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四三”惨案述论
来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25卷第3期，作者邓正兵，林项   2022-09-24 14:30:21

　　摘要：“四三”惨案是国民革命高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的一起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这起惨案在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中国阵营内开始发生分化，蒋介石日益背叛革命的背景下发生。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武汉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苏联顾问的妥协退让。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战略退却“的外交政策，采取了温和妥协事件处理政策，没有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应有的惩罚。

　　关键词：汉口;“四三”惨案;中国共产党;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日本

　　作者简介：邓正兵(1966一)，男，湖北麻城人，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研究员、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13;近现代史研究;林项(1986一)，女，湖北武汉人，《武汉晚报》记者。

　　1927年4月3日，日本在汉口制造了10人死亡、8人重伤、数十人轻伤的“四三”惨案。这是国民革命进入高潮时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的一起空前血案，当时报纸称：“帝国主义者在汉口之屠杀，此为最惨。”(汉口民国日报1927-04-04)惨案在当时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对当时的时局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可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汉口“四三” 惨案关注不够、研究太少，甚至惨案伤亡人数都记述迥异。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及处理结果作一简要论述，谬误之处，请方家斧正。

　　一、“四三”惨案起因和经过

　　汉口“四三”惨案直接起因是什么?死亡人数是多少?不同书刊的记载各不相同。笔者就此做了一番比较详细的考证，基本弄清了惨案发生的具体细节。

　　“四三”惨案始于1927年4月3日下午4时，当时人力车夫刘丙戍引空车到日租界燮昌小路，两名日本水兵欲共乘其车，刘以违背警章为由拒绝。日水兵一人踢翻其车，另一人抽刺刀猛刺其胸，致其倒地，血流如注，当时晕绝。路人见状，大呼日兵杀人，集者渐众，遂发生冲突。而后，附近酒店里的日本人一齐冲出助凶。武汉工人群众闻讯纷纷奔来，越聚越多，义愤难抑的群众徒手冒死擒获参与行凶的6 个日本水兵与4个嫌疑分子，并立刻送往省总工会。不久，日本领事急召大批水兵登岸，追杀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一直杀到租界以外。据统计，日方造成 10名中国群众死亡、8人重伤、数十人轻伤。这是惨案的大致经过。

　　关于惨案的直接起因，当时的史料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因日本水兵拒付车费引发冲突。此说法以《汉口民国日报》为代表，惨案次日该报刊登了题为《驻汉日水兵昨日登岸大屠杀水兵坐车不给资故意向工人挑衅日兵舰水兵全部登岸三次用机枪扫射枪杀民众至五十人之多外交部严重抗议武汉民众群情愤激》的长篇报道，详细记录了惨案的整个过程：当日两名日本水兵乘人力车到日租界南小路日本酒店门首下车。因付车资太少与车夫刘丙戍发生冲突，日水兵用脚猛踢车夫，使车夫身受重伤，路过的一名中国工人不平，上前援助车夫，日本水兵竞抽刀将其刺死，遂引发惨案。此说法被后来者广为引用，《中国工人运动史》、《武汉国民政府史》均采用这一描述，即惨案因车资引起，日本水兵伤车夫，杀路人。

　　但在日本水兵最先杀死何人的细节问题上，当时的史料也有不同记载。苏联人A.B.巴库林的日记称：“清晨五时，一个喝醉了酒的日本水兵用刺刀戳穿一个人力车夫的肚子(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内部印刷1986)。《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称：“4月3 日，汉口日本水兵大冈胜芳乘坐人力车不给车资，发生争执，大冈杀死拉车工人。”这些说法是日本水兵打死了车夫，而没有提到路人。

　　第二种说法是人力车夫因两日本水兵欲共乘一车违背警章拒载而引发冲突。新近在台湾发现的两份档案材料《汉口四三案经过纪要》和《司法部委员陈廷璧、总工会委员张善孚、外交部委员谢冠生呈中政会》(1927年4月12日)均详细报告了惨案起因。惨案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外交部和湖北总工会组织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该案，后述文件乃是该调查委员会呈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内容应该准确可信。笔者前述惨案的经过乃是采用此报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记述也与此相同：“汉口日水兵两名欲共乘一人力车，车夫以违背警章不允，遭日水兵刺倒于地。”

