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之唐朝与日本
来源：凤凰网历史   2018-09-05 16:57:36

　　核心提示：

　　公元六六三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中国史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本文摘自：《中日关系史》，主编：孙乃民，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一、唐的建国及其对外关系

　　统一中国的大隋帝国在炀帝时期，由于骄侈和暴政，特别是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战争，耗尽国力。人民在横征暴敛之下，濒于死亡，被迫起而反抗。在大规模人民起义打击下，隋帝国崩溃了。隋国官吏李渊父子乘机起兵，终于取代隋国，于公元六一入年建立唐帝国。

　　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某些改革。隋的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唐初不仅沿袭下来。而且还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出现唐前期的繁荣。据史书记载，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格也相当低廉。这种持续稳定的发展。保持近百年，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超过以前历代的繁荣景象。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也有相应的发展。官营手工业产品供应皇帝和国家所需，各厂的工匠，在当时各个行业中，都是技艺最精湛者。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也超过以前各代，如纺织品、手工艺品、瓷器等在技术和工艺方面都有发展。造船业尤其发达，航海大船在当时世界各国是望尘莫及的。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可以通行无阻，外国货都搭装中国船。唐时国内外贸易都.很发展，广州主要同南洋和波斯湾各国进行贸易。福建的泉州已成为对外通商的港埠，外国商人随意进出，后期日本商人曾到此—处进行贸易。扬州是国内一个较大的商业中心，大食、波斯等外国商人也来此地贸易。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贸早渠道传播到国外，对海外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唐初的对外政策，是在太宗李世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下实现的。因此，唐与周围各国有一个暂短的安定时期。在唐的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的形势下，其对外关系：出现下述三种情况。首先，唐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突厥等，实行军事保边，制止入侵或掳掠政策。其次，对东北方的高丽等国，进行扩张战争。与此同时，对建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派出援军，支持其其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在支援新罗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中，唐与倭国(不久以后改称日本)发生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第三，对距离较远的国家如天丝、大食等国，实行一般的文化、经济交流政策。繁荣强大的唐帝国的蓬勃发展。吸引了正经历改革的倭王政权。这个政权的执政者，从自唐归国的留学生处了解到唐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今后的改革极为有益，因而主动派出使节赴唐建交。

　　二、日本的大化改革与唐的影响

　　推古帝三十年(公元622年)，厩户太子病逝，苏我马子废摄政职，独揽大权。推古三十一年(公元623年)，留学僧惠齐、惠光、惠日、福因(留学生)等，乘新罗使者船自唐回国，向政府建议：留学于唐朝的学生学业皆有成就，应召回国供职。唐朝乃法制完备值得重视的国家，需要与之建立外交联系。但掌权的苏我马子正与反对势力争权，无暇考虑与唐建交问题。推古三十四年(公元626年)，苏我马子死，其子虾夷承袭父职，跋扈尤胜乃父。推古三十六年(公元628年)，倭王推古帝死，虾夷矫诏挟立舒明帝(公元629年)，于是朝政尽归。苏我氏挟持王权，在斗争中占了优势，反对派或被镇压或被排除于政权之外。这时，苏我虾夷才把注意力从国内转向邻国唐朝。虾夷和其父马子一样，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决定采纳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在几年以前提出的建议，于舒明二年(公元630年)派出第一次遗唐使(事见下节)，试图与唐建立外交关系。遣唐使在唐作了考察，于舒明四年(公元632年)回国，留唐学习的僧人灵云、雯等亦同船回国。他们向政府及有关人士对唐朝情况作了介绍。繁荣强大的唐朝立即吸引了苏我氏和潜在的反对派。

　　他们双方都感到应向唐朝学习有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佛学，但反对派从学习中看到推翻苏我氏的前景。以中臣镰足为首的反对派认为，仿效唐的专制制度是解决苏我氏专权、加强王权的极好途径。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接替父职不久，杀害素孚众望的山背大兄王(厩户太子之子)，加速反对派推翻苏我氏的决心。恰在此时，留唐学问僧南渊请安和学生高向玄理等回国。中臣嫌足与王族中大兄皇子乃“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先生所”，联系留唐归国之人，以壮大反对派力量。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以其所学参与推翻苏我氏和进行改革密谋。在这期间，反对派比较系统地研究儒家思想中关于国家和王权的理论，初步了解唐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他们感到，采用唐的土地制度，不仅可以制止如苏我氏等大家族的任意侵吞土地恶弊，而且王权将会得到加强。学习增强了行动的决心，密谋在周密地进行着。

　　公元六四五年六月，反对派乘外国使节入晋侯王，苏我入鹿出席朝勤仪式之机，设计杀死入鹿。其父苏我虾夷得知政变消息，感到大事已去，于本宅自焚。与此同时，反对派迫使为苏我氏挟立的皇极女帝退位，拥立轻皇子，是为孝德帝。孝德帝即位，立反对派成员之一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反对派得势之后，立即以皇太子为中心，形成一个改革派。留唐归国侣人星和学生高向玄理被任命为国博士，即政治改革顾问。在改革派完全掌握朝政之后，以孝德帝名义召集群臣，盟誓改革。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仿效唐制，建立年号，称孝德帝元年为大化元年(公元645年)。这是日本帝王继位设立年号之始，同时也是大化改革名称的由来。大化改革经过几次反复，历时数十年，方始达到日本古代天皇制的鼎盛时期。

