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热切盼望使用白人战俘”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9-14 11:21:54

　　1942年9月8日，盟军情报员破译了日本的一个绝密电报，这是日本运输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发给日本运输舰队指挥官的。电文中说：“由于日本劳工极端缺乏，热切盼望使用白人战俘。希望每艘返回日本本土的船只上面都能够搭载一些白人战俘(包括运输船和军火船)。”运输舰队司令要求日本交通运输部门的负责人提供每个月所需白人战俘劳工的具体数字(越精确越好)……日本交通运输部门的负责人要求日本运输舰队能够尽可能多地往本土输送劳工，要想方设法，比如说把白人战俘像货物一样堆在甲板上。1

　　日本的工业部门如此急切地希望增加在他们厂矿、船坞里劳动的战俘数量，他们希望商船也能够像军舰一样搭载白人战俘送到日本劳动。开战之后，日本的很多商船被动员起来，成为日本政府的“辅助海军”。事实上一些日本的大公司有自己的商船队，特别是三井、三菱、川崎重工这样的大型财阀——他们成为白人战俘奴隶劳工的最大进口者，他们非常有效地用自己的轮船运回了新的奴隶劳工。

　　日本交通运输部门和海军运输舰队之间的急电在1942年9月发出之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战俘开始大规模地抵达日本本土。其实早在1942年月1日，战俘就被送到日本本土和占领区的日本公司的工厂里劳动了，当时三菱建造的阿根廷丸从关岛驶向日本，在甲板上搭载了400名美国战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平民。两天后，三菱建造的新田丸从威克岛取道马尼拉驶往日本、朝鲜和中国，它搭载了1500名战俘，绝大多数是美国人。

　　在整个1942年间，白人战俘被持续不断地送往日本，9月8日的这份急电可以算作日本工业部门的急切呼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工业部门需要更多的战俘劳工，以满足于日益增长的日本战时工业的需要，他们的工厂正开足马力满足日本战争机器制订的生产指标。

　　考虑到日本工业界的需求，东条英机在1942年6月25日召集战俘营的指挥官们在东京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宣布：“白人劳工和有技术的白人战俘要被利用来满足日本的工业生产需要。”2

　　一个被很多人提及的记录显示，日本方面制订了多项训令分发给各个战俘营的指挥官，指示他们如何对待战俘以及使用战俘从事日本的战时工业生产——这份记录就是整个战争期间日本高层发给各个战俘营指挥官的各项训令的目录，这些训令已经找不到了，因为战俘营指挥官们接到的指令是“阅后即焚”。不过有份私人档案留存了下来，它包括14份文件，是从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台北战俘营的指挥官办公室里被意外发现，并被战俘秘密保存下来的，这个战俘营靠近金瓜石铜矿，战俘营中有1200名战俘，绝大多数是英国人，被强迫劳动，他们从1942年被强迫劳动到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个指挥官焚烧了他所有的文件，并且纵火焚烧他的办公室。他想把与战俘相关的文件全部销毁。但是这份文件死里逃生，虽然被烧焦了，但是仍然可以勉强阅读。他被一个叫杰克·爱德华兹(Jack Edwards)的战俘在废墟中发现——当时已经到了1946年1月，爱德华兹正在为东京国际审判收集证据。绝大多数文件上的收件方都是日本在台湾设立的战俘营的最高指挥官，他也是日本在台湾的最高军政首领，他经常向东京方面索要处理战俘问题的训令。东京方面给他的答复，经常通过电台发送给台湾地区的所有日军战俘营的指挥官，最高指挥官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各个下属的战俘营的头目“刷新认识”，明确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是不可动摇的国策。所以台北战俘营的指挥官没有烧毁的文件成为揭露日本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的一份独特的强有力证据。

　　1942年4月2日，当巴丹半岛的战斗还在胶着的时候，设立在日本东京的战俘信息统计署的负责人，向台湾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发电：“请制订预案，我军将使用战俘在台湾从事工业生产。请尽量规划，尽可能多地让战俘在台湾从事工业生产。请你立即提交台湾工厂确切需要使用的战俘的数量清单。”3

　　5天后，也就是4月7日，日本战俘信息统计署的负责人又给台湾方面发电：“我们这次大约需要两三千名战俘……但是东条首相要在民用企业中也使用战俘从事生产，所以……我们需要的数字是7000人。”4

　　4月29日，战俘信息统计署的负责人又发来了新的电文：“军队要承担控制和管理战俘的责任，也要负责修建战俘营的各项设施，对于这一点，你们不要抱怨……要当作一种义务。对于那些使用战俘从事生产的工矿企业，你们要加倍留心。(战俘信息统计署的署长在这句话上加了着重号。)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将成为你们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之一。”5

