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公众号 作者：徐静波   2023-03-01 10:06:28

　　一、绪论

　　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基于此的对华政策，奠定了整个近代日本(止于1945年8月)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的基调。当然这种认识和政策并非从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也并非自始至终都呈现为单轴的状态。事实上，各个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试图从各自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观察以及各自的思想背景出发，对近代中国做出各自不同的阐释。就社会思潮而言，在明治中期(1885年前后)大致形成的既彼此乖离而又相互交错叠合的亚洲主义和“脱亚论”是最主要的两种主流意识。本文将着重探讨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荒尾精(1859—1896)的言行中所体现出的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政策主张。当然，亚洲主义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集合体，它本身也呈现出斑驳的色彩，但倡导以日本为盟主携手中国等东亚国家来共同振兴亚洲以抵抗欧美势力扩张大概是其基本的主调。而每当日本的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张扬国权又是它的基本归宿。在这一点上，它与“脱亚论”可谓殊途同归。

▲荒尾精

　　1862年，已经被西方打开国门的日本首次派出官方商船“千岁丸”号至上海，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积弱使同行的青年武士感到颇为震惊，《上海杂记》等所记录的中国人形象，大抵都比较猥琐、肮脏、贫弱，它标示着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视角已从早年的仰视逐渐转向平视甚至蔑视。

　　此后不久，一批在青年时代曾有机会游历欧美并开始服膺西方文明的思想先觉们，出于对日本前途的考量，在导引西方文明的同时，开始将影响日本甚巨的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视作现代文明发展的负面因素，并对此发起了猛烈的抨击。福泽谕吉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认为“古代的儒教主义已不适合当今的时代”，要予以摒弃。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又被法国击溃，福泽谕吉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明落伍的表现，“支那人迟钝，对于(西洋)文明毫无所知，近来虽有少许采用西洋之物，但仅止于其器之利用，对文明之主义如何则不加考问”，如此，“则对其进步已无法期望”。1884年12月，由日本方面培植的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1851—1894)等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发动的政变，因中国方面的武力干预而导致失败，这使得福泽谕吉在感到愤懑的同时，对中国和朝鲜的“开化”已经彻底绝望，于是发表了引起后人瞩目的《脱亚论》，他在此文中宣称:“为今日之谋，我国与其等待邻国的开明来与其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与此脱离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亦不必因其为邻国而予以特别的顾虑，只须依照西洋人之做法即可。与恶友亲昵难免共蒙恶名。我等应从内心谢绝此等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福泽谕吉

　　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中国依然是西边的一个庞大存在，它若要向外伸展，必然会触及到中国。同时在文化渊源上，日本毕竟与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维系，基于地理和文化上的某种认同和对于西方强势的危机意识，日清提携的思想也始终没有泯灭。在这样的背景下，1870年7月底日本派遣外务权大臣柳原前光一行出访中国，翌年《清日修好条约》签署，两国正式建立邦交。明治中期，日本一直有两种力量对中国怀有比较浓厚的兴趣。一个是军部，另一个是诸如九州南部等地方上的民间势力。

　　1874年日本武力干涉中国台湾并获得了成功之后，向中国本土扩张的倾向便日益强烈。明治12年(1879年)，刚刚升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1847—1913，后曾三度出任日本首相)，提出向中国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建议。所谓留学生的使命，主要是两项:一是在中国本土学习口语体中文(明治时期受过传统教育的日本人一般皆可阅读并撰写汉文);二是待时机成熟时，便深入中国各地调查山川地貌和人文社会的实情，同时探察中国的军事情形。

　　第一批被派往中国的青年军官共有11人，在中国逗留的3年中，分别深入派驻地邻近的内地作巡回调查，撰写了各类报告供军部的高层参阅。同年又募集军内和民间人士12人，作为陆军省的留学生被派往北京学习语言，在留4年。

　　除军部主导外，以九州南部为中心，一批因西乡隆盛等的反明治政府兵变而失败的在野力量，对政府主流醉心西洋文明的施政颇为不满，集聚乡党，兴办学校和报纸，主张联手中国等共同振兴东亚，抵御西方的侵入。这是一批政治上比较保守、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人士，明治中后期曾在中国舞台上颇为活跃的所谓“大陆浪人”，很多出自九州地区，这不是偶然的。

