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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智媒|揭秘当代日本半殖民真相兼谈中日关系
来源:网易    2022-05-29 14:50:27

  关于日本这个现代民主国家属于殖民地国家的说法由来已久,不少人觉得过于夸张,但其实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日本国内,依旧延续自从幕府时代就形成的几个政治大家族,平民水泼不进,形成稳定的封建官僚贵族阶层。

  另一方面,日本依然被美国深度控制,处于半殖民地状态。政治文化经济均被美操控,没有自主权。日本虽然有军队,然而自卫队的最高指挥权,其实是在美军手里,实际上是美军的延伸部队。

  日本的色情变态文化均出自西方的文化操控,因为美国要永远使日本成为他手中的工具。现在日本现状是二战后的不得已,不是被核弹灭族,就是接受殖民地国家。日本当时全国——宁为玉碎——因为日本知道殖民地对日本的未来意味着甚么.....

  本文将为你一一揭露,让大家了解这个可怕而又真实的日本现状!同时兼谈中日关系。

  一 日本政治内情

  日本是个只有有限的内政自主权无完全主权的半殖民地国家。两岸哈日的右派说日本是民主国家?实际上日本没有民主,其所谓的民主是假的,实是财阀金权民主。

  日本是几大家族财阀做主,所谓选举就是几大家族轮流执政,让屁民们投个票。谁见过睡马路的穷人能当选吗?

  著名学者俞天任先生在《谁在统治日本》一书中提出的,“官僚在统治日本”的说法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说法。他在书中大体梳理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官制度”的演变。“统治”是一个政治概念,意思是“掌握政治权力、行使国家强制权力”。有统治权的,只能是政治精英。在国家体系类当权的人才有统治权。这是统治的狭义的概念。

  除了这批稳固的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官僚统治者外,还存在着一大批走马灯似的轮流分享最高政治权力的大财阀统治者。在日本天皇依然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力只是象征性的,日本内政权力还是掌握在首相的手中。

  日本的政治,家族政治和派阀政治非常明显。日本的首相差不多也是“生出来的”。网上有一篇文章流传很广,讲的是日本的五大政治家族。我在这里就举五大政治家族的例子,从日本近年来担任首相的几个政治家族说起。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他的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岸信介,日本第56、57届首相,当过甲级战犯。岸信介的亲兄弟佐藤荣作是日本的61-63届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当过日本的外相,如果不是过世得早,差点当了日本首相。

  麻生太郎的家族也是政治世家。他的高外祖父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曾外祖父牧野伸显官至外务大臣、内大臣;外祖父是日本名首相吉田茂;岳父是另一位日本名首相铃木善幸。麻生太郎当选首相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日本财阀麻生家族的首领,麻生家族的所有财富都落入他的手中,他的家族财富是其坚强的整治后盾。

  鸠山由纪夫也是出身政治世家。他的曾祖父鸠山和夫当过日本众议院议长。他的祖父鸠山一郎当过日本首相。他的父亲鸠山威一郎当过日本外务大臣。鸠山家族是一门两首相,祖孙两代都当过首相。

  福田康夫和他的父亲福田纠夫都曾担任日本首相,时隔27年,父子两人都当上日本首相,算得上是日本政坛的佳话。福田纠夫是日本的名首相。巧合的是他们父子两人都是在71岁当上日本首相的。

  小泉纯一郎的家族也是政治世家,他们家在日本国会中是常青家族,自他的祖父起到他的儿子,都是国会议员。日本国会的历史有114年,而小泉家族担任国会议员的历史则长达94年。

  以上担任过首相的政治世家只不过是日本家族政治的一个缩影,据有关统计,日本的国会议员中有40%的议员是世袭议员。这些议员都是各大政治家族在内部产生的。日本民主党在国会中世袭议员的比例占到议员比例的20%。在大选中,这些政治家族往往会将自己手中的席位运作给自己的亲属。

  日本议员世袭的现象在西方国家中是最突出的。虽然很多日本民众对这一现象抨击得很厉害,攻击这些世袭议员“对公共事务缺乏应对能力”,可以掌握选举优势和政治人脉的这些政治家族是不会将席位轻易地交出去的。

  据李成刚、龚成两位学者研究,从1950年代至今,日本政坛已经经历了4代家族人物:“第 1 代以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吉田茂为代表;第 2 代是田中角荣、福田赳夫这一代人,他们是在战后不久进入政界的,是第1代人的心腹;第3代则以竹下登、安培晋太郎和宫泽喜一为代表。

  上个世纪 90 年代, 新一代政治家脱颖而出,其中多为第2代和第3代领导人的亲属,如 1996 年以后4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的父辈都是资深议员。福田康夫是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儿子,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是前首相鸠山一郎的孙子。”

  日本的政治家族还有一个特点是彼此联姻,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派阀政治也鼓励将子女和亲属纳入自己的派阀。对日本自民党比较了解的读者,应该知道之前自民党当政时期,有很多派阀,比如说森派、桥本派、山崎派等等。这些派阀都是基于同样的利益诉求纠合在一起的政客团体。派阀最讲究的是忠诚,最能保持忠诚的是子女亲属等自己人。

  日本的派阀政治在国会中特别明显,但是某些议员参加某一派阀具有投机性,这些人随时可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换门庭,甚至自立门户,甚至背叛投敌。所以扩大门阀实力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子女亲属成为国会议员,因为他们最值得派阀首领的信任。

  与日本的官僚政治一样,日本的家族政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是难以改变的,因为这些大家族掌握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人脉的优势。他们之所以能搞家族政治就是因为日本的政治体制给了他们空间,在他们掌握的空间中,他们已经顽强地形成了固有的影响力。日本政治要改变家族政治自然不是在短期之内就可以实现的事情。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巨大官僚贵族体系,对日本最高权力的掌控程度:首相是日本内阁的最高首长,也是日本实际的政府首脑,领导各行政机关运作。日本首相更迭频繁,仅二十年来就更换了17位首相。

  日本的世袭财阀家族:

