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2022-06-11 16:10:50

　　一、日商纱厂非人的待遇

　　1925年时的上海棉纺工业，日商资本占据了半壁江山。自从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被迫同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开厂以来，日商资本便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上海这个最大的通商口岸开办企业。到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日本商人在上海开办纱厂，达到高峰。像日本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在1908年至1922年短短的十几年中，就先后开设了内外棉系统11个纱厂。其他日商上海纺织会社、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等也开设了十几家纱厂。所以到了20年代中期，上海总共58家纱厂中，日商纱厂就有2家，占了一半以上，这些工厂所拥有的纱锭也占了一半以上，上海近13万纱厂工人中，有一大半是在日商纱厂做工。工人在日商纱厂做工，日子真不好过。

　　日本厂主和日本领班，把中国工人当成可供其奴役的牛马，对工人任意谩骂殴打，甚至视人命为儿戏，肆意取乐。有一次，内外棉七厂一个工人正在刷机器油线，一个日本领班走到他背后,无缘无故朝他猛踢一脚，工人猝不及防，倒在机器上，手膀子上的肉一下子被机器轧去一块，顿时鲜血直流，而那个日本领班却若无其事，看也不看一眼地阔步而去。这个受伤的工人不但没有拿到分文医药费，厂方还以残废为由，将他开除出厂。

　　日本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榨取高额利润，想出各种苛刻的管理办法，甚至对工人上厕所也进行限制，采取上厕所领牌子的办法。厂里用竹筹子做成红、白两种牌子，大便领红牌，小便领白牌，平时这些牌子放在工头处，工人上厕所必须凭牌子才行。有时工人为上厕所拿牌子不得不在车间里到处找工头，有时找不到人，或者人找到了牌子发光了，实在憋不住，只能把尿拉在身上。

　　日商在中国开厂，主要看中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那时工人的工资极低，尽管这样，日本厂主还要想出种种办法进行克扣。比如工人进厂后，须将头半个月的工钱存在厂里，叫做“存工”，说是到退厂时能发还，实际上很少有人能退到这笔钱。因为按照厂里规定，无故退工的不发，退工半年内进别的工厂的不发，至于被开除的工人，当然更拿不回这笔“存工”，等于是为厂主白做半个月。厂主还巧立了许多名目对工人进行罚款，在车间里讲话要罚，走错车间要罚，出了坏布要罚，损坏工具要照市价加倍罚款，罚起来少则二三角，多时相当于一个星期、半个月的工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实行六进六出，做日班的，早上6点钟进厂，晚上6点钟出厂;做夜班的，晚上6点钟进厂，第二天早上6点钟出厂。到了周末，有时还要无偿加班6小时，连做18小时。劳动时间这么长，但劳动条件却十分恶劣，夏天车间里温度特高，特别是布机间，超过摄氏40度以上，工人昏倒在车间里是常事。工伤事故也经常发生。有一次，一个在日商纱厂细纱车间做机器保全工的顾瑞铜，因连续做了十几个钟头，累得人要瘫下来，可此时日本领班还逼着他去校一部车，顾瑞铜硬撑着干了一会，实在支持不住，身子一歪，一只手臂一下子被飞速旋转的皮带卷进去，还没等他来得及喊叫，身体已被旋转的皮带吊了上去，高高地悬挂在天轴上，旁边的工人见状赶快关掉马达，将他放下来，但他头部已受重伤，当场死了。在场的日本领班根本不管救人，要紧的是检查机器有没有损坏。事后经工人弟兄们据理力争，厂方才算发了20块钱的“抚恤金”。在日本厂主眼里，中国工人的一条人命就值20元钱。

　　当时上海市区西北部靠近苏州河边的潭子湾、小沙渡一带的棚户区里，就集中居住着大批在日商纱厂做工的工人，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渴望着能改善自己的现状，能多少消除些压在他们身上的剥削和奴役，因此当几个了解和同情他们的知识分子来到他们中间时，很快受到了欢迎。