▲大久保利通

　　基于中国对于日本的现实意义和两千余年的文化维系，在“脱亚论”声浪渐起的明治中期，主张与中国以及朝鲜半岛联手的人士在朝野也均有一定的势力。1878年，在明治政府的大佬大久保利通(1830—1878)的倡导下成立了第一个主张东亚联合的团体“振亚社”。1880年在宫岛诚一郎(1839—1911)等的发起下，主张“连冲我东洋，以振兴亚细亚阖州之大势”的“兴亚会”(后改名为“亚细亚协会”)成立。1890年，从中国回来的白井新太郎等又发起成立了“东邦协会”，该组织虽也标榜东亚联合，但国家主义的色彩更浓厚，在其成立宗旨中说:“日本帝国当以东亚的先进为己任，对近邻诸邦的近况详加了解，以求自己的实力向外部扩张，并以此谋取在东亚地区与泰西诸邦的势力均衡。”1898年又有汇聚了各路亚洲主义力量的“东亚同文会”的问世。

　　活跃于这一时代的荒尾精，其一生的言行可谓比较典型地演绎了亚洲主义这一脉思潮的主要倾向。对其与中国相关的言行进行探讨，应该有助于深入把握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二、荒尾精有关中国的活动

　　荒尾精，幼名一太郎，又名义行，晚年号东方斋，1859年4月10日出生于现在的名古屋市西区台所町。其父亲是一名下级武士，明治以后失去俸禄，不得已而经商，明治四五年间举家来到东京，因生意不振，家计几乎陷入困境，于是就将荒尾精托付给居住在同一街区的时任警察署警部的菅井诚美(后来出任枥木县的知事)收养。菅井将荒尾及其他两名寄居在家中的学童一起送入一家讲授汉文、英语和数学的私立学校上学。荒尾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切，即产生于此后不久的一个时期。

　　当时正值明治维新初期，西洋文明受到了日本上下的普遍关注，荒尾被送入了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法语，又师从当时著名的汉学家芳野金陵(1802—1878)研习汉诗汉文，并修习剑术。1878年，荒尾向菅井表示，希望能练习兵术，日后成为一名军人，同时研习清国状况，也许可以获得前往清国的机会。

　　1878年夏，荒尾进入了培养下级军官的陆军教导团，研修炮兵科。翌年毕业后，被任命为陆军军曹，派往大阪镇台，任半小队长。1880年，荒尾被选送进陆军士官学校，研修步兵科。在此期间，荒尾表现出了领袖的才干，除了攻读军事技术外，在他周边集聚了二十余名青年，名为“靖献派”，每逢节假日，必定集聚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名曰宗泰院的佛寺内，研读孙子、武教要录等，彼此砥砺切磋，以求未来一展宏图。在士官学校期间，他结识了根津一(1860—1926)，引为莫逆之交。

　　明治中期，日本在获取了琉球群岛并进而向朝鲜半岛扩张的时候，已明显感到了中国的巨大存在，1879年桂太郎提议向中国派遣军部留学生，即出于这样的背景。荒尾精也试图在中国大陆一展身手，为自己和日本的将来谋取更大的利益。其时，远渡欧美蔚然成风，中国已渐为一般日本人所不齿。一日，某公惊讶地询问荒尾欲往中国何干，荒尾笑答，将其取之后加以治理，进而振兴东亚。

　　1883年士官学校毕业后他作为步兵第十三联队附被派往九州南部的熊本驻屯，结识了在熊本镇台教中文的御幡雅文(1860—1911)。御幡雅文少年时即跟从长崎华侨郑永宁学习汉语，1879年作为陆军留学生被派往北京留学，四年后回国，北京官话颇为流利，对于中国的现状甚为熟稔，荒尾与其共住一处，旦夕跟从其学习中文，进步甚快，并从中获悉许多中国情况，同时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等，以知行合一的精神来激励自己。由此他期望到中国去一展身手的意愿越加强烈。

▲岸田吟香

　　1885年春，荒尾转任参谋本部支那部附。翌年3月，荒尾以现役军人的身份被派往中国，实际的使命是在中国做实地调查，收集情报。荒尾在上海会晤了“乐善堂”的店主岸田吟香(1833—1905)。岸田吟香可谓是日本国门打开后最早来中国的日本人之一，为著名的报人，1866年9月初次来上海，以后在上海长期居住，1880年3月，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开设了以销售自制的眼药水为主的店铺“乐善堂”支店。岸田常与江南一带的文人墨客频频诗文唱和，有雅士之风。但实际上他与在上海的日本外交机构关系密切，与军部也有些关联，思想上属于亚洲主义者一流。荒尾抵达中国后之所以立即造访他，一方面是在思想上比较同道，另一方面也希冀获得他的指点和援助。经商议，荒尾决定前往位于长江中游、扼守南北要道的武汉发展事业。岸田允准他在武汉开设“乐善堂”支店，商品物资他都会供给。于是荒尾在汉口江岸的街上开设了“乐善堂”，名义上是经商，实际的工作却是收集情报。