　　第二，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设立“公土”、“公民”。大化二年(公元646年)正月，颁布废除私领土地和人民的沼书，原为臣、连、伴造所领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归公有，成为公地与公民。

　　第三，是仿效唐制，对土地实行班田收授法。实行班田，需要实施户籍法和土地帐法与之配合，以便控制人口和田亩数字。因此，要衡定田地面积。定田长三十步、宽十二步为段，十段为町;男子每人颁田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这就是所谓口分田。每六年检查一次，死者班田收回，不足者增补。农民在获得班田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赋役义务，即是仿唐制的租、庸、调法。

　　第四，仿效唐制建立国家和地方制度。倭王所在地设京师和畿内国，地方设国、郡、里等各级组织。京师设坊、令机构，四坊为一令，其长选境内精明廉直者担任。国司长官由政府选任，以加强倭王政府的控制能力。

　　第五，改革派力图按唐制集中王权和整顿中央官制。为此，倭王以唐天子为模特，变成名符其实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其他贵族则变成倭王座下的大臣百官，并命高向玄理和僧雯参照唐制，迅速拟出八省百官机构。

　　这些改革不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大约在百余年间，经过多放反复，方始确立起来。而且这些改革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在生产关系方面亦即阶级对立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三、日本派出遣唐使与唐建立外交关系

　　苏我虾夷独榄朝政后，立即着手准备与唐建立外交关系。苏我虾夷委任曾去过隋的犬上御田锹。(即犬上三田铝)和留学僧人药师惠日，为第一次遣唐使的正副大使，并于舒明二年(公元630年)八月启程。中国史书没有记载第一次馁国遣唐使到达唐都长安的时间及其活动情况，只简略记为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一月倭国遣使献方物。唐帝李世民对倭国使者的到来，极为欣悦，认为这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不仅体恤倭国道远，救令所司告诉倭国可以不必—年一贡，而且派出新州刺使高表仁随便使赴日，“持节往抚”。李世民派出比以前各代赴日使节官职都高的高表仁，去倭国执行他的“抚”字政策，说明他重视与倭建立友好关系。

　　贞观六年(公元622年)十月四日，高表仁与倭使犬上御田锹同时到达难波津(今大阪)。倭王政府得知唐使回访的信息后，异常重视，立即以大伴连马养组成欢迎团，率船三十二只，悬彩旗，奏鼓乐，在江口欢迎。高表仁在难波津宾馆等待去王都朝见倭王时，与前来迎接的倭王子发生争礼事件。《日本书纪》有意回避这次争执，删削不叙，中国史书也末详载争礼之由及其经过。但据中国史书对高表仁“无绥远才”一句评语可知，他一定以大国使者自居，倨傲不恭，视倭国为属国，不肯履行双方平等的国家接待礼节。由于倭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傲慢的高表仁愤然拒绝去倭王首都宣读唐太宗给倭王的诏书，表示立即回国。

　　据《日本书纪》载，高表仁于舒明五年(公元633年)正月二十六日回国，可见争议的时间很久。虽然高表仁因争礼不宣朝命，推迟了唐倭建交的时间，但倭王政府深知与唐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因而在高表仁回国时仍派护送使团，送至对马岛。

　　在苏我氏伏诛之后，大化改革开始，执政的改革派要求与唐建立外交关系的心情更为迫切。但是，自高表仁回国后，不知唐政府对争礼一事的反应，不敢冒然遣使赴唐。大化四年(公元648年)，改革派托新罗赴唐朝贡的使节奉表“通起居”，进行试探，表示愿意通好。唐政府对试探的反应如何，没有明文记载，但从永微四年(公元653年)倭国遣使进贡一事看，大概同样表示愿意通好之意。

　　倭王政府得到新罗传来唐朝同意通好的信息后，立即于白雏四年(公元653年)五月十二日，派出第二次遣唐使。这时赴唐路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为传统航路，安全而费时较久。南路略近，而不安全。改革派为了尽快实现往返，乃冒险试走南路。因此，第二次遣唐使分乘甲乙两船，人员增加一倍为二百四十二人，并派出留唐学生和僧人十三名赴唐学习。乙船走南路，七月驶至萨摩竹岛附近，道风船毁人溺，只五人生还。甲船走北路，大使和留学生等在此船，安全抵唐。改革派给遗唐使的任务是从唐国“多得文书宝物”，以备大化改革之需。第二次道唐使完成建交任务后，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七月回到九州。由于任务完成得很好，大使等人受到倭王政府的嘉奖并提升了宫职。从实现建交和“多得文书”受奖一事，可以看出改革派急于在改革中借鉴唐朝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迫切心情。正因为如此，改革派在乙船被毁，甲船末归并担心甲船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派出第三次遣唐使。