　　第三种说法是因日本水兵遭中国孩子袭击和奚落而引发冲突。此说法见于1927年4月15日汉口日本总领事高尾致El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四月三日下午四点左右，两名水兵一人手拿樱花，一人手举小鸟从日本租界其后门附近经过，这时呆在附近的五六个中国小孩朝他们背后扔石块，并一个劲地嘲笑奚落他。水兵对其不逊的态度无比愤怒，屡屡回过头去跟他们对抗。这时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中国年轻人从横道上窜了出来跟他们打斗起来。见此情景，附近的人力车夫苦力等群众一拥而上，他们拳打脚踢，施行暴力。在厮打中，一个中国人受伤流血倒在地上，寡不敌众的水兵慌忙逃离现场……”此说法明显是颠倒是非，故报告中又有 “另外，对于事件发生原因中国方另有一种传说”这么一段文字，并简要记述了上述第一种说法的情况。虽然报告强调“真相是否如此值得怀疑，特此附上仅供参考”，但这种此地无银的描述说明其前面的内容并不真实。

　　关于“四三”惨案的死亡人数，当时的记载和后来的书籍也各不相同，甚至人力车夫刘丙戍是死是伤也记述各异。4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的是死10人，巴库林日记记载的是死2人;《武汉工人运动史》统计的是7人，《武汉国民政府史》《中华民国大事记》叙述的是9人，《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则记载：“打死9人，次日，日陆战队统统上岸，又打死打伤中国人各一名”，共有10人，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认为有10人。《汉口四三案经过纪要》记述死10人，并附有惨案伤毙民众表，包括死亡者姓名、职业、遇害地点和附记。《司法部委员陈廷璧、总工会委员张善孚、外交部委员谢冠生呈中政会》则报告为9人，也附列了伤毙民众表一件、受伤民众表一件、伤亡民众相片十张等。这两份档案关于死亡人数似乎不一致，但是因为《汉口四三案经过纪要》记载一伤者是到4月17日才去世，而《司法部委员陈廷璧、总工会委员张善孚、外交部委员谢冠生呈中政会》是4月15日的报告，如果加上这名死者，惨案死亡人数应该共计10人，两者并不矛盾。当时惨案调查委员会“依据各方报告，分赴各该受伤人就诊各医院详细调查，并赴下口市法院调阅检验本案死亡各尸身验断书，汉口市公安局摄取死亡尸体照片”，为免遗漏，“并在中央、民国、楚光等六家报纸登一要紧通告，请有关本案各证人于十日八时赴湖北总工会报告”，最后“开会实查得本案被日本水兵枪伤死者九人，重伤八人”。应该说，这份报告的死亡人数较为准确。因为有些死难者是4月3日受伤，后来才不治身亡，所以当时报纸和日记的记载未必那么准确，是故有7人、8人、9 人之说，最确切的人数应该是10人。而日本总领事的报告称：“中国的报纸、新闻传单上报道的死伤数十名实属夸张，事实上只死了两三个人，有五六人受伤。”则完全是抵赖之词。

　　二、“四三”惨案发生的历史背景

　　自1927年1月收回汉口英租界以来，武汉地区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工农运动浪潮澎湃，民众反帝情绪日益高涨。在此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竟敢在汉口制造骇人听闻的“四三”惨案，这与当时武汉面临的外部及内部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