　　沪西工友俱乐部

　　二、沪西工友俱乐部建立

　　1924年8月间，一个叫刘贯之的人在小沙渡戈登路(今江宁路)租了三间房子。刘贯之本是日商同兴纱厂的一个工人，他在这里租房子干什么呢?原来在此之前，刘贯之同一个叫孙良惠的人认识，两人在多次交谈和相互了解后，商量建立一个类似工友俱乐部的组织，平时联络一些工友，同时给工人办一些识字班、读书班之类的文化事业，于是决定由刘贯之出面租房子，孙良惠负责筹措经费。这个孙良惠，正是受中共地下党的派遣，专门来沪西筹建工人俱乐部的。9月1日那天，屋子里汇聚着一批刘贯之经常联络的工人，不一会，孙良惠领着四人前来。领头的自我介绍，名叫项英，是印刷工人，其余三人名叫刘华、顾秀和江元清，都是上海大学学生。工人们觉得这几个人和蔼可亲，举止派头都像知识分子，大家商量了一会，决定建立一个俱乐部，并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这个俱乐部的事务。大家推选了项英为委员会主任，孙良惠为委员会副主任，刘华、顾秀为委员会宣传委员，李瑞清为组织委员，刘贯之为总务委员，并确定俱乐部的宗旨是“互相帮助，共谋幸福”。在场的工人们感到很兴奋，从今天开始，他们也有了自己的组织了，当即请项英将这八个字写成横匾，挂在屋子中堂。沪西工友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随即俱乐部举行了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决定举办下列事务：一、征求俱乐部会员，入会会员须经过两人介绍，每月缴纳会费一角，会员互相保密，不对外公开会员姓名;二、开办工人识字班、工人夜校补习班，入学者不限定会员，凡是工人都可以入学，一律不收学费，由刘华、顾秀、江元清担任义务教员，并指定刘贯之常驻俱乐部，负责日常事务。

　　工友俱乐部建立的消息很快在沪西纱厂中间传开，经常有工人前来戈登路工友俱乐部打听，询问俱乐部是干什么的，有的则来询问参加识字班或补习班的手续，有的纯粹想找俱乐部的人交谈，谈谈自己生活的苦楚。刘华等几个主要委员因此忙了开来，常常是清早来到俱乐部，到深夜才离开返回住处休息。

　　纱厂里很多工人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读书，如今听说可以免费上识字班，要求参加的人非常多，因为房子太小，虽然按一小时一班分成好几班，仍难满足工人的需要，文化补习班是趁着识字班的空当上课，只开两班，故更显得紧张。几位义务教员，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看到工人们要求读书如此踊跃，项英他们便组织开办了讲演会，宣讲故事、时事，以及有关工人利益等内容。讲演会有时借附近的空房子，有时利用附近的空地或行人来往较少的街道，因此容纳的人数多，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很多工人一下班，便赶到俱乐部来听讲演，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俱乐部的影响因此一天天扩大，要求加入俱乐部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到40天，同兴纱厂的工人秘密加入俱乐部的就有300多人。此后，内外棉三厂、四厂、九厂和日华纱厂等厂工人也组成了俱乐部小组，到了这一年年底，已有19个纱厂建立了工友俱乐部这样的秘密组织，俱乐部的会员将近2000人，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工友骨干，成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三、二月罢工

　　沪西工友俱乐部影响的扩大，引起日本资本家的严密注意。同兴纱厂的工友有的就遭到日本监工或工头的警告，告诫不要到俱乐部去。然因他们并不知道哪个工人已加入了俱乐部，也不知道俱乐部的具体活动内容，故只能一般地提出警告，别无他法。

　　在工友俱乐部的影响下，加入工友俱乐部的会员以及参加工友俱乐部识字班、读书班、讲演会的工人的觉悟逐步提高，眼界也越来越宽。他们明白了工人为什么会受资本家压迫，为什么受苦受难，什么是帝国主义，工人只有团结才有力量，才能改变自己处境等道理，他们感到有了自己的集体，胆子也大了，对资本家的压迫，开始改变以往逆来顺受的态度。1925年2月，工人为反抗厂方压迫而进行的一场罢工斗争，首先从内外棉八厂揭开序幕。

