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人口变迁
来源：常云平   2018-04-24 17:30:33

        内容摘要：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人口流动频繁，人口变迁迅速。而日军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的大轰炸，对重庆乃至整个大后方的人口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加剧了人口进一步流动;使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恶化了生活、生存、居住条件;促使人们改变婚配观念;促使国民政府改变人口政策，等等。

　　关键词：抗战;大轰炸;人口变迁

　　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史学界称之为“重庆大轰炸”。据统计，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约12000人，炸伤约14000人，毁房2万余栋。日军对重庆轰炸，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手段之毒，损失之重，世所罕见。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然史学家们多从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探讨其恶果和影响。本文从重庆大轰炸和重庆人口变迁关系的角度入手，来探讨大轰炸这五年间，重庆乃至抗战大后方人口变动的状况及其影响。

　　一、大轰炸前重庆人口状况

　　20世纪30—40年代的重庆主要指重庆市(今日主城区)及周边卫星城市(诸如璧山、北碚等)。明末清初，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湖广填四川”之说确有史可考。民国《巴县志》卷十载：“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九皆湖广人”。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庆人口(非仅指城市人口)已达111854户，约56万人，占四川全省的19.34%。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庆府人口空前增多，已突破300万人。清宣统二年(1910)，重庆人口已达1358972户，人数为6928451人。[146]

　　1891年，重庆已作为商埠对外开放，外来人口开始增多。1895年，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内容之一为重庆作为通商口岸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成为列强魔爪沿中国长江伸向内陆的最西端。《马关条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更加剧了重庆人口的变迁。其主要表现在重庆城市化步伐加快，商业贸易频繁，农村流入城市人口猛增，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而流入重庆市的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商贩活动，季节性较强。

　　清末时，因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人员流动大，重庆没有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王笛先生根据嘉庆十七年(1812)到宣统二年(1910)巴县人口由218779人增长到990474人，推算出年增长率为15.5%，再根据有史可载的道光四年(1824)重庆人口为65286人来推算重庆历年人数，其结论为1900年重庆人口约为21.4万，1905年为23.1万，1910年为约25万，人们进而推算如下人口数表：

　　1910到1926年间的重庆人口估计数

　　笔者不敢赞同这些数据，尽管在数学上这是比较科学的方法。但人口增长不是数理上的理想状态，更何况巴县和重庆城区是两个概念，城市流动因素大，人口数量变动快。

　　1927年到1937年重庆市人口变化数据分别为：1927年为208294人，1928年238423人，1929年232993人，1930年253899人，1931年256596人，1932年268992人，1933年280449人，1934年369396人，1935年379058人，1936年471018人，1937年475968人。[147]而有些数据与《重庆市志》第一卷的相关数据有出入，如后者记载：1934年309997人，1935年428801人，1936年451897人。虽然各自人数有些出入，但笔者分析误差尚在正常范围，都说明了这十年间，正值国共对峙，列强侵华，华北沦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之时，重庆位于西南一隅，尽管也有军阀之乱，但尚属人口生息、游民避难的理想场所。故除1929年例外，人口逐年增加。

　　抗战爆发前，重庆人民因列强盘剥，军阀混战，自然灾害等原因，生活与普通城市无异。而居住环境则因重庆为山水之城，多土木结构的吊脚楼，故火灾时有发生。抗战爆发前后，影响重庆人口变迁的因素一为人祸，二为天灾。人祸主要是列强和军阀所为，天灾主要是瘟疫、火灾和旱涝等。但人口变迁有规可循，人们生活比较稳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重庆市人口为473904人[148]，增幅亦在正常范围。同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渝，为长期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陆续迁至重庆。国民政府迁渝，带动了重庆人口的激增，而重庆大轰炸更加剧了重庆人口的变迁。接下来的几年，重庆可谓中国人口变迁最复杂的区域。

　　二、大轰炸时期的重庆人口变迁

　　(一)大轰炸促使国民政府改变人口政策

　　1. 鼓励生育政策

　　1939年11月27日，针对大轰炸后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的现状，国民参政会21名参议员联名提出《奖励生育，确立人口政策以维国本案》，行政院12月2日批复相同意见。其中有采取多项措施保持人口数量和性别平衡。而1939年正是日军重点轰炸重庆，造成人员伤亡最惨重的一年，因而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出台了此政策。不能说二者不无关系。