　　在1943年8月之前，战俘信息管理署对于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一直在吹毛求疵。该部门给台湾日军首领发来了新的训令：“不要把那些不服从管理、不愿意从事工业生产的战俘军官送到日本本土来。”(在《日内瓦公约》中是禁止使用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的，作者注。)该机构还要求各战俘营指挥官：“不要给本土送来那些东西混血的白人战俘，因为这些混血儿看起来像东方人。”6换句话说，只有白人才应该被送到日本本土，这样将最大限度地减少白人战俘在日本的逃亡。因为白人战俘即使逃跑了，也好辨认，他们跑不掉。

　　在战争结束的最后几个月内，战俘们经常被日本本土的工矿企业强迫着超负荷工作，以生产日本战争亟须的那些工业原料和成品。这种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让人心智错乱。战俘信息统计署的训令中如是说：“现在形势严峻，需要战俘劳动力拿出最高的效率来从事生产，战俘进行生产的时间要视各家企业中从事生产的战俘的实际状况(战俘的工种，工作的难易度，劳动力的需求度，季节，战俘的健康状况和当地的工时)而定。你要直接指示各战俘营的指挥官，是否要延长3小时的工时……战俘的工时要保持弹性。此令。”7

　　日本大量使用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最大的障碍在于运送战俘。他们使用不带有任何红十字标记或者有关战俘的标记的船只来运送战俘，他们强迫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增加日本战时工业产量的做法都是违反国际法的，日本政府也曾宣誓拥护这些法律。早在1907年，当时领导世界的列强，包括日本，都同意禁止使用战俘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修路和耕作——而且战俘也不能用于任何与战争相关的工业生产上。更有甚者，《海牙公约》还强调要向从事生产的战俘支付工资。

　　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继承了上述条款，它的第31条明确规定：“战俘不能从事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工业生产。”但是显然这一条款与日本的政策相左。1946年东京国际审判上的证据证明(东京审判从1946年开始持续到1948年11月)日本对于使用战俘政策的逆转是在1942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发生的。前首相铃木在审判上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回忆说，战俘信息统计署的署长谷村美喜夫(Mikoi Yamura)说道：“虐杀已经抵达日本的战俘是与《日内瓦公约》的精神违背的。”战时首相东条英机打断他：“废话!他们必须作为强制劳工!”

　　在战时日本，很难找到一家工厂不从事与战争直接相关的生产。所有战俘都是因为增加日本战时工业的产量的目的被送到日本的。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从事的修建水坝和公路的工作也是为了增强日本战时实力的目的。几乎所有的战俘都因为从事繁重的战时生产而身心严重受损，1945年8月19日，麦克阿瑟将军在马尼拉收到了一份地图，地图上标记着已经确定的94家使用战俘从事战时生产的工厂地点——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日本政府提供这样一份地图，这是他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这份地图上标记着：战俘营及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的厂矿位置图。随即开展的调查又确认了33座战俘营，确认了总数多达127家的使用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的工厂的名字——这只是在日本本土的数字。据统计，在日占区内，单单是白人战俘，被送到至少169家的工厂中从事强制劳动，他们都是奴隶劳工。

　　那些被送到日本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俘，对于他们在日本工厂里从事工业生产的记忆终身挥之不去，他们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这是所有盟军战俘在被俘期间无时无刻不在担忧的梦魇。54年后，美国海军“休斯顿号”巡洋舰上的幸存者罗伯特·奥布瑞恩(Robert O’Brien)在提起他在日本工厂劳动的那段生活时，声音仍然因为愤怒和激动而颤抖，1999年他在纽约市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你根本不能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日复一日地，你都在为敌人生产用于杀害你自己兄弟的枪炮。”在他被俘期间，他有5个兄弟参加了美军，在对日作战。10

　　等这些白人战俘来到日本的工厂，他们知道了为什么他们的“服务”被工厂主们“热切盼望”：因为日本几乎所有的技术工人都被征调参军，当地工厂只能使用年纪很大的男性和女性——绝大多数是农民，进行生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工业技术，而是因为他们非常缺乏教育。与这些日本工人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战俘们发现，很多日本工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日本工人，都是文盲。日本工厂主们根本不指望他们能看懂机器的操作教程，让他们操作比较复杂的机器也是奢望。所以日本的工厂主们一看到日本帝国军队俘获的大量白人战俘就两眼放光，他们希望每天都能送来几千人充实他们的生产一线——他们知道，这些白人战俘中有大量经过培训的机械师、蒸汽管道工人、工程师和造船工人。

