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来源：周勇   2018-04-24 17:26:21

      内容摘要：中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取得过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研究结果相去甚远。其原因固然有研究资料的局限，研究视角、方式方法的不同，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对重庆大轰炸若干基本问题的范畴没有进行过认真严肃的界定。为此，本文以历史档案为基础，以“重庆大轰炸”概念的界定为核心，对重庆大轰炸的阶段划分、重庆大轰炸造成的损害及其特点、重庆大轰炸的影响，以及关于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意义等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见解。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政府的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军飞机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重庆城市遭到空前浩劫。史称“重庆大轰炸”。

　　近70年来，中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从未间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研究结果相去甚远。仅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例：

　　其一，据1945年8月重庆市政府档案记载：1938年至1941年死亡6596人，受伤9141人，伤亡总数为15737人，炸毁房屋11814栋21295间，公私财产损失692亿余元(按1945年价值计算)[1];

　　其二，据1994年《重庆市防空志》记载：死亡11148人，受伤12856人，伤亡总数为24004人，炸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2];

　　其三，2002年《重庆通史》第二卷记载：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8月，日机共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栋，使繁华的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财产损失无法计数[3];

　　其四，2005年据专家对重庆主城区及周边23个区县的统计结果：死亡23659人、受伤31072人，伤亡总数为54731人[4]。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专著中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重要的有十余种观点，各不相同。

　　分析其原因，固然有研究资料的局限，研究视角、方式方法的不同，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对日机轰炸重庆的区域范围、时间范围和损害范围等主要因素未作明确界定。因此，很有必要对包括“重庆大轰炸”概念在内的日机轰炸重庆历史的基本问题、主要问题作明确严格的规范，作认真的探究，才有可能逐步形成共识，从而在科学的基础上把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20多年来，笔者对重庆大轰炸进行过研究。近年来，又组织重庆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档案整理、文献搜集、证人寻访、数据统计等基础工作，还到台湾进行过考察访问，从而发掘了新史料，扩大了新视野，也产生了新成果。本文通过对国(境)内外有关日机轰炸重庆的档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力图在重庆大轰炸的几个重要问题上作深入探讨，同时也是对笔者过去20年研究结论的一次清理，以进一步讨论日军这一暴行给重庆人民和重庆城市造成的损害，以引起中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历史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关于“重庆大轰炸”概念的界定

　　(一)区域范围

　　“重庆”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在不同时期它的辖区是不同的。也正因如此，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重庆”地域，其研究结论就自然有所不同了。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根据抗战时期重庆所辖地域范围进行统计和研究。如1945年8月重庆市政府关于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统计。

　　第二种：根据1949年后四川省辖市的重庆所辖范围进行统计和研究。这一时期，重庆辖区几经扩大到北碚、巴县(今巴南)、江北、合川、铜梁、璧山、江津、綦江等地。集中反映在《重庆大轰炸》和《重庆市防空志》[5]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据较1945年重庆市政府统计的数量有所增加。

　　第三种：根据1997年重庆直辖市的范围(主要是主城区及周边23个区县)进行统计和研究，如《历史评论：重庆大轰炸及其遗留问题》一文。这一时期，重庆市域面积扩大到8万平方公里，因此该文得出的结论较前面的数据又有了增长。

　　笔者认为，重庆大轰炸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历史课题，必须按学术性规范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即以日军轰炸重庆的目的为指向，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地域为基础，以当时政府划定的区域为原则来确定重庆大轰炸的地域范围。不可随着“重庆”管辖范围的扩大而随意扩大“重庆大轰炸”的外延，扩大研究的地域范围，更不能一味地追求数量而把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随意化。

　　笔者认为，按照学术的规范和标准来研究“重庆大轰炸”的地域范围，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一个是“目标区域”概念，即日军对重庆轰炸的战略目标是中国政府的驻地——重庆市区，因此，重庆市区即“目标区域”，这是“重庆大轰炸”的核心区域。二是“外围区域”，即在战争时期，日军为扫除轰炸重庆的障碍，对除主城区外的重庆周边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设施和普通平民也同时进行了轰炸，即使是一些没有任何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县城和乡镇也未能幸免。因此，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讲它是重庆大轰炸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争损失的角度讲它也应当包含在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所犯下的罪行之中。

