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山口大学副校长纐缬厚：日清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来源：新华网   2022-08-24 11:39:35

　　据参考消息报道，晚于欧美列强步入近代国家行列的日本，于1889年2月11日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后采用了“大日本帝国”的国号，所谓的“帝国日本”登上舞台。通常认为，1895年4月，日本在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本网注)中胜出，与清朝缔结和约，获得2亿两白银(合3亿日元)赔偿金，割走原属清朝领土的台湾及澎湖列岛等领土，成为拥有殖民地国家，这一事件使日本的“帝国”色彩更加鲜明。

　　重新审视日清战争的意义在于引为教训，避免日本再次发起侵略战争。同时，恰好发生在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初的日清战争，对此后日本产生了巨大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这点来说，有必要反复确认日清战争的历史事实。笔者希望基于这一视点论述日清战争与近代日本的关系。

　　出兵台湾：帝国主义特征鲜明

　　日清战争爆发于1874年(明治7年)，日本强行进行了一场“帝国”特征鲜明的战争，这就是明治国家首次海外派兵———出兵台湾(牡丹社事件)。

　　众所周知，“出兵台湾”发端于日方根据1871年9月13日签署的《中日修好条规》所谋求的日清关系对等化。琉球王国本来属于被称为“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而明治国家将其作为“琉球藩”，迫其归属日本，这正是通过 1874年5月22日“出兵台湾”而对内外确定下来的。

　　1871年，66名琉球渔民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牡丹社的居民杀死。作为报复措施，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彼时，西乡从道宣称对台湾的报复措施是“日本帝国政府的义务”。也就是说，日本“出兵台湾”就是向内外宣示琉球归属日本的一种证明行为。可以说，这种将“出兵台湾”正当化的做法，也是后来日清战争时日本攻占台湾的历史背景。

　　通过宣传日清战争是“文明之战”，即“文明国家=日本”与“野蛮国家=清朝”之间的战争，明治国家成功获得了国民对战争的支持。福泽谕吉以及内村锏三等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以“文明”国家正当行使权利的理由解释并积极支持战争。

　　但是，日本之所以期望占有台湾，是因为拥有殖民地是成为亚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因素。而朝鲜和台湾，在时任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中则被表述为“必须进取之地”，为对抗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占领朝鲜和台湾已成燃眉之急。但当时日本的对朝政策为俄罗斯所抑制，占领台湾必然就成为最优先的课题。

　　结果，清朝承认日本“出兵台湾”为“义举”，日本获得50万两白银而从台湾撤退。同年10月31日，日清两国签署《北京专条》，日本承认台湾为清朝领土。

　　“出兵台湾”的结局说明，对于当时清朝作为中国外交原则的“华夷秩序”及册封体制的现状，日本政府基本上再次予以接受。在那之后，对于与朝鲜(通过朝贡从清朝受封“朝鲜国王”)的关系，日本还是采取谨慎姿态。当时，朝鲜与清朝和日本双方都缔结了朝贡关系。

　　日清战争：彻底瓦解华夷秩序

　　以“出兵台湾”为契机，日本政府内部表现出明显的野心：亚洲地区早晚也会迎来激烈的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对立和竞争，着眼于此，必须要致力于瓦解清朝的华夷秩序。对于摆脱并瓦解华夷秩序，明治政府所主张的理论依据即为万国公法体系(国际法体系)。它的思路是，在正视经济及军事上存在差距的现实的同时，强调独立国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而以此为原则的体系恰是普遍的世界体系。

　　万国公法体系与等级型的华夷秩序不同，可以说是一种横向并列的秩序。因此，遵循国际法这样的规范而形成的体系，对于新兴国家日本来说，是符合其口味的世界体系。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体系也不否定侵略、战争及殖民地化政策。对于效法西欧近代化、期望上升成为“一等国家”的亚洲新兴国家日本来说，以“富国强兵”政策为口号，在万国公法体系下养精蓄锐、积聚实力，这被视为稳妥的国家战略。在这个意义上，以“出兵台湾”为契机，通过瓦解华夷体系，以建立万国公法体系为目标的国家战略自然浮出水面。其结果就是日清战争。以此战争为契机，日本将清朝与朝鲜分离，并图谋架空华夷体系。

　　另一方面，清朝将台湾视为“化外之地”，同时又规定其为自身领土。在日清谈判时，清朝也曾一度设想到谈判破裂的可能性，并倾向于战争不可避免论。事实上，日军从台湾撤退后，清朝就加强了在台湾的存在。可以说，在那之后，清朝保持了部分参与国际法体系的姿态。

　　但是，当日本“出兵台湾”造成台湾可能被占领时，清朝反应之强烈出乎日本意料。台湾是清朝领土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即使是“化外之地”，出于维护华夷秩序，也必然要明确保护的姿态。这可以说是20年后发生日清战争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视角而言，日清战争正是以“出兵台湾”为开端的日本国际法体系与清朝所维护的“华夷秩序”之间的冲突，是近代亚洲世界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件。

　　侵占台湾：跻身帝国主义国家

　　以“出兵台湾”为远因的日清战争的结果是，1895年4月中日双方签署《马关条约》，日本获得台湾及澎湖列岛。但以反对将台湾割让日本的台湾汉族实力人物和地主阶层为中心，台湾民主国发出“建国宣言”，由此揭开了针对殖民地化的抵抗运动。