  1991年——2016年,25年间,13位首相,平民出身的三位,在位只有约4年。

  第81任 村山富市 1994年6月30日—1996年1月11日

  第94任 菅直人 2010年6月8日—2011年8月26日

  第95任 野田佳彦 2011年9月2日—2012年12月26日

  其他都是世袭财阀专权。

  羽田孜:父亲羽田武嗣郎,众议员。

  细川护熙:前首相近卫文麿之外孙,父亲是第二届近卫内阁的首相秘书。

  桥本龙太郎:父亲桥本龙伍,岸信介内阁文部大臣和厚生大臣。

  小渊惠三:父亲小渊光平,群马县众议员。

  森喜朗:父亲森茂喜、祖父,石川县议员。

  福田康夫:前首相福田赳夫长子。

  麻生太郎:曾祖父麻生太吉贵族院议员,父麻生太贺吉众议员,妻前首相铃木善幸三女儿,妹三笠宫宽仁亲王妻子。

  鸠山由纪夫:祖父鸠山一郎日本第52、53、54代首相,父亲鸠山威一郎前外务大臣,弟弟鸠山邦夫总务大臣。

  小泉纯一郎:父亲小泉纯也,前防卫厅长官。

  安倍晋三:外祖父岸信介,内阁总理大臣,父亲安倍晋太郎,日本外务大臣,叔父西村正雄,日本兴业银行董事长,岳父松崎昭雄,财阀森永集团社长。

  二 美国在日本的地位:实际的统治者!

  1952年2月28日,日美两国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 3条规定,在东京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 协定正文有29条。详细规定了驻日美军的地位及特权,如日本向美军提供基地和设施,承认美国使用、管理和保卫这些基地及设施的权利;美国军人及其家属犯罪,日本无审判权;日本每年需向美国支付驻日美军的防卫经费等。做为日本殖民宗主国的美国,在日美安保协议中就明确规定美国可以直接参与镇压日本国内的暴乱,可以直接出兵干涉。

  美国造成日本“失落的二十年”

  日本经战后20多年的奋斗,经济起飞。到1980年代达到顶点。在1990左右的时候,日本那个时候甚至已经掌控了如洛克菲勒等美国几乎是代表性的几个大集团的大部分股权,洛克菲勒、哥伦比亚影片中心等甚至都直接被日本人买下来。大有买下美国之势,可见那时日本的气势。

  对此,美国是相当的不满,甚至有人说出“不知道哪天日本人会买走我们的自由女神像”“这是日本人继珍珠港后第二次入侵”等言论。然后,美国用了一个经济战,搞垮了日本经济,同时从日本获取了相当于日本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财富。美国怎么做的呢?很简单。

  1993年左右,美国与日元的比值一直徘徊在1:140左右,也就是1美元在可以兑换140日元。然后,美国大财团花了2,3年时间,在国际社会大肆买进日元。

  在这里假设一下:某集团用10000亿美元,买进了1400000亿日元,(140万亿)。然后,在1995年的时候,收获的季节到了,美国运用自己的各方面实力,强迫日元升值。升到了多少呢?最高的时候,似乎是1:70(1995年年度平均比值是83,但是最高是70左右)。这个时候,那个美国大财团将日元卖出,换取美元。之前10000亿美元购买到的1400000亿日元在1:70的情况下,变成了20000多亿美元。

  10000亿美元本钱,一进一出,直接从日本捞走10000亿美元,抢银行都没这么快啊!!而当时这么做的肯定不止一个财团,赚取的也肯定不是区区10000亿美元。事实上美国的日元储备计划也绝对不是1993年才开始。事实上美国的这个计划甚至可以上述到1985年,也就是日本取代美国成为最大债权国的那一年。

  美国当时那几年全体财阀都来日本捞钱,具体捞走多少?前文已经说了,反正各种压制掠夺手段用上后,日本在1995年日元被强制升值后,损失了相当于十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钱,之前买的洛克菲勒,哥伦比亚什么的也都乖乖的低价还给了美国……

  说明一下,美国购买日元并非一直都在是1:140的时候,从最早1:360,到1:200的时候,美国也进行过一些收购。事实上,在1985 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的时候,美国应该就已经开始了对日元的有计划收购,那时候美元与日元的对比是1:251。做个假设,如果1985年1:250的时候有人用1W亿美元买入250W亿日元后,等到1995年1:70的时候卖出,就是一万亿本钱直接赚走2W亿多的美元……而当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5W亿。

  而且这么做还对日本造成一个致命的打击:最初他们用美元在日本购买了大量日元,那么,日本国内的流通货币就忽然少了一大半,都变成了美元。但是美元毕竟不能算是日本国内最正常的流通货币,而且当时美元币值一直在动荡,不可能成为正常货币,日本还是以日元作为正规流通货币。那么,当国内忽然货币紧缺,该怎么办?没办法,日本政府只能加紧印刷啊,加印货币。

  但是等那些货币印出来,流入市场后,美国人又再次把之前收购的日元强行卖了回来……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货币进入了消费市场……结果大家都猜的到,就是钱不值钱了……

  日本政府不是不知道美国要求日元增值是阴谋,但是当时日本无论什么都是被美国掌控,就算想不升值,也做不到。作为美国的狗,美国说让你升值,你就必须升值,想不升值都不行。这就是没有国家主权的悲哀所在。

  总之,对于日本的结果就是,那些年,日本就直接通货膨胀了,物价涨的飞起啊!!中国后来猪肉涨一倍算什么?日本那些年一共涨了十几倍你信不?不信你去看《机器猫》,机器猫里有一集,《大富豪大雄》,说是大雄拿了1W日元压岁钱,然后用假如电话亭将物价回复几十年前,结果1W日元变成了巨款。08年1W人民币现在顶多价值2W元左右的平均购买力吧。涨价也算厉害,但是和日本比起来真算不了什么。

  这个事件直接就影响到了日本人的斗志,当一个国家的人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是别人随时可以来提款的银行,你说他们还会那么努力的去发展去赚钱么?所以95年以后日本的发展比之以前跟本谈不上发展。(1995年日本GDP52543亿美元,2005年却仅只有45500亿美元,倒退回1994年以前去了,到2009年都仍然只有50600万亿。)

  日本有个诺贝尔获得者叫川端康成,还有一个诺贝尔提名者叫三岛由纪夫。如果大家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死的?那也就知道了当年日本的真实情况。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国家最先觉醒的永远是他的知识分子。