　　第三次遗唐使在白维五年(公元654年)二月启程，距第二次出发时间只有八个月。改革派重要成员高向玄理以“押使”名义，亲自统率任有正副大使的代表团赴唐。以归化汉人后裔、留唐归国学生、深知唐文化的高向玄理充当赴唐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一事表明，改革派极度重视这次遗唐使，并决心实现赴唐的目的。中国史书对这次遣唐使的记载，特别标明朝献“大如斗”的琥珀、“五升器”大小的玛瑙等礼品，也反映出其不同既往。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唐政府在送走第二次遣唐使不久，又接待第三次遣唐使代表团。这次代表团以唐朝各界熟知的高向玄理作为主要负责人，增加了双方友好的气氛。当唐高宗了解到侯国学习唐朝的迫切心情后，尽可能地满足其各种要求，并兴趣盎然地令东宫监门郭丈举，讯问侯国的地理和历代倭王名字，以加深了解。这位优秀的古代倭国政治家、中国人民的朋友高向玄理，在致力于中日两国友谊的岗位上，因劳瘁成疾，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底逝于唐。失去押使的第三次遣唐使，在大使河边麻吕的率领下，完成使命后，于齐明元年(公元655年)八月回至本国。

　　在第三次遣唐使离唐回国时，正值新罗道受百济和高丽的联合进攻，新罗几次派使赴唐求援。唐高宗不愿出兵，乘遣唐使回国之机，给倭王以留书，令其出兵援助新罗。但唐高宗并不了解，当时侯与百济的关系更胜于同新罗的关系，加之，在外交面正在力争与唐建立平等关系的倭国政府，自然不会接受唐高宗的命令、唐高宗未能解新罗之危，而新罗与百济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唐高宗决心出兵以救新罗。正在这时，倭国第四次遣唐使到达唐都。没接受唐高宗命令去援助新罗的倭国，似乎不了解唐已决心出兵援助新罗的国际形势。又因正在进行大化改革，对于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各方面都需要与唐不断面地接触。因此，在齐明五年(公元659年)七月，派出第四次遣唐使，于同年底抵唐都。唐高宗虽然接见了倭国代表团，但虑倭使回国将泄露军事机密，遂以“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侯客不得东归”的理由，幽禁侯国遣唐使代表团于西京。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唐军援助新罗战败百济后，九月方准倭遣唐使回国。

　　唐倭间的友好关系，由于两国围绕新罗和百济间的矛盾冲突，终于演变成军事行动，刚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被迫中止。(唐倭战争见下节)第一期遣唐使至此结束。

　　四、朝鲜半岛三国间的战争形势与唐军的介入

　　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将半岛上独立的三国，视为唐朝的属国。但是，在太宗执政初期，因国力尚未充实，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无力也不愿对三国用兵。所以，他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擀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但对于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徉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攻侵。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乃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胜于新罗，加之，公元六五三年八月百济与倭国“通好”之后，更形密切。因此，倭国不可能援助新罗。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

　　苏定访大军自“城山济海”，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王命太子法敏率军船百只迎苏定方军于德物岛。苏定方令太子法敏自领新罗军，于七月十日在百济南部与唐军会师，共破百济。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百济军兵力远远不及唐军新罗联军，一战而溃。苏定方率军进至百济王城，百济义慈王不敢抵抗，开城投降。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济为唐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五、鬼室福信乞援与倭军介入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在倭国，正值实行大化改新，实行新政时期，国内矛盾重重。旧豪族勾结古人大兄皇子反对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员如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被怀疑图谋不轨。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对敢于反对的人坚决予以镇压，但仍深感地位开始不稳。与此同时，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而且，同时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于齐明六年(公元660年)十月，下诏允诺出兵援助百济并送王子丰回国。

　　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天智元年(公元662年)正月，倭王支援百济十万矢、五百斤丝、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张韦、三千斗稻种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横批，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公元六六二年三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

　　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六六三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至此，远东的国际形式，在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这是，高宗下令刘仁轨与新罗王磋商，如何增加对高句丽的压力，以打破北方战场的对峙局面。刘仁轨的部下们，也觉得在南方作战不见得有利，也想北上与本国军队夹击高句丽，然后再徐图南方的倭军。而精通谋略的刘仁轨已看出，百济的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扶余丰必不能见容，百济国不日即有内讧，宜静观其变。若鬼室福信一死，百济必不堪一击，斯时趁机灭之，再挥师北上，可奏全功。而相反，若此时北上，使百济得以喘息，后果不堪设想。是故，其主张坚守不动。果然，时隔不久，百济王果然治鬼室福信以谋反之罪，杀之。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程度的削弱。

　　六、白江口唐倭军海战

　　公元六六三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赶至，与刘仁轨会师。刘仁轨在得到孙仁师部的援军后，立刻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是，周留城外的任存城，该城地势险要，又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故得以保全。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公元六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攻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指挥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中国史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

　　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

　　七、战后唐倭间的外交关系

　　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倭国面对这种形势，为了自身安全，自撤军之后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