　　正如当时日本元老之一的松方正义所言，台湾是日本的“南大门”，是“北守南进之策的第一步”。占领台湾被视为直指印度支那半岛及马来半岛，乃至进一步向南洋群岛扩张的保证。事实上，之后台湾作为日本真正落实南进政策的一大据点，已经被明治政府领导人明确定位下来。

　　与此同时，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当时各路列强同样也对据有台湾及澎湖列岛极度关心。为此，日本急于抢占先机，军事占领台湾。即便在台湾陆续付出巨大代价，也要强行推进极为残酷的镇压占领，为明确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而强占台湾。

　　在占领台湾的过程中，日本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国家。占领台湾成为非常清晰的确定日本帝国主义性质的历史事实。在台湾，日本暴露了以武力对亚洲民众进行极为残酷的暴力统治和镇压的体系，全面暴露了民族主义及排外主义的歧视意识。

　　通过日清战争10年后发生的日俄战争，日本获取南桦太(即萨哈林岛南部———本报注)，以及关东州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等。其后，1910年8月，日本又强行吞并朝鲜。1914年8月，日本又进一步与德国开战，占领德属密克罗尼西亚的俾斯麦群岛等地。如此一来，日本帝国以战争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化和近代化，同时在不到半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与欧洲列强一样拥有殖民地的国家，扩大了日本的经济圈。

　　对于日本帝国而言，扩大和维持经济圈，确保从这些占领地区获得的利益，成为日清和日俄战争后最大的国家目标。换言之，获得的占领地区必须作为经济圈被有效充分利用，在这些地区获得的利益必须被流转回日本国内。为完善这样的结构体制，就要求有按照一定方针执行的经营战略。从这个意义说，可以把日本帝国的经营内容和经营战略称为“帝国经营”。

　　围绕着“战后经营”的方法，当时日本上层内部的对立和协调关系变得复杂。最后，随着占领区日益扩大，日本为维持占领区而被迫扩充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变得保守。以军事力量为背景在占领区构建强权控制体制的过程，反而令日本的国力疲惫不堪。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经营”不仅是“经营”占领区。在日本帝国发展过程中，既伴随着极大的内部压力，也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内外因素同时持续动摇着日本帝国。

　　“强国日本”：孕育军国主义思想

　　在近代日本的进程中，日清战争的意义非常重大。作为随后日本帝国侵略战争的起点，毋庸置疑，日清战争对日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清战争是日本与清朝围绕朝鲜半岛领有权的角逐而爆发的战争，不仅是对清朝、更是对朝鲜的一场侵略战争。

　　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取得胜利，带来了日本国际政治地位的大转变，从被西欧列强侵略压迫的国家转变为与西欧列强同样性质的侵略压迫国家。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动，从幕府末期开始针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思想付诸实施，在众多的国民意识中注入了亚洲的“强国日本”的形象意识。

　　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陆续创刊的一批代表“明治媒体”的刊物，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意象。例如， 1895年1月创刊的《太阳》鼓动道：现在开始进攻大陆的日本受到亚洲乃至世界的注目，也必将沐浴未来的荣光，日本的确就像“太阳”一样存在。

　　此外，町田忠治在同年11月创刊的《东洋经济新报》上论述创刊意义时说：已经成为“东洋唯一立宪强国”的日本，要想将来作为更强的国家发展下去，就“必须将被西欧诸国夺走的东洋贸易收归手中”，而这本杂志就是要诉说这样的热情，为日本掌握“东洋商权”提供信息。其他类似论调的刊物还有《世界之日本》(1896年创刊)及《中央公论》(1899年创刊)等。此类刊物在激发日本国民意识中的“大国意识”及“一等国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样的“大国主义”及“一等国意识”势必进一步孕育出新的国家主义。接下来就如许多之前的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以日清战争为分界，日本明显地由内向型国家主义向外向型国家主义转变。

　　内向型国家主义是以保守和坚持国家及民族传统和文化为最大目标和价值。与此内敛的定位相对应，外向型国家主义是要在与其他国家民族比较中，确保日本的绝对优越性。这就是外向型国家主义的目标价值，在意识里渗透着对其他民族及国家彻底的歧视侮蔑。　　在孕育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蔑视歧视意识的同时，外向型国家主义朝着国家主义极端一面的侵略思想倾斜。由此，以分权和个人权利为基调的民主发展被排除在外，追求与其他民族和国民共存共生这样的普遍课题被排除在外，如何消除因国家及民族之间差异产生的摩擦等问题也被排除在外。惟有国家利益和国家利己主义的扩张成为日本最大的目标。

　　今天，日本的右倾化及军国主义化明显抬头。我认为，在这种现状下，探究以日清战争为起点的日本帝国侵略战争的历史及结构性原因，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已成为日益重要的课题。

(原文为日文，中文稿由陈锐翻译。文章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纐缬厚1951年生，日本国立山口大学理事、副校长，山口大学研究生院东亚研究科教授、政治学博士。在中国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日本军国主义的过去和现在》《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我们的战争责任》《何谓中日战争》《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近期即将出版的有《田中义一：总体战国家的先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