　　2. 人口迁徙政策

　　笔者认为，重庆大轰炸是华北华东沦陷后日军对内地侵略的继续，为保存抗战实力，减少伤亡，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的人口迁徙政策也是具有连续性的。华北华东沦陷时，政府就组织一些工矿企业，学校机关迁往大后方。重庆遭袭后，政府又组织这些单位搬迁到郊区及周边卫星城镇。同时，每年雾季一结束，政府大规模的组织市民下乡躲避轰炸，雾季开始后，市民又陆续返回。故政府的人口迁徙政策也促进了当时重庆城乡人群的交流。

　　为了控制市区人口增长，以备更好地应付日机的空袭，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41年发布命令，要求3月底前重庆居民重新登记换发居住证，以后无证者强迫疏散出重庆市区，至3月7日统计，申请居住证的居民共342521人。

　　3. 难民救济政策

　　1937年1、2月间，重庆警察局统计，重庆街头冻死饿死灾民2870人，是年3月大批灾民继续流入重庆，结队索食，上旬饿死在路边的就有700余人。2月和3月由警察局掩埋的饿倒路边的死尸即达3800具。大轰炸前就有此惨象，大轰炸期间更是雪上加霜。国民政府在1939年3月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沿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市政府社会局划定江北、巴县、合川、璧山等县为疏散区”。[149]大轰炸的直接后果是难民大量涌入街头，惨不忍睹。加之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其他地方的难民涌入，重庆虽然是当时抗战的首都，实际上也是充满战争血腥的人间地狱。

　　鉴于此，3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是年5月5日，重庆各机关设置空袭联合办事处，赈济委员会拨款法币100万元，急赈受难同胞。1940年8月19日、20日，大轰炸导致万人无家可归，国民政府特拨赈金法币100万元，救济灾民并指示紧急疏散。赈济金制度遂成定制。

　　(二)大轰炸直接导致重庆市民伤亡严重，居住条件恶化

　　1938年2月18日，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重庆，在广阳坝及江北石船等地投弹12枚，炸伤4人，毁房2栋。1939年全年日机59批809架次空袭重庆达30多次，据统计，投弹2213枚，人员伤亡9416人，其中死亡4437人，重伤4979人，毁房4827栋，4012间。1940年，人员伤9643人，死4232人，重伤5411人，毁房6955栋，22197间，1941年日机165批3218架次袭击重庆72次，投弹5880枚，炸弹5005枚，燃烧弹875枚，造成人员伤亡4896人，其中死亡2455人，重伤2441人，损毁房屋5668栋又10876间[151]

　　大轰炸直接导致人员伤亡外，还有1939年5月，导致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惨案，创造了二战史上一次轰炸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纪录，同时1941年6月5日的大隧道惨案，人数无法确切估计。另外因战争造成的流民，以及这些人员的伤亡情况，数据也无法统计。

　　重庆是山水之城，人们的住房多是泥木结构和竹木结构，本来就容易发生大火，如《重庆市志》载：“1924年8月26日，重庆大火延烧至29日，毁商店、住宅2000家”，“1928年4月19日，重庆大火受灾者7000余家”，“1930年8月，重庆储奇门大火，灾区2万平方公里，受灾者达万家”，“1931年12月22日，重庆千厮门大火，延烧1000多户，焚死200余人”，“1937年2月19日，石板坡大火，受灾400余家”等等。再加之重庆房屋高低交错，十分密集，一处着火，极易顺风蔓延，低处着火，旋即蔓延高处。日军在轰炸重庆过程中，还别有用心的使用燃烧弹，使居民住房被烧(炸)共计1200多幢，财产被毁，最后一无所有，流落街头。

　　为了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一方面政府出资在川渝沿线修建简易住宅，另一方面人们自己动手修建大量临时住宅。当时住宅的样式多为捆绑竹子和木头搭架子，或者木头架子竹条编织墙，再在外面涂泥，“捆扎房子，只糊了一个表面，造起来又不费工，又不费料”[152]，这样的房子既不牢固安全，又没做永久性的打算，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砖柱子土墙形式。

　　(三)大轰炸导致重庆人口性别结构发生变化

　　1935年到1948年重庆市人口性别比例表

　　(其中比例数据为男女比，女=100)

　　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1938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性比例一路攀升，再结合当时的社会现象分析，我们可得出大轰炸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衡的结论。