　　1942年9月日本内务省出版的月报强调：

　　在曾苏基(音译，Zensuji)的日本通运株式会社工作的战俘的工资，据大阪地区码头工人调度办公室给他们的标准是每人每天20日元。这笔钱直接交给了日军，用于支付战俘营的设施，或者用于国防需要，还有一些提供给日军作为日常开销。

　　由于战俘的工资相对低廉，所以日本企业倾向于使用战俘充当工人，这是在战争期间才能获得的巨大便利。这一点也有助于吸引日本企业增加兴趣——雇佣日军提供的战俘。11

　　毫不掩饰地要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电文是1942年10月6日，由神奈川县的县知事近藤壌太朗(Kaitaro Kondo)给日本大藏大臣和内务大臣发去的电报。这封电报详尽地描述了在日本列岛使用战俘劳工对于当地工业和全日本国民的好处：

　　我们已经开始在川崎和横滨使用战俘劳工……两地主要使用战俘劳工的企业是：三井物产旗下的川崎码头、日本钢管的川崎码头、米其邦兵工厂、川崎火车站，还有一些当地煤炭企业和造船厂、车床厂使用白人战俘。在川崎有1011名战俘充当奴隶劳工。在横滨有607个……这些都是成熟的技工，他们原先就接受过操作机器的培训。

　　一般而言，这些白人战俘劳工可以不限量地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把白人战俘劳工运到日本来充当产业工人是个很好的主意，他们的到来增加了日本工厂的工作效率。

　　码头工人现在在日本很缺乏，在码头上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码头工人的工资飞涨。寻找合适的码头工人，提高码头货物装卸的效率，是当务之急。几乎所有的工厂主们都认识到，战俘劳工成为日本产业体系顺利运转的重要因素，他们对于日本产业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他们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包括维持战争需求的弹药，他们已经成为日本大工业顺利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尽管日本公众对于军队和工厂主们使用战俘劳工的事实并不是特别清楚，他们纷纷在猜测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战俘后，将会感受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因为原来高高在上的英国人、美国人竟然被皇军捉到日本工厂里来劳动……这会让我们的国民认识到，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12

　　日军一点时间也不浪费地鉴定白人战俘的劳动技能。所有的战俘都要求交代他们在战前的职业、名字、军衔和军队编号。“休斯顿号”巡洋舰上的奥托·施瓦茨回忆道：“我们1942年3月在爪哇岛被俘后的第一个星期内，舰长发现我们这些水手都在填调查问卷，我的朋友鲍勃·奥布瑞恩填完调查问卷后没多久，就被日本人挑走了，送到日本。他走之前告诫伙伴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说自己还是个学生。’”带着一丝苦笑，施瓦茨接着说，“没想到我们没被送到日本的人，下场也不好，我们就被送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了。”

　　我在1998年采访了美国巴丹和克雷吉多老兵协会两任会长爱德华·杰克福特(Edward Jackfert)。他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人强迫在三井物业的川崎码头工作。他对此有如下回忆：“我们这些人在那开叉车、操作重型机械以及其他机器。从1945年仲夏开始，盟军对日本的空袭越来越猛烈，日本的工人都回家避难去了，我们却仍然被留在码头上工作，对日本人而言，我们就是劳动工具，他们丝毫不管我们的死活。”

　　为了满足日本的工业需求，日本政府很快制订出了一系列的关于大规模使用白人战俘的“补救措施”。在纸面上看来，规则是很美好的，但是就是大船靠不了岸——落不了实地。他们制订这些规则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使用白人战俘的框架性的“参考意见”，便于日本企业使用白人战俘，以让日本企业满足不时之需，但是这个“参考意见”充满了误导性，充斥了日本政府机构的官样文章，也是一个不落地的玩意儿。日本政府在1955年12月发表了一个关于战时战俘待遇和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报告。这个报告与之前的“参考意见”大相径庭，其中充斥了日本政府试图改进战俘待遇的种种努力——看起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试图让战俘生活得更加好一些——因为日本政府发给各家公司的“参考意见”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读了这个“参考意见”，你会发现，工资被支付给了这些战俘，战俘的住宿条件也是很好的，医疗条件也很好，食物充足而丰盛——这样的战俘待遇简直罕见，无与伦比。