  三岛由纪夫一直崇尚武士道,日本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后,为了号召人民起来反抗,为了引导日本自卫队起来发动武装革命,推翻日本政府,打到日本天皇,赶走美国驻军。于是他就跑到自卫队的一个基地,当着自卫队官兵的面,一边大义凛然的宣传革命,一边以死相谏。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个文弱书生,自己剖腹自杀却没得要害,在那里痛到死去活来,满地乱滚,也还不死。最后没有办法,他的朋友就拿起刀,砍他的脖子。结果他朋友也是笨蛋,竟然砍了20多刀才砍断了他的头,才终于一命呜呼。

  三岛由纪夫死了,可效果呢?当时围观的自卫队官兵起码数百人,但只是围观而已,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打酱油。没有人上前劝阻,更没有人起来反抗,好像就是在看一个猴子的表演而已。这就是他的悲哀,就是日本的悲哀。

  当时围观的除了自卫队外,还有很多文艺界的朋友,里面就包括川端康成,几乎就是现场直播。川端康成看了整个过程,看到了日本人的麻木,看到了自卫队的胆怯,于是回去以后就自己开煤气自杀了。

  这就是日本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两个诺贝尔的命运。所以我想说的是,现在的日本自卫队还有勇气为了一个钓鱼岛和中国开仗么?没有了。他们已经没有了。五十年前他们就没有这个勇气了,何况现在是AV遍地的日本?还是我一个朋友说得好,日本人为什么喜欢去靖国神舍,那是因为那玩意就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安慰,就如阿Q当年说过的一样,当年,老子们也曾经阔过!可问题是,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

  日本战后历次反抗都失败了,于是精英阶层埋头发展经济,甚至试图“购买美国”!但是,经过1995年前后的美国无情大收割,日本的财富,十去七八,加上日本的精英都意识到,再怎么努力,也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经济上,日本怎么样都是为美国赚钱;军事上,是为美国做棋子,参与围堵中俄;文化上,为美国倾销美式文化的殖民地,且对美国没有话语权;政治上,是无奈的做美国帮凶、应声虫,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日本今天流行的二次元、漫画、援交、色情、颓废、极端主义、还有一些令世界都感到恶心、下流、不可理解的社会文化和现象,种种奇怪的表现,不是无端来的,这是一种末世景象!就像中国的明朝末年,宋朝末年,如出一辙,留心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人都会看出这一点来!这是国家民族的大悲哀景象。

  日本的财政部长一样的大官,因为提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东亚合作战略就挂了!前几年中日韩在谈东亚共同市场,看看快有结果了马上出了钓鱼岛事件,美国人阴着呢,还有钓鱼岛事件之前那个管经济的大臣叫什么来着,忽然自杀,恐怕就是被暗杀的,但是,日本不敢追究这些事件的关系,或者是明白,也只能装糊涂…… 05年以来的中日韩动荡,不就是为了破坏中日韩自贸区。

  前几任日本财务大臣主张中日韩自贸区,然后三方互换货币,跳过美元直接交易,如果成功了,那还得了,美国在东亚将无法立足!所以必须挑动中日韩三国斗争,扶持分裂势力,决不能让三国和平共存。

  半殖民地,有美国驻军,有类似“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区”!

  美国驻军地,就是他们租界,不,不如租界,旧中国的租界是有时限的,如香港租期是100年。且有租金,而日本的美军驻地,不但无租期是美无限占有的,且不但一分钱租金不给,反到还要日本年年花巨资补贴美占领军?被看押监管的囚徒还需花钱养着狱卒?真乃宇宙奇观?

  还有,日本政府一直承担着驻日美军基地的各项维持费用,其中包括基地的建设维修费用、训练转移费用、军人宿舍、家属住宅、消音装置、污水处理设施和办公楼,以及基地内的商业娱乐等生活设施的建设与维持费用、在基地工作的日本人的薪水等。早在2014年,日本政府直接支付给驻日美军的费用就达到了1912亿日元(约101亿元人民币)。

  另外,日本政府向基地所在地方政府和个人支付的基地土地租用费、外围设施建设维持费、在日美军再编费等,也多达4862亿日元(约256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支付给驻日美军的每年经费预算,是由美军制定并提供给日本政府的,俗称为“一口价预算”。日本政府大多以“承认”的方式认可美军的预算。据了解,日方目前年负担美军费用约2000亿日元(合146亿人民币)。而美国要求进一步增加日本负担比例。

  我们再来看一个美国控制日本的事实。 日本东京地检特搜部的前身是隐匿退藏搜查部,1947年成立,主要负责搜查隐匿物资的,这个部门不是日本的部门,是美军成立的。所以从成立开始就有强烈的美国背景。到了后来,这个部门基本上管的就是日本政治家的腐败,所有进入这个部门的检察官都在美国CIA进修过,由美国独立指导。一旦有反美的政治家上台,就会上演美国收集情报,东京地检特搜部调查的大戏。

  前面也提到日本的政治派系有很多,比较大的是就是经世会和清和会,相比之下经世会比较反美,而清和会比较亲美。 日本统计出的特搜部的主要功绩:

  (田中派)田中角栄逮捕ロッキード事件(←東京地検特捜部)

  (経世会)竹下登失脚リクルート事件(←東京地検特捜部)

  (経世会)金丸信 失脚逮捕佐川急便献金脱税(←東京地検特捜部&国税)

  (経世会)中村喜四郎逮捕ゼネコン汚職(←東京地検特捜部)

  (経世会)小渕恵三(急死)(←ミステリー)

  (経世会)鈴木宗男逮捕斡旋収賄(←東京地検特捜部)

  (経世会)橋本龍太郎議員辞職日歯連贈賄事件(←東京地検特捜部)

  (経世会)小沢一郎西松不正献金事件(←東京地検特捜部)

  (経世会)二階俊博西松不正献金事件(←東京地検特捜部)

  二階俊博要不是因为是自民党的元老,并且日本政府也需要和中国关系不错的议员,而被安培力保,否则也早被起诉了。而亲美的清和会几乎无一人被东京地检调查。

  另外再说一个美国控制日本的事实。东京的领空权,不在日本自己的手里,而是在美国手上。 具体表现在该国的领空有很大一部分被占领军控制,不经美国军方的同意,无论日本民航还是军机一旦进入便会被立即击落。这片空域位于东京上空,覆盖“一都八县”,几乎把本州岛拦腰截断, 人们称之为“横田空域”。