　　2月20日那天清晨，内外棉八厂粗纱部做夜班的工人，临下班还有半个钟头。将近12个钟点做下来，生活做了不少，人已极度疲劳，又困又饿，车间里一个12岁的女童工实在支撑不住，靠在机器旁边打了一个盹，不料被一个绰号叫“阴死鬼”的日本领班发现。那日本领班偷偷绕到女童工的背后，飞起一脚，朝女童工踢去，将她踢倒在地，然后拳脚交加，将那女童工打了一顿。在旁边的众工人看着这一幕，心中很不是滋味，这些工人平时饱受日本领班虐待，心中正憋着一股子气，今见领班如此狠毒，皆怒不可遏，一个女工上前同日本领班讲理，日本领班二话不说，就打了她一个耳光。“不许打人!”此时旁边的男工们挺身而出。日本领班见此情形，怕吃眼前亏，一边后退，一边指着步步进逼的男工说：“好，你们要造反，统统开除。”工人们愤恨难平，群起向厂方交涉，并声明如果厂方再庇护领班，则宁愿停工，也在所不惜。日方厂主见这批工人竟如此大胆，前来论理，还表示宁愿停工也在所不惜，便滥施淫威，将粗纱部50多名工人全部除名。

　　第二天，被除名的工人到厂里去结算“存工”，厂方不但不肯发给，还将为首的周保之等几人押送会审公堂，过了几天，会审公堂竟以捣乱工厂的罪名判决将其中一人监禁，五人遭训斥。消息传开，激起内外棉八厂全体工人的愤恨，工人的罢工浪潮由此掀起。

　　2月9日下午，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共9000余名工人在领到了一个月的工资后宣布同盟罢工，工人们渡过苏州河，汇集到潭子湾空地举行集会，一路上散发着号召罢工的传单。一份沪西工友俱乐部号召罢工的传单这样写道：

　　内外棉厂的工友们：

　　我们在日本人厂里做工，真是十分苦啊!每天要做十二小时以上的生活，赚的工钱却很少，日本资本家真把我们中国工人看作牛马奴隶一般，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不讲人道，毫无公理。本月2日又无故将第八厂粗纱间的工友全体开除……工友们!日本人真是逼得我们没有路走了。现在只有大家齐心一致罢工，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要求厂里承认我们的条件。

　　传单最后呼吁道：

　　工友们，大家齐心呀，一定要厂里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才有生路。工友们，大家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

　　传单上的话，说出了工人们早已想说的话，会场上群情激愤，坚决表示如日方厂主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就在这次集会上，刘华宣布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会正式成立。几天后，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表了敬告各业工友书，宣告内外棉2万多工友已组成工会，叙述了罢工的原因，呼吁各业工友联合起来进行援助。

　　由内外棉厂工人掀起的罢工浪潮迅速扩展到沪西其他日商纱厂，连沪东杨树浦的一些日商纱厂工人闻讯，也纷纷举行罢工表示支援。到了2月18日，全市共有22家日商纱厂加入同盟罢工的行列，国共两党领导的各社会团体也纷纷表示支持工人的罢工，一些华商纱厂老板，因工人罢工惩罚了平时期压他们的日商，悄悄地向工人捐献了1000元。

　　历来不可一世的日商被这场突然而来的大罢工搞得措手不及，他们起先要求租界当局对罢工进行严厉镇压，未达目的，又让日本政府出面胁迫军阀当局镇压。军阀当局逮捕了邓中夏等50多名工运骨干，但仍未能平息工潮，而连续20多天的停工，使各工厂每天要白白损失14000多两银子，仔细算算经济账，日本厂商终于被迫接受了中国地方官府和上海总商会出面的调停，同沪西工人俱乐部签订了复工协议。3月2日，工人们胜利地结束了罢工。

