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来源：潘洵   2018-04-24 17:29:00

      内容提要：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反对日机轰炸的进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社会变迁;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侵华日军的重要军事目标。为了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动摇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先后出动军用飞机架次，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之久的轰炸。重庆大轰炸，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制造的血腥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53]。持续数年的狂轰滥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对重庆城市发展的影响

　　日机的轰炸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由于日机的持续轰炸，致使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大面积毁坏，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五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炸毁、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重庆市区主要街道被炸成一片废墟[55]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战时形成的这种城市格局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重庆城市的发展。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对重庆城市建设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过去也有比较多的研究。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由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激发了重庆人民反对侵略反对轰炸的坚强决心，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身于战时首都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在客观上也加快了重庆城市发展的步伐。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为重庆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937年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从1939年春开始，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组织了对重庆的“航空进攻作战”，特别是日本对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城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为废墟，损毁建筑4871栋，炸死市民4572人、受伤3637人[56]，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重庆陷入了极大的惊慌和恐怖之中。为了反击日机的轰炸，坚定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信心和决心，5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重庆由过去的省辖市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年夏秋，日机对重庆展开了更大规模的“101号”作战，从5月至9月，连续不断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造成“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的惨状。然而重庆数十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在血与火的锻炼中，重庆成为坚不可摧的中国正面战场的司令部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于日军“101号”作战结束后的第二天便通令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城市地位进一步提高。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本是出于对日抗战的需要，属于临时的性质，一旦抗战结束，仍将还都南京，重庆将回复到原有的地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由抗战初期的省辖乙种市迅速跃升为国民政府陪都。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还加速了重庆城市规模的扩张。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里[57]。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机关、工厂、学校及民众纷纷集中重庆，迫切需要扩大城市空间。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实施对大后方城市的战略轰炸，重庆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为了减少轰炸损失，早在1939年2月初，国民政府即开始对全市机关、学校、商店、住户进行疏散，并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重庆市政府随即划定江北、巴县、合川、璧山、綦江等地为疏散区。2月22日，重庆市政府邀请各机关团体组织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3月底，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又成立迁建委员会，决定各中央机关疏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将川黔、成渝公路两侧，重庆市周围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其行政权仍由当地县政府掌握。随后各党政机关陆续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部分厂矿企业也在迁建区分设新厂。

　　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及市民迁建和疏散市郊各地，致使迁建和疏散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为市区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而战时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高，经济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又迫切需要扩大市区。1939年5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后，即开始重新划定新的市县界限。6月14日，蒋介石手令将原属巴县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划归重庆市政府，并设立重庆市政府沙磁临时办事处。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6区增加为12区，到1940年11月重庆市再次扩大市区范围，市辖区增加为17区。城区建成区范围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的广大地区[58]。全市面积扩展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区面积的3.5倍。

　　此外，在城市周边的迁建区，还出现了若干卫星城镇。如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即北碚)在1939年被划为迁建区后，为避日机轰炸，一批机关、学校、文化团体和社会名人陆续迁入北碚，极大地推动了城区建设的发展，战时的北碚，有“小陪都”之称，成为重庆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卫星城镇。

　　二、对重庆城市人口变动的影响

　　日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尽管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修建防空洞壕，进行人口疏散，重庆市民仍然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据抗战胜利后重庆市政府向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重庆大轰炸中，重庆市民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15294人和20908人，共计36202人[59]。

　　事实上，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使重庆成为遐迩闻名的三多城市(即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市容卫生很差，加之防治工作落后，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性脑炎等相当流行，又使大批市民间接致死。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曾发生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就因痢疾流行导致数十人死亡[61]。

　　日机的轰炸，还导致大量重庆人口的非正常流动。在此期间，重庆人口的流动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流向，一是大量沦陷区难民继续向重庆集中，二是大量已经居住重庆的人口为躲避日机轰炸纷纷向四周疏散，三是在雾季到来之后，又有不少疏散乡下的人口回流市区。其中后两种流向完全是受日机轰炸的影响和制约。

