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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探略
来源:徐光煦   2018-04-24 17:31:56

     全面抗战爆发后,因中国抗日战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变,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由此也成为侵华日军实施政略战略轰炸的重点目标。大轰炸期间,重庆人口稠密,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矿实体密集,大轰炸给重庆造成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段历史已经过去60余年,除抗战时期档案记载外,学术界至今对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尚无专文作全面研究。本文在查阅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对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研究状况作简略梳理,对财产损失类别范围作粗略分析,对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够引起关注。

  一、大轰炸财产损失调查研究状况

  日机轰炸,给重庆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关于财产损失的情况,各种档案记载及文献研究资料说法不一。

  (一)有关档案记载及分析

  在档案记载方面,抗战时期有关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的档案较多,大部分为大轰炸期间单位个体、部门或行业的局部统计,在全面汇总统计方面,有两份较为全面和详细的档案。一是1945年8月重庆市政府统计处统计档案,1938年至1941年日机空袭损失共计692亿余元(折合成1945年价值)。(见《重庆市历年空袭损失统计总表》[165])

  重庆市历年空袭损失统计总表(单位:国币元)

 

  本表财产损失统计主要有社会财产和私人财产两大类。据其分表显示,各项损失还包括由日机轰炸造成的直接损失,轰炸期间造成的迁移费、防空设备费、救济费、疏散费、抚恤费间接损失。数据来源以市政府所属主要机关报送资料为依据,即涵盖范围为卫戍司令部、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等市属部分局处,尤其注明“中央主管者概不列入”。其中,社会财产损失大于私人财产损失。

  二是重庆市政府1948年2月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报送的公私财产损失档案,价值近64亿元(折合成1937年价值)。(见《重庆市抗战期间被灾损失情况表》[166])

  重庆市抗战期间被灾损失情况表(单位:国币元)

 

  本表也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对社会财产(公有)和私人财产损失进行统计,以部门行业为分类标准。然而最为突出的是,在社会财产中直接与间接损失数据除政府机关外,农业、工业、电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人民团体没有数据反映。与前表统计相比,其中私有财产损失占总损失的99%以上,出入较大。

  (二)关于文献研究资料统计及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的统计,主要反映在各种研究成果中,其结果亦众说纷纭。从著述方面看,如《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一书统计:1939至1941年,因日机轰炸造成房屋损毁9570栋31481间;[171]等。类似有关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情况的记载较多,在此不一一赘述。从论文方面看,目前无专门文章对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进行全面研究。

  以上统计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机轰炸造成房屋损毁的栋数或间数上,而且得出的结果相去甚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另一类研究著作,如《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等等,均侧重于行业史研究,而对于行业内由于日机轰炸造成的财产损失研究却少有深入。

  通过以上两类不同记载和研究结果表明:以往有关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统计的内容是较为单一和片面的。事实上,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国民党中央政府各要害部门、大型工矿企业、金融、交通、学校等内迁,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侵华日军为达其“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172]的目的,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对重庆主城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近七年的政略战略轰炸。因此,远远不能以房屋的损毁或市属机关的损失替代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换言之,有关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档案文献资料亟待发掘,有关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研究亟待深入。

  二、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初探

  根据调查,有关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档案,主要分布于重庆市及有关各区县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台湾国史馆。馆藏档案内容涉及大轰炸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渝各部门,重庆市政府各级部门、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团体、学术机构等单位或个人所报损失情况。根据档案记载,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主要包括社会财产损失和居民财产损失两大类。现粗略分析如下。

  (一)社会财产损失

  重庆大轰炸社会财产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大类。主要涉及工矿业、农业、交通、邮电、教育、公共事业、金融、人力资源等领域。

  1. 工矿业

  抗战期间,重庆工矿业损失惨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业集中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地区,承担着抗日物资、武器和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用品等的制造和生产任务。由于日机的不断轰炸,工矿业的损失给重庆乃至全国造成了重大影响。抗战期间,遭受日机轰炸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工矿企业主要有:

  兵工业,如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二、二十四、五十等兵工厂。1940年5月27、29日,日机轰炸,第二十四兵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厂房、船舶、器材、工程书籍、杂物器具等被炸毁,造成损失价值约1.2亿元。[174]其他兵工厂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轰炸。

