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对外战略（1868—1945）
来源：《团结报》 作者：曹大臣   2025-08-16 11:04:24

　　日本1868-1945年期间以“脱亚入欧”为战略，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跻身列强，借一战扩张殖民势力，后因华盛顿体系压制转向法西斯扩张，终因侵华及太平洋战争败亡。日本近代的兴亡揭示 “武力扩张不可持续” ，其战略遗产至今影响东亚格局。

▲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

　　在近代国际政治中，衡量一国是否为“大国”的标准，除经济实力外，其要素还有(一)在海外拥有殖民地或享有诸多条约特权，(二)强大的军事实力，(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后二者，是决定性因素。关于日本崛起问题，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称日本有两次崛起，“一次是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次是战后至今”。确切地说，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是日本第一次崛起及衰亡时期，战后至今的日本正处于迈向大国的途中。

　　日本的崛起是在1868—1905年间，以明治维新为起点，以日俄战争的胜利为标志，前后用了37年。1905—1922年，这17年是日本崛起后的持续发展时期，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1931年，这9年是日本大国地位面临困境时期，主要受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31—1945年，这14年是日本走向衰亡的昭和前期。在日本兴衰的77年历程中，其崛起历时最长，衰亡则较为短促。

　　逐步崛起的三十七年(1868—1905)

　　近代列强的崛起，主要靠坚船利炮，将繁盛建立在落后及弱小民族的血泪之上。日本也不例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国势日盛，野心渐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成为其基本国策，这一国策化为对外战略，就是“脱亚入欧”，具体步骤是，先行脱亚，后求入欧。

　　日本古代的统治者，为求权位的稳固及合法性，曾屡次要求中国册封。足利时代(1336—1537)的1381年答应每10年向明朝贡一次，愿以藩属身份加入华夷秩序。1403—1551年间，日本一般按约朝贡，但1592—1593、1597—1598年丰臣秀吉挑动日明战争后，此种关系断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仅与朝鲜、琉球互通信义，建立平等的“通信关系”，却把对中国、荷兰的贸易限于长崎一地，实行有限的“通商关系”，由此形成独特的“大君外交”格局。1610年，日本致书中国，夸大其词，竟称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如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意即在华夷体制之外，还有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夷体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将中国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华夷体制开始露出破绽。与此同时，日本也受西方侵压，被迫开国通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遣使西行，一切向西方学习，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短时间内摆脱了西方羁縻。日本跃上“文明”台阶后，将中国等亚洲国家视为“恶邻”，不愿与之为伍，采取了“脱亚”政策。1894—1895年甲午一战，日本打败中国，中国割地赔款，华夷体制进一步崩溃。1900年，日本重兵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以后，华夷秩序完全解体，日本却一跃而成亚洲强国。

　　日本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要求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此举严重损害了俄国利益，而1892年俄国已与法国结成联盟，德国威廉二世深恐在欧洲的地位动摇，率先支持俄国的干涉建议;法国在得到印度支那后，觊觎台湾，因此也决定加入干涉行列。“三国干涉还辽”之际，日本想寻求英美声援，欲以国际途径解决，但英美既不愿得罪三国，也不愿日本坐大，双双宣告中立，日本无奈还辽。1902年，日本与英国缔结同盟，终于在西方找到了一个盟友，跨出了“入欧”的第一步。1904年，日本偷袭俄国的旅顺港舰队，发起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虽没有给日本带来多大实利，其影响却远大于10年前的甲午战争，日本自此跻身列强行列，成为有实力的“堂堂大国”，进入了所谓“世界大日本”时代。

　　持续发展的十七年(1905—1922)

　　按常理，一个国家崛起后，起码有一个前冲的惯性。日本崛起之后，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续行“脱亚入欧”战略，且“脱亚”及“入欧”并重，具体手段是，一方面吞并朝鲜、攫取在华特殊权益，一方面出兵西伯利亚，甘当干涉俄国革命的急先锋，维持并巩固了自己的大国地位。