　　1938年初，重庆防空司令部已明令人民向四乡疏散，“而市民自动迁乡避难者，每日数十百起”[67]。

　　与此同时，各迁建区和疏散区人口迅速增加，沙磁文化区1936年有人口38566人，而到1941年，全区人口增加到136719人，增加近10万人之多[69]。

　　但是，由于不少疏散或迁建地区治安混乱、生活困难，“市民寄居市内尚可勉维生活，离开市区即失其凭依”，“战区涌入难民，已财尽力竭，迫离市区即无家可归，政府救济，属杯水车薪，难以维持生计”[70]，大城市毕竟比较容易谋生，因此雾季到来之后，不少疏散的市民又陆续返回城市。

　　日机轰炸下大量城市居民的非正常流动，从总体上讲，不仅大大增加了政府和市民的负担，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日机的轰炸还造成了无数的战争孤儿，据《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重庆区空袭频仍，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72]。

　　三、对重庆市民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

　　在日机轰炸的几年时间里，“跑警报”、“躲轰炸”成为所有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跑警报”、“躲轰炸”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乡下派”，每当雾季一过，他们就带上贵重、值钱的东西，自动疏散到附近的乡下。也有一部分卫星城镇的人在每次轰炸前警报发出后才跑到附近的农村去，警报解除之后随即返回。另一种是“岩洞派”，也就是跑防空洞，随着重庆防空洞数量的增多，“岩洞派”逐渐成为重庆人民躲轰炸的主体。无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还是一般普通市民，“一切东西，从机关的档案起，至职员的衣服止，平日都包扎好好的，以便警报一响，飞速搬进防空洞。日常办事以天气为准，需要走得远的事情，留到阴天办理。似乎要出大太阳的时候，人们在天亮之前就起身准备长征，以免空袭来时，赶不到防空洞。”[73]躲防空洞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特别是战时重庆绝大多数防空洞条件极差，缺乏起码的生活设施，一旦遭遇日机反复轰炸，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从8月7日开始，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空袭警报达13次，长达96小时，市内水电皆断，市民断炊失眠，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日机的轰炸，加剧了物资缺乏、物价上涨，引起了住房拥挤、交通瘫痪，给广大市民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住”为例，日机轰炸造成无数建筑物化为焦土，变成废墟，据《重庆市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共炸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75]

　　为了解决起码的居住和防空问题，重庆市民自己动手修建了大量临时性的住宅建筑和防空设施，住宅建筑普遍采用捆绑竹木架、木架单层竹篾墙、木架双层竹篾墙、砖柱土墙等形式，“捆扎房子，只糊了一个表面，造起来又不费工，又不费料”[80]。其中防空洞的修建功不可没。

　　日机的轰炸还严重地破坏了城市的公用设施，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广大市民的城市生活造成严重的困难。以用水用电为例，日机的轰炸，造成自来水管道设备屡被炸毁，加之经费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修理与补充难以及时跟上，产生严重供水危机，市区人民面临水荒，致使战前已经萎缩的挑水行业再次兴起，据统计，人力挑夫最多时达3万—4万人。水价也不断上涨，1940年时，一担水费相当于1吨自来水的价格。由于电力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市区被迫实行轮流停电。城市路灯设备在轰炸中损失也极其惨重，“城区各主要街道之路灯焚毁殆尽”，到1942年，重庆城、郊区的路灯已损失过半，加之路灯管理经费极度拮据，许多被炸路灯无材料补充，长期停用，能用路灯仅存988盏[82]。

　　四、对重庆民众意识变化的影响

　　正如《国民公报》一篇社论所言，“轰炸虽使重庆市民遭受惨痛的牺牲，但同时每个人均在轰炸中求得优良的锻炼和进步”[85]。

　　抗战时期在重庆经历过大轰炸的德国友人王安娜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这里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也是我不能忘却的。不论贫富，也无分地位，大家都在防空洞里过着同样的战时生活，彼此互助互爱，这是平时难以想象的。共度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使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了。”[87]。

　　斯诺也曾写道他对日机轰炸重庆的观感，“实际上，重庆并不像意想中那样恐慌。许多人度过了所有的空袭，甚至没有过一次千钧一发的逃难。从全体居民说来，民气正在一天天进步着。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89]。这些外国友人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重庆民众意识的变化。

　　原载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90]

　　谭刚

　　内容摘要：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难民救济

　　1938年至1943年间，为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机疯狂轰炸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使重庆成为抗战期间中国遭受日机轰炸最为惨重的城市。由于日机的疯狂轰炸重庆，导致大量房屋被毁、人员伤亡惨重，大批空袭难民产生，急需政府实施救济。为此国民政府出台了相关救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措施，救济空袭难民，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在以稳固人心、支持抗战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无专门著述[91]。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和文献史料，分四个方面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空袭救济政策措施、救济内容、救济特点、救济的作用和不足进行全面深入论述，揭示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在重庆反轰炸中的重要作用，以弥补重庆大轰炸研究的不足。