　　顾正红烈士

　　四、顾正红遇害

　　这年4、5月间，市场上纱价低落，棉纱交易清淡，日商纱厂老板在此形势下企图压缩生产，他们不顾曾经签过字的2月罢工复工协议中的条款，借口纱市不景气，又开始克减工人工资，拖延发放工资的时间，并肆意虐待工人。为了打击工会和工人的反抗，日本监工和领班平时多携带铁棍、手枪，工人稍一不慎，即遭棍击，对工人罚款之苛刻，也数倍于前。更为恶毒的是，日本厂主收买流氓，散布谣言，破坏工人组织。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在日本人俱乐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那些日商纱厂的老板，谈起工会组织，真是恨之入骨，决定对工人罢工采取强硬措施，会议决定：如果工会再有唆使工人罢工之事，同业会将断然处置，关闭工厂。

　　工人们对日本资本家比2月罢工前更凶狠的压迫，极为气愤。5月上旬，内外棉三、四、八、十二、十五厂、同兴一厂、日华四厂等工人相继罢工反抗，日本厂主则以关厂相威胁。此时工会看形势于罢工不利，劝说工人改用怠工来进行反抗，于是各厂工人忍痛复工。日本厂主见此情形，态度愈发强硬，仅三天内即借故开除工人代表30多人。5月14日，内外棉第十二厂中有六人被开除，15日各厂工人照常上班时，日本厂主借口十二厂停工无纱，将织布厂、七厂关闭，不许工人进厂，阴谋挑起工人内部矛盾。

　　面对这种形势，5月15日下午，日商纱厂工会在潭子湾召集各厂夜班工人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刘华主持会议，他要求各厂工人加强团结，不要中日本人的挑拨离间之计，他特别提到内外棉七厂工人应坚持上班，要求厂方照发工资，阻止厂方以闭厂威胁工人的阴谋得逞。七厂工人顾正红等按照会议布置的要求，同工人们一起前去厂里上班。下午5时，几百名工人来到工厂，只见厂门紧闭，工人们聚集厂门口不散，顾正红等人要求厂方发给半天工资，厂方置之不理，于是顾正红和一些积极分子高呼“不发工资不回去”、“我们要上工”，率领大家冲进厂内交涉。日本工头和一些职员等竟用铁棍向工人乱打，一些工人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等人便冲到物料间拿了一些打梭棒，发给大家防身自卫。此时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率一帮打手赶到，元木手持手枪，向走在前面的顾正红开了一枪，打手们蜂拥而上，用铁棍和刺刀向工人袭击，顿时打伤工人多名。站在前列的顾正红身中四枪，弹穿腹部，鲜血直流，伤重而死。同时受伤者有十余人，三名工人被捕。

　　惨遭日本大班杀害的顾正红，16岁时逃荒到上海进日商纱厂做工，在二月罢工中迅速锻炼成长起来，成为年轻的共产党员，牺牲时仅20岁。

　　事发当天，中共上海地委正在研究沪西工人斗争的策略，傍晚忽然接到顾正红被日本厂主枪杀的报告，会议立即决定派李立三去小沙渡了解情况，指导斗争，并决定：一、控告东洋人开枪打死工人;二、发表宣言;三、因时机不利，暂不扩大罢工，吁请各群众团体援助，掀起一个反对东洋人的群众运动。李立三此时是中共上海地委委员、工农部负责人，他连夜赶到小沙渡，同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刘贯之等人商量后，即以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刘贯之、陶静轩及全体25000名工人的名义，拟具了一份《为日人残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第二天，即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中共中央在顾正红遭枪杀事件发生后，于5月16日、19日连续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行动，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并规定各地共青团组织游行演讲队，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总攻击。

　　5月16日下午，各日商纱厂工会、店员联合会、印刷工会等35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5月18日上午，当顾正红的遗体运到潭子湾时，工人们整队迎接，沿途高呼“要行凶的偿命”、“誓死坚持到底”的口号，这天下午，前来灵柩前吊唁顾正红烈士的工人学生达4000多人。

