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蹈海烈士杨毓麟
来源：中华英烈网   2018-03-29 15:27:22

　　杨毓麟，字笃生，号叔壬，后易名守仁，笔名有??、三函、椎印寒灰、卖痴子、三户愤民、湖南之湖南人等等，1872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高桥的一个小康家庭。少年时代聪慧异常，好学深思。7岁即能作文，15岁考中秀才;后肄业岳麓、城南、校经三书院。遍览文学、历史典籍，留心经世之学，尤其注重时事。

△资料图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接连失利，22岁的杨毓麟正在校经书院读书，他忧时感事，作《江防海防策》，痛诋清政府中的投降派贪生误国。屈辱投降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杨毓麟深知，“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于是，“倡维新之论”深得学政江标的赏识。1897年中举，被分配到广西任知县，他不愿为清廷效犬马之劳，绝意仕途，没有赴任。后被聘为时务学堂教习，并积极为《湘学新报》嗣改名《湘学报》撰稿，成为当时湖南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戊戌政变发生后，清政府捉拿维新派人士，他急忙逃匿乡间，没有被捕。

　　1899年春，杨毓麟应江苏学政瞿鸿?之聘，入为幕僚，不久，终以宦途污浊而辞去。1900年，杨毓麟到湘绅龙湛霖家教私塾，与龙湛霖关系极友善，并建议龙氏捐资兴学。后来，胡元?创办明德、经正两学堂，龙氏竭力资助，杨毓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龙家以教书为掩护，阅读私自购来的“禁书”，“以求世界之知识”，他虽然没有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但他在思想上对自立军起事是同情和支持的。8月，唐才常等自立军志士20余人被张之洞杀害，杨毓麟幸免于难。这件事使他认识到“勤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从而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他和秦力山在出亡日本前夕，曾多次与黄兴等人商量，“决定以根本推翻满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为以后革命的奋斗目标。”

　　1902年4月，杨毓麟东渡日本，先入本国人设立的清华学校，学习日语。旋改入日人所办之宏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此间，阅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名著，思想更加激进。1902年冬天，他与黄兴、樊锥、梁焕彝等湘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游学译编》，开各省留学生自办革命刊物之先河。该刊阐述民族革命与种族革命学说，文章大半出自他的手笔。同时又与黄兴、蔡锷、张孝准等倡立湖南编译社，写成《新湖南》一书，该书以广阔的视野，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而且，他在书中极力鼓吹湘省脱离清廷而独立，主张“中等社会”领导反清革命，强调这是救亡图存的首要途径。此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很快“风行于世”。

　　1903年，为抗议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罪行，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杨毓麟积极参加。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驻日公使蔡钧横加干涉，学生军复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并提出鼓吹、起义、暗杀三种革命方法，其主要活动为：练习射击、学造火药、进行革命宣传、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动起义等等。杨毓麟并与黄兴、周来苏、苏鹏等六人在军国民教育会中组织暗杀团，通过冯自由介绍，与在横滨的梁慕光取得联系，研制炸药10余种。试制过程中，杨毓麟被炸坏一只眼睛。革命党人从此可以自制炸药。后杨毓麟等由日本携带炸药回北京，计划在故宫内城或颐和园内一举炸毙西太后及朝廷命臣。居京数月，因戒备森严，无从下手，于是南返上海。

　　1903年12月，杨毓麟应邀回长沙，参与华兴会的筹备工作。翌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杨毓麟加入并被派往上海，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会长，章士钊任副会长。接着，黄兴等筹备长沙起义，爱国协会拟在上海响应。但因起义事泄而流产，黄兴等人逃往上海。

　　11月7日，黄兴、刘揆一与杨毓麟、章士钊等40余人在上海新马路余庆里召开大会，决定分头发动大江南北的学生和军队举行起义。不料，又因受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清吏在余庆里机关内搜出手枪、炸药、名册、会章等物，清兵按册拿人，捕去黄兴等13人;兵弁还在搜寻物品中发现杨毓麟名片多张，杨只好改名杨守仁，避走日本得以幸免。经过这次失败，他考虑到在东南沿海发动起义，不如袭击首都收效快。于是，他再次从日本返回北京，图谋打入政界，“从事中央革命”。

　　在管学大臣张百熙(长沙人)的帮助下，杨毓麟出任译学馆教员。以此为掩护，他在直隶保定设立两江公学为革命机关，联络吴樾、马鸿亮、杨积厚、庄以临、侯景飞、金猷澍等人组织北方暗杀团，计划先谋刺铁良。杨毓麟对吴樾的暗杀主张极为赏识，在方法上也给予了具体指导。他向吴樾问及暗杀工具，吴樾等出示手枪，杨接过手枪，查看良久，笑道：“这种东洋货，打狗都打不中，何况去杀人呢?我有更厉害的家伙，比这强百倍，我已带来。”说着，他令随从将门窗关好，自己从提袋中取出一大纸包，纸包内有一铜制圆罐，长约5寸，直径3寸，四周密封，犹如罐头食品形状。吴樾等人均不知道这是什么物件，杨压低声音严肃地说：“这是我手制炸弹，可以试一试。”第二天，杨偕吴樾、金猷澍等人出北京郭门，至婆罗山山谷，将炸弹埋于巨石之下，点燃引线，霎时间，一声巨响，声如炸雷，放置炸弹处巨石纷飞。这炸弹果然猛烈异常，吴樾且惊且喜，立即表示愿意担当谋炸铁良的任务。