　　第二，根据上述概念就可以确定我们在研究重庆大轰炸时的地域范围了：

　　一是狭义的“重庆大轰炸”，即抗战时期日军对“目标区域”——重庆市区进行的轰炸。1945年8月重庆市政府关于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统计数据可以作为基本依据。

　　二是广义的“重庆大轰炸”，即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目标区域”和“外围区域”——重庆市区及周边地区进行的轰炸。这一区域的确定也不能持随意的态度。笔者认为，日机轰炸重庆是以摧毁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为核心，同时对其周边主要城镇实施的政略战略轰炸。可以抗战时期的重庆城区和重庆防空司令部设置的重庆监视区作为广义的“重庆大轰炸”地域范围。这一范围于1937年9月由重庆防空司令部划设——以重庆城区为中心，在东起石柱、梁山，西通璧山、合川，南经南川、綦江，北贯南江、通江，设置了重庆监视区对空监视队哨。到1939年5月，重庆监视区扩展到周围32个县，监视队哨扩大到28队、147所[6]。

　　本文的研究地域采用上述广义的“重庆大轰炸”地域范围。

　　(二)时间范围

　　在以往的研究中，日机轰炸重庆的时间有的以1938年至1941年为限，有的以1939年至1943年为限。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料所限，另一方面也与研究的区域不同有关。

　　按照笔者对研究“重庆大轰炸”地域范围的广义理解和近年来档案史料的陆续公布，1938年2月18日，日军飞机空袭巴县广阳坝(今南岸区广阳坝)机场[8]。这是目前档案文献记载日军飞机最后一次对重庆的轰炸。因此，日机轰炸重庆的时间范围应确定为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共6年零10个月。

　　(三)损害范围

　　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所造成的中国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全面的、巨大的。但是，由于研究时间、地域和损失内容的不尽规范，许多研究成果的结论都不够全面和系统，因而也缺乏权威性。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要予以确定和规范的。

　　在以往的调查与研究中，涉及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损害范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员伤亡，二是房屋损毁。对各行各业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研究却少有涉及[11]，但至今没有一份较为详细和系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统计面世。此外，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驻重庆的使领馆和军舰、通讯社、教堂、医院等也受到过巨大的损失。

　　因此，笔者认为，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伤害范围，首先应包括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两大类;其次，这两大类损失都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第三，在财产损失方面，包括社会财产损失和居民财产损失两方面。房屋损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还在于工业、农业、财政、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公共事业、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财产损失。第四，损失既包括重庆市的人员和政府各部门所受到的伤害，也包括中央政府驻渝各部门所受到的伤害，还包括外国人员和机构的伤亡及财产损失。

　　有鉴于此，笔者提出：所谓“重庆大轰炸”，是指1938年至1944年侵华日军为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而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实施的政略战略轰炸。

　　二、关于重庆大轰炸造成的损害

　　(一)重庆大轰炸的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从1938年2月到1939年1月。这一时期主要目的是对重庆进行空中侦察和试探性攻击，为后来的大规模轰炸做准备。1938年重庆境内主城区及巴县、梁山、万县、合川遭到日机轰炸，到1939年初轰炸范围扩大到璧山、南川一带。此间，轰炸规模不大。

　　第二阶段：从1939年5月到1941年8月，为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地面的战略进攻，转而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先后采用“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对重庆主城及29个周边区县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造成了一系列重大惨案，如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日机对重庆最繁华的城区实施轰炸，炸死3991人，炸伤2323人，炸毁房屋4871间[13]。

　　第三阶段：从1941年9月到1944年12月。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战略重心发生转移——着力于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华侵略有所减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美国空军援华参战，从而打破了日军的空中优势，对日军造成直接威胁，因而日机对重庆的轰炸逐渐减少。至1944年年底，大轰炸结束。

　　(二)人员伤亡及分类

　　日机轰炸给重庆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分为直接、间接两种。直接伤亡，系指因日机轰炸而直接被炸死炸伤和失踪的人员。间接伤亡，系指尽管不是死伤在日机投扔的炸弹之下，但是死伤在轰炸这一战争行动所引发的事件之中。