　　一

　　抗战期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成为了日军轰炸的中心。仅1938年至1941年四年间日机至少轰炸重庆117次，投弹约22312枚，炸死6596人，炸伤9141人，毁坏房屋建筑11814幢[92]。日军的疯狂轰炸，导致大批难民产生，他们或生命垂危，急需救治，或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或失去双亲，沦为难童。大批空袭难民的产生，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对抗战大局也构成了严重的影响。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难民救济。具体措施主要有：

　　首先，先后成立和改组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陪都居民疏散委员会和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服务总队等专门的空袭救济机构。1939年1月16日成立的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由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为主任委员，主持一切事务。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专为救济遭受敌机轰炸，以致伤亡失所之被灾民众而设”，设立了总务组、救护组、调查组、医疗组、抚济组、稽核组六个组，分别管理具体救济事宜[96]。这些专门空袭救济机构的建立，为政府实施空袭救济奠定了组织基础。

　　其次，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空袭救济法规。主要空袭救济法规有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重庆被炸受伤难民抚济办法》(1940年4月修正)、重庆市警察局制定的《被炸难民疏散或安置办法》(1940年6月)、《重庆市警察局空袭灾民临时收容所管理办法》、陪都防护委员会制定的《发放急赈办法》、《自办重伤医院收治贫病难胞办法》、重庆市政府制定的《被炸难民搭盖席篷施赈芦席办法》等。这些规章制度涉及到空袭救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向难民提供抚恤金、发放急赈、收容难民、救治受伤难民、疏散难民以及向难民提供住宅等方面内容，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救济内容和救济办法，使得政府的空袭救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政府实施空袭救济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第三，动员民间力量进行空袭救济。重庆大轰炸期间，由于日机轰炸产生的难民众多，单纯靠政府救济难以满足民众需要，因此政府还动员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空袭救济。在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机构中，除了政府部门加入外，还包括重庆市商会、重庆市红十字会、华洋赈济会、青年会、八省公益委员会等民间组织参与，负责救济和医疗工作。对于无家可归的难民，政府除了设立了难民收容所外，还动员难民的邻里乡亲协助解决。“凡被轰炸的户口无家可住时，应准在其邻近或接近同街同巷之住户分驻一人至三人，照此办法速由市政府规划办理。”[97]此外还积极动员民间捐款，以补充政府救济资金的不足，增加受援助难民数量。

　　第四，奖励政府救济有功人员。为调动政府救济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重庆市政府颁布了若干奖励办法。“五三”、“五四”轰炸时，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会同重庆卫戍司令部、重庆市政府拟定了《重庆市空袭期间人民或团体办理急救奖励及抚恤办法》，规定在空袭中“奋勇抢救灾区任务，不避艰险者”、“领导民众执行急救工作特著勤劳者”、“协助政府办理急救事宜或执行命令不辞辛劳者”分别给予奖励[99]。这些奖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调动政府人员的施救积极性，提高救济效果。

　　二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工作事务繁杂，主要救济事宜包括医治伤员、发放抚恤金、收容无家可归难民、疏散难民等，在重庆大轰炸期间这些工作在政府的推动下逐步开展起来。具体工作如下：

　　第一，发放急赈。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成立伊始，便向因空袭而生活无着的难民发放急赈，以解难民生活的燃眉之急。具体的急赈数额每年情况不一，1939年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规定难民大口(12岁以上者)每人5元，小口(12岁以下者)3元[103]。

　　第二，收容无家可归难民。对于因空袭而无家可归的难民，政府主要通过设立难民收容所或建立平民住宅，解决难民住宿问题。难民收容所作为救济无家可归难民的专门机构，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还专门建立了空袭难民收容所，收容空袭难民。对于空袭被疏散到重庆市郊的无家可归的难民，政府决定由“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在江津、綦江、长寿、璧山等县附近地区设立收容所，被灾民可居住三个月，每月每人伙食费九元”[105]。