  这块空域是美国控制的意思,就是日本的飞机不能通过,甚至包括各种民航。

  所以,日本各个航空公司要想抵达东京必须要绕过这个空域才行。

  从羽田起飞的飞机往北陆九州方向的必须大回旋一下,然后急速升空到7000米以上,避开横田空域才行。飞大阪的飞机是运输省60年代和美军谈判才允许通过的,但必须一开始低空飞过才能升空到最佳飞行高度。

  飞往中国韩国的国际航班也必须避开这块空域才行,这造成了这段航线非常拥挤。

  此外,每年因为这个横田空域,日本的民航必须要付出140亿日元的燃油费和经济损失。70年里一个国家的首都的上空不能飞自己国的飞机,这真是莫大的耻辱。

  日本通过培养代理人控制日本

  7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首相田中角荣出身寒门,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没有任何背景和门阀,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爬上日本首相的位置。在位期间和中国建交,和苏联关系正常化,为了对应石油危机,频频和阿拉伯国家往来,得罪了以色列损害了美国石油商的利益。

  国务卿基辛格访问日本时要求日本放弃资源外交政策,结果被田中角荣一句:美国能给日本需要的石油么?呛的哑口无言。结果,几个月以后,文艺春秋爆出田中角荣受贿的丑闻,披露洛克西勒公司给日本行贿30亿日元,其中田中受贿5亿。

  要说田中角荣是非常会做人的,和所有媒体都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但文艺春秋居然突然爆发,而且掌握确实的证据,很多人猜测就是美国给了足够的证据。之后的检查方的举动就更是耐人寻味了,追着田中角荣受贿的5亿日元不放,而对其他的25亿的中间人儿玉誉士夫不闻不问。这导致了田中角荣这位首相的下台,以及之后终身官司缠身。

  2001年的小泉纯一郎,在首相位行事大胆,开创了二战以后为了通过邮政民营法案罢免大臣的先例,但由于所有政策都和美国同步,美国让他干啥就干啥,所以小泉顺风顺水,就算有未交年金事件或经济问题日本警方也不闻不问,平安的度过了5年首相位置。

  2009年,小泽一郎作为民主党党首,最有机会在当年的选举中胜出当首相。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想和小泽见面小泽不见。因为小泽很讨厌美国,作为是田中角荣提拔上来的政治家经历过当年的田中角荣受贿时间。美国知道小泽不好控制,在选举之前几乎同样的方式,揪出小泽曾经拿过当地建筑公司的钱,直接就迫使小泽辞去民主党党首职位,让给了鸠山。

  鸠山太幼稚,觉得自己家大业大,有钱有势,在台上公开反美亲中,干了两件大事,但是也过早的暴露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其一,就是取消了事务次官会议,消除官僚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

  其二,废除了《年度改革建议书》。《年度改革建议书》是从1993年,宫泽喜一首相和克林顿总统会谈时候决定的。原本的意思是两国互相对对方国提出改革建议。但随后演变成了美国单方面对日本的改革指令书,日本没有拒绝的权力。而这份《年度改革建议书》,在鸠山内阁时代被废止,鸠山代表日本政府第一次对美国说了不。 结果,被媒体揪出老妈曾经给他6亿的零花钱没缴税,被媒体追着暴打。也辛亏这是他自己的钱,要是像田中角荣和小泽也肯定好不了,鸠山上台以后一直被骂国贼。

  可见,对于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不用军事压力,只要看哪个不顺眼就利用美国CIA查他的底,哪个政治家没有点丑闻?然后让亲美的日本媒体大肆宣扬,他就死翘翘了。所以说历届日本首相都被美国控制并不虚言。

  若即若离的中日关系

  前面谈了日本半殖民地真相,受美国控制的事实,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日关系。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从小会对日本人有一种“仇恨”,但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对这个问题有了另外一些看法,毕竟战争是上一代人的事情了。就算我们“仇恨”也是“仇恨”上一代的日本政府,和现在的日本普通民众没有太大关系,同时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教育、医疗、环境处理等等。

  自从1979年以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据经合组织统计,截至2005年底,日本对华无偿援助额相当于1993年至2005年期间欧盟国家对华无偿援助承诺额的两倍多。

  直到今天,中国网友都对12年前发生的灾难记忆犹新。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日本是第一批派出救援队的国家。我这里有两张图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和日本民众的关系。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患难见真情,对于那些在特殊时期帮助过中国的人民,我们应该表示感谢和铭记。 2020,中日关系在协力战疫中快速升温。此次疫情,日本及时伸出援手,并表示将全方位支持我国战疫。在为我国捐赠物资的包装箱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得到国内网友的一致好感。

  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贴着各种标语的物资包裹从日本源源不断地被发往中国,中日各结对友好城市几乎形成了点对点的支持,许多街道和许多商铺都挂上了“武汉加油”这样的标语,还有日本女孩身穿旗袍在路上从早到晚不停鞠躬为武汉募捐......经过媒体的大力宣传,这些事情在中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舆论影响,很多中国网民甚至感到惊讶:“患难见真情,原来日本才是真朋友。”

  投桃报李,当后来中国防疫形势逐渐好转,日本转而暴露在新冠病毒的威胁下时,中国官方与民间又从多种渠道对日本提供了援助,当华人女孩在东京街头抱着写着“来自武汉的报恩”的箱子为行人免费发放口罩时,日本民众同样感受到了温暖和触动。两国民众间如此有温度的互动,似曾相识却又因为许久未见而令人倍感珍贵。

  2001年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后,中日两国间大量此前让位于经贸合作的隐藏矛盾逐渐显现,二十年来,两国已经走过“关系恶化-实现转圜-再度恶化-再度实现转圜”的艰难历程,在本次疫情中两国频繁的友好互动正可以被看作是第二次关系转圜基本实现的一个表现。

  那么两国关系第二次实现转圜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未来两国关系的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来回答这些问题,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当下的中日关系。