　　1. 直接人员伤亡

　　抗战期间重庆人员伤亡以直接伤亡为主，且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大中型城市。据统计，按人员伤亡的数量为标准，可分为三类区域：第一类，重庆主城区(大致包括今渝中、南岸、江北区、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死亡9300人，受伤7782人，失踪140人，共计17222人，约占重庆大轰炸伤亡总人数的52%，是全市人员伤亡最为集中的地区。第二类，为重庆主城以东，万县(今万州)、奉节、合川、梁山(今梁平)、綦江、涪陵、巫山、开县、丰都等区县，各伤亡人数在500—2500人之间，约占伤亡总人数的40%。第三类，为重庆主城南北西的区县，巴县(今巴南)、北碚、江北县(今渝北)、江北、南川、永川、铜梁、云阳、忠县等区县，伤亡数在100—500人之间。而伤亡数在100人以下的有江津、巫溪、潼南、璧山、城口、秀山、彭水，约占伤亡总人数的7%[14]。

　　重庆市直接人员伤亡区县比例图

　　2. 间接人员伤亡

　　间接人员伤亡也可分为三类：一是由于日机轰炸造成房屋或防空洞倒塌而伤亡的人员。如1941年8月8日第143号公共防空洞被炸，大石垮塌造成6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7]等。

　　此外，日机轰炸还造成了大量灾民。一是轰炸造成的灾民。1939年3月29日，18架日机空袭梁山县，对人口稠密的县城城区狂轰滥炸，造成无家可归灾民3986人[20]。二是轰炸之后形成瘟疫而造成的灾民。

　　(三)财产损失及分类

　　财产损失分为社会财产损失和居民财产损失两大类。

　　1. 社会财产损失

　　社会财产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指社会财产遭到日军轰炸直接造成的损失;间接损失，指因防御轰炸、救济死伤而增加的费用，如迁移费、防空设备费、疏散费、救济费、抚恤费，各种经济组织所减少的收入及增加的支出，以及伤亡人员的医药、埋葬等费用。

　　社会财产损失主要涉及工矿业、农业、交通、教育、公共事业、人力资源等领域。概述如下：

　　工矿业　抗战期间，遭受日机轰炸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工矿企业主要有：兵工业，如军政部兵工署第20、24、50等兵工厂。1940年5月27、29日，第24兵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厂房、船舶、器材等被炸毁，造成损失价值约115325920元[26];机器业，化学工业，电力电器业，煤炭石油业等，在工矿业类别中损失均较为严重。

　　农业　农业类以间接损失为主。从1939年开始，重庆各界举行献金献机运动，广大农村纷纷捐款支援抗战。为避免日机对城区的集中轰炸，部分政府机关和市民被疏散到郊区，占用了大量农村土地，也造成了一定的农业损失。如1940年9月，据重庆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报告，灾民疏散地主要包括唐家沱、黄桷垭、弹子石、观音桥等地，为疏散安置，行政院拨款25万元，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借款250万元，用于疏散区建筑基地购置租赁地价补偿、救济、租赁各贫民住宅、青苗补偿等[27]。直接损失方面，由于日机轰炸以城市为主，农业直接损失相对较轻，集中于城郊的乡村。

　　交通　交通损失主要集中在水、陆、空三个方面。日机轰炸给城区公路交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1939年到1943年，朝天门、临江门、牛角沱、两浮路、红岩嘴等出城要道几乎连年遭受轰炸，屡炸屡修，耗费了若干人力、财力。日机轰炸重庆期间，以两江沿岸码头、船只，及沿长江主要城市如长寿、涪陵、丰都、忠县、奉节、巫山等地的民生分公司损失最为严重。航空方面，日机主要针对郊区白市驿机场、广阳坝机场、大中坝机场等重要军事目标进行轰炸。1938年2月18日，日机第一次空袭巴县，目标就是广阳坝机场。根据记载统计，日机共出动9批次，923架次轰炸白市驿机场，投弹2323枚;出动18批次、825架次轰炸广阳坝机场，投弹2782枚;在大中坝机场投弹140枚[28]。梁山机场也遭受了惨重轰炸。

　　教育　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学校主要集中在沙坪坝、北碚和江津白沙镇，这一区域也是受轰炸较为惨重的地区，其中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均遭轰炸。但就整个教育行业而论，损失主要在城区内的中小学校，集中于1938、1939、1940年。据重庆市中等学校校长联谊会统计，抗战期间因日机轰炸，东方中学、中国中学、文德女中、清华中学等34所中学直接损失447076151.65元，间接损失共计610408686元[30]。