　　日本战俘信息统计署是1941年12月27日建立的，就是在日本拿下威克岛和关岛之后，威克岛和关岛的美国军人和平民成为日军的首批战俘。在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迅速进展，日军手中有了大批包括美军战俘在内的白人战俘。所以日军就制定了一系列的章程、说明和条例：包括战俘待遇、集中营设施、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支付战俘工资和津贴、与公司建立雇佣关系、转运战俘、向战俘提供补给以及战俘邮件往来等等。但是日本政府展现给瑞士观察家们的以及他们向世界宣传的战俘待遇是一回事，战俘们实际享受到的待遇是另一回事。

　　举个例子，1942年2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宣布：“战俘不会被强迫执行违背他们意愿的工作。”可是前日军战俘们一遍又一遍地被他们的看守提醒：“不工作，就没有吃的。”在1998年的那次采访中，爱德华·杰克福特被我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战俘拒绝劳动，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他的回答就像机关枪那样，把话一下子喷了出来：“你会立即被处死。如果你态度消极，也会遭到严重的惩罚。”这就是《日内瓦公约》第31条在日本人手里的执行情况。

　　《日内瓦公约》第31条规定，战俘如果从事工作，应该与俘获国家的工人同工同酬。可是在1942年2月，日本战俘信息统计署发布通知说，战俘的酬劳标准与日军同阶级的官兵相等。其实这同样是一个官方说法，也是日本方面对于盟国质询的后续回应，盟国对于本国战俘的关切是通过瑞士政府转达的。

　　日本政府歪曲了《日内瓦公约》的条款，他们把战俘军官当作“志愿者”，安排他们劳动。《日内瓦公约》规定不能让战俘干体力活，但是日本方面视若无睹——本来他们已经把战俘当作了理所当然的劳力，并且还希望从他们身上牟利——然而，日本战俘信息统计署的署长“要求”使用战俘军官劳动的日本企业，如果让校级军官干重体力活就必须给日军缴纳每人每天30日元的“工资”，如果只是一般的尉级军官，则需要日本企业向日军缴纳每人每天20日元的“工资”。战俘军官被“鼓励”从事“志愿劳动”，比如“管理战俘奴隶劳工，进行战史整理工作，成为日本人的宣传工具，向世界宣扬做日本人的战俘有多么好，还有其他一些‘合适’的工作。”以上文字来源于1955年日本政府发布的报告。其实所有的战俘军官都被日本人强迫进行重体力劳动，他们读到这样一段文字，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1955年的日本政府发表的关于战俘的报告上，有一份每天支付给战俘的工资标准清单：准尉，每天25日元;无委任军官(中士)，14日元;列兵，15日元。在战前的日本，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是345：1——这意味着平均下来，被强迫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俘们每天可“获得”的报酬还不到3美分。前日军战俘们看到这些数据又要哑然失笑，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还是可以“获得”工资的，最高的有35日元一天呢——根据他们的劳动技能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给出的报酬。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战俘们身上根本找不到任何经历过地狱般的梦魇的痕迹，从战俘营中生还回到美国的，身上带着日本人的工资的战俘——他们还曾被日本人称为天皇的客人。(一些日本集中营的指挥官们很喜欢提醒战俘们，他们是“日本天皇的客人”。)事实上，在我采访了数百位前日军战俘后，我发现，他们的经历虽然五花八门，但是他们从来没见过日本人的一分钱报酬，在他们工作过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日本人会给工资这回事。

　　阿尔文·希尔维尔(Alvin Silver)的回忆可以清楚地说明日本人没有支付工资的事实。我问他，他在熊谷工程公司位于光岛的发电厂，还有昭和电工株式会社开办的位于鹿瀬町的炭场工作时，是否拿到过工资时，他猛烈地摇头，大声吼道：“从来没有!”我又问他：“一次也没有吗?”他又一次明确无误地答道：“从来没有。”

　　在三井财团开办的一些工厂中(三井是日本本土使用白人战俘数量最大的企业)，是否要向战俘支付工资这件事情，的确被讨论过。战俘们被告知，他们将获得按照官方标准支付的报酬(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标准)，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工资都被“存在”邮政储蓄账户里，等战争结束之后，就会“发”下来。美国海军“卡诺巴斯”号的机械师的负责人(相当于中士)梅尔文·鲁特(Melvin Routt)，被关在福冈的第17号战俘营，他被强迫在三井位于大牟田的三池煤矿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个巨型煤矿。他记得就发过一次工资。“我当时因为脚伤没有下矿井劳动，待在煤矿外头，我听说日本人要给我们发工资，我就去排队去了。那个三井的工作人员穿着三井的制服，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面。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等该我领钱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的工资是100日元，随后他给我看一张单子，解释这些钱是怎么花在我身上的——给我买豆奶，给我买香烟，给我买衣服，等等——这些钱要从100日元中扣掉——我日常的生活费用也要从工资中扣掉。所以最后我领到的就是区区10日元。”毫无疑问，鲁特如果知道日本政府有所谓战俘用工“参考意见”第八条——每个月要发放与战俘的军衔相对应的30日元的津贴的话，他就知道日本人有多么会算计了，这些钱也被三井的工作人员做进账里面了，用于扣除他们的生活开支。

