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兴逝世一百周年专题】黄兴的历史功绩与地位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作者：刘泱泱   2016-11-26 14:48:30

黄兴出生于1874年,逝世于1916年,一生只度过了42个春秋。但是他短暂的生命，却完全献给了中国近代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他是在严重民族危机刺激下，并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之后，走上爱国、革命道路的。他的事功，伴随着辛亥革命的酝酿、兴起、高潮、成功和失败的全过程。因此可以说，他完完全全属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他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立下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一）
 

黄兴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巨大历史功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黄兴是中国内地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的创立者。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革命团体，最早者当属孙中山首创的兴中会。它于1894年冬创建于美国檀香山，次年于香港（当时尚属英国殖民地）设立总机关，并策划了广州起义。但是，它的会员大多为海外华侨，且人数不多（先后仅百余人）；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兴中会会员星散，无法向内地扎根发展，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内地第一个革命团体，就是黄兴于1903年初冬创建的华兴会。它成立的时间虽然比兴中会晚了9年，但其特点和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的会员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据统计，会员达四五百人，且另建有外围组织同仇会，联络人数众多的哥老会党。其次，它虽然成立于湖南，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局限于湖南的地域组织，其骨干和会员遍布大江南北、长江上下（如直录〔今河北〕张继、江苏秦毓鎏、湖北曹亚伯、广东苏曼殊等）。其三，它与随后陆续建立的各地革命团体，如武汉科学补习所、上海爱国学社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四，华兴会建立后，即着手策划于清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举行长沙起义，起义虽然谋泄失败了，但震惊全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引影响。

第二、黄兴在与孙中山合作共创同盟会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逃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的宣传和联络活动，“欲结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1]，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中最为崭露头角并具有很大号召力的人物。1905年7月19日，同样也想尽快“招集同志，合成大团”[2]的孙中山由欧洲经越南西贡抵达日本横滨，7月24日又赶赴东京，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打听：“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没有杰出的人物？”宫崎告诉他：“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听了很高兴，当即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3]孙、黄首次见面，即“商组革命大同盟事”[4]，很快达成一致意见。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此后，以孙、黄为轴心，创建全国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活动便紧锣密鼓并且十分顺利地开展起来：7月29日，开小范围预备会，确定会名为“中国同盟会”；次日，举行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首批入会者签名、宣誓，推定会章起草人；8月20日，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会章，组建机构，推选领导成员。在此过程中，黄兴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同盟会初成立时，加盟者主要是集结在日本的中国各省留学生，由于黄兴是中国留日学生中最具号召力的领袖，他带头响应大联合，无疑是同盟会得以迅速成立的关键。当事人张继后来就曾说道：“在革命事功上帮助总理的第一个是黄克强先生……长江潜伏的实力全在克强先生掌握中，他首先尊崇总理做领袖，国内外的革命力量于此打成一片，同盟会才成立起来。”[5]其次，在预备会讨论会名时，孙中山原提议用“中国革命党”；稳健务实的黄兴则认为：“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经大家讨论，才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6]其三，参加筹备会的留日学生凡10省77人（另有3名日本友人），其中属孙中山旧相识的仅7人，绝大多数都是团结在黄兴周围或受黄兴影响的人，单是两湖地区就占41人。其四，筹备会后，以黄兴为首，负责起草了《中国同盟会章程》，并在随后的成立大会上，由黄兴主持讨论修改通过，成为同盟会立会的根本大法。其五，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依据章程建立组织机构和推选领导成员时，黄兴首先提议由孙中山任总理，“不必投票”[7]，孙中山则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庶务实居协理之职，总理不在，有全权主持”[8]。其它职员与黄兴关系密切者，还有陈天华任书记，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范治焕、胡瑛任评议部评议员，均属湖南人，原华兴会会员。