　　荒尾通过各种途径将活跃于上海、天津一带的所谓“大陆浪人”、“海外志士”召集到了武汉，成员主要有井深彦太郎、宗方小太郎、浦敬一等二十余人，以后又以武汉为本部，分别在北京、湖南、四川设立了支部，每个支部分派三到四个成员。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为世界人类的利益，第一要务为改造支那”。为此，荒尾拟定了可视作组织细则和工作纲领的“心得书”，总则有七条，并将各成员的工作分为外员和内员，内员主要从事内务和调查报告的编纂整理，外员则前往各地做实地勘探调查，其足迹东北抵达满洲、渤海沿岸，西北至陕甘内蒙古乃至新疆伊犁，往南则涉足两广云贵，至于两湖两江等地则更是其调查的重点。这些成员穿戴当时中国人的服饰衣冠，貌似行脚商人，除舟船之外，更多的是徒步跋涉，往往风餐露宿，备尝艰难。调查的对象，为各地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的现状、水路物资的多寡、金融运输交通的大要等，如是者三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用于日后日本对中国的所谓“改造”。

　　在中国待了三年后，荒尾于1889年4月回到了日本，并在5月向当局递交了《复命书》，详述中国的现状和日本对中国的对策。荒尾以在中国三年的体验和观察，他觉得当前比较有实践意义的是大规模地展开中日之间的贸易，以贸易促进彼此的经济，并进而带动彼此(当然首先是日本)国力的强盛，这方面，欧美早已先行一步，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日本不能痛失渔利。因此，他意欲建立日清贸易协会来拓展两国间的贸易，作为其重要的一步，是在上海设立培养从事日中贸易人才和研究日中贸易实况的日清贸易研究所。为此，荒尾竭力游说当时的总理大臣黑山清隆、农商务大臣松方正义等，大抵获得了上层的赞同，但由于内阁更迭，一时财政失去了支撑，后来屡经周折，终于获得了4万日元的资助。与此同时，荒尾在全国各地演讲鼓动，招募学生。

　　1890年9月3日，荒尾率领学生及研究所教职员、日清贸易商会的高管等近200人乘船前往上海，经过高桥谦等武汉“乐善堂”成员的前期准备，在上海英租界租赁中国人的民房用作研究所的场地，9月20日正式举行了开办仪式，荒尾自任所长。第一年开设的课程有“清语学”、“英语学”、“商业地理”、“支那商业史”、“簿记学”、“经济学”、“法律学”等，教师多为日本人，也延请英国人和中国人担任相关科目教职。为筹措资金，荒尾一时返回日本，请在武汉“乐善堂”的根津一来代理所长一职。由于经费窘迫和因水土不服导致多人患病，1891年2月，有30名学生退学回国。因经费困难，开办一期之后就难以为继，研究所在1893年6月举行学生的毕业典礼，89人获得了毕业证书。作为研究所的替代，由大阪商人冈崎荣三郎出资在上海开设“日清商品陈列所”，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移至陈列所实习。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批实习生乘坐英国轮船返回日本。荒尾与根津一鼓动他们与军部合作，为国效劳，于是他们在真正从事日中贸易之前，纷纷参军入伍，以在中国习得的汉语和相关知识，为日本军队攻打中国服务。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纂的《清国通商大全》一书，此书出版于1892年8月。具体的编纂人是在上海任代理所长的根津一，但实际的策划人和指导者是荒尾，所使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来自于武汉“乐善堂”成员三年的实地勘察报告，也有一部分为研究所师生在上海收集补充所得的资料。全书共三大册，总计2324页。内容涵盖了中国当时的地理概况、历史、政治运作体系、各地的产出和风俗、交通运输、金融、货币、度量衡等，极为庞杂而丰富。今日看来，依然留存了许多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除了井上陈政(1862—1900)撰写的、1888年由日本大藏省刊行的《禹域通纂》之外，这是一部近代日本早期完成的研究介绍中国最为详尽的著作。