　　第三，医治伤员。重庆大轰炸期间，由于大量无辜民众受伤，需要及时治疗，为此国民政府组织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救治空袭伤员，参加医疗救济的主要机构有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重庆市防护团临时治疗所、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医护委员会等。鉴于空袭受伤的难民伤情各不相同，对于重伤病人主要是设立重伤医院收治。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议决中决定在城区设500张病床，分成六个重伤医院，郊外设1000张病床，分成八个重伤医院。1938年6月7日以后，城内自办有第三重伤医院。到1938年8月为止计城区有重伤医院5所，病床400张，郊外有重伤医院9所，病床1830张。[108]。通过设立重伤医院和临时治疗所，为空袭伤员得到医疗提供了物质保障。

　　第四，免费提供或廉价出售生活用品，帮助解决难民的生活困难。在重庆大轰炸中，民众生活用品短缺，生活陷于困境，因此急需政府提供救济物资，以解燃眉之急。在难民所需物资中，筑房材料为急需物资，有鉴于此，重庆市政府决定向空袭难民提供搭盖棚屋的芦席，具体规定“应视每户人口之多寡及原有房屋基地之大小发给之”[113]，用于救济空袭难民。

　　第五，举办空袭难民小额贷款，提高难民的生活自救能力。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为了提高解决空袭难民生活自救能力，于1940年7月2日拨款20万元，举办空袭被炸难民小额贷款[116]小额贷款的发放提高了难民的自救能力，有助于难民能够自食其力。

　　三

　　重庆大轰炸时期的难民救济与和平时期的难民救济相比具有特殊性，具体而言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政府的空袭难民救济具有阶段性。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力度总的来讲在逐年加大，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在逐年加大，因此政府救济力度也在加大。1938年为兴起阶段，表现在这时还没有统一的空袭救济机构，救济的力度不大。到1939年随着空袭次数增加，政府于1939年1月16日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主持一切空袭救济事务，并且向空袭难民提供抚恤金和急赈，急赈金额为大口每人5元，小口3元。到1940年日机轰炸更为猛烈，政府为加强空袭救济进一步加大了救济力度，于1940年3月31日，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改名为“重庆市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并将急赈金额增加到大口10元，小口5元。到1941年由于日机轰炸进入了不分昼夜的疲劳轰炸阶段，于是在1941年2月16日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改组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将急赈金额进一步增加到不分大小口，每口发给20元。空袭救济机构的频繁改组和急赈金额的逐年提高，顺应了难民救济的工作需要，体现了空袭难民救济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第二，空袭难民救济具有突发性。抗战时期日机轰炸重庆具有不确定性，难民救济相应具有突发性，随时都有空袭，难民随时产生，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应急处理。为及时救济难民，政府要求救济人员行动迅速。如医疗救济方面，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制定的《救护工作规程》就规定“每次警报事先由防护团得知情报后分别集合各队队员，由各队长领导将已配妥之应用药品、材料、号旗、箱包等分别配带，整队分散隐蔽，待敌机逸去不待警报解除，即照情报所通知被炸地点按灾区范围分别派队前往实施救护”[120]重庆大轰炸时期，日机空袭由于事先无法准确预料，因此政府要求空袭救济人员行动迅速，以应对日机空袭造成灾难，具有明显的突发性。

　　第三，空袭救济具有广泛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参与救济的人员来源广泛、人数众多，包括工人、公务员、医生、学生、店员、外国友人等社会各界人士，甚至僧侣也参加了空袭救济活动。1940年8月24日，重庆市僧侣决定组织空袭服务队参加空袭救济，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编为第一分队，华岩寺为第二分队，江北及市区各佛教寺为第三分队。[124]具体而言，空袭救济内容体现在救济对象、救济内容和救济性质各不相同。在救济对象方面，包括掩埋空袭遇难者、抢救伤员、救济难童和妇女等。从救济内容看，包括医疗救济、生活救济和难民眷属救济。医疗救济是指及时医治空袭伤员，建立重伤医院收治重伤伤员，救治难民生命。生活救济是指向难民提供资金和廉价出售生活用品，解决空袭难民的生计问题，具体内容包括向空袭难民提供抚恤金和急赈、向难民提供小额贷款、廉价向难民出售生活用品等。从救济性质看，包括积极救济和消极救济。消极救济就是单纯向难民提供医疗服务和生活服务，解决难民的伤病和生活问题，而积极救济指通过救济提高难民的自救能力，使难民能够自食其力。