  钢铁冶金业,有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昌矿冶股份有限公司等。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渝鑫钢铁厂遭受日机五次轰炸,炸毁房屋180间、器具65000件、图书180册、医药及卫生福利设备、衣物等直接损失60余万,轰炸期间造成的间接损失高达130余万元。[177]

  棉纺织业,如郑州豫丰和记纱厂重庆分厂(豫丰纱厂)、汉口裕华纺织公司渝厂(裕华纱厂)、中国纺织企业公司等。1940—1941年,日机相继13次轰炸郑州豫丰和记纱厂重庆分厂(即土湾重庆分厂),其中1940年5月27日、5月29日、6月27日、6月29日、10月25日及1941年8月30日,炸毁工厂房屋、职工宿舍、办公室、员工住宅等计28栋、698间,损坏机器、运输工具、电线、原材料及职工生活用品等价值173万余元。[178]

  机器业,如恒顺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国光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机器厂等;化学工业,有天原化工厂、中国工业煤气公司、中国植物油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南橡胶总厂;电力电器业,如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国营中央电工器材厂等,在工业类别中,损失均较为严重。

  煤炭石油业,主要有天府煤矿、嘉陵江区煤矿业同业公会、四川油矿勘探处等。1940年5月29日,日机轰炸重庆市同福煤矿厂(北碚),损失房屋、器具、机械、煤等约60万元。[182]

  2. 农业

  农业类以间接损失为主。抗战期间,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充分发挥大后方的作用,各地区农村为抗日前线捐献了大量货币、谷物、军属优待谷等。

  1937年8月重庆市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援前方抗战。抗战期间,重庆各地区参与了政府倡导的献金献粮活动,从1939年开始,重庆各界举行献金献机运动,广大农村纷纷捐款支援抗战。1940年,涪陵全县137个单位捐献军粮谷18050.55市石,征募士兵寒衣捐7494.15元。[186]南川、长寿、潼南等地均参与了募捐活动。

  另外,为避免日机对城区的集中轰炸,政府城市部分机关疏散到郊区,占用了大量农村土地,也造成了一定的农业损失。如1940年9月,据重庆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报告,灾民疏散地主要包括唐家沱、黄角垭、弹子石、小沙溪、杨坝滩、观音桥6地,为疏散安置,行政院拨款25万元,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借款250万元,用于疏散区建筑基地购置租赁地价补偿99785元,其他补偿费8148元,救济费1300元,租赁各贫民住宅面积59603亩,租金1849045元,青苗补偿费9134元。[187]

  直接损失方面,由于日机轰炸以城市为主,农业直接损失相对较轻,集中于城郊的乡村地带。

  3. 交通

  重庆交通,在全面抗战前,以公路和川江航运为主。国府迁渝后,在全市具有军事意义的地区修建了机场,如白市驿、广阳坝、梁山、秀山机场,形成了水、陆、空交通枢纽。抗战期间重庆交通损失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公路交通,随着城市的发展,到1937年,重庆城区公路干道由上清寺延伸至朝天门,全长7公里。在全面抗战阶段,国民政府还着重修筑了一大批公路支线,主要有海棠溪—广阳坝、巴县一品—石油沟、海棠溪—南温泉、赖家桥—白市驿、两路口—浮图关、浮图关—九龙坡、北碚—北温泉,使重庆在干线基础上,与附近地区进一步联片成网。日机轰炸,给城区公路交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1939年到1943年,朝天门、临江门、牛角沱、两浮路、红岩嘴等出城要道几乎连年遭受轰炸,屡炸屡修,耗费了若干人力、财力。

  川江航运方面,抗战时期,重庆港内的轮船锚泊地由过去的少数几个,1944年,港区内已有44个囤船,军民用运输轮船有100余艘,9万余吨。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为川江航运乃至大后方抗战物资的运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机轰炸重庆期间,以两江沿岸码头、船只,及沿长江主要城市如长寿、涪陵、丰都、忠县、奉节、巫山等地的民生分公司损失最为严重。

  航空方面,在轰炸中,日机主要针对白市驿机场、广阳坝机场、大中坝机场等重要军事目标进行轰炸。1938年2月18日,日机第一次空袭巴县,目标就是广阳坝机场。[191]据统计,抗战期间梁山机场被炸47次。