　　自中国归来后，荒尾于1894年9月底起隐居于京都，潜心撰写了《对清意见》一书，发表他对中日战争的看法，于同年10月刊行。出版后立即招来众人的訾议，于是他又撰写了《对清辨妄》，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和展开，于1895年3月刊行。荒尾去世后，在根津一的资料中发现了荒尾《对媾和缔盟之鄙见》的手稿，从内容上看，估计写于《对清辨妄》的前后。

　　甲午战争结束后，荒尾试图再次兴建“东方通商协会”，在大抵获得了朝野的支持之后，于1896年1月再度前往上海，图谋获得中国方面的合作。9月初他又前往割让给日本不久的台湾，继续推行他的主张，10月30日，因在当地患上了黑死病而病逝。

　　三、荒尾精对中国的认识和相关的政策建言

　　荒尾精对于中国的认识，主要基于他本人长期的中国体验和“乐善堂”成员的各种实地调查报告，而他屡次提出的有关日本对待中国的政策建言，则基于他的中国认识和亚洲主义的意识。这些认识和政策建言，主要体现在他于1889年回国后的《复命书》、1894—1895年间的《对清意见》、《对清辨妄》和手稿《对媾和缔盟之鄙见》、由其策划的《清国通商全书》以及在各地的演讲稿、信函中。

　　《复命书》分成六个部分，分别是“清国的庙谟”、“内治的腐败”、“人物”、“兵事”、“欧洲四大强国的对清政策”、“我国的对清政策”。荒尾在文中首先揭示了对于一般日本人而言较为陌生的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所出现的新气象:“近来支那国势正稳步向前发展，呈鸷鸟磨砺其爪欲试一搏之势。”文中认为，以左宗棠、李鸿章一脉为主导的洋务运动，已给中国带来了变革:“尔来锐意向边备倾注全力，其设施各地皆有可观者。举其大者，频频购求军舰，建筑炮台，训练军队，又延聘泰西教师在天津北京开设海陆军士官学校，在天津上海福建等地兴办造船所，并兴办电信学校。又在天津济南上海南京福州广东四川甘肃等地开建机器制造所，制作枪炮弹药刀剑等武器。……沿海一带及长江全岸，均已布设电线。……其海军之强，殆可雄视东洋。”

　　但在中国身居三年的荒尾非常清楚晚清中国的实状。他指出:“窃观清国内治之现状，已承二百余年之积弊，上下已达腐败之极，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建国之基础亦几近倾颓。……犹如积年之痼疾，已陷全身麻痹，肢体无法活动，仅以姑息疗法，只可防其浓溃而已。若不立即施行断然之处法，日后即便扁鹊再世恐亦无可救药。”

　　荒尾认为，中国最大的积弊，在于中央政府和各级吏治的腐败，朝廷中枢、满汉两族互相猜疑牵制，罔顾民众之疾苦，而各地贿赂公行，政府权威日益低落，直接导致的后果便是税源的枯竭和财政的危机，即使勉力开设了新兴产业，也因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而导致效果大减。“其弊如此，令人难以指望其事业之旺盛。”

　　就兵备而言，虽然武器已稍有改进，但兵法依然因循守旧，不改祖宗之法，军官上下，大都年迈，文盲者比比皆是，更遑论新式战术，而清国军纪之紊乱，更是积弊已深。

　　在分析了英法德俄四国对中国蚕食侵吞的行径和策略之后，荒尾在最后的“我国的对清政策”一章中认为:“就清国地势而言，与我国不仅呈唇齿相保、辅车相依之势，且土地广大，富源丰饶，据亚细亚之中原，保有此，则足以在亚细亚称霸。若振兴清国，则足以制衡欧洲。故将来我国欲与欧洲对峙，若进而与其争衡，则非与清国形势结合不可;若退而防止欧洲之侵取以保国，亦非利用清国之地势不可。若清国一旦为他国所制，则我国形势亦岌岌可危，进而不得，退而不能，即我国亦将消亡也。故清国之忧，即我国之忧，此非手足之疾，实乃心腹之疾也。”