　　1925年5月24日内外棉纱厂工会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一万多人参加

　　五卅运动期间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李立三在向工人演说

　　工人的抗议活动不断走向高潮。5月24日，由内外棉厂工会出面，在潭子湾空旷的广场上举行了公祭顾正红大会。这一天，公祭会场如一片白色的海洋，四周挂满了挽幛，中间白布帷幕上悬挂着烈土遗像，两旁是刘华手书的挽联：上联为“先生虽死，精神不死!”下联为“凶手犹在，公理安在!”横额是“工人先锋”。帷幕后面安放着烈士的灵柩，上面覆盖着一块洁白绸布，上书“东洋人打死中国人!”公祭大会开得悲壮激愤，“为顾正红烈士报仇”，“誓死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公祭完毕后，各团体、学校的代表在现场五处讲台发表演讲，整个会场成为愤怒的海洋，追悼会成为一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声讨会。一位新闻记者描述说：“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集会，在上海，我敢说是空前的!”

　　面对工人学生群众的愤怒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仍采取高压政策，他们干脆关闭工厂，对工会的要求置之不理，同时还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一面通知工部局出动大批探捕监视工人，一面胁迫中国当局取缔工人运动，威胁说“若中国官厅无力应付，将自行派兵来华”。

　　公共租界当局也对工人采取严厉措施，巡捕房将被日人打伤的7个工人拘捕，押送会审公堂审处，并严禁工人为顾正红烈士出丧游行。工部局还派出大批巡捕前往沪西巡视，又从虹口抽调日本巡捕驻扎在罢工工厂，以对付工人的冲击。工部局甚至将前往验尸所领取顾正红遗体的工人代表也拘送捕房，对愤怒的群众，巡捕房是如临大敌。5月26日，工部局巡捕房总巡麦高云对各级印度巡捕下达命令：“当捕房官员认为情势足够严重可以使用卡宾枪或左轮手枪而决定开枪时，应对准暴民中最有威胁性的一部分人射击。”麦高云的这道命令，为几天后发生的五卅惨案埋下了祸根。

　　五卅惨案发生前聚集在南京路上的民众

　　五卅惨案现场

　　五、南京路上的鲜血

　　顾正红遭日本厂主枪杀事件发生后，上海各学校的青年学生在党团组织的发动下，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对工人表示声援。5月23日、24日文治大学和上海大学六名学生在上街进行抗议宣传时，被租界巡捕房拘捕，这更激起群众的愤慨。5月27日，大夏大学、南洋公学等校60多个团体，800多人集会，成立了上海各团体援救被捕学生联合会，决定出版特刊，组织演讲队，同公共租界当局展开斗争。此时传出消息，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工部局巡捕房诉控，将于30日由日本会审官审判被捕的学生。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这种形势下，于28日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学生在会审公堂审判被捕学生的当天下午到租界中心区内演讲示威，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事实，开展一场更广泛的反帝斗争。上海各学校得到这一消息，也群情激昂，决定在30日那天停课，学生上街进行演讲。

　　到了5月30日那天上午，几千名学生从四面八方进入租界中区进行演讲，向市民宣传顾正红事件真相，控诉巡捕房拘捕爱国工人和学生，学生们一路演讲，一路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时间，租界中心区主要商业街南京路一些商店的橱窗上，马路电线杆上，以及行驶的电车上都被贴上了反帝标语和传单。在会审公堂大门口，大批学生等待着对六名被捕学生的审判结果。学生们高呼口号，要求会审公堂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和工人。上午l0点多钟，会审公堂宣判对六名学生关押，或交保100元暂释，但须随传随到，等候“特别审理”。这个决定激怒了外面的学生和市民，群众高呼“收回会审公堂”、“收回租界”的口号，会审公堂只是靠着大批巡捕的把守，才阻止了愤怒的学生冲击。这时巡捕房的巡捕已四处出动，将在街上演讲的一些学生扭送到南京路老闸捕房关押起来。中午以后，上街的学生愈来愈多，除了学生，内外棉厂的工人、邮局工人、铁厂工人和一些洋行职员等，也加入了学生的这一行列。