第三、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领导者。武装斗争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以主要精力向全国各地扩展革命组织，发展武装斗争。1906年冬，他主持和策划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后，黄兴奔波于华南各地，身临前敌，接连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如1907年9月，钦廉防城起义爆发，他事先潜入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营内，谋策反未成。同年12月，镇南关起义继起，他随同孙中山亲身参加了战斗。1908年3月，他又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率领200余精卒，抗击清军2万之众达40余日，“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着”[9]。同年5月，他还参加过云南河口起义，节制河口起义诸军。1911年4月，他与孙中山等经多次谋划、多方准备，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他担任统筹部长,筹划和领导起义具体事宜.。在起义中,他身先士卒,亲率敢死队直扑两广总督署,勇猛冲杀,虽被敌弹击断右手食、中两指,仍顽强坚持战斗。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七十二烈士血染黄花岗,但在全国起了巨大的革命激励作用。正如孙中山所说:经过这次起义,“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10]。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又迅速赶赴武汉,先后担任湖北民军总司令、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艰苦卓绝地领导了武汉保卫战达一月之久,不仅捍卫了首义之地武昌,更重要的在于为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并吸引了大批清军主力,为其它各省纷纷反清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最终迎来了清王朝的覆亡和中华民国的诞生。所以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的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11]

第四、黄兴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创立民国中起了关键和核心的作用。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当孙中山还在海外,黄兴就已开始为组建临时政府事筹谋了。10月24～28日,他与宋教仁由上海乘轮赴武汉途中,就一再商议,筹划抵汉后,即“根据革命党既定方略,先树立军政府,而即以黄兴主持其事”[12]。12月4日,各省都督府留沪代表举行会议,选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副元帅。由于黎元洪和湖北方面的反对,12月17日,正在南京开会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暂驻武昌;黄兴为副元帅,而代行大元帅职权,仍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在此前后,各方频频寄函致电或径派代表到上海,敦促黄兴早日赴南京任职。但就在黄兴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即12月23日,接获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黄兴认为:组织政府“这等大事,应待总理归来决定”[13]。于是仍留沪以待孙中山归来。12月25日,孙中山归抵上海。第二天晚上,即在孙中山寓所召集同盟会干部会议,专题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会上,关于政府体制问题发生了不同意见,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则力主内阁制`。黄兴和多数与会者赞同孙中山的主张。次日,黄兴又与宋教仁赶往南京,向各省代表会议提议三事:一、改用阳历;二、改为中华民国纪元;三、政府组织取总统制。经众讨论,均获得通过。并决定隔日选举临时大总统。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正式到南京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1月5日,孙中山向各省代表会议提出临时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各部总长为:陆军黄兴,海军黄钟英,外交王宠惠,司法伍廷芳,财政陈锦涛,内务宋教仁,教育汤寿潜,实业张謇,交通程德全。但遭到一部分代表(主要是原立宪派人士和旧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集中反对宋教仁任内务部总长。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黄兴向孙中山提出变通办法:“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遯初(宋教仁)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伍廷芳)与亮畴(王宠惠)对调。”[14]。孙中山除坚持“伍、王不必对调”[15]外,采纳了这个建议,对原提国务员名单作了调整: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实业各部总长不变,内务改程德全,教育改蔡元培,交通改汤寿潜。获得通过。代表会议并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南京临时政府至是宣告成立。陆军、外交、教育三部总长和各部的次长全由革命党人担任,其中黄兴职权特重,“诸事由克强作主”[16]“虽无内阁(总理)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17]1月28日,又成立临时参议院,由每省各派代表3人组成。至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体制和组织机构基本确立。