　　正如美英所预料的那样，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开始在亚洲树立霸权。朝鲜一直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首要目标。1905年，日本将朝鲜变成保护国。1907年11月，日本与朝鲜签订协约，解散了朝鲜的军队，把持了朝鲜各部门。1910年8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这样，日本虽属后起的大国，但除台湾外，又新增了一块殖民地。日本对台湾、朝鲜的统治，效法欧洲模式，采行总督制。在镇压台鲜各地初期的反抗后，改行“同化政策”，以求“内外一体化”。

　　1905年以前，日本利用《马关条约》、《通商航海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在华权益。日俄战争以后，随着旅大的租借，满铁株式会社的运营，以及关东都督府的设置，日本将“北进”作为了战略重点。1909年，日本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关于安奉铁路备忘录》、《关于间岛问题条约》、《关于满洲五案协约》等条约，扩大了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辛亥革命以后，日本阴谋分裂中国，1912年策划“满蒙独立”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借口，对德宣战，先是出兵山东，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继而在10月初占领了德属南洋群岛，并要求英国支持其永远保有赤道以北的德属各岛，将参战时没有领土野心的声明抛诸脑后，“各国的担忧变成了现实”。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被迫答应，5月25日，中日签订《民四条约》，日本据此条约再次获得一系列特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计划出兵干涉，以乘机夺取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控制北满和内外蒙古，建立起防止英美势力向亚洲渗透的战略基地。8月2日，日本发布出兵宣言，1.2万人开往海参崴，后增至7.3万人，逐次占领了贝加尔湖以东各军事要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以保护西伯利亚地区的权益、防止共产主义向东蔓延为由，拒不撤兵。1920年，又以保护侨民、防止苏联向满鲜扩张为借口，陆续派兵进入北库页岛等地。由于苏联红军的反击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日本被迫于1922年10月撤出西伯利亚驻兵。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绝佳机会，此时欧洲诸国忙于战事，日本商品乘虚进入亚洲市场。大战推动了日本工业经济的发展，日本从农业国迅速转为工业国。如果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还是一个地区性大国的话，经一战时趁火打劫，各方面实力已与英美等国比肩。

　　面临困境的九年(1922—193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美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美日在亚太地区竞争激烈，美国为遏制日本，携手他国频向日本施压，并在军备上给日本设限，加上国内经济危机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此时，日本不得不保持低调“入欧”姿态，与英美苏等大国相协调;在中国问题上，先是以经济手段渗透，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又怕蒋介石危及其既得利益，遂抛出令世界舆论哗然的“田中奏折”，所谓“脱亚入欧”模式首次出现摇摆。

　　1921年11月12日，战胜国代表齐聚华盛顿，召开协调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的会议。12月13日，美英日法签订“四国条约”，规定各国互相尊重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日英同盟同时废止。昔日的盟友成了路人，日本代表无奈地对英国代表说：“无论如何，你们已经给条约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葬礼”。

　　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五国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各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 75：1.75。按此条约，日本保有低于英美的海军力量，在强国中居于中流，其无限制的膨胀军力受阻。同日，出席会议的九国代表签订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该约体现了美国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否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在远东更加孤立了”。

　　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战时景气消失，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在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整它的外交路线。1924年6月，币原在就任外务大臣时表示，日本将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诸条约、诸决议等所明示或暗示的框架内行事。为了保持日本在华利益，币原制定了对华四原则，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严守不干涉主义、增进两国的共存共荣关系和经济上的提携、使用合理手段维护在华权益。在“协调外交”的主导下，日本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少有的克制。在1924年9月直奉战争时，币原发表了“无意对华干涉”的声明;1925年“五卅事件”爆发后，币原婉拒了英国共同出兵镇压的建议;同年，日苏签订协定，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日军撤出北库页岛。1927年3月“南京事件”后，币原拒绝参加英美炮击南京的行动，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币原的协调外交虽建立在“正当权益”不受损害的基础之上，仅在策略或手段上有些“消极”，但仍受到国内舆论的诟病，被斥为软弱外交。

　　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推行强硬外交。6月27日，他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发表《对支政策纲要》，提出满蒙地位特殊论，表示当该地权益遭受侵害时，将采取适当的措置。1928年4—5月，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攻占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1928年6月，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进入“最黑暗的政治时代”。田中内阁遭内外攻击，1929年7月全体辞职。民政党滨口雄幸组阁，币原再任外相，继续走协调路线，再遭“樱会”少壮派与右翼分子的群起攻击。1931年8月，日本政府利用“中村大尉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宣称“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侵害，现正处危险中”，煽动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日本为摆脱困境，走上了法西斯扩张之途。