　　当天下午2时，在街上演讲者，包括一些听众，已有100多人先后被关押到老闸捕房。租界当局的这一行径，激起民众的愤恨，学生、工人、店员和一些市民，从南京路拥向老闸捕房，整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开始，到浙江路，拥满了抗议的人流，正在行驶的电车，也不得不停下来。这时只见三四个西捕率领一队印度巡捕，奔过来冲向人群。几个西捕发疯似地挥舞警棍，向群众猛打。巡捕的野蛮行径，反而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正当一个西捕向人群挥动警棍时，被几个群众团团围住，夺下了他的警棍和警笛，将他从人群中推出去，人群中高喊着“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在一片愤怒的呼喊声中，巡捕只能灰溜溜地退走了。南京路老闸捕房，更是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愤怒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向老闸捕房逼近，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向巡捕房抗议，要求放人。

　　3点多钟，租界当局不得不释放了拘押在内的100多名学生，但仍有一些学生被关押在里面。被释放的学生拥在捕房前不走，要求捕房将所有的被捕者释放。但是在老闸捕房门前，几十个英籍和印度籍巡捕荷枪实弹，守在那里，有几个巡捕，冲上前去挥舞着警棍，试图将人群驱散，但在汹涌而来的人流面前，只能是徒劳无益。眼看抗议的群众距离老闸捕房的大门越来越近，突然间捕头爱活生大叫了一声“开枪”，随即拔出手枪，向人群射击，霎时间，在他身旁的一列巡捕都端起枪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射击，站在最前面的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弹中胸部，只见他用手捂着流血的胸口，竭尽全力呼喊了一句“打倒帝国主义”，即跌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在他旁边的是共青团员、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一开始被射中肩部，他仍挥舞着标语，呼喊口号，巡捕又向他胸部连开三枪，他踉跄地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去。枪击持续了几分钟，总共射出44发子弹。南京路上，顿时鲜血横流，十几个中国同胞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其中三人是学生，九人是职工，一人是洋货商人。另外有数十人受重伤，轻伤者无数。南京路上的枪声，震惊中外，五卅惨案的爆发，彻底暴露了租界当局充当刽子手的面目。

　　五卅反帝传单

　　五卅运动时期市民抵制英、日货

　　六、总罢工、罢市之曲折

　　南京路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上海各工会团体纷纷集会，商量对策。中共中央立即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联合战线，发动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以抗议帝国主义的屠杀。

　　5月31日下午3时，几千名学生、工人和小商人汇集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各界联席大会，一致敦促总商会发布罢市令。参加会议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纳税华人会代表先后表示赞同，惟独总商会迟迟不肯表态。会议持续了四五个小时，直到晚上7点，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才同意签署总罢市命令。于是罢市通告连夜发出，而三马路、福建路上的一些商店业主激于民族义愤，已于下午5时纷纷停业。这天晚上，各工会又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上海总工会公开挂牌，由李立三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上海工人同帝国主义展开斗争。晚上8时，上海学联也召开了代表会议，决议各学校一致罢课，6月1日各校学生再到租界演讲、游行。第二天下午，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发布《六一宣言》，宣布从6月2日起实行总同盟大罢工。上海总工会一声令下，各厂工人纷纷开始罢工，除原先已罢工的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外，内外棉三、四、九厂，华洋德律风公司、英商老公茂纱厂以及华商恒丰纱厂、中华书局等工人也先后罢工。这天，公共租界内2万余家商店相率罢市，5万多学生罢课，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宣传。工部局警务处的华籍巡捕也实行了罢岗。