　　自天智三年(公元664年)开始，到天智朝结束，连年按批修筑各种防卫设施。首先，在对马、壹歧和筑紫国设置烽火和派出驻守要地的防戍部队。其次，在筑紫修建大水堤，中储以水，名曰水城，利于小船行驶，防止大船靠岸。其三，在对马、北九州、长门、赞吉的屋岛、河内的高安修建城堡，形成三道防线。如果对马、壹歧和北九州失守，后面还有城堡拒敌。为了统率西部各地防务，加强了大宰府的地位，专一负责防御事务，以后因军务不多，逐渐变成办理同海西各国外交事务的部门。

　　正当倭国政府积极整顿防务、严防新罗与唐朝进犯的时候，唐军驻百济的统帅刘仁愿，命朝散大夫郭务棕赴倭访问。郭务棕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十七日携碟书和礼物到达九州。正在修建防御工程的倭王政府突然得知郭务棕来访，惊疑不止。由于摸不清郭务棕来访的目的，因而既不愿其进京，又不敢驱其出境。郭务棕在北九州逗留至十月一日不走，倭王政府不安之情益重。内大臣中臣嫌足想出一计，命和尚智祥出面宴请郭务棕。在宴会上智样虽末明下逐客令，但转交倭王赠赐的礼品已经表明，敦促郭务棕尽速回国。可是，郭务棕竟毫无动身之意。至今二月十二日，郭务棕方从北九州回百济刘仁愿驻地。

　　郭务棕以唐驻百济军事统帅刘仁愿的代表身份访倭，其目的中国史书、日本史书、新罗史书等皆末涉及，而郭务棕呈交倭政府的碟书，亦未保存下来，所以无法弄清。但是，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看，唐军正在北方与高句丽进行战争，刘仁愿驻百济军队不多，而倭国正在修整防务，唐朝似乎疑虑倭国的动态，惧怕倭军再次介入，有碍于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因此，由刘仁愿派郭务棕赴侯，明为修好，实为监视侯国行动。所以郭务棕才在北九州一住七个月不走。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政府遗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驻百济将军郭务棕以下二百五十四人，于七月二十八日至对马，九月二十日至筑紫。刘德高等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倭王政府虽文要求进京。倭王政府用前一年对待郭务棕的办法，对待唐政府的代表，只令其住在北九州。侯王政府可能从刘德高所呈表文中，了解唐使赴倭的真正意图在于窥视倭国的动态，所以，在十月十一日，于苑道(宇治)进行军事演习，有意向刘德高等示威。不过倭王政府不愿使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因而于示威之后，在十一月十三日派使臣去九州宴请刘德高，十二月十四日又赠赐礼物，不久刘德高回国。倭王政府为表示友好，特命小锦下守君大石等组成护送唐使代表团，护送刘德高等回唐。在唐倭战争之后，这是双方国家一线的代表团第一次往返。

　　与刘德高赴倭的同时，八月唐驻百济统帅刘仁愿、刘仁轨主持了新罗与百济的酞血盟誓，共誓永不相扰。参与盟誓者尚有耽罗国和倭国的代表。盟誓后，刘仁轨率领四国使节浮海回唐，参加次年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高宗封泰山之会。倭国送刘德高代表团与参加封泰山的代表团，在唐进行了各种考察，直到天智六年(公元667年)十一月九日，方始回国。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百济，刘仁愿派熊津都督府上校国司马法聪等护送至九州大宰府，然后回国。司马法聪回百济驻地时，倭国政府又派伊吉博德组成护送团，送至百济。双方使团送往迎来，表面上相互友好，暗地里却互相警惕。

　　公元六六九年九月，李勋所率唐军终于灭亡高句丽。倭国天智帝得知高句丽亡国的消息，疑虑更甚。但为保持当前的友好关系，特派河内鲸为使，赴唐祝贺。同年，刘仁愿遣郭务棕率二—千人至侯国，不久即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正月，刘仁愿再遣李守真去日本，七月始回百济。

　　天智十年(公元盯1年)十一月十日，对马国司遣人至大宰府报告：留唐和尚道久等四人随唐使船回国。由郭务棕率六百人—送唐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共计二千人，分乘四十七只船停泊比智岛。因船多人众，怕引起对马岛海防军队的误解，特遣道久等至岛报告唐使来日访问。大宰府按以往例，允其船开进筑紫国。这是唐政府使节在战争以后的第二次访日。十二月，天智帝逝世。公元六七二年一月，日本政府派使臣至筑紫送讣告于唐使沙宅孙登等。唐使及郭务棕等农丧服致哀。同年五月日本新王赐唐使等礼物，月末方始回国。

　　综上所述，自白江口战后，唐日双方使节往返频繁。(唐政府派使赴日二次，百济驻军刘仁愿派使赴日四次。日政府派使至庸三次，至百济一次。)十年间双方使团往返十次。但是，双方的关系并末因之而密切起来。这主要因为在战争之后，双方各怀疑虑，但又不愿使关系进一步恶化，故此使其维持在一般的水平上。但这种并不密切的关系，在日本天武天皇即位之后，即告终止。