　　首先，帝国主义急于干涉中国革命，维护其在华利益的行动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寻衅滋事的气焰，推进了日本通过流血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身权益的步伐。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给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深感不安。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在一项对华政策演说砷一再强调，日本在华的侵略权益“不得稍受限制和变更”，否则，当采取适当手段对付。一些在中国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日本大资本家，如日华实业协会和大阪纺织联合会负责人甚至说：“吾人决信，对今日中国无理之行动，万一各国不能一致行动，我国只好不得不单独出兵。”3月24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制造了屠杀中国民众的南京惨案，这是他们公开干涉中国革命、绞杀武汉政府的信号。他们在造谣污蔑，制造舆论的同时公开叫嚣：“一切罪恶之根源皆在汉口，姑欲匡正之，惟有压迫汉口之一法。”一方面，他们对武汉政府进行外交恫吓以及军事威胁。3月25日，英美总领事到武汉政府外交部，向陈友仁陈述了南京事件中外侨所受损失情况，英国领事就此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抗议。另一方面，各国纷纷增兵中国，摆出一幅决心与武汉政府开战的架势。日本海军司令加藤于3月26日急派第三舰队开往青岛，4月16 —17日又派5艘驱逐舰及特务舰队开往上海及附近一带。日本的东方通讯社更不断发出关于汉口情况的挑衅性报道，说“当地便衣队、纠察队暴行日剧。日本人被害者亦有相当之数。汉口形势刻刻危险，何时发生第二、第三之南京事件，抑不可知。日舰安宅急赴该地保护日侨”。可以说，“四三” 惨案发生前不久，武汉面临的外交环境已急剧恶化，这为日本在汉肆意妄为提供了便利。

　　其次，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革命阵营，压迫武汉国民政府，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惨案的重要原因。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看来，“武汉国民政府是一个有共产党势力‘渗入’的‘赤色政权’，怎么也不能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相比拟”。1927年1月18日，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在日议会宣布对华政策：对中国内战严守不干涉主义;期望两国经济提携;接受中国国民合理希望;拥护日本在华正当而重要之权利利益。其中第四条最为关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随英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干涉中国革命，想尽办法分化瓦解革命阵营;另一方面单独行动，对武汉国民政府采取温和而又强硬的软硬兼施政策，企图迷惑、逼迫和利用武汉国民政府。南京事件中，日本没有和英美一起开炮，给了武汉政府以较多的幻想。日本乘机纵横捭阖，游走于列强和中国各势力之间。南京事件发生后，列强对华政策并非完全一致，英国极力拉拢他国，主张采取强硬对华态度，美国则由于不愿依附英国而举棋不定。币原为贯彻“怂蒋反共”的政策，亲自约见英美驻东京大使，表明立场：“任何强国目前采取强硬手段都是个错误，这只会有助于蒋介石的敌人。”在币原的游说努力下，列强更愿意通过分化革命阵营来扑灭中国革命。对中国，日本与北京政府召开中日修约会议，与蒋介石保持密切联系，并对武汉政府施加压力。4月1日，宋子文自上海电告武汉：“英日联合，上海的危险很大。”陈友仁认为事态严重，但强调：“只要不发生扰乱日租界的事，或不至于此。”4 月2日，陈友仁特意会见日本总领事，“声明自南京事件之后，中日两国颇有谅解之可能，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也不用恐惧”旧儿”。但就在次日，惨案就告发生!这完全可以认为，日本制造惨案就是为了给武汉政府更大的压力，从而推动它向右转。

　　再次，蒋介石日益背叛革命，加紧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加紧反对武汉国民政府，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惨案的重要背景。在革命形势高潮迭起的情况下，日本尚不敢直接卷入中国革命，这也是日方宣称 “严守不干涉主义”和在南京事件中没有开炮的原因之一。但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迹象日益明显，日本加强了和他的联系。3月26日，日本外相币原就南京事件电令驻沪总领事矢田，设法警告蒋介石应尽早赶赴南京处理事态纠纷。28日，蒋介石指使张静江、吴稚晖等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会议，通过吴稚晖所提“纠察共产党行为” 案，当即决定“护党救国运动”一"舯。同日，蒋介石令白崇禧宣布上海戒严，并阴谋策划对上海纠察队进行缴械。3月30日，矢田会见蒋介石，要求“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加以特别深刻的考虑”，蒋表示“充分体察尊意，定当严加取缔”。3月31日，蒋派势力就制造了屠杀革命群众的重庆惨案。4月1 日，币原训令驻沪总领事矢田，日本政府认为蒋介石应迅速采取反共行动，矢田向蒋介石的代表黄郛转达了币原的意旨。2日，黄郛向矢田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表示谅解和衷心感谢。”并称“整顿国民党内部已下决心，现正召集将领仔细讨论中，一俟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黄透露蒋的具体计划首先是解除工人武装，然后由在沪的国民党中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就在蒋介石向日方表明心意的第二天，日本便一手制造了汉口“四三”惨案，其反应之迅速、手段之残忍，让人很难相信这仅仅是出于巧合。