　　工商学界实行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后，租界当局仍执行高压政策，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扬言要对当前局势采取最强硬的手段。租界当局宣布从6月1日起在租界内戒严，禁止学生集会和演说。6月1日上午，工人、学生及市民聚集在南京路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时，又遭到西捕的枪击。那天上午9时许，工部局巡捕在永安公司附近向示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两人。11时，愤怒的群众在南京路上用石块向巡捕反击，西捕又丧心病狂地开枪打死三人，打伤多名示威群众。南京路上，再次鲜血满地。6月2日.傍晚，工部局万国商团又在新世界游艺场用机枪向行人和游客扫射，制造了第三次流血事件。从6月1日这天开始，南京路及各交通要道口，布满了荷枪实弹的万国商团、巡捕和英国海军陆战队，铁甲车、马巡队杀气腾腾地在街上巡逻，主要街道上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从5月30日至6月10日短短的几天中，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9次枪杀事件，杀害我同胞60余人，重伤70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帝国主义者在五卅期间对上海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受到了全国和世界各地人士的支持。6月3日，北京5万多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对上海人民进行声援。6月5日，北京各界480余个团体组织“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残杀同胞雪耻大会”筹备会，北京总商会宣布对英、日经济绝交。唐山、保定、南京、芜湖、福州等地民众也纷纷举行募捐、集会和游行以示声援。日本东京等世界各地的华侨也以各种形式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日本36个劳动团体也召开示威演说大会，要求政府赔偿、谢罪，中止武力干涉。

　　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罢工使100多家外资工厂停产，市内交通停顿，电话不通，电灯不明，外文报纸只能出半页，甚至以油印代替。西人家中西崽、阿妈、厨师等佣人的罢工，使那些向来威风十足的洋人老板此时面对面包无人做，牛奶、牛肉无处买，衣服无人洗，饭菜无人烧的尴尬境地，平时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生活秩序一下子因工人总罢工被打乱。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更使他们头痛。罢工使外商企业每天要损失几百万元，英美烟公司在工人大罢工中损失350万元，上海英商纱厂停工三个月，至少损失1000多万元，汇丰银行虽无直接的工人罢工，但因受罢工影响，损失也在千万元以上。当时《大陆报》评论说：“就规模而论，必须把中国这次罢工认为是工界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之一，在整个欧洲近代历史过程中，我们找不到与当前危局类似的事例。”

　　正当各厂工人罢工方兴未艾之时，上海资产阶级却开始出现动摇。原来6月7日，上海总工会通过同学生、中小商人等团体协商，以工商学联合会名义提出了17条交涉条件，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以及罢工期间不得扣除工资，不得开除工人等。但几天后，即6月10日，上海资本家在总商会内成立五卅委员会，撇开工商学联合会，单独提出13条交涉条件，经送上海交涉员提交各国驻沪领事团。对此，上海总工会发出紧急通电，呼吁各界坚持17条交涉条件。6月17日，以上海工人为主体，在闸北召开市民大会，到会200余个团体3万余人一致通过《宣言》，谴责总商会的动摇妥协行为。由于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坚持17条交涉条件，帝国主义同军阀政府的交涉谈判进行了三天就宣告破裂。6月19日下午，上海总商会召开秘密会议，专门讨论复市问题，会上几种意见争论不休，结果主张开市者占上风，最后会议决定于6月21日开市，同时组织提倡国货会，抵制英货，筹集款项维持英、日工厂罢工工人的生活。

　　同一天，总工会也召开代表大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立三、张国焘及各工会代表130多人参加，会议一致决议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决不复工，坚持到底。事后总商会同工商学各团体就开市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终于在6月25日，由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纳税华人会等三团体联合发表《开市宣言》，宣布6月26日商界先行开市，商人开市意味着三罢斗争已告结束，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将越来越严峻。