  4. 邮政电讯

  抗战期间,邮政电讯行业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轰炸,如1939年,日机轰炸江北刘家台、黄家垭口中一支路、太阳湾等地重庆市电话局房屋、器具、用品及电话局职工郑莲如、黄实潢等50余人房屋、器具、用品等公私财物,损失计数万元。[194]重庆市邮政、电讯行业的损失,主要是直接损失,并且基本上是集中在1939年和1940年。

  5. 教育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高等教育方面,先后迁到重庆的大专院校有: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国立音乐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州东吴大学法商学院、上海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均在重庆复校。另外,还有一批中学及专科学校由江苏、湖北、安徽等省迁到重庆。[197]

  6. 公共事业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市政公共事业基本形成体系,城区供电、供水、防空、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充。1937年10月,在原重庆自来水公司基础上正式成立重庆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初,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发电设备,新购两部4500千瓦发电机安装在大溪沟原厂址,称第一厂,至1942年成为战时大后方最大的发电厂;战时的城市减灾防灾主要集中在防空与救火方面,据国民政府军政部1941年1月份的统计:全市共有防空壕15个、避难室19个、防空洞664个、掩体38个,可以容纳22万多人;[198]在公共卫生管理和设施方面,1938年11月,成立重庆市卫生局,具体管理医疗和环卫工作。

  公共事业方面的损失,主要分布在各级机关、团体及其他领域,特别是卫生、路灯管理、水电系统等,在各类档案记载中相对较为详细。如1940年5月至7月,因日机空袭重庆电力公司用电设备被炸损,损失229万余元;[201]大轰炸期间,重庆市卫生局及其所属各诊疗所、清洁总队、支队、粪便管理所等造成的损失更为普遍,难以计数。

  7. 金融

  随着各大金融机构的迁移,至1941年12月31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政府银行在重庆设立的部、分、支行及办事处共37家;商业银行55家;钱庄银号53家,总数共计145家。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重庆一共有银行钱庄总分支行处233个,其中总行(处、局、会、公司)61、分行32、支行6、处(办事、代理、分理)113、钱庄银号21。[205]分布在重庆城区、合川、涪陵、万县、璧山等地的四川省、川盐等银行也被日机轰炸。

  8.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损失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因修筑军事设施而造成的人力资源间接损失。为完成政府西迁,及时应对日机轰炸,国民政府相继从1937年到1942年在重庆修建了白市驿机场、广阳坝机场、大中坝机场、梁山机场、秀山机场,征调民工近50万。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各地政府组织修筑了大量的防空壕、防空洞、避难室、掩体等防空系统;二是在日机空袭过后,广大群众在政府组织下,抢救伤亡人员,修筑被炸公路和房屋,抢修机场等造成的人力资源损失。抗战期间,重庆各市县相继成立了空袭服务队,仅1940年参加空袭服务人员已近2万人。

  除以上八个方面损失外,社会财产损失还包括商业、财政等。抗战时期商业主要有百货业、服装业、饮食业、印刷业、服务业、五金电器业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轰炸期间,百货业、服装业、服务业等行业影响较为严重,由于商业行业相对分散,被炸损失难以统计。财政方面的损失,以支援抗战政府向各地区摊派的各种税收损失为主,如关税、盐税、统税、田赋、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战时消费税、营业税、筵席捐、娱乐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和房捐等等。在市区内,以房捐、娱乐税捐为主要税收来源,据统计,1939年至1942年仅此两项损失就达21463551元,其中房捐19465673元,娱乐税捐1997878元。[206]其他地区财政损失以盐税、关税、田赋等为主。

  (二)居民财产损失

  大轰炸期间,居民财产损失以房屋、服饰、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粮食、禽畜、土地、树木为主。根据档案记载情况,居民财产损失报告主要是政府部门、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如警察局、防空司令部、救护委员会、工务局等部门工作人员,而且大部分列为社会财产损失,特别是在1939年大轰炸早期。因此,居民财产损失与社会财产损失相比较,相对较少。

  1. 房屋损毁

  大轰炸期间,居民财产损失中房屋损毁最为严重,主要原因在于,“除了炸弹以外,还有三种:第一,房屋的倒塌。本市建筑太坏,四五层的危楼,虽在平时,犹有临风欲坠的险象,倘遇空袭,势必多数倒塌。第二,延烧的可能。本市平时火灾,往往延烧数千家不熄,假使敌机抛下一二烧夷弹,本市的火灾,当然有陷于不可思议之境。第三,破片的危险。”[209]