　　八、唐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和第二期遣唐使的派遣

　　公元六七一年日本天智帝死，十二月大友皇子即位。第二年六月，爆发展惊朝野的壬申之乱。刚即位六个月的日本国王，被出家侍佛的大海人皇子以武力推翻。公元六七三年二月，大海人里子即王位，是谓天武帝。天武帝在夺取王位之前，与改革派处于对立地位，夺取王位之后，开始镇压改革派。改革派中重要人物如中臣氏、苏我氏等或被杀或被流放，改革派集团基本上被搞垮。天武帝在大体上肃清施政中的阻力后，实行一些迎合保守势力的政策;取消改革派推行的某些改革措施，自行中断与唐建立的外交关系等等。但是，天武帝在加强王权和王族地位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天武帝决心仿照唐天子模式树立日本王室的尊严，因而所有辅政大臣只从皇族中选任，以前各大家族在政府中占据的要职，全行剥夺。他在位十四年间没有任命一个外姓大臣，一切政令全由他自己亲署。政权如此地集中到日本国王一人身上，是日本以往历代王所未曾有过的。因此，天武帝的统治时期，被后人称作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达于顶点的时代。

　　天武帝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着手编纂帝纪、制定朝廷典仪，使帝室权威制度化。与天武帝的行动相呼应，在宫廷贵族中王权神授、视王为神的思想，逐渐产生了。后来在《万叶集》中，就被称颂为“治国安民的圣上，神皇的御子”。恰在此时，唐朝为尊武后为天后，乃尊高宗为天皇。天武帝引进天皇这一名称以尊称日本国王。从此以后，日本国王始称作天皇。天武天皇为使王权集中于天皇，从反对改革变成仿唐制改革的积极推行者。他按唐制改革中央官制、地方制度、军队制度、律令制度等等。可以说，是历代天皇中推行唐朝法制最积极的一位天皇。此外，据中国史书和朝鲜史书，倭国更名为日本，大体上也在天武天皇时期。

　　从天武天皇至持统天皇时期，日本的律令制度已初具规模。公元六九七年文武天皇即位。为巩固和完善律令制度，文武天皇决心改变天武天皇中断与唐朝外交关系的措施，考虑派出遣唐使的问题。

　　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正月，日本朝廷正式派出第二期第一次遗唐使。为了表示郑重和友好，在大使之上特委派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统率遣唐使代表团。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六月，遣唐使代表团从南路驶抵唐朝，至楚州盐城县上岸。

　　这时，唐高宗已死，武后称制，改国号为周。在日本遣唐使代表团登岸后，唐守边官吏讯问‘’“何处使人?”回答说：“日本国使”同时反向说：“此是何州界?”守边官吏回答说“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遣唐使代表团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守边吏回答说：“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

　　从这问答中可知，日本尚不知武后称帝以后的唐朝政治状况。武后得知日本遣唐使代表团到达长安后，在麟德殿设宴招待。粟田执节使头带进德冠，身穿紫袍帛带，懂汉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朝见武后，献上方物。武后甚为欣悦，授粟田以“司膳卿”职。粟田真人在唐学习二年，于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始回国，七月抵日本。

　　粟田真人所率遣唐使赴唐的主要目的，中日史书都未涉及。但是，从代表团在唐学习二年方始回国，而且在回国时代表团成员中有一部分留下来继续学习的情况可知，其目的在于考察唐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便进一步完善日本正在推行的律令制度。粟由真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受到文武天皇的褒奖，授正四位下，大倭国田二十町、谷一千斗。

　　自此以后，日本部隔一段时间即派遣一次遣唐使，唐日间的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第二次遣唐使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入唐，第三次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入唐。这次遣唐使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第四船被浪击沉，第一船大使多治比广成和留学生和僧、吉备真备、玄明、大和长冈等漂至越州上岸，不久回国。第二船漂至南海，只副使中臣名代回至长安。玄宗甚为悯惜，将要遣送回国，又得广州报告，第三船漂至林邑国，人员或死或被土人所杀，只判宫平郡(群)广成生还，尚未至长安。玄宗闻知，立即下沼林邑国王，不得伤害日本使者，并命远相张九龄作国书，将上述情况告诉日本天皇。

　　唐代中日两国交往频繁，只有这次国书保留下来。中臣名代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回至日本京城，将玄宗国书呈交天皇，并引见三名同至日本的唐人。天皇赐予礼品、厚待之。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平郡(群)始回日本。

　　第四次遗唐使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至唐，其公开目的是要求唐支援修建大佛的金粉材料，实际上暗接鉴真和尚入日。大使藤原清河唐诗、汉文皆有造诣，趋揖不俗。玄宗甚惜其才，特命画师绘遣唐使一行人等画像，收藏于善藏。又命日人仕于唐的阿倍仲麻吕为响导，引藤原等参观府库及三教殿，招待优涅。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元旦，各国百官朝贺，鸿炉卿引新罗使节站于东班第一位，居大食国之上。引日本国使节站于西班第二位，居吐藩之下。对此，日本使节提出意见说，新罗朝贡日本，今位序反在日本之上，于义不合。主持仪式的吴怀实，见副使古麻吕等不肯就位，乃引新罗与日本易位，争议方息。藤原清河等遣唐使团在唐的活动，给唐玄宗留下深刻印象。在遗唐使回国时，玄宗破例，赐诗志兴：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衿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飚。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玄宗赋诗送别，又命鸿炉卿蒋挑婉送遣唐使团至扬州，供应回国途中所需一切物品，极尽友好之谊。在开元四年(公元717年)赴唐留学的阿倍仲麻吕，再次上书玄宗，请求随藤原清河大使一道回国。玄宗甚爱阿倍仲麻吕的才能，不愿放归，但念其亲老无人奉养，始允其所请，并任命他为护送使，与遗唐使同等身份回国，以示荣耀。

