大量资金,以此支付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开支、开办各种掠夺性经济开发公司和伪政权的行政开销。日本侵略者侵占北京的8年间,通过伪中联银行使用700亿联银券来掠夺物资、支付军费。此外,日军对北京银行、银号公开、直接掠夺事件有数起。如1942年,在日伪当局的参与下,伪中联银行强行夺取华北库存白银1094吨,约5700万元。
江苏被强征劳工13万人
日本侵略者为实现“以战养战”目标,强掳和奴役了大量中国劳工。以江苏为例,抗战时期,江苏被日军强征劳工130690人,其中有的在国内被迫为日军工作,有的则被送至境外为日军奴役。所有劳工都遭受到非人折磨,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日军占领连云港后,迫使强征来的劳工夜以继日地修复港口和铁路、在码头上搬运各种物资、开挖矿藏。1938年上半年,日军在南京的难民中招募了万余人做“军用苦力”。1942年日军在南京浦口“三井煤场”、“华北煤场”及其附属“三井码头”建立战俘营,将中国军队的5000余战俘押解于此,从事装卸煤炭、铁矿石及军用物资搬运的繁重劳动,到1945年初,其中4200余人死亡,仅有800 余人幸存。
日军侵华期间,在血腥屠杀的同时,也从未停止过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
李忠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财产损失,首先是直接损失,包括轰炸和炮火造成的毁坏、钱财抢掠、文物掠夺、原材料掠夺、金融掠夺等,在工业、农业、商业、金融、财政、交通、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严重的损失。间接损失,包括农田荒芜,工厂停产,教育破坏,劳动力破坏,等等。”
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原料产地、倾销产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为支持在华长期的侵略战争,日军实行“以战养战”策略,对沦陷区进行野蛮抢掠。
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进程
有研究表明,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后,上海等地“五口通商”,中国贸易中心逐步由广州移往上海,江苏沿江深受影响,南京、镇江、苏州先后被开辟为商埠。镇江开埠后,沿江地带商业迅速发展,货栈林立,商店密布,形成商业中心城市。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商业发展。这段时期,无锡、南京、常州、南通等地出现一批经营工业品的新式商业,并形成了以近代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商业区、依托运河交通的淮扬商业区以及徐海商业区。日军侵华后,江苏交通受阻,城市遭毁坏,加之日伪对江苏沦陷区的贸易控制和垄断,商贩纷纷濒临破产,市场日趋缩小,商业处于萧条状态。
资料显示,抗战前,在全国民族资本工业中,全部厂数的50%、全部资本额的40%、全年产额的46%,均集中于上海一地。自1937年8月13日至11月中旬这短短的3个月中,上海工厂被毁2270余家,损失总额达法币8亿元。其中闸北区的损失比率达100%,虹口、杨树浦的损失比率亦达到70%以上。除上海外,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工业设备损失约50%,武汉三镇全部工业中彻底被毁者达12%。
日本侵略者为使天津成为其重要的战争经济基地,规划兴建了塘沽港,并对钢铁、机械、建材等工厂企业和公路等进行了投资,使天津工业畸形发展,城市功能扭曲,被纳入其侵华战争基地建设的轨道。日本侵略者强占工厂企业、掠夺资金原料设备、劫夺商家货物,使民族工商业处境艰难,日益衰落。
日军侵华期间,江西全省84县,有78县遭严重轰炸烧掠,其中有24个县市城区几成焦土,房屋被毁391874栋。
日军入侵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一座座富有活力的工业商埠城市变为废墟,留下的是百业凋零、千里赤地。
(参考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系列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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