第五、黄兴在民国初年维护共和、再造共和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政权,她力图贯彻三民主义纲领,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意愿和利益,在扫除弊蠹、保护人权、振兴实业、改革教育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她实际只存在了短短3个月时间。政权很快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夺去了,民国只剩下了一块空招牌。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到临时参议院解除临时大总统职;4月5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至此不复存在。次日,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他苦苦支撑了两个月,于6月6日解职。此后,袁世凯益发无所顾忌,专制自为,排除异己。8月15日,秘密枪杀武昌起义元勋湖北军务司司长张振武、将校团团长方维。1913年3月20日,悍然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全国,要求“严究(凶犯)主名,同伸公愤”[18]。袁世凯则一不做,二不休,部署对南方革命党人实施武力镇压。他举行“善后大借款”,罢免南方三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成立讨袁军司令部,“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讨袁。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等省市相继宣布反袁独立。但是由于敌我力量太过悬殊,迅速失败了。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革命党人相继流亡海外。袁世凯变本加厉,乘势接续解散国民党、国会和各省议会,废弃《临时约法》。1915年夏,他进而接受日本侵华的“二十一条”,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公然复辟帝制。于是,革命民主派迅速重新集结力量,掀起“护国运动”。在护国运动前期,黄兴虽远居美国,仍然坚持民主主义旗帜,为反对袁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作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一是宣传反袁,每到一处,即邀集或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或撰刊文章,尽情揭露袁氏种种倒行逆施,让人们坚信“人民必获得最后胜利”[19]。二是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国朝野人士对中国反袁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尽力筹款,以支持国内斗争。四是一直与国内反袁势力保持密切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如致函各方指示反袁方略,派张孝准、石陶钧策应并掩护蔡锷由北京出逃,电促李烈钧入云南参加护国起义等。五是与其它爱国人士密切联络,扩大反袁阵线,先后密函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庄蕴宽、陆荣廷等,晓以大义，进行分化争取。从而为取得护国运动的胜利,“再造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六、黄兴有力地维护了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革命党内出现争吵和分裂时,毅然挺身而出,竭力维护党内团结,维护领袖孙中山的地位和威信。1907年春夏间,为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馈赠15000元事,在同盟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张继等攻击孙中山“受贿”、“被收买”[20];章太炎则对孙中山只留下2000元作《民报》经费不满,竟将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扯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21]。他们共同催逼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召集大会,欲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这时黄兴正在广西运动新军,接到刘揆一来信,立即复函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22]由于他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并竭力维护孙中山的威信,遂使这次倒孙风潮逐渐平息下去。1909年春后,原属光复会的陶成章等到南洋筹款,竟然重新树起光复会旗帜,并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遍告海内外,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职务[23];章太炎也指斥续刊的《民报》系为孙中山“虚张声势”的“伪《民报》”[24]。共同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黄兴毅然挺身而出,对陶、章等的组织分裂活动进行了应有的斗争:向他们反复进行说服教育;致函南洋和美洲同志逐条为孙中山辨诬;同时劝说孙中山“海量涵之”[25]。从而有力地巩固了同盟会的组织基础,维护了孙中山的领导和威信,而且也教育争取了一批光复会会员,使他们继续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努力奋斗。

另一个方面是当自己与孙中山产生意见不合时,能够始终顾全大局,在革命大目标上保持统一行动。1907年初,在东京同盟会本部讨论国旗图式时,黄兴与孙中山发生了冲突:孙中山提出沿用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时使用的青天白日旗,黄兴看后说:“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而主张“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孙中山动了肝火,厉声说:“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很难堪,也激怒起来,“发誓脱同盟会籍”,但“未几复还”。[26]他事后在致胡汉民书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27]1914年,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决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28]。在手订入党誓约中,写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等语,并要求入党人在署名下加印指模。[29]黄兴认为这些条件不合时宜:“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30]批评孙中山是“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而“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以权利相号召”。[31]孙中山拒不接受批评,反而要求黄兴“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32]。黄兴无奈,离开日本避往美国,仍以国民党名义从事活动。当时有些政客曾企图拥戴他为领袖另组新党,他严词拒绝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其它不知也!”[33]。说明他维护革命队伍内部团结和维护孙中山领导威信的思想是一贯的。这一点,对于引导革命到胜利是极其重要的。

革命是奋斗流血的事业，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黄兴一生的最大特点，正如他在给子女的家教中所书：“笃实”、“无我”。他一生无私无畏，艰苦奋斗，埋头苦干，顾全大局,终于成就了伟大的事业。所以毛泽东早年曾说过：“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34]
 

(二)
 

黄兴的巨大历史功绩，决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辛亥革命史上的崇高历史地位: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是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开国二杰”之一，并且在其后的维护共和、再造共和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他的高风亮节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因为这样,黄兴逝世后，举国同悲，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前往悼念的人群络绎不绝。章太炎在所作挽联中高度赞誉他：“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于右任的挽联写道：“名满天下，泪满天下；创造共和，再造共和。”张謇的挽联则兼颂他在革命斗争中无私无畏、敢为人先的的功绩与品德：“革命自是先驱者；首义总领天下先。”[35]