　　藤原清河大使与阿倍仲麻吕护送使途经扬州回国。在此前藤原早已派人去扬州与五次渡海去日未遂的鉴真和尚取得联系。藤原大使一行到达扬州，鉴真即整装率领随从弟子随遗唐使代表团赴日。有志者事竞成，鉴真终于在第六次实现了去日本宣扬佛法的宏愿。

　　藤原大使代表团一行分乘四船，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启锚，船行至冲绳附近，遭遇风暴。藤原与阿倍所乘之第一船，被风暴吹至中国南海擐州(即安商)。全船百余人只藤原与阿倍等十余人得免于难。其余第二(鉴真所乘之船)、第三、第四船，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回到日本。

　　九、唐日两国的人才交流

　　自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唐日双方的友好往来日益密切，不仅进行文化交流，而且进行人才交流。最显著的例子是阿倍仲麻吕等的仕于唐朝，鉴真和尚等人的赴日，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和其他方面贡献了力量。

　　阿倍仲麻吕的父亲名叫阿倍船守，任中务大辅，是一个中级官吏。阿倍仲麻吕少年好学，在十九岁时被选为留唐学生，并于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十月一日到达长安。阿倍仲麻吕在长安进入太学，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以前，已完成规定的“国士学”学业。这时，阿倍改用中国姓名，以晁衡(又写作朝衡)的名字参加唐的科举考试。考试成绩，优异，考取了进士。日本人在中国学习，通过科举途径取得官职，晁衡是第一位。晁衡初任司经局校书，在左春坊为太子李涣伴读。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玄宗任命他为左拾遗，不久迁升为左补厥。这个职位可以经常接触玄宗皇帝，由于晁衡的诗文很好，又擅长歌咏，深受玄宗赏识。玄宗时代，是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当时的名诗人如王维、储光义、李白、赵哗、包估等云集长安。晁衡与之交游，受其熏陶，诗歌的造诣愈益深厚。

　　被称为诗仙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晁衡相友善。在李白的诗中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李白写道：“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在这一句下，李白作注说，魏万的袭是朝(晁)衡所赠，用日本布做的。这条注，说明了晁衡与魏万、李白间的深厚友谊。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第三次遣唐使来唐时，挽留在唐已近二十年，因以亲老为由，上奏玄宗请求回国，玄宗不准。晁衡曾赋诗表示思亲之意。其诗如下：慕义名空在，俞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

　　不久，晁衡升任仪王友职(从五品下)，在藤原清河遣唐大使赴唐时，迁升卫尉少卿(从四品上)。这时，晁衡仕唐三十六年，已五十五岁。晁衡再次上表请归，玄宗不忍再挽留，特命以护送使身份回国。为表彰他在唐工作的功绩，特进升一级，任秘书省的秘书监兼卫尉寺的卫尉卿(从三品)。

　　当时在长安的朋友得知晁衡回国的消息，前来辞行。著名诗人尚书右亟王维在送别宴会上，写序赋诗留念。其序长达六百余字，是晃衡在唐三十余年的小传。其诗如下：送秘书晃监还日本国并序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整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晃衡在唐工作、生活三十六年，中国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离开的前夕，对友人、对长安，留恋之情依依难合。晁衡亦即席赋诗作答，并解下多年随身宝剑，赠友人留念。其诗如下：衔命使本国

　　衔名将辞国，非才添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阅，骄验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思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晁衡为将自己平生所学，贡献给日本人民，毅然辞别生活条件优越，文化繁荣的长安，东归父母的家乡。晁衡起程之后，还有一些友人赶到遣唐使船停泊港口苏州黄泅浦送行。遣唐使代表团定于十一月十六日启锚，在十五日明月之夜，晁衡与友人在船头话别。晁衡仰望明月，动了思乡之念，不觉用日文咏和歌“望月”一首。但是，送别的友人不通日文，晁衡把它译成唐诗，友人听后悉皆感叹：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奖山顶上，想又皓月圆。

　　阿倍仲麻吕的唐诗、和歌造诣具佳，惜其作品只传留下来这一首。这首胜炙人口的和歌，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广为流传。

