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对日震灾救助活动
来源：海外网    2017-10-08 10:57:15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和横滨一带发生7.9级大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地震引发了火灾、海啸、泥石流等灾难，把关东地区变成了人间地狱。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数字，此次地震共造成伤亡约25万人，房屋倒塌12万间，经济损失达300亿美元。在东京，85%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有4万余人被地震后引发的城市大火包围，因烘烤或窒息而死。关东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惨烈程度亘古未有。

　　关东大地震被中国称为“浩劫”，中国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辽宁省抚顺市档案馆民国抚顺县公署档案《道尹公署函日本惨遭浩劫请助赈》中，有一封东边道道尹王顺存致抚顺县公署黄知事的信，便是中国人民友好、善良的真实见证。在这封《助赈公函》中，王道尹用“死伤无数，嗷嗷遍野”来形容关东大地震的惨状，表达出了对日本灾民的深深同情。他还在信中引用“春秋时秦晋、齐鲁彼此救灾恤邻，不因一墙之争有失急难之义”来说明中国人民历来崇尚慈善、多行义举。王道尹的目的很明显，即号召为日本灾民捐款。

　　但是，1923年夏秋之季，不仅日本发生大地震，在中国的辽宁，也发生了罕见的大洪水。据《中国水灾年表》及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7月初开始，辽宁境内浑河上游新宾、清原连雨近40天，8月11日大雨如注，山洪横溢，抚顺县南关一带平地水深五六尺，交通电话中断，公路被毁，房屋倒塌，田地被淹。境内的太子河、鸭绿江等其他主要江河也均有洪灾。这次辽宁的受灾县达十六七个，损失生命不下数千人，被称为“自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以来未曾有过的水灾”。在民国抚顺县公署档案“呈报苗圃及榆杨树秧被水冲漫”、“呈报区属境内各村田禾被冰雹雨灾浸损甚巨”、“电省东边道、财政厅为报大雨情形并属境被灾亩数”中，灾情报告达30余件，详细记载了水灾给抚顺县带来的巨大损失。8月15日，奉天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在发给省内各县知事的电报中也提到“连日霪雨，省垣一带低洼之处均为水淹没，屋宇坍塌甚多，灾情颇重”。作为管辖抚顺县的东边道尹公署对奉天水灾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道尹王顺存在信中也提到“东边道半数县受水灾严重”，如果公开发布募捐告示，担心国人因自己受灾尚不能完全自救，又怎么会响应号召去给外国人捐款?王道尹在信中写到，“日本各界助赈者已达数千元之巨，彼方之灾，我侧当然不能落后，虽由本埠劝募日金七千元汇寄灾区，而我侧驻日韩各领事来函，为被灾华侨呼吁”。王道尹希望抚顺知县召集乐善好施之士给日本和在日本的华侨捐款，而且也能看出之所以“不能落后”，一定是有政治背景和形势的需要。王道尹在9月14日发出的这封《助赈公函》，透射出了关东大地震两周内中国北洋政府救灾的明确态度和切实行动。

　　在关东大地震后的第三天，即9月4日，北洋政府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目的是要号召中国百姓不计前嫌，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灾后恢复。随后，北洋政府还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在广州建立军政府的孙中山、避居天津的段祺瑞、梁启超等都表示了慰问和劝募的倡议。9月5日，《民国日报》呼吁《中国人急宜救济日灾》，“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9月23日，这家报纸更是“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消息隔绝，留日学生家属非常惶恐。奉天省教育厅根据留日学生回国陈述的情况，立即起草了一份《安民布告》，布告原文保留在民国抚顺县公署档案“一教育厅颁发日本地震奉留日生安全无恙布告贴示”中，文中叙述了以下事实。奉天省籍留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苗呈实、张祖德，东亚预备学校的学生陈桂田、胡锡录、王俊楷、王国瑞、王济宽等，向奉天省教育厅反映:东京地震、火灾后，驻日领事蔡经理及奉天籍留学生均无恙，现分散在各处避难。因为火车拥挤，运输不便，故一时未能全数回国。奉天省教育厅还委托市政公所李德新科长携款前往日本救济，对于灾区学生的善后事宜给予妥善安置，以保证安全。教育厅劝慰留日学生家属一定要安心，不要惊恐。

　　对于奉天籍留日学生的安危，已无从考证，希望一切如布告中所言。但是，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机转嫁矛盾，在东京及附近各县造谣煽动，称朝鲜人为报复日本殖民统治“投火下毒”，导致法西斯组织到处搜捕朝鲜人，致使不少在日华人无辜受到牵连，“罹滔天之奇祸”，却是不争的事实。(高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