　　公共事业　抗战期间市政供电、供水、防空、公共卫生等公共事业遭受严重的破坏。1947年3月6日重庆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统计，因日机轰炸造成直接损失3664871.1元，间接损失678114234.82元[32]。在公共卫生管理和设施方面，城市排水管道、公厕等也遭到日机轰炸。公共事业方面的损失，主要分布在各级机关、团体及其他领域，特别是卫生、路灯管理、水电系统等，在各类档案中有详细记载。

　　人力资源　一是因修筑军事设施而造成的人力资源间接损失。为应对日机轰炸，国民政府相继从1937年到1942年在重庆修建了白市驿、广阳坝、大中坝、梁山、秀山机场，征调民工近50万;二是在日机空袭过后，广大群众在政府组织下，抢救伤亡人员，修筑被炸公路和房屋，抢修机场等造成的人力资源损失。抗战期间，重庆各市县相继成立了空袭服务队，仅1940年参加空袭服务人员已近2万人。

　　除以上六个方面损失外，社会财产损失还包括商业、财政、金融、邮政、电讯等。由于商业行业相对分散，被炸损失难以统计。财政方面的损失，主要是为了支援抗战，政府向各地区摊派的各种税收为主，如关税、盐税、田赋、屠宰税和房捐等等。由于日机轰炸造成的财产损失巨大，难以一一列举。

　　2. 居民财产损失

　　居民财产损失包括土地、房屋、树木、禽畜、粮食、服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项目。由于受到日机轰炸，大部分居民疲于奔命，难以将财产损失情况报送辖区政府。目前所见档案中，财产损失的申报人主要是机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如警察局、防空司令部、救护委员会、工务局等部门工作人员，而且大部分列为社会财产损失，特别是在1939年大轰炸早期。

　　居民财产损失概况　居民财产损失最为严重的是房屋被炸毁、烧毁和倒塌造成的损失。重庆地区大部分房屋为土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抗战期间，城区人口密集，居住地集中。由于日机在轰炸中一般先投放炸弹，再投放燃烧弹，房屋不被炸毁也会被烧毁，因此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房屋损失最为突出。根据1945年重庆市政府统计处统计，重庆城区1938年到1941年因日机轰炸损毁房屋11814栋21295间，价值68075888元。器具类损失21312910元，现款损失24905元，衣着物类损失8759724元，古物书籍类损失1233223元，其他损失6182974元[33]。(见统计表)

　　重庆城区房屋炸毁焚塌统计表[34]

　　(1938年至1941年)

　　地区损失分布　从地区分布上看，居民财产损失以主城区最为严重，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3年的五年间，重庆城区居民财产损失共计89215476元。万县损失34371122元，梁平损失房屋2559间，价值18806200元。涪陵在1938年到1941年间日机轰炸毁损居民房屋5090幢，大量猪、犬、鸡等禽畜也未能幸免。奉节在遭受日机15次轰炸中，共炸毁房屋3717栋。日机9次轰炸合川，炸毁木船129只、房屋4300户。巫山、丰都、云阳、南川、永川、綦江等地在全市居民财产损失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35]。

　　三、关于大轰炸造成损害的特点

　　1. 中心城区损失严重

　　根据档案文献资料统计，遭受日机轰炸的区县有32个，约占今天重庆全市区县的80%，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集中于各地区中心城镇。从被轰炸的区县比较分析，主城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严重，占人员伤亡总数的52.3%、财产损失总数的30%。其次为万州、涪陵、奉节、梁平、巫山、巴南、綦江、永川等15个区县，约占全市总数的60%[36]。重庆主城及其以东的主要城市损失比重庆以西南北区域严重，城镇损失比农村严重。

　　2. 因连续轰炸造成的损害较为突出

　　当时重庆称为“雾都”，每到冬季浓雾弥漫。为避免雾季影响，日机一般选择在夏秋两季对重庆进行轰炸。据统计，日机有近60天袭渝机数超过50架，有30多天袭渝机数超过90架，最多一天达178架。1940年8月19日，日机178架分五次袭渝，投炸弹、燃烧弹共计500余枚，城区29处被炸，其中20余间房屋因中弹炸毁或烧毁，市政设施大部分遭到破坏，重伤102人，轻伤200余人，死亡90余人[40]。

　　3. 社会财产损失大于居民财产损失

　　据档案资料统计，财产损失中，社会财产损失约85亿元，居民财产损失约15亿元，仅占社会财产损失的17.5%[41]。社会财产损失中工矿业损失惨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集中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地区，承担着抗日物资、武器和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用品等的制造和生产任务。由于日机的不断轰炸，工矿业的损失给重庆乃至全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4. 具有典型的无差别轰炸特征