　　三、惨案引起的国内外反响和处理结果

　　“四三”惨案发生后，国内工人群众十分愤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则加强了对中国革命的武力威慑，尤其强化了对武汉地区的经济封锁。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武汉政府采取了 “战略退却”的外交政策，对日交涉妥协退让，最后对事变的处理结果几乎是不了了之。

　　惨案发生后，武汉工人群众反帝情绪甚为激昂，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严惩凶手、收回日本租界，其呼声持续高涨。工人有序组织一系列自发的追悼、抗议活动，为死难同胞默哀，表达必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要求政府一定不能妥协。4月4日，武汉各团体派出宣传队分途讲演，向群众报告惨案真相。6 日，武汉工人和各界人民分别在武昌阅马场、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追悼“四三”惨案死难烈士暨反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数十万人，通过了“立即撤退日水兵及一切兵舰、收回日租界、严惩杀人凶手”等决议，并要求政府对帝国主义依照民众主张，采取强硬态度，绝对不能妥协。当天，各工厂罢工一天，学生、公务员和商人分别罢课、罢工、罢市半日。7 日，从中午12点到下午1点，所有铁路和轮船员工罢工一小时，所有企业职工下午罢工半天，以悼念日租界的死难者。8日，“武汉工人在血花世界召开大会，继续要求政府对El严重抗议，撤退日水兵，没收日本工厂、商店”。湖南、上海等地工人对日方暴行表示强烈愤慨，纷纷声援武汉民众的抗议运动。

　　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同时，武汉工会代表民众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惨案交涉意见，要求政府对日严正交涉，并号召广大工人群众保持冷静，支持政府交涉工作。惨案发生后，湖北全省总工会当即发出两则通电和第一、二号布告，表示坚决“领导全体工友，本‘一三’对英精神，与日帝国主义作坚决之奋斗。除呈请国民政府严重交涉，提出撤退日本水兵及其他条件，并派遣军警及纠察队维持秩序”，同时，要求全市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静候政府交涉，万勿聚众骚动，扰乱秩序，堕反动派之奸计，予日人以口实，致碍交涉之进行”(汉口民国日报 1927-04-04)。4月4日下午，各团体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刘少奇报告惨案经过，会议提出要求国民政府与日领事交涉的7项条件：立即撤退日本水兵;收回日租界;凶手交中国法庭严惩;赔偿死者损失;日本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谢罪;日本不得因此次事变封闭工厂辞退工人;日本担保以后不得有惨杀中国人民事件发生。当晚，全国总工会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开紧急会议，会议拥护上述7项条件，并表示誓做政府外交后盾，“信赖国民政府办理 ‘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

　　惨案的发生，使武汉国民政府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惨案前武汉政府还想“使英日分裂”，“使帝国主义分化”，对日本抱有幻想，认为“如果我们剀切表示不愿意危害日本人民，可使他们不再妨害我们的行动”。惨案发生后，武汉政府固然必须坚决抗议，但仍然没有丧失对日本的希望，希望能拉住日本，不使其与英美一起对华。4日，武汉政府组织了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教育部长顾孟余为首的“对日外交委员会”，负责主持对日本的交涉事宜。陈友仁匆忙约见日本总领事，表明虽有 “四三”事件的发生，他4月2日与日本领事谈的关于中日谅解的态度依然不变。同日，武汉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对汉口“四三”惨案方针：避免冲突;调查事实真相;严重交涉。与此同时，武汉政府鉴于形势严重，除派兵防守日租界周围外，由唐生智亲访日本总领事表示歉意，并声明极力维持治安，请日本撤退登陆水兵。日本总领事断然拒绝。在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武汉政府顾问鲍罗廷还坚持认为，“从柏林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日本、从日本到此地，这一条路有结合之可能，可以和英美对抗”。徐谦表示：“苏联同中国是好朋友。日本同苏联是好朋友，这是一个连锁，或许是促成中日谅解的关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速记录1927-04-05)4月8日，陈友仁照会日本驻汉领事高尾，保证：“倘日本果肯不加入英美政府对华之最后通牒，则国民政府愿不干涉汉口日租界，并不要求收回，且当立即阻止中国境内一切排日之煽动。”(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内部印刷 1986)其后，武汉政府令各团体组成的“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改为“湖北各界外交后援会”，强令其任务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与侵略转变为救济因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造成的失业以及燃料困难等等。