　　1905年，清廷为抵制革命运动，摆脱政治危机，鼓吹“预备立宪”用以欺骗麻痹民众。朝廷颁发谕旨，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分赴东西各国考察，稍后又加派绍英参与其事，凑成5人，称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杨毓麟知道这个消息后，来到保定，神气沮丧地对吴樾说：“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用以愚弄百姓，这一来，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机会了。”

　　吴樾提出，与其杀铁良不如先杀五大臣，大家一致赞同。但杨毓麟考虑到自己所制炸弹无电动开关，实行者终不免于难，因此，不忍心让吴樾去实施。他作为北方暗杀团团长，愿自己单独去完成任务。吴樾制止说：“樾生平既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所以宁愿牺牲一己肉体，翦除这些考求宪政之五大臣。”并建议杨毓麟设法打入载泽幕中，以收里应外合之效。当时日俄战争正在我国东三省境内进行，大家反复商议后决定，为安全计，先派金猷澍到奉天去购买有电动开关的炸弹。但一无所获，只得返回上海。

　　由于五大臣行期提前，吴樾急不可耐，遂于9月24日怀揣炸弹，乔装随从，从容步入北京正阳门车站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准备炸毙五大臣。不料机车与车厢挂钩时车身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场遇难，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受轻伤。在此之前，杨毓麟已预先谋得载泽随员一职，以为内应。这一爆炸事件发生后，清廷并未怀疑到杨毓麟，所以他仍得以五大臣随员身份同行。考察事延至12月11日启程，杨作为随员抵达东京。此时同盟会已于8月20日成立，亟待发展，杨毓麟会见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张继等人后，毅然辞去随员职务，协助黄兴等人扩展同盟会组织，并于1906年6月25日正式加入同盟会。不久返上海，设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

　　这年秋间，他在上海得知魏蕃实与汪康年私将湘矿售于德国人开采，杨敏麟对这种出卖利权的行为深恶痛绝，约集留日学生易本羲、王延祉、唐支厦等力主废约。而在沪同志童尧山、陈家鼎、廖秉衡等则主张追讨魏、汪，公推杨毓麟与魏抗争。他不负众望，径赴魏处，佯称需阅条约全文研究内容，魏不知其来意，将草约交给他阅读，他即将草约带走，由陈家鼎、王延祉等人将草约送往驻日清使杨枢并报外务部，使这一草约终于得以废除。

　　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杨毓麟准备在上海响应，但因起义很快失败而未能如愿。1907年初，受萍浏醴起义株连，湖北日知会案发生，刘静庵、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殷子衡、吴贡三九人被捕，柳继贞亦被囚于长沙，杨毓麟到处筹款，设法营救。

　　几乎与湖北日知会案发生的同时，清廷在南京也大兴党狱，同盟会员杨卓林、孙毓筠、权道涵、段?等被捕。杨卓林坚贞不屈，孙毓筠因畏祸动摇，供出王延址等多人，王延址被两江总督端方悬赏通缉，杨毓麟又设法通知王延址，使他脱险。在上海期间，他除策动响应萍浏醴起义、营救受难同志，参与收回利权斗争外，还用主要精力协助于右任筹备创办《神州日报》，继续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它是继《警钟日报》之后，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是这一时期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重要言论机关。该报文字“以沉郁委婉见长”，“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杨毓麟为该报总主笔，他撰写的社论和小品文，揭露和鞭挞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不遗余力。文章生动活泼，幽默滑稽，抒发真挚感情，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该报创刊不久，因邻居失火，殃及报社，杨毓麟仓促中从三楼攀缘电杆而下，才得以脱险。灾后，于右任无力恢复，自请辞职。此后一年多时间，全赖杨毓麟与叶仲裕、汪彭年等人共同主持，艰苦支撑。

　　1908年春，杨毓麟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行至英国。翌年冬，蒯光典因故罢归，杨毓麟亦辞秘书职，转赴英国苏格兰爱伯汀大学学英文及数学等科，同时担任《民立报》特约通讯员，为国内读者介绍西方各党派的活动情况。

　　1909年8月至10月，孙中山流亡伦敦期间，杨毓麟曾向孙中山建议设立欧洲通讯社，孙中山表示赞成，并致函当时在布鲁塞尔的同盟会员王子匡，嘱其与杨毓麟“共同担任之”。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当时未能实现。

　　1910年3月，汪兆铭、黄树中等谋刺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炸弹的威力，在北京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盛近50磅炸药的“铁西瓜”，由黄树中、喻培伦于21日晚将其埋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23日夜被人发觉，事泄，经西人化验，里边的炸药出自苏格兰，系由杨毓麟从英国购买而来。

　　杨毓麟在英听到革命屡遭失败，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心里又急又恨，以致旧病复发，头痛浮肿，痛苦难忍，势单力孤，无法报国。便留下遗书，托石瑛、吴稚晖两人将留英数年所积之130英镑中的100英镑转寄黄兴，作为运动革命之费，余30英镑转寄其老母，以报答养育之恩。这样安排之后，便赴利物浦的海边，于1911年8月5日投水自尽。

　　杨毓麟去世后，旅居利物浦的华侨于次日召开追悼大会，以彰义烈，并厚葬于利物浦公共坟园。纪念碑上用中文写着“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纪念碑上的一块用花岗岩制成的碑石上，用英文写着“中国烈士杨守仁，是因政治思想而死的。死时40岁。1911年8月5日。”至今，每逢年节，旅英侨胞经常去此地扫墓，以表示对这位民主革命家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