　　究其原因，首先大轰炸中，最易受伤的和死亡的是妇女和儿童，妇女和儿童因体力因素在逃生过程中处于劣势。就心理方面分析，妇女和儿童在轰炸中更容易惊慌失措，遭遇不测。另外，战争期间，很多男人到重庆谋生，加之人们遗弃女婴等因素，故大轰炸期间，重庆男性比例比较高。大轰炸结束的1943年性别比例开始有下降趋势。

　　而有关区县的性别比例，如永川、巴县、江津、璧山、北碚等地，人口性别比例亦很高。“其主要原因是为防日本侵略军飞机空袭，减少人身伤亡，许多党政机构、大众小学、工矿企业均分散于此，而这些团体是男性人口远远多于女性”[154]。但人口的变化，优化了重庆市区的人口素质结构，改变了周边地区的人口素质，对重庆城市的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大轰炸加剧重庆人口流动，使重庆人口总量变化起伏较大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西迁，大量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文化教育机构、公私企业、外国朝野在华机构随之西迁重庆，使重庆人口数量急剧变化。

　　据《重庆志·人口志》载，1937—1946年重庆市人口变化如下。

　　这些数据因为出处不一可能会不一样，还有当时有大量的流民(棚户)没有办法统计。

　　再由这些数据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可见：1937年重庆人口数量到1938年猛增，但据《重庆市志》中大事记记载：“1938年11月13日，全市人口为496798人，比1937年增加了2.3万。”[156]。1938年12月，由于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在武汉中枢机关及在武汉朝野机构悉数迁渝，沿江沿岸迁渝工厂已经达124家，带来了大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家属，这也是1938年重庆城市人口猛增的又一因素。

　　从1938年的人口数据与1939、1940年的数据对比来看，重庆城市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10多万人。这是因为这两年因为日本战机空袭频繁，政府采取措施疏散人口下乡。从1938年6月10日起，重庆开始疏散人口，以对付日机空袭，1939年3月底，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成立迁建委员会，决定各机关疏散至重庆周围100公里的范围内。同时，成渝川黔公路两侧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而大批内迁企业则沿长江、嘉陵江两岸疏散。1939年4月10日，以刘峙为主任委员的重庆疏散委员会成立，1939年5月5日，政府动用各机关公私汽车输送难民下乡，三天时间里，全城疏散下乡人数达25万。1939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重新勘定了重庆市界(市区)，面积约3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40万。郊区也建设发展起来。1941年2月1日，据国民政府军政部的统计：重庆市有防空壕15个，避难室19个，防空洞664个，掩体38个，共可容纳223695人避难。可见，大量的人员还需疏散。

　　到1941年，重庆城市人口又速猛增长，这是因为：一是市区范围进一步扩大，故而城市人数增加;二是到这年全国抗战进入相当艰难的时期，日伪区的难民大量涌入重庆，加之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难民涌入战时首都。同时，由于中国人传统的乡土观念，迁往乡下和市外者的城里人有回迁现象。因此重庆市的人口骤增。

　　从1941年到抗战结束，重庆人口数逐年增高，1945年时已经达到125万，这深刻地反映了抗战后期，前线抗战的艰辛和战争给中国带来的苦难，难民大量涌入战时首都避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家称“重庆大轰炸”1938年为“试探性轰炸”，1939年为“重点区域轰炸”，1940年为“全方位轰炸”，1941年为“全面疲劳轰炸”[157]。可谓轰炸一年比一年激烈，而重庆人口却一年比一年增多，这充分表明了同胞们不怕牺牲和坚决抗战的意志和决心。

　　然而，由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底由于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飞虎队”投入对日作战，加之中国空军的发展和防空力量的增强，空中优势已经不在日方，1943年8月23日，日军最后一次轰炸重庆近郊，此后再没有飞抵重庆主城，这也是大轰炸期间重庆人口逐年增加的又一原因。