　　针对福泽谕吉的“我国只需自保安宁推进文明、以此与欧美诸国加厚交谊即可也”的“脱亚论”者的观点，荒尾认为:“盖邻国犹如邻人然，与我无利者必难以无害。其国之盛衰得失，皆间接直接与我相关。”并进而指出:“日清实为辅车相依之势，故其大计则在于以互厚友义、同心一致来振兴东洋大势。而促进交通往来、繁荣贸易通商，不能仅靠政府一家努力，人民之间的频繁交往，方可次第巩固将来相互提携同心一致之基础。”

　　1879年日本不顾中国的反对，强行出兵征服琉球并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在1882年朝鲜的所谓“壬午军乱”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中日之间的利益冲突愈加白热化。明治日本的向外扩张，明显感觉到了中国的这一巨大障壁，当时日本的国内舆论中，不惜与中国一战的论调也甚嚣尘上，“清国虽大但兵弱力衰，以我数万之兵，即可将其一举颠覆”。对此荒尾认为:“清国虽弱，但近来海防大整，其军舰炮台，虽未必强于我，亦未必弱于我也。虽云兵非多多益善，然欲以我海军之力将其一举击破，果有确实之胜算耶?”

　　荒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不是用武力，而是通过贸易的方式来拓展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和势力，并以此来为日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故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实为对清国之第一手段。”1892年费尽周折在上海开设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可谓是荒尾对自己对华认识和政策建言的一次最重要的实践。

　　1894年7月，作为日本势力向海外扩张的必然结果，甲午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对此，日本举国上下几乎都陷入了狂热的状态。福泽谕吉认定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两个月之后，日本在陆战和海战上均获得胜势，并攻占了旅顺。

　　荒尾撰写于黄海海战日本获得胜势之时的《对清意见》和出版于甲午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时的《对清辩妄》，其基本论调大概属于“稳妥中庸”这一类。即便处于两国交战状态且日本已获胜势时，荒尾依然认为:“清国虽尚未摆脱固陋之积习，但以其国土之广人民之众，实乃宇内无比之大邦。其成败利钝，不仅事关日清两国之盛衰兴废，且足以左右英俄法德诸欧洲强国在东亚的均势。……振兴清韩两国，以此一新东方之局面，进而复兴亚细亚各已消亡之国，继而改变欧亚的趋势”，乃当今之大计。但他同时认为，“我国乃东洋之先觉者，清韩两国之诱掖者，故应常执东方之牛耳。……应内盛殖产兴业，外盛交通贸易，长此以往，则宇内各海港，到处可见太阳旗飘扬。”当时日本的一般舆论，如“脱亚入欧”论者，视中国为顽迷之邦，腐朽不可救药，但荒尾认为:“清国若能整理财政，将租税集中于中枢，则每年可得十五亿八千余万之岁入，以此扩充军备，水上可备百艘以上之艨艟，陆上可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貔貅，以理财致富观之，则地有无尽之财源，人有忍耐节俭之气魄，一朝全国布铁路，通电线，活用百般文明之利器，加之机械工艺之力量，其财力之丰富，更有几何?……余在此大声疾呼，告各位仁人志士，东洋之大事，唯日清两国同心戮力苦心经营一途而已。若失此一途，则茫茫大陆，只能任由欧西诸国宰割分食，假令我国幸而分得一杯残羹，然唇亡齿寒，遑论东洋之经营!”

▲签订马关条约

　　出于这样的考量，荒尾主张在停战媾和协议中，不要对中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若要求中国割地，犹如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强行占有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后遭法国人的长期嫉恨一样，中国人会对日本人愤恨不已，“我国要求割让领土之时，即为列国分食禹域之晓，我国领得一省一郡之日，即为清国四分五裂豺狼舞动爪牙之秋也。清国最终四分五裂、赤毛碧眼之异族跋扈中原之时，一省一岛之新领土，于我有何裨益?孤掌难鸣，只手难撑江河，东洋之大事，遂成烟云。”至于赔款，中国国库已经枯涸，强行要求，乃是致中国于死地，最终也难以获得，徒留污名，招致清国朝野的怨恨，且为泰西干涉留下名目。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暂且不论“脱亚论”者，出于他对中国实状比较深刻的理解，相比较大部分当时的日本人，荒尾对于中国问题的见解，较多地着眼于整个东亚的大局，这也是笔者将他视作亚洲主义者的基本理由。当然，他并非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中国的考量，其最终的出发点或归宿，还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日语称之为“国权”)，这也是大部分日本亚洲主义者的基本特征。因此他在反对赔款和割让土地要求的同时，主张在媾和条约中列入三项内容，其一是“为确保朝鲜独立和东洋和平的稳定，须在渤海沿岸设置某一军港”，以武力的威慑来防止清国的不履约;其二是“宜以合适的方法来使清国国民知晓我国对清的真意”，以避免出现中国人对日本的憎恨和怨怼;其三是“修订日清通商条约，以使日本获得与欧美诸国同等的优惠权利”，不然，日本在对华贸易上始终无法与欧美列强在同一平台上竞争。