　　阿倍仲麻吕的回国行程不顺利，在遣唐使船航行至冲绳附近，突遭风暴。其余三船经过几天几夜与风暴搏斗后，终于到达日本国土。而阿倍仲麻吕与藤原清河所乘之第一船，被风吹至中国南海的擐州，即安南。全船百亲人，只藤原与阿倍等十余人生还。阿倍仲麻吕等在安南上岸的消息尚未传至长安之前，乘第二、三、四船回到日本的遣唐使团人员，认为第一船已经遇难，并将遇难恶耗传至长安。晁衡在长安的友人甚为悲痛。晁衡回国时，李白不在长安;未能为他辞行。当李白得知晁衡遇难消息时，不胜悲痛，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哭晃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潦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因永王李磷事件系狱，后虽得释，但又流放夜郎，旋赦归，徘徊于江夏、金陵之间，不久死去。晁衡回长安后，只看到李白的悼诗，未能再见其人。

　　阿倍仲麻吕与藤原清河从安南展转回至长安时，已是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六月。不久安禄山叛乱，阿倍与藤原随玄宗至蜀避难。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底始回长安。肃宗对阿倍仲麻吕的才能也很赏识，于上元年间(公元760—761年)任命为左散骑常侍(从三品)。这时，安南生蛮侵得化、龙武境，肃宗命晁衡去解决。晁衡赴安南，任镇南都护，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升任安南节度使(正三品)。任满回至长安，三年后，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一月，阿倍仲麻吕卒于长安，享年七十有三岁。代宗为表彰其功，追赠潞州大都督(从二品)。后来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三年(公元836年)，追赠阿倍仲麻吕为正二品。

　　鉴真俗姓淳于，原籍江阳县。江阳距当时的商业、政治和佛教中心扬州不远。鉴真十四岁去扬州大云寺出家为僧。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鉴真去光州，就名僧道岸受菩萨戒，道岸给起名叫鉴真。要想成为僧俗各界重视的名僧，在受完菩萨戒之后，还必须受具足戒。为此，鉴真于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去长安实际寺，就弘景禅师受具足戒。鉴真在受完具足戒后，又云游各地名刹，从戒律名僧学习“南山钞”(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法硕和义威的)等律宗精义。开元初，鉴真开始宣讲“四分律疏”，至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南方律宗名僧义威死后，鉴真便成为南方戒律的权威，受到佛俗各界的尊敬，尊仰为受戒大师。先后经他受戒的僧人四万余名，其中著名僧人有彦祥、道金、瑶光、希瑜、法进、乾印等多人。他们都精通律学，与鉴真共同研究法相、天台、律、三论、等佛学精义。鉴真在研究佛学之余，对寺院建筑艺术及其设计十分留意。在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洛阳和长安云游时，对著名古寺的建筑格局进行过研究，甚至亲自参加过八十余所寺庙的建筑工程设计。

　　鉴真学识渊博，知识面广，他不仅在佛寺建筑方面有研究，而且对医药学的造诣颇深。他幼年在扬州大云寺时，就接触过医药知识。以后在长安时期，鉴真曾向当时著名知医律师道宣学过医药之学。当他回扬州后，曾亲自制药救济贫病。这些都成为他在日本做出卓越贡献的基础。

　　就在鉴真从幼僧成长为南方佛俗各界尊仰为受戒大师的时期，日本的佛教已得到广泛的发展。但是僧尼品质良萎不齐，某些僧宫、僧纲，同样品行不端，风纪废弛。因此日本朝廷及僧界名人，产生招聘唐朝名僧到日本传授戒律、整顿风纪、严密取得僧籍制度等想法。天平五年(公元733年)朝廷组织第三次遣唐使时，元兴寺主持隆尊呈请朝廷允许派僧去唐，招聘懂三师七证受戒制度的高僧来日本传授戒律。朝廷立即同意，委托留学僧奈良兴福寺的荣叙、大安寺的普照负责招聘事宜。荣叙、普照二僧在洛阳福先寺受具足戒，并聘请该寺道瑶律师赴日传授戒律。道瑶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至日，传授华严宗。但他只能讲授律藏，而不能登坛受戒。因此，荣叙等僧人始去扬州聘请鉴真。

　　荣叙在扬州大明寺见到正在讲授律戒的鉴真，顶礼之后申述来意说：“佛法东流至于本国，虽有其教无人传授。幸愿和上东游兴化。”鉴真甚为感动并说：昔日本长屋王子曾布施我国僧衣，在袈裟衣襟边上绣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的幅语。可见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鉴真问诸弟子有否愿去日本者，诸弟子强调海路艰险，无人敢应。鉴真思考之后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彦样等二十一名弟子在鉴真献身精神的感召下，志愿随师东去日本。