　　第四，空袭救济具有一定慈善性质。重庆大轰炸期间，政府实施空袭难民救济既是政府的职责，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难民的慈善关怀。空袭难民中包括大批失去丈夫的妇女和失去双亲的难童，他们更需要政府的救济。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专门成立了服务总队保健院，救济这些“空袭被灾婴童产妇”[129]总之，政府在实施空袭救济时，收容难民遗孀难童以及向难民提供生活服务，明显具有慈善性质，体现了对难民的仁爱关怀。

　　四

　　重庆大轰炸期间，日机疯狂轰炸重庆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战争恐慌，动摇民心，进而迫使国民政府投降。面对日军的疯狂轰炸，只有维持重庆民众的抗战意志、稳定民心才能挫败日军的作战意图。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空袭难民救济措施在挫败日军阴谋方面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它也是重庆反轰炸斗争中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国民政府通过实施空袭难民救济，在反轰炸方面发挥了以下作用：

　　首先，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安定了民心，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以“五三”、“五四”大轰炸中的政府救济为例，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施救，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救治空袭伤员方面，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参与救护工作的组织还包括青年会卫生所、第二诊疗所、第三诊疗所、南岸仁济医院、卫生局、十四陆军医院、第五诊疗所、第六诊疗所、红十字会医院、新运总会、童字军救护队，到5月12日各救护队急救重伤人数146人，轻伤人数62人，共208人。[132]。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自1939年1月成立到该年8月，共救护医治空袭伤员5633人，具体情况见下表：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救护医治人数统计表(1939年5月—8月)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45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在救治伤员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以1939年5月份救治的伤员最多，其中仅救治重伤人数就达到了3107人，这是因为“五三”“五四”轰炸的缘故。有学者也认为抗战时期日机轰炸重庆的架次占日机轰炸全国总架次的27.3%，而重庆大轰炸中的死亡人数仅占全国的6.36%[133]，这也说明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工作在维护难民的生命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定程度地安定了民心，支持了中国的长期抗战。

　　其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和后顾之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重庆大轰炸期间，一方面，政府对无家可归的空袭难民，专门设立了难民收容所进行收容。仅在1940年8月下旬，就在江津、长寿、璧山、永川等县及重庆近郊之南岸各处设立收容所共9处，收容难民2000人。同时，把市区内原有的8个收容所合并为5个收容站，另在一些戏院、饭店等地增设10个临时收容所[138]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难民生活的燃眉之急和难民的后顾之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但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难民救济问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大打折扣。具体表现如下：第一，难民救济经费不足，使得空袭难民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在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的重庆大轰炸中，“日机投弹339枚，震倒建筑物429栋，1476间，炸毁建筑物201栋，2023间，焚毁九条小街。”[141]。但这些救济对一无所有的难民来说仍是杯水车薪，难以真正解决生活困难。

　　第二，救济力量不足，难以及时全部救济难民。重庆大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超出了政府的救济能力，造成救济部门疲于奔命，难以应对。以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下设的救护组为例，到1939年7月至8月底，救护组有基本救护队25队，队员130人，预备救护队16队，队员共95人[144]。所以，救济力量的有限制约了政府救济效能的发挥。

　　第三，政府在救济难民过程中缺乏全面规划，影响救济效果。重庆大轰炸期间，政府在难民救济中，缺乏全面规划。以难民疏散为例，许多难民被输往乡间避难，这本无可厚非，但却没有充分预料到被疏散民众所遇到的生活问题，导致民众生活存在诸多不便。在1940年的难民疏散中，被输往乡间的民众就遇到五个问题，包括“乡间房屋租赁困难”、“卫生设备不良疾病无法治疗”、“学校布置不周、儿童因而失学”、“盗贼乘机劫财不能安居”、“乡村无防空设备”。[145]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疏散到乡间的空袭难民又面临其他生活问题的困扰。此外政府的空袭救济机构之间也缺乏统一一致的行动，使得政府的救济效果大受影响。在重庆空袭救济机构中，既有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陪都居民疏散委员会和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服务总队等专门的空袭救济机构，也有重庆市卫生局、社会部、重庆市党部、民政局等部门，还包括重庆市商会、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红十字会、华洋赈济会、青年会等民间机构，对于这些机构的救济活动，重庆市政府没有全盘统一的规定和安排，往往各行其是，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制约了政府救济效能的全面发挥。

　　原载于《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