　　走向衰亡的十四年(1931—1945)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开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挑战。1932年1月，史汀生向中日两国通告了“不承认主义”，国联理事会同时要求日本履行九国公约义务，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政府置若罔闻，于1932年3 月建立“满洲国”。国民政府对此发表宣言称，日本非法侵占东北各地，成立傀儡政府，中国政府及人民概不承认。为调解中日争端，国联于1932年初派遣调查团前往东北等地。调查人员多方听取意见，细心研究所获证据，最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满洲国政府”，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仅是日人的工具而已。针对国际舆论的非议，陆相荒木贞夫讥讽“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外相内田康哉则强硬地表示，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日本要举国一致，即便国土化为焦土，也不能退让一步。9月15日，日本抢在报告书发表之前与伪满签订《日满议定书》，正式承认了“满洲国”。1933年2月，在日内瓦国联全体会议上，松冈洋右宣布拒绝国际仲裁，退出国际联盟，公然与国际社会决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陆续增兵中国，武汉会战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叫嚣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日本国民的“天职”，意欲“回归”并立足亚洲，打破原有的由美英控制的国际政治格局。“入亚”较之于“脱亚”，二者均以侵略手段，本质上没有区别，但“脱亚”在于打败中国，目标是跻身列强，“入亚”在于吞灭中国，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其野心更大。当然，“入亚”必将引起美英反弹，致日本陷入“脱欧”境地，这个结果是显而易见的。1940年3月，日本扶植成立汪伪政府。9月，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11月，日汪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声称“两国将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之下，互为善邻，紧密提携，以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

　　为尽速解决“中国事变”，谋求和平进驻荷属印度支那，建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与美国举行谈判。1941年11月，美国务卿赫尔在致日方的照会内建议，美日两国政府放弃此前在中国获得的种种特权。日本政府认为赫尔照会与日方的一贯主张有霄壤之别，其结果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从而失去两国间“特殊紧密”的关系。日本政府全盘否定了赫尔照会，于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日本称大东亚战争)爆发。此后，日本裹挟亚洲诸国，开启了霸权世界的“脱欧”之举。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中途岛海战失利后，日本与盟军展开旷日持久的争夺。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地区的总体力量”，1942年11月，日本政府成立大东亚省，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等机构。1943年11月，日本及其傀儡的代表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宣称各国将“确立大东亚亲和”，“弘扬大东亚文化”，“增进大东亚繁荣”。1945年4月，日本召开“大东亚大使会议”。会议发表了以东乡提案为核心的共同声明，从这个声明可以察知，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即从“中日亲善”、“大东亚亲和”发展到“国际亲和”;从“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发展到“国际秩序”;从“中日经济提携”、“大东亚繁荣”发展到“世界经济普遍繁荣”。声明强调以和平手段确立国际新秩序，企图为战后寻求安全保障，这是日本行将灭亡之际发出的最后哀鸣。8月15日，天皇发布终战诏书。诏书没有对日本的历史做出反省，竟称此次“终战”，不是不得已的投降，而是“为万世开太平”，强调日本对外战争的原因，一是“为谋求臣民的康宁，与万邦同享共荣之乐”，二是“为希求帝国的自存与东亚安定，至于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则非出于本意”。诏书预料今后日本所受的苦难固非寻常，号召“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不灭，发扬国体精华，倾力于将来建设，以不落后于世界”。这个著名的“玉音放送”，与其说是向盟军的投降书，不如说是天皇留给其臣民的遗言，它延续了日本的神国观念，成为战后军国主义复活的思想基础。

　　二战以后的日本，虽在五六十年代变成经济大国，但未能正确对待历史，一再否认及美化侵略战争，并依赖日美安保条约，转而回到“脱亚”的老路，狐假虎威，散布中国威胁论，不断在周边挑起事端，制造钓鱼岛“国有化”等闹剧，诸种行径，不仅严重影响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且迟滞了自己迈向大国的步伐。

《团结报》2013年1月10日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