  2. 生活用品

  居民财产损失中,有关档案记载较为详细,类别繁多,主要有家庭生活用具、服装、服饰、古玩、书籍、现金等。如1940年6月12日,南岸滴水岩四号车德义住宅遭受日机轰炸,事后,其填写损失报告单(仅录其中一部分)如下[210]:

 

  重庆大轰炸期间,类似的居民财产损失报告档案较多,大部分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统一表格样式填写,其中损失项目、单位、数量、损失价值等内容都比较具体。档案记载的损失报告单,不仅记录了日机轰炸造成的损失情况,而且更为详细地反映了当时市民的生活状况。据统计,大轰炸期间重庆城区居民财器具类损失21312910元,现款损失24905元,衣着物类损失8759724元,古物书籍类损失1233223元,其他损失6182974元。[211]

  3. 粮食禽畜

  在日机轰炸重庆城区及周边主要城镇过程中,对部分较为集中的农民居住地区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部分农民的粮食、禽畜等财产受到损失。如1941年8月9日,日机在巴县人和乡小沱被投炸,摧残田土稼禾约六七亩,毁坟地2棺,爆散菜籽、粮食等约10余石。[214]大轰炸期间涪陵、万州、梁平、奉节、巫山、丰都、云阳、南川、永川、綦江等地大量猪、犬、鸡等禽畜也未能幸免,粮食、土地、树木等居民财产损失也占有很大的比例。

  三、财产损失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财产损失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深入开展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研究,首先需要大量档案文献资料作支撑,其次对财产损失应结合历史作科学的分类,第三要对其损失数据作准确的统计。基于以上原因,目前,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调查研究尚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档案文献资料的发掘与利用

  有关档案文献资料的缺乏,是制约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深入研究的严重问题,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研究,必须建立在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基础上开展。然而,有关抗战损失档案是存在而且可挖掘的,而且可以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组织开展的中国抗战损失调查工作中找到线索。抗战时期,最先正式建议政府设置抗战损失调查机构进行各项损失调查者,是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参政员黄炎培等的提案。黄炎培等鉴于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损失惨重,在会中建议政府速设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前方、后方直接、间接公私损失,填具表式,报告政府”,此项提案经大会决议通过,送交政府研办。1939年7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制颁《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并组织实施[216]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行政院所在地,对汇集重庆本地区乃至沦陷区、敌占区因侵华日军造成的损失情况报告材料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发掘利用档案文献资料,是深入开展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财产损失的范围及分类

  如前所述,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研究范围仅局限于日机轰炸造成的房屋损毁或重庆市政府所属机关单位的损失。据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抗战损失查报须知》要求,呈报损失表包括“……财产损失报告单”、“……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财产直接损失报表”、“……营事业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含农业、矿业、工业、公用事业、商业、金融业、银行、邮务、文化团体、宗教团体等)、“住户财产损失汇报表”、“赈济费支报告表”、“财产间接损失汇报表”[218],随即实施。因此,有关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调查研究范围及分类,应结合历史状况,不仅包括市属机关单位损失,而且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渝直属各部门及各大行业等社会财产损失,以及城镇、农村居民财产损失。不仅包括大轰炸造成的直接损失,而且包括间接损失。

  (三)调查研究的技术处理

  根据行政院《抗战损失查报须知》要求,抗战损失查报主要内容有“公私财产直接损失分类”、“财产直接损失查报办法”、“布告人民报告损失”、“追查补报”、“间接损失之分类”、“间接损失查报方法”、“价值之计算及其单位”等。然而,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有关单位或人员能及时报送财产损失情况也非易事,对漏报、误报、核实等严格规范往往无暇顾及,由此造成了“五三”、“五四”、“六五大隧道惨案”等重大事件存在不同数据的记载。因此,要深入开展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研究,应结合抗战时期历史,在全面搜集档案文献资料基础上,做好档案文献资料的甄别整理、损失内容的科学分类、损失数据的准确统计等工作,从而全面客观地反映重庆大轰炸财产损失。

  原载于《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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