　　但在日本一片骄肆高慢的喧嚣声中，荒尾的见解，似乎未能引起日本朝野足够的重视，最后签署的媾和协议，依然对中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蛮横要求，其时的日本，已经走上了帝国主义的歧路。

　　四、结语

　　对荒尾精的介绍和研究，在战前的日本曾经比较热闹，出版了《巨人荒尾精》等各色长短不一的传记，将其抬举为“巨人”、“我东方志士的北山泰斗”，以褒扬他在所谓“大陆经营”上的功绩。但实际上，他最高的军衔也就是陆军大尉，可以称得上头衔的也只是半官半民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所长了。尽管他生前在军部上层和权力中枢内有不少人脉，但在日本朝野，他绝对称不上是一个显赫的人物。战后，荒尾精的地位有些尴尬，很少有人再提及他，甚至在论述战前亚洲主义的时候，他往往也被排斥在圈外(他甚至都没有成为“玄洋社”、“东亚会”、“黑龙会”等著名的所谓亚洲主义团体的成员)。在中国，此前对荒尾精基本上没有深入的研究，偶有介绍，对他的评价也完全是负面的。而稍稍有些滑稽的是，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十周年而决定重新复刻出版荒尾精主要著作的靖亚神社祭主村上武则将荒尾精视作日中友好的先驱人物。

　　荒尾精的复杂性，其实正体现了亚洲主义本身的复杂性。竹内好(1910—1977)在为《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编的一卷《亚洲主义》中认为:“亚洲主义与扩张主义和侵略主义并不完全叠合。它与民族主义也并不完全叠合。当然，它与左翼的国际主义也并不叠合。但是它与上述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叠合的部分，特别与扩张主义相叠合。更准确地说，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亚洲主义是作为从明治维新革命以后的扩张主义内部产生的一个果实而诞生的。但是扩张主义并未直接催生出亚洲主义，而是扩张主义催生出了国权论和民权论，以及此后的欧化和国粹这两种对立的风潮，再由可以称之为双胞胎的这些风潮的对立中产生出了亚洲主义。”话说得有些拗口，意思却比较清晰。日本近代史上，从民权论出发，最后演变成国权论者(或带有其倾向的)可谓比比皆是，德富苏峰(1863—1957)是其典型的代表，以启蒙思想家著称的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1847—1901)的晚年也带有明显的国权论色彩。

　　19世纪西洋势力在东方迅速展开，“脱亚论”者主要看到了文明的先进性而对其持欢迎态度，亚洲主义者主要感到了它对东方的压迫性并由此而产生了反抗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但绝大多数亚洲主义者并不否认西洋文明中的合理性)。“脱亚论”者服膺其文明的先进性而不惜摒弃自幼熟识的以中国古典为代表的东亚传统思想，而亚洲主义者则在儒家经典的浸润中萌发了东亚一体的文化连带感。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觉得经过三十年左右的维新，其整个国力和社会的发展程度都在东亚邻国之上。不同的是，前者决定脱离落后的邻国而与西洋诸国为伍，进而成为在世界上叱咤风云的强国，而后者试图以日本为盟主来联合或改造并掌控周边的邻国，以一个变得强大的东亚世界来与西方抗衡，以此来赢得日本对整个东亚的主导权。虽然途径不一，但旨归却是相同的。荒尾的言论中屡次使用了“唇齿相保、辅车相依”这样富有温情的词语来描述中日彼此的关联，这里我想没有任何作秀的姿态，而主要是出于内在的文化认同和地缘政治的考量。从上述我们对荒尾的言行考察中可看出，无论是他与中国相关的实际活动，还是他的《复命书》和《对清意见》、《对清辨妄》等建言书，都体现了亚洲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政治实践的复杂性。

　　荒尾整个与中国相关的言行，体现了相当一部分亚洲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从中透现出明治时期日本人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重要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今天日本人的对华认识和政策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原题为《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以亚洲主义者荒尾精的言行为中心》

　　选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