　　但帝国主义列强却在惨案发生后加强了对武汉政府和革命力量的威慑和包围封锁，日本也是态度强硬，坚持不撤兵，不道歉。4月4日，陈友仁就“四三”惨案处理问题会见日本领事时，日方歪曲事实，说造成惨案是“无意的”，说水兵原想朝地上打枪，不料子弹反弹过来误伤了人，“如果人群离得远一点，子弹是伤不着人的”。日本朝野发出一片反华的叫嚣，同列强一起调令大批军舰赴汉，在军事、外交方面威慑武汉国民政府。“到四月十四日，汉口日舰已达十一艘，连同英国四艘、美国六艘、法国四艘、意大利两艘，共有外国军舰二十七艘，在汉口沿岸摆成了长达一哩半的包围线”，威胁武汉政府和民众。随后，英、美、法、日、意等国就南京事件向中国发出联合通牒，加强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恫吓，逼迫武汉当局对日妥协。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还联合起来对汉口进行经济封锁。1927年4月7 日，“汉口的工商业活动停下来了，使人感到好像处于封锁之中”，“英日帝国主义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工厂企业，使一万八千余工人失业”。这对从未摆脱财政危机的武汉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武汉政府来说，更严重的危机还在于革命阵营的瓦解。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4 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发动政变。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外反动势力日益紧密勾结。这一系列事变的出现，使武汉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如何解决内忧外患，如何应对内外双重敌人，这成了武汉政府考虑的主要问题，而对 “四三”惨案的处理，反倒显得是无关大局。鲍罗廷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明确提出在外交上应采取退却策略：“我们现在已为反动分子所卖，一时没有力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能不向后退却，使他们没有一点借口”(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14、15次会议速记录1927-04-20)。而当时中共党人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深受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影响，在惨案后虽然领导了抗议活动，但也一直要求群众听候政府交涉处理。在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召集的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上，“在有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以及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参加的情况下，‘几次商量的结果’，都认为在外交上应‘采暂时退却的策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14、15次会议速记录1927-04-20)。武汉政府外交上的“战略退却”虽然不是针对“四三”惨案而定，但是却奠定了处理“四三”惨案的基本方针。

　　在“战略退却”精神指导下，“四三”惨案最终以非正式解决六条办法而告结束。4月25日，武汉政府劳工部、外交部、湖北总工会等代表与日副领事商定并达成非正式解决“四三”惨案六项条件：日本撤兵、并撤除各种防御武器;日商复业，发给华人工资;国民政府撤退驻防华界军警及纠察队;工人绝对服从政府命令，绝不仇视日人;武汉政府负责保护日人生命财产;“四三”案保留，俟至适当时期，再开谈判。这是一种并未解决问题的解决办法，虽有暂缓紧张局势的作用，但无助于根本问题的解决。国内外反动势力不断加强对武汉政府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外交恐吓，终于使武汉政府不断右倾，最后于7月15日叛变革命。而“四三”惨案此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处理。

　　综上所述，汉口“四三”惨案是风云突变的1927 年历史中的重要事件，惨案发生的背景及交涉进程牵扯到当时国际国内方方面面的复杂历史线索，理清这些线索对深入解读1927年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只是对“四三”惨案进行一个粗浅述论，史学界应该给予汉口“四三”惨案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