　　在大牟田战俘营的另外一名战俘，澳大利亚人杰弗里·帕哈罗哈·亚当斯(Geoffrey Pharoah Adams)与鲁特有相似的经历。在他的印象中，他记得战俘中的军官们必须签一张单子，以示他们已经收到了每月的薪水——事实上很多花费从来没有用到他们身上，比如说蚊帐、加餐，但是这些钱三井公司也是照扣不误。他还强调说：“我们的钱都被投到了日本的储蓄基金里去了，有些时候这些钱可以取出一部分来，用于支付战俘的一些必要的生活费用，比如说由日本当地人提供的表演，日本当地人帮忙换的假牙等等。有一次，我们账户里的钱被划走，用于购买一张台球桌子，可是等这张台球桌子到了以后，我们发现上面还盖着印章——美国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赠送给战俘使用字样。这张台球桌子没多久就消失不见了。”21

　　在一些特定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零星的关于向战俘发放工资的记录。“但是工资很快就被停掉了”的说法从很多战俘嘴里都得到了证实。战俘们还说：“那些象征性的少得可怜的工资，我们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是日本政府厚颜无耻地在1955年的报告中说，在每一个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工厂，都设立了小卖部和救济站。更加不要脸的是，日本政府在1944年向瑞士的外交部长保证，所有的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工厂都供应充足。22

　　维诺恩·拉·赫斯特(Vernon La Heist)和肯·妥威瑞(Ken Towery)，还有1485名美国战俘，在三菱财团设立的位于沈阳的大型工厂里劳动，他们给我讲了他们领工资的经历：

　　日本人对我们承诺，要给我们付工资，如果我们每天劳动10小时的话就给10日元，如果超时劳动的话就给25日元。他们甚至每天都给我们付现金，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去花这些钱。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钱来赌博，图个乐子。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就给我停发了工资，但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还是让我们来签工资单。日本人告诉我们，这些钱将被存到我们的户头里去，我们战后就能得到这些钱。过了些日子，我们发现，日本人连工资单都懒得给我们签了。他们也停止了象征性地发放工资这么回事。说实话，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我们的工资，一分钱也没有。23

　　另外一个在沈阳的战俘，雷恩·艾力罗特(Leon Elliott)说，他曾经被“强迫签工资单，他没有从三菱得到一分钱”。24很显然，三井、三菱以及其他日本企业将这些所谓的工资单交给了日本政府，显示他们已经付过钱了。但是由于这些单据都是用日文印刷的，战俘们根本搞不清楚得到了多少工资，这些象征性的纸上的工资是不是他们的雇主承诺付给他们的。塞缪尔·穆迪(Samuel Moody)曾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审判，他也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1946年12月12日，他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签署了一份宣誓证词，证词表明，当时鸟羽志摩建筑公司号称已经给他支付了工资，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该公司号称支付给他工资的时候，他还被关在菲律宾的奥唐奈集中营里。他在证词中写道：“在1942年5月，我和其他战俘被送去重建由鸟羽志摩建筑公司承建的一座大桥。这项工程一直持续到7月底，当时我病得实在无法工作……我得到了四块半日元的工资。我记得我已经签了100次的工资单了，每次都是四块半日元。所以鸟羽志摩建筑公司还欠我总数9450日元的工资。”穆迪在1999年去世，他始终在等着鸟羽志摩建筑公司偿还他的工资，但是该公司到现在也没有偿还。

　　我在1997年采访穆迪的时候——他其实是美国巴丹和克雷吉多老兵协会的创立者之一，他对我说：“几乎所有的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都被送到日本充当奴隶劳工，除了少数病入膏肓的战俘，他们留在了卡巴拉坦战俘营——他们病得太重，根本无法适应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不过，只要生病的战俘身体好转，便会被装上船送到日本本土——尽管他们当时已经剩下半条命，也被送上了船。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能够从恐怖的旅程中存活下来，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条件恶劣的日本商船的折磨，这些日本商船被战俘们称作‘地狱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