  2018年10月25日至10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 这是日本政府首脑时隔七年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实用主义:实现转圜的直接原因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战胜希拉里成为白宫新的主人,国家利益的定义在“美国第一”的大旗下被不断限缩,争取国家利益很多时候就被表现在了缩小美国的外贸逆差上。不仅是特朗普在上任伊始便退出了被视为奥巴马政府主要政绩之一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作为仅次于中国的美国第二大逆差国,其与美国高达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也自然使其难逃敲打,特朗普本人也是多次挥动关税和反补贴调查大棒,经常将矛头指向日本的汽车产业。

  不仅是贸易方面,政治与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也是执意要与奥巴马政府决裂,2012年由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首先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注定会受到调整,而特朗普上任之后的数个月中,美国国务院大量亚太地区相关职务始终处于空缺状态,美国政府迟迟拿不出系统化的亚太地区战略,破旧而不立新,这使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许多盟友感到困惑。再加上特朗普政府有意敦促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多次提出削减在与共同防务方面的投入,事实上倒逼了许多盟国提高在外交和防务方面的自主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5月11日,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会见了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并将一封给中国国家元首的亲笔信交给二阶,次日,二阶率日本代表团飞抵北京,参加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与中国国家元首会晤,明确表达了日本政府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图;这次访问被公认为两国最近一次关系实现转圜的起点,在这之后,被视为当代中日关系晴雨表之一的两国领导人互动频率稳步上升。

  2018年5月,中国政府首脑在新一届政府成立后的首次出访便选择了印尼和日本两国,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新“破冰之旅”;而后安倍首相于当年10月回访中国,两国政府签署规模为200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关系实现进一步转好;2019年6月,G20峰会在大阪召开,中国国家元首率团出席并在峰会期间原则上接受了在2020年春天正式访问日本的邀请。在2019年12月的成都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致辞中轮流引经据典以示友好,气氛相当融洽。

  应当指出,外部因素对本次中日关系转圜作用虽大,但起到的仍仅是推动作用,其原生动力还是来自于两个国家的自身情况和相互诉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的增长点尚在培育,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外需增长放缓,不同程度上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议程的推进造成了压力。

  对中国来说,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升级不但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尽可能通过扩大出口稳住经济增速以确保就业受到尽可能小的影响。对日本来说,重新掌权的自民党亟需将国民经济带出第三个“失去的十年”,安倍政府先后提出的“三支箭”和“新三支箭”虽指明了方向,但除了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带来的短期红利,其他内容都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2016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速又回到了1%上下的低位徘徊。

  尽管双边贸易额、双边投资额总体上仍处于增长状态,但中日两国冰冷的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往跟高层次发展的限制已经逐渐展现出来,“政冷经热”的亚健康格局越来越难以持续,这一个观点可以在出现转圜迹象的2017年的中日双边贸易额的增速中得到印证。

  此外,安倍政府在很大程度将提振经济和凝聚人心的希望寄托在2020年奥运会上,如果能吸引数量庞大且购买力不俗的中国观众前往观赛旅游,显然将会为奥运会提供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服务业的升级和发展。

  2016年8月22日,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安倍化身马里奥,亲自为东京奥运会代言;为重现1964东京奥运的辉煌,日本已累计投入近300亿美元,作为国民经济和国民凝聚力的希望,东京奥运会成了日本在防控本次疫情中的“最大羁绊”(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仅是在经济领域,两国在安全领域亦出现了改善关系的需求。中国经济社会出于转型期,矛盾复杂多样,无论如何维护周边和平稳定都是中国外交最核心的任务之一,面对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产生对中国国力增长的焦虑,中国亟需在维护核心利益与防御性安全政策中找到平衡,搁置争议就当下而言仍是不错的选择。

  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力量的跨越性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海和南海地区的力量对比,美国则越来越倾向于将盟友与累赘划上约等号,因此对日本而言,同样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安全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倘若无法妥善解决安全领域的分歧,则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和经贸关系的突破性发展无从谈起。

  于是就有了2018年6月应运而生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该机制启用以来,中日两国军事互动的专业性逐渐增强,为未来提供可能的军事互信构建了基础。

  新冠疫情影响:积极还是消极?

  观点先行,这次疫情对中日双边关系的影响总体上会是积极正面的。其中最大的正面影响其实在文首的铺垫中已经提到,即是两国民间的友好互动在两国均形成了积极的舆论影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中日两国民间的相互认识,夯实未来两国各方面关系向前发展的民意基础。短期来看,因为日本议会由国民选举产生,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也越来越将民众意愿作为重要因素进行考量,所以民意走向必然影响中日双边外交的发展方向。长期来看则更是如此,其内在逻辑在于任何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集体溯其根源都是从民众中产生的。

  在上世纪中后页相当长的时间里,中日两国民间一度形成了强大的友好力量,1972年自民党总裁的竞争中,后来被称为“庶民首相”的田中角荣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缔结政策协定,旗帜鲜明地主张改善中日关系,当时日本各界都出现了为中日建交献计献策、纷纷出力的热潮,田中角荣正是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上一举击败福田纠夫当选党魁,这才有了当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临门一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日本民间再次出现为中日亲善和中国发展出智出力的大流;次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大平正芳以时任日本首相的身份到访中国,为中国带来了ODA、特惠关税和技术合作三份大礼;整个80年代,日本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额在外商投资总额中约占8%,仅次于香港地区和美国,位列第三。

  1985年9月,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宝山钢铁厂一期工程投产;自1978年12月破土动工,累计有一千家日本企业先后参与过宝钢的建设(图片来源:工人日报)

  然而,在步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两国的发展势头出现扭转,在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下,两国长期以来让位于经贸合作的深层次矛盾开始逐渐显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民意基础的裂痕迅速扩大。

  最近十年两国民间友好度已下降到二战结束后的历史最低点,2012年日本政府抛出“购岛政策”后,中国数十座城市爆发反日游行示威,期间不少示威演化为对日系汽车及其车主的暴力行为;根据Pew Research Centre在2018年做的民意调查,日本仅有17%的民众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这一数据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列倒数第一,远低于美国的38%和俄罗斯的65%。