　　遭受日机轰炸的目标，主要有居民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针对重庆城市多为木质结构建筑的特点，日机每次轰炸不仅投下大量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甚至对密集人群进行低空扫射，具有典型的无差别轰炸。据重庆市警察局档案统计，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伤亡人员除部分为公职人员外，绝大多数为从事运输、商贸、抬轿、拉车、补衣、木匠、药材、泥水等职业的普通市民，可考姓名的伤亡人员共893人[45]。

　　四、关于重庆大轰炸的影响

　　重庆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和重庆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同时，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又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重庆军民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图谋，保卫了战时首都的安全，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重庆是日本军事进攻中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企图通过对重庆的轰炸，造成大后方经济的破坏，造成人民厌战情绪的增长，特别是通过对重庆的轰炸，与其政治诱降相配合，动摇中国抗战军心，造成国民政府的崩溃，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因此，重庆成为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中国城市。尽管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日本的军事进攻并没有摧毁重庆抗战的意志与决心，不得不承认，“单凭轰炸，使其(指重庆政权)屈服是绝不可能的”[46]。1942年，日军又制定了从地面上“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克重庆，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的计划，后被迫取消。1944年，日军再次侵入广西、黔南，占领独山，重庆震动，但终其抗战之期，重庆，这座中国的战时首都始终巍然挺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八年全面抗战直到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二)日军的狂轰滥炸造成了重庆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极大地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

　　“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史上创下了战争史的新纪录。重庆大轰炸与七七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等重大事件一样，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惨痛的牺牲和巨大损失。但是，面对这一巨大的民族灾难，重庆人民庄严宣告：“我们决不因重庆在火中的毁灭而悲观，我们要在旧重庆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正轨的坚强的合理的新重庆!我们敢正告凶猛残暴的敌寇，旧重庆的毁灭不是投降，这是准备在血和火的锻炼中，哺育尊重的坚强的力量来答复残暴的死敌!”[48]

　　(三)重庆人民的反空袭斗争树立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顽强奋斗的国际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不容抵赖的铁证。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称：“对一个城市如此长时期固执地进行攻击，不用说在航空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队围攻城市的历史包括在内，也是极其罕见的。”[51]。

　　五、关于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意义

　　(一)有助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戳穿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谎言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战后在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对南京大屠杀，对在广州、汉口、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城市非法杀害中国平民的罪行进行了起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重庆大轰炸的罪行被排除在诉讼之外，因而东京审判没有对日机轰炸重庆平民的罪行进行起诉，从而使日本在重庆犯下的残暴的非人道罪行没有得到任何的清算。重庆大轰炸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没有一位因重庆大轰炸而受到应有的惩处。相反，在日本有些人只一味渲染广岛、长崎的原子惨祸，却闭口不谈造成这种惨祸的原因。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样，不仅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同时还将误导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日本军国主义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惨痛的牺牲和巨大损失，这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不容抵赖的铁证。我们加强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把日本所犯下的罪行有力证据完好地保存下来和宣传开去，有助于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让世界人民看清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反动本质，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二)有助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他们不屈不挠、忠贞爱国，艰苦奋斗、团结互助，慷慨捐输、毁家纾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重庆人民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更加深刻感受到面对日军轰炸下重庆人民的伟大。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不仅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且在抗战的烽火中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升华。这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留给重庆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大力继承和发扬。

　　(三)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实事求是地评价重庆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正是由于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重庆才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长时期的战略轰炸。重庆在抗战期间尤其是重庆大轰炸期间做出的重大贡献和巨大损失，是应当永远记录在历史的丰碑上的。因此加强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挖掘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资源，有利于更加全面和实事求是地评价重庆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有助于伸张正义，为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讨回公道

　　在重庆大轰炸中，重庆人民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和牺牲，一些幸存者至今仍受到轰炸造成的生理和精神创伤的折磨，而日本政府对重庆大轰炸和侵华历史的漠视又在不断地折磨着他们。牺牲者的鲜血不应该白流，幸存者的创伤不应该被忽视。加强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让日本军国主义在重庆犯下罪行的证据更多、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有助于伸张正义，为轰炸的受害者讨回公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咀嚼苦难，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希望能从中有所觉悟，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只有加强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才能还历史一个真实，给世人一个交代，留后人一笔财富。

　　原载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