　　五卅惨案发生后，驻北京的外国使团在北洋政府的多次抗议和舆论压力下，派出英、美等六国委员赴沪调查，这六国委员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后，对五卅惨案的真相已大为了解，因此当外国公使团听取了六国委员的调查报告后，便作出决议：(一)惩戒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二)公共租界巡捕房总巡应对五卅事件负责;(三)处分5月30日下令开枪之捕头爱活生。然当驻上海的外国领事团奉公使团训令通知工部局执行上述决议时，遭到了工部局的拒绝。英国政府也训令其驻华代办否决公使团的决定。有英国政府在背后撑腰，工部局更加有恃无恐。7月6日，工部局电气处对华商工厂停止供应电力，停电使16家华商纱厂全部停工，50多万纱锭全部停止运转，因停电而失业的工人一下子增加了6万人。工部局的这一停电措施，既给罢工工人造成了新的经费困难，又对上海资产阶级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再次动摇。几天后，华商纱厂联合会决定：各厂自停工日起，每星期每人发给饭食大洋一元，以两星期为限。如两星期后工部局仍不供电，可听各工人自谋生计。

　　上海总工会在亟待救济的工人陡增6万人的情况下，一面紧急呼吁各方大力募捐援助，一面压缩工人救济费，以便持久坚持。同时上海总工会又组织演讲队到杨树浦、小沙渡等罢工工人集中的地方去进行宣传，火花剧社还演出了《最后胜利》，进一步宣传这次大罢工的意义。

　　正在此时，杂粮、米业、棉业、糖业、煤业、豆业等同业公会联合致函总商会，要求提取堆积在码头、货栈中的货物，声称这些货物在五卅以前已运到，搁置了一个多月，快要霉烂，如不提取，等于是自杀。上海总工会很清楚，在这个时候抵制资产阶级出货是不现实的，只能因势利导，于是由上海总工会、总商会、全国学联、上海学联、码头栈房联合会、提倡国货会等八大团体组成检查出货委员会，规定凡属于国货及五卅前所有权属于国人之进口货均给予提取，但提货者须缴纳物价千分之五的现金用于救济工人，对于非国产品，则须加倍缴纳。检查出货委员会还规定，7月27日至8月9日期间工人开工出货，10日起码头、栈房工人继续罢工，10日至13日，每个码头工人每天发一元救济费。可是当上海资产阶级提货完毕，却拒绝履行发放码头工人救济费的协议。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总商会会长虞洽卿说：如果要向工人发放救济费，除非以后可以提取英货和日货。很显然，此时上海资产阶级已完全无意同上海工人阶级一起坚持进行反帝斗争了。

　　七、局部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一直密切注意着形势的变化，眼看着军阀已同帝国主义相勾结，上海资产阶级已脱离三罢和抵货运动，从内部来说，由于经济来源的减少，数十万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救济费发生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如果再孤军作战，很难达到目的，于是决定改变斗争策略，收缩罢工，局部解决。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提出复工的最低要求：一、无条件交回被外国驻沪领事团侵夺的会审公堂。二、实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三、租界内华人与西人有同等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五、工人一体上工，不得因罢工开除工人。六、发给罢工期内工资50%。七、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两个多月工人的罢工，已给日商企业造成沉重的经济损失，故日商厂主也想早点让工人复工，以减少经济上的损失，经过谈判，上海日商纱厂最先达成复工协议，厂方同意了工人工资以大洋计算，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赔偿工人伤亡费l万元，补助工人停工损失10万元，斥退元木等失职人员等复工条件。8月25日，日商纱厂正式复工，这次复工虽没有全部达到上海总工会发布的复工最低条件，但在当时形势下，对工人还是有利的。

　　从8月25日起，日商纱厂凡自备发电机设备的均陆续复工。25日一清早，日商上海纱厂第一、二、三厂5000余工人聚集于厂门前，6时许，该厂日人职员在厂门口鼓掌，表示欢迎，该厂大班亲至厂外招呼，燃放鞭炮，厂内鸣汽笛欢迎，工人则在厂内三呼口号而散。这一天，该厂大班特发给全体工人赏工一天，以示优待。其他日商纱厂复工也有类似盛况。几个月的工人罢工，终究让日商厂主尝到了工人罢工的威力。

　　至此，由五卅惨案引发的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规模巨大的上海工人反帝大罢工，终于告一段落。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领导的第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人大罢工，作为大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在近代上海史上彪炳千秋。

　　(马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