  1978年来日本民众对中、美、俄(苏)、韩四国的亲近度变化;其中中国曲线经历了三次断崖式下降,每一次都对应着一个重大历史背景或事件(数据来源:日本内阁府)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里中日民意逐渐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国传媒都扮演了难称光彩的角色。2002年的“沈阳总领事馆事件”、2004年的“亚洲杯球迷闹事事件”还有2009年的“毒饺子事件”等事件在日媒自带立场的反复报道下,一个完全负面的中国形象被塑造在日本民众面前。在中国,则有大量打着“抗日”旗号的劣质影视作品被搬上银幕,从“手撕鬼子”到“手雷炸飞机”,不可不谓是“百花齐放”;各种自媒体也早已习惯在黑化日本领导人的形象中赚取流量,理性审视两国发展水平差距的声音越来越少。

  事实上,主流民意与媒体报道方向往往呈现相互影响的关系——媒体越是专注于负面报道,主流民众对对方的印象越差;主流民众对对方的影响变差,反过来又会引导市场驱动的媒体创造更多负面报道以吸引读者。过去二十年的中日民意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与友好亲善的基调逐渐背离的。

  而这次疫情恰好给了中日两国媒体一个可能的契机——通过对两国官方和民间友好互动的报道改善两国民众彼此间的认识。

  前面列举的大量有关日本官方和民间帮助中国抗疫的事例,都是通过包括人民日报、CCTV在内的国内主流媒体的大力报道而广为人知的。而3月2日,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日本捐赠100万只口罩的消息传出后短短一小时,就被日本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发布,并登上日本最受欢迎的门户网站Yahoo Japan的头条位置长达近8小时,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更有数十万日本网友留言表示感谢。

  如果中日两国媒体能抓住这个契机,在未来进行涉及对方的报道的时候更多地坚持客观友好的原则,尤其是倘若很多影响两国民意的深层次矛盾能够在政府的引导下得到妥善的处理,那之前提到的“媒体-民意”恶性循环也完全有可能转变为良性循环,也只有实现这样的良性循环,中日两国关系在未来再次跌落冰点的可能性才有可能降到最低。只不过这样的转变需要的或许是一个很长的周期(甚至可能是一两代人的时间),而且妥善处理两国深层次矛盾的道路不会平坦,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部分还会详细展开。

  当然,这次疫情对中日双边关系的积极影响也不限于民间互动的增加和舆论氛围的改善,作为中日双方在卫生安全领域继SRAS、H1N1、MERS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考验,本次疫情的发生同样是双方加强科技、人文领域交流的重要机会,甚至很可能培育出双方在医学研究、重大紧急情况应对等领域进行互利合作的长效机制。在这一方面,日本富山化工开发的、现由中国浙江海正药业生产的法匹拉韦近日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可以被认为是很好的典例。另外,疫情对中国和日本国内消费与对外出口产生的巨大冲击,也必然促使两国在疫情过后“抱团取暖”——构建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

  阻碍之一:领土争端及地缘竞争

  如果说中日两国最近一次关系实现转圜背后潜藏着许多短期的、实用主义的考量,那么未来中日关系发展所面临的阻力则更多地带有结构性、深层次的特征,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得出中日关系的根本性改善仍然任重道远的论断。

  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两国的亲密经贸关系建设方兴未艾之时,与历史认识问题一同被雪藏起来的还有两国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

  1978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战后首次访问日本,在被问及钓鱼岛问题如何处理时曾表示应以大局为重,希望交由下一代人解决。这样的搁置策略在当时看来甚为高明,事实上却也为中日关系的长久友好埋下了巨大隐患,直到2012年9月野田佳彦内阁宣布尖阁诸岛(钓鱼岛的日称)“国有化”政策,最终将两国关系再次推入低谷。

  在过去几年东海与南海的对峙中,中国民众已经习惯将问题归咎于周边国家受到了域外力量的唆使,这样的指责似乎不无道理,因为近年围绕争议领土的矛盾几乎都是由周边国家首先挑起,但让“域外力量”这样一个颇为空洞的概念承担所有责任,显然也无助于我们更透彻地了解周边地区局势恶化背后的逻辑。

  事实上,由于中国庞大的国家体量和它在各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周边国家也在为自身的独立与安全感到焦虑,尽管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和平崛起,永不称霸”的发展方针,也提出了“亲诚惠容”这样的周边外交理念,但在打消周边国家疑虑上起到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我们很难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指责周边国家多疑,因为国际社会中的欺诈无处不在,在几乎不可能确认另一国政府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不得不为自己做好最坏的打算,即便周边国家能够确认本届中国政府维护周边和平的决心,它们也不可能确认未来的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坚持这样的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心照不宣地在领土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意图抓住“最后的时机”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选择在中国国力进一步提升之后再选择摊牌,实现目的的可能性只会更小。尤其是当解放军的海空打击能力、两栖作战能力、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不断发展,尽管中国坚持国防力量的发展是为了自我防卫,但在周边国家的视角下这样快速的军力提升已经大大强化了中国的进攻能力,安全困境已然出现,周边国家将美国的武装力量视为亚太地区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就不足为奇。

  那中日两国间是否存在像2004年中俄解决黑瞎子岛问题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可能性呢?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出于对各自主权的珍视,更由于两个国家历史上的长期敌对,中日两国政府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几乎都不存在可以退让的余地,只要主权问题得不到解决,在其他事项上达成和解就仍只是权宜之计。因此,无论两国是否愿意,维持现状并管控冲突风险使钓鱼岛问题不至于妨碍两国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仍是当前的最优选择。

  比起领土争端,中日间或许相对容易达成和解的另一个问题是地缘竞争,这种竞争植根于两国长期以来的相互敌视与不信任。日本天生资源匮乏,又是岛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包括能源在内的许多大宗商品长期依赖海上进口,确保海上航路安全畅通,是日本实现经济安全的首要条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也在不断提升,近年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其中包括能源在内的许多商品的流通亦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如何确保海上航路安全畅通同样成为了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

  从中日的海上主要运输路线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等水域对两国的航运安全都至关重要,确保上述水域开放、安全是两国的共同目标,理论上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正是由于两国长期以来的互不信任和假想敌化,导致两国都将对方视为自身在上述领域实现航运安全的重大威胁。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加强对南海的实际控制并加速蓝水海军建设时,日本也在积极介入看起来与之毫不相关的南海事务并加强与印度等国的海上军事合作。