　　(五)重庆大轰炸使重庆人的婚配问题突出

　　首先是结婚的条件差。中国由来注重红白喜事，讲究礼尚往来，然而，残酷的大轰炸使人们生活和生命无保障，使得苦命鸳鸯们只得凡事从简。政府也提倡简单的集体婚礼，从1936年到1949年重庆市共举行52届集体婚礼，其中在大轰炸的几年间，政府尤为重视。1939年重庆第五届集体结婚简则规定，男子以黑色中山服为主，女子以蓝布旗袍为限。1942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在总结前些年集体结婚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大轰炸环境的实际，还特别发布《集体结婚办法》，对此项工作予以重视。集体结婚的背后反映了诸多无奈，特别是大轰炸下人们拮据的经济状况，使许多家庭无力操办婚事。更有甚者，战争时代各报刊上也常刊登结婚、订婚启事，简单了事。再更甚者，直接同居，凡事从略。

　　其次是大轰炸使重庆人结婚率降低。国民政府社会部1940年10月对重庆240户工人家庭作调查表明：可婚人数占68.39%，而实际上已婚的只有55.62%，工人的年开支中，婚丧占总开支的0.62%，大约2.2元。[159]这深刻地反映了大轰炸下，人们疲于奔命，为了生计而无暇顾及个人婚姻问题的悲惨现实。

　　再次是大轰炸条件下，重庆离婚率高。朱丹彤曾将1939年至1945年《大公报》离婚、解除同居启事作了统计：

　　1939年17起，1940年48起，1941年70起，1942年181起，1943年265起，1944年244起，1945年169起，[160]由这些数据可窥见大轰炸给婚姻家庭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战火频繁，人们居无定所，妻离子散的现象时有发生，使离婚事件逐年增加，1943年是大轰炸的末年，重庆离婚事件是1939年的14倍之多。而大轰炸时期，许多结婚没登记的夫妻、临时夫妻，他们朝居暮散，没有启事公告，虽然没有数据统计，但我们可以推想其分散比例更高。再加上重婚现象也十分严重，给家庭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是造成离婚率上升的一个原因。

　　出现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变迁。过去人们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通婚范围有限，因而婚姻也比较稳固。但大轰炸时期人口的大范围迁移，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生活习惯，甚至不同国度的人们走到了一起。人们打破了旧有的婚配习惯，扩大了通婚半径。当然，这对于提高人口素质是非常有益的，和传统的婚配习惯比较起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六)大轰炸恶化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

　　日军的重庆大轰炸使重庆城市环境污染，疾病流行。重庆本是闻名的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的“三多”城市，而大轰炸后，尸体来不及及时掩埋，废墟来不及及时清理，防范工作落后，常常使得疾病流行。以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为例，“五三”、“五四”惨案发生后，重庆市区开始流行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因痢疾死亡数十人，[162]

　　大轰炸下人们的生活环境每况愈下。日机轰炸引起物资奇缺，价格飞涨。比如说水，这是人生活生存最起码的东西，然而大轰炸造成自来水设备屡屡被损坏，重庆市区常面临严重水荒。人力挑夫最多时达3万—4万人，水价一路攀升，1940年时，一担水的价格相当于一吨自来水的价格。[163]再如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性轰炸，重庆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报警声中，人们惊慌失措。从8月7日，日机不分昼夜，持续了对重庆长达一周的轰炸。8月10日至13日，重庆警报达13次，市内断水断电，人们不得安宁，其生活困难无法想象。

　　残酷的大轰炸，高涨的生活费用，加剧了战争孤儿数量的增加。据《儿童福利工作报告书》记载：“重庆市区空袭频仍，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164]1940年2月重庆孤儿人数已达2万人左右。重庆市区的一些繁华地段如两路口、海棠溪等地，平均每天可看到一到二个弃婴。许多弃婴无人收养，毙命路边。1942年2月，《新华日报》曾以《抚养弃婴》为题发表文章，文中认为，大多数弃婴是由于战争导致经济困难，父母无力抚养才忍心抛弃。

　　三、余论

　　大轰炸对重庆人口变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全国人口和重庆市内人口大范围的迁移，对大后方的工业、农业、金融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使中国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得到了有效的调整;使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产业结构得到了提升;同时，重庆市区扩大，兴起了一批卫星城镇和中小市镇，使城市布局更加合理;也促进了大后方教育、社会的大进步。当然，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带来了前面叙述的一些社会问题。除了以上论据外，还有诸如生态破坏，劳动力缺乏等等。可以说在中国人口变迁史上，重庆大轰炸的影响之广、数量之大、程度之深，也是史无前例的。至于整个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人口变动的规律和状况，以及和重庆大轰炸下人口变动之关系，我们将另外行文加以论述。

　　原载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