也许有人会问：辛亥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国父”，不就是孙中山吗？怎么将黄兴也摆进来呢？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长期以来就存在、现在也仍然流毒有待肃清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问题，也就是当今人们常说的封建正统思想在作祟。在封建君主时代，“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人们长时期中耳濡目染，习以为常；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后，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其思想余毒仍然较长时期存在，当政者及其追随者们也总是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这也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长期“扬孙抑黄”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但是，辛亥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制度、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的革命，是要动员和依靠广大民众{包括中产阶级}的，在领导革命的政党内部也是要讲民主、讲群体、讲分工合作,并且要讲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因此，在民主革命中，领袖就不应也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特别是能够较长时期合作共事的一批人，即领导集团。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领袖，就是以孙中山、黄兴为核心的一批人，或一个集团。这种政治民主制度，较之封建专制制度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天然合理的。也正因为这样,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时代也被继承下来，并不断予以改进和完善。

让我们再从历史事实上对此进一步作些分析。无庸置疑，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早于黄兴9年即1894年冬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次年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发动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他也是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和三民主义的最早创立者和阐释者。还在1903年8月，他就为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的学员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入学誓词[36]；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他又提议将此十六字确定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写入同盟会章程，并在随后不久的《民报发刊词》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将它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此外，他长期在海外活动，在争取国际友人援助和筹款支持国内革命方面，也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加以他长期担任同盟会总理职务，这些就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和思想指导者。但是孙中山确实也存在很大的局限，即他在相当长时间内，与祖国本土联系太少，与国内广大民众联系太少，与国内实际革命运动联系太少。经查，他自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起，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止，整整16年间，回国仅两次，居留时间总共才7天：一次是1900年8、9月间回到上海，策应自立军起义，居4天（8月29日至9月1日）；一次是1907年12月，与黄兴一道由越南入镇南关，领导镇南关起义，来回3天（12月3日至5日）。而这16年，正是辛亥革命从酝酿、发动、高潮（1905年以后）到胜利的全过程的16年。孙中山的这一巨大历史局限，恰恰由黄兴以及其他一些在国内艰苦奋斗、组织领导革命实际运动的领袖人物弥补了。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才得以成就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

黄兴的巨大历史功绩已如上述，都是实实在在的，无可否定也无人替代的。因此,历史的真实画面是:孙中山与黄兴共同组成了辛亥革命领导集团的核心。正如宋教仁在1912年9月《致北京各报馆书》中所说,“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37]。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革命旗帜和思想指导者;黄兴则是国内实际革命运动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二人团结协作，互相支持，共同成就了辛亥革命、创立民国的伟业。他们之间，完全是互补的、互相成全的关系，彼此不可或缺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分割、互相排斥的关系。章士钊生前曾说过:“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这是非常深刻而中肯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只提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立民国，而完全撇开黄兴,甚至排斥黄兴，一味“扬孙抑黄”，显然是不公平的，背离历史实际的；只有“孙黄并称”、“开国二杰”的提法，才符合历史实际，足以令人信服。尽管一贯谦逊大度、高风亮节的黄兴本人并不计较及此，但是历史应该对他有个公正的结论，后人也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说法。
 

[1]见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5页。

[2]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9页。

[3]宫崎寅藏：《清国革命军谈》，《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东京平凡社1971年版，第282页。

[4]张继：《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

[5]见《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讲演汇辑》。

[6]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7]同上，第95页。

[8]同上。

[9]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10]《孙中山选集》,第207页。

[11]居正:《辛亥札记》,大东书局1945年版,第71页。

[12]雷鸣:《中日同盟里面史》。

[13]覃振:《辛亥革命的回忆》,《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长沙1948年版。

[14]居正:《辛亥札记》,第72页。

[15]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47页。

[16]张继:《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285页。

[17]《胡汉民自传》,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220页。

[18]《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1页。

[19]《黄兴集》,第364页。

[20]见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1]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

[22]《黄兴集》,第7页。

[23]见《神州日报》1912年11月2日。

[24]见《黄兴集》,第9～13页。

[25]见《黄兴集》,第10页。

[26]见《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27]见《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179页。

[28]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册，第264～265页。

[29]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59页。

[30]邵元冲:《中华革命党略史》,见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台北1973年版。

[31]《黄兴集》,第357～358页。

[32]《孙中山文粹》上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33]见柏文蔚:《黄克强手札跋》,《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3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4页。

[35]以上挽联均见黄蔡二公事略处编印:《黄克强先生荣哀录》,长沙1918年印。

[36]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窒等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页。

[37]《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0页。

注：文章由台湾“中华”湖湘文化发展协会王清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