  2019年11月,日本建造的第十二艘“苍龙”级潜艇在神户造船厂下水;日本近年来利用有限的军费大力发展潜艇作为对中国发展蓝水海军的回应,在战时可能对中国的海上力量和交通线构成重大威胁。

  另外,在笔者看来,日本之所以在承诺坚持“一中”原则的同时与台湾地区保持暧昧关系,首要原因也是出于对地缘政治的考量——倘若两岸实现统一,不仅意味着“第一岛链”被完全突破,台湾海峡与巴士海峡将完全暴露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下,这将极大的限制日本未来与中国互动时的外交自主性。

  阻碍之二:历史认识的困局

  1945年日本战败,从明治维新起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遭遇重大挫折,战后日本巧妙利用了中国内战不彻底导致的政权分裂状态一举摆脱了对华关系中战胜国与战败国的不平等地位。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中国主动放弃战争赔款,但历史遗留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

  八十年代中日两国就曾多次因教科书问题发生过争执,但最终都让位于“蜜月期”经贸关系的优先发展。直到2001年小泉纯一郎组建右翼内阁执政,其接连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行为引起了包括中韩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中日两国关于历史认识的巨大差异才不得不被摆上台面。

  实际上,中日两国的历史认识问题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理解的“民众历史观对立”的范畴。真正的问题在于日本特定的历史认识方式与其现代国家战略——摆脱战后体制并成为正常国家——有着难以割裂的同构性,倘若不以一种在外人看来近乎扭曲的历史观完成对历史的叙述,则日本近现代史将面临断裂的风险,甚至连战后天皇的存续是否合法都有将面临很大的再讨论空间,对日本政界主流来说更无法接受的是:日本或许永远无法实现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目标。

  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萌芽虽同起源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入侵,但却是在彼此间的对抗和战争中达到了顶峰。当小泉内阁与第二次安倍内阁工具化历史问题为其重大国内议题开道时,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样加深着国民脑海中八十多年前发生在日本两国间的那场灾难的记忆,当双方的立场出现难以调和的对立,民众很难用理性分析的眼光剖析对方的立场,以至于很多时候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境地。

  近十多年来日本民众已经普遍对中韩等邻国的道歉要求感到厌烦,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曾在《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一书中写到:

  无论怎样道歉,中国还是反复执拗地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很多日本人对这种态度开始感到厌烦,“中国也不要太过分”、“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之类的反感情绪逐渐加强......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还没有道歉,这是两国间认识上的重大差距。

  韩国首尔,日本驻韩大使馆对面的慰安妇铜像;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去年10月进行的调查,69%的受访日本民众认为“没必要通过日本让步而改善日韩关系”。

  单从中日数个基本文件与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战后50周年之际发表的谈话相关表态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日本社会进行抗辩的依据,日本民众认为日本已经做出道歉也无非是从上述表态中得出的结论。

  但日本社会没有看到的是,当政要接二连三地参拜靖国神社,接连抛出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时,上述基本文件和谈话中的措辞几乎形同虚设。中国人强调“听其言,观其行”,而日本许多政客的行为让中韩等邻国有了充分的理由相信此前的日本的道歉表态仅能代表一个人或者是一届政府,而不是代表日本这个主权国家做出的道歉,但中国等邻国一直以来要求的,恰恰是后一种意义上的道歉。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短期内很难提出具体的破局路径,只能采取暂时搁置争议,避免影响具体合作的权宜之计。而从长远来看,这一问题应当有机会在全球多极化格局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巩固、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取得根本性突破时,在实现对民族国家概念超越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阻碍之三:心态问题与领导地位的争夺

  相比领土争端、地缘政治和历史认识问题,心态问题在中日关系变化中的影响显得尤为抽象,也因此被很多观察者忽视。1894年日本在与清廷的作战中获胜,一举完成了从先前中央帝国朝贡体制下的一个游离者到欧美口中的“远东小猛兽”的转变,明治维新的成果得到了极大的肯定,日本统治阶级的文明自信和道路自信到达空前高度,后又于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入中国,于1905年逼迫俄国签订合约,正式加入了亚洲秩序制定者的行列,1853年“佩里叩关”时的窘迫已经被抛之脑后;而此时的中国却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挣扎,近代化道路才刚刚起步。

  1885年,福泽谕吉在报章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一文,我们或许能从这篇文章中找到所谓优越感的最初起源。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福泽谕吉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进而提出“脱亚入欧”的著名口号,这一口号背后蕴含的前提即是“亚洲象征着落后与野蛮,而欧洲象征着先进与文明”,这一口号很快被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接受进而转为明治维新的一面大旗,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更是进一步论证了“脱亚入欧”所蕴含前提的正确性。即便是在二战战败时,日本社会依然对自己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学习脱离了亚洲的“野蛮文明”深信不疑,最简单的表现就是乐于承认日本被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国打败,却始终无法接受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也是胜利者的事实。

  1937年12月,松井石根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南京入城式上检阅仪仗队;伴随着西方先进理念一同进入日本的,还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构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正当性来源之一,即解放落后地区人民,实现“东亚共荣”。

  二战后,吉田茂带领日本的政策转向“脱欧入美”,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用不到30年时间,日本便再次从废墟中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亚洲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的原料出产地与工业制成品市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日本社会对其落后、不文明的印象得到了延续。上世纪80年代的中日“蜜月期”时日本民间对中国发展问题的关心一定程度上反映的也是先进者对落后者的同情与仁慈。也是在80年代,日本通过“雁阵模式”整合了以自身为主导的经济圈,试图在东亚发挥日本的领导作用。

  奈何好景不长,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一泻千里,国民经济从此步入一个接一个“失去的十年”,发展停滞不前;而彼时处于“雁尾”的中国则迎来了高速追赶的发展机遇,并最终在2010年实现“世纪逆转”,一举取代日本成为国际汇率意义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一直追求并在很长时期内保持的东亚经济领导地位摇摇欲坠,体量庞大的新兴大国正在重塑地区经济格局,往日辉煌不再,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正是在这种失落感的影响下,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绝地反击”,将领土争端摆上台面、甘愿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中充当地缘围堵的马前卒、忙于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打入楔子、更同时成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炮制者与消费者。这种失落的心态与经济领导力的全面的弱化,也很好得解释了为何日本最初对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战略不屑一顾,反而选择通过给亚洲开发银行注入基建资金和与印澳等国建设所谓的“自由走廊经济带”做出回应,满脸都是“不服输”的倔强。即便是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近3倍于日本的今天,日本仍然坚持提出维护“维护民主价值观”的倡议,公然推销有色眼镜下的冷战逻辑,通过对新兴领导者形象的不全面解读,突显自身的文明与先进,保护仅存的尊严。

  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心态不平衡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仍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时隐时现,但事实上,前文提到的最近一次中日关系转圜,也反映了日本领导层向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暂时回归,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社会过去的优越观念将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阻碍之四:美日安保体系的枷锁

  之前在谈历史认识问题的时候谈到过:日本的现代国家战略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并成为正常国家,我们认为今天的日本仍不是正常国家,主要反映在“和平宪法”对其交战权的限制以及日美两国在战后安保体系中扮演的不平等角色。我们在分析与展望中日关系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日本目前并不是一个能独立制定外交政策的国家,美国的存在与意志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的外交决策。从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到近年来两国关系实现转圜,美国意志影响日本政策的逻辑几乎在中日关系经历的每一个大事件中都能得到体现,而且还异常明显。

  1945年,天皇裕仁前往美国驻日使馆拜访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实现“国体护持”的目标,日本选择完全屈从于美国;时至今日,这张照片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日双方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关系。

  面对中国作为新兴强权的全方面追赶,美国为维护其全球安全与利益,必然将发挥其作为“离岸平衡手”的作用,从经济和地缘上对中国进行压制。这一政策取向并不会因四年一次的白宫易主而发生改变——遏制中国崛起早已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作为拥有过亿人口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又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的忠实盟友,日本必然将在美国压制中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换言之,只要美国仍认为联合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域内力量对中国的压制有可能取得成功,中日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根本上的、长久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因素可以被认为是中日关系得到突破性发展的最终阻碍。

  结论与建议:未必光明的未来需要彼此的乐观与努力

  看完前文对中日关系发展面临的四大深层次问题的简要分析,很多读者在这次疫情期间对未来中日友谊产生的美好愿景可能会受到冲击,这种感觉很像头上突然被泼了一盆冷水,就此对两国关系的前途感到悲观。我想说这并不是笔者写下此文的本意。

  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有太多的难以得到解决的矛盾,但热衷于在两国间搭起友谊桥梁的人们却从未因此退缩,更何况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不同于“正义”这样见仁见智的概念,我们永远都能找到明确的方向。

  当前中日关系已经基本实现转圜,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包括在这次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互动也实实在在地加深了两国民间的理解和友谊,我们对未来应该抱有信心。但也正如前文中所说,中日关系的转好是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回归的一种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样的“抱团取暖”缺乏长期有效的基础,当外部环境改变或受到某种外部力量的干扰,两国的关系又可能重新回到冰点。

  所以两国应该利用当前的有利局面,落实和固化合作成果,建设更多能确保两国友好关系行稳致远的体制机制,尽可能确保两国关系未来在可控范围内变化。

  早在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两国的民间往来与经贸联系就已经发展起来,并为两国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提供了基础,我们称之为“以民促官”。在政治气候复杂多变的当下,良好的民间互动和更加紧密的经贸往来仍然是两国政治关系友好的基础。

  目前中日民间对对方的理解和认识都不够充分与客观,极易受到情绪化的煽动,改变这样的局面尤其需要学界和媒体的努力。不仅需要通过学术交流加深两国学界对对方的认识,学界也应当及时利用自身的学术成果引导大众,在这一过程中,尝试去到对方的背景下用对方的视角思考问题尤为重要。

  媒体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报道有关对方的新闻时力求全面客观,而不是为赚取流量故意迎合某一类读者的需求。当然,我们无法忽视政治大气候对学界和媒体的引导作用,所以理想的状态应是“官民互促”,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在经贸领域,自2012年开启的中日韩FTA谈判断断续续持续至今已有8年之久,目前,中日关系实现转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放缓,再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外贸的沉重打击,中日韩FTA谈判正迎来历史性机遇,中日两国应该积极推动这一谈判尽早达成协议。

  中日韩FTA的落地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域内厂商的生产成本,提高域内物流效率,并使域内产品在域外获得更大的市场,从而增强域内企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日韩FTA作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一步,将长期有利于中日两国建立积极稳定的双边关系,并为未来区域合作向纵深推进打下基础。

  2019年11月,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在曼谷举行,会后发表声明宣布结束谈判,除印度外的15国将于2020年签署协定;RCEP的签署也将为中日韩FTA谈判的加速推进提供契机。

  至于安全领域,其理想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使两国实现由零和博弈向共同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的转变。为了朝最终实现这一目标靠近,两国政府首先应该定期进行安全战略沟通,了解彼此的顾虑与核心关切。在此基础上,应增加更多联络渠道,将产生摩擦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在这一方面,于2018年6月升级启用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目前来看称得上一次有益的实践,双方应确保围绕这一机制达成的共识得到落实。

  除此之外,两国还应尽可能多地开展防务交流合作:2018年重启的两国校级(佐级)军官团互访交流项目、2019年海自“凉月号”与解放军海军“太原号”先后参加对方举办的国际阅舰式,不仅对积累两国所欠缺的互信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提升了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好感度,可谓一举两得。

  一要有两国政府积极发展互利双边关系的意愿,二要有妥善处理结构性矛盾的探索与尝试,三要有经济、政治、人文、安全四领域共同向前,互为推动;在这些理想化的设定之下,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可能:中日关系以一种喜人的趋势变得越发紧密,两国民众在这次疫情中的友好互动也会最终发展为牢固的友谊。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关于亚洲的区域身份认同则可能在日益紧密的合作与区域实力的增长中缓慢形成,到那时,中日两国间的许多目前无法找到答案的深层次问题,都将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秩序安排下迎刃而解。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都会为之努力。谓之任重道远,共盼春来。 (参考资料:知乎:胡治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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