　　天宝元年(公元f42年)，鉴真秘密准备赴日，僧人如海泄密，官府出面干涉，第一次东渡未能实现。天宝二年底，第二次东渡准备就绪，买船出发，遭风触礁，被迫中止。第三次东渡计划在天宝三年秋季准备，又被不愿鉴真赴日的当地僧众发觉，以日僧荣叙引诱鉴真赴日的罪名，向官府告发。荣叙被捕，后因病释放。鉴真第四次赴日准备，接受前几次教训，不在扬州出海，命弟子去福州买船，从福州出发。天宝三年冬，鉴真率弟子去福州，僧人灵佑联合僧众和官府，再次把鉴真追回。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第五次东渡，乘船出海，又道风暴吹至海南岛。鉴真一行从海南岛经过一年的时间方始回到扬州。但是，东渡的组织者荣叙病死于端州龙兴寺，积极支持者彦祥死于吉州。鉴真忧伤、劳累，在回扬州途中患目疾，双目失明。这些重大打击，并末动摇他东去日本的决心。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在日本遗唐使藤原清河大使的组织下，鉴真乘第二船，终于在十二月二十日到达萨摩的阿多郡秋妻屋浦(今川边郡秋目)，登上了日本的国土。鉴真自决心赴日传播佛教以来，经受各种灾难艰脸，历时十一年，先后六次东渡方始成功。这期间，伴随鉴真赴日的僧人死去三十六人，因挫折失去信心离开鉴真的二百余人。只有法进、旱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十四名僧人弟子，智首等女尼三人，佛使潘仙童、安如宝(西域)、军法力(昆仑国)、善听(柬埔寨)和三名外国入共二十四人，到达日本。六次东渡的全部加者只有鉴真、普照、思托三人。鉴真一行带至日本的物品有：佛像八种、佛具七种、佛经三十四种、字帖三种，此外法进还带去佛经二十余卷。

　　天平胜宝六年(公元754年)正月，大伴古麻吕上奏天皇，鉴真等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一行从大宰府抵达难波(今大坂)，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二月四日，鉴真到达首都奈良，天皇派出的代表在首都正门罗城门外列队欢迎。鉴真一行被安置于东大寺。待鉴真等略为休息之后，天皇派吉备真备至东大寺宣读御命：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至此国，深符朕意，不胜欣慰。朕建此东大寺已十余年，极思立戒坛，传授戒律。自萌此念，日夜萦怀。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契合联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和尚。

　　朝廷为表示尊崇，特授鉴真以传灯大师位，其余僧人也各授位赐物。朝廷对鉴真的重视和所给予的荣耀，是以前来日的外国僧人所没有享受过的。

　　两个月以后，经过认真的准备，鉴真于四月五日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受戒。鉴真亲自主持戒坛，首先为太上皇圣武天皇受菩萨戒，接着皇太后、皇子依次登坛受戒。其次，澄修等四百四十余名僧人登坛受戒。受戒仪式结束后，用戒坛的砂土，在卢舍那佛殿西边，另建一戒坛院。鉴真在这里为当时日本佛学造诣较深的名僧灵福、贤联等八十余人，重受具足戒。他们认为过去所受之戒不够完善，没有经过三师七证的正式仪式，因此重新受戒，使自己的声望更臻完善。鉴真根据日本僧人的现状，设立唐禅院，从事训练和教育僧人的工作。从此，日本僧人从训练到教育以至受戒，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

　　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五月，朝廷任命鉴真为大僧都，以僧官身份管理日本的僧佛事务。鉴真在七十一岁高龄时，不再担任大僧都职务，被尊称为大和尚。为了促进律宗在日本的发展，鉴真在东大寺之外，按唐朝寺院布局和建筑艺术建造唐招提寺。该寺于天平宝字(公元759年)，鉴真从东大寺迁入寺内。在这里，鉴真悉心传律，改革积弊，终于使律宗在日本发展成为独立的教派。

　　鉴真在传教之余，与其弟子从事日本经典的校勘工作，以及设计寺院建筑雕塑佛像，绘制壁画，行医制药等方面，都作出卓越的贡献。唐招提夺由于鉴真的努力，逐渐成为日本僧人向往的地方，可与宫寺东大寺、兴福寺等齐名，成为日本律宗的总本部。

　　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五月六日，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名僧鉴真逝世，享年七十六岁。宝龟八年(公元777年)日本遗唐使至唐后，将鉴真圆寂的消息告知扬州各寺，当地的僧人服丧三日，齐集龙兴寺开设大商会，进行悼念。鉴其去日本的弟子忍基做一尊鉴真和尚于漆坐像，以示悼念。这座坐像，今天已成为日本的国宝。与鉴真同甘共苦六次东渡的弟子思托，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共三卷。但思托认为自己的文笔不佳，委托当时日本名作家淡海三船进行修改。谈海在原稿基础上更新改写，就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唐大和上东征传》。

　　十、遣唐使的停派

　　藤原清河自蜀回长安，肃宗亦惜其才，赐特进秘书监职，清贸遂仕于唐并更名为河湾。藤原清河未曾遇难的消息传至日本后，淳仁天皇于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任命高元度组成迎接藤原清河代表团赴唐。这是第二朝遣唐使的第五次，目的只为迎接藤原清河回国。高元度自朝鲜半岛入唐，正值史思明叛乱，自称燕王，因之滞唐年余不得朝见。清河知高元度来唐，即派人从半岛赴日京呈书及礼物于天皇。天平宝字四年(公元760年)正月天皇接到清河的书信，二月即任命他为支部卿，意在促其速归。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肃宗赦书于高元度，请转告日本天皇，以残贼未乎，道路不宁，待贼破后再行遣返的理由，坚留清河不放。肃宗令高元度先取南路回国复命，怕其不走派谢时和押领高元度赴苏州，令刺史以船遣返。刺史派押水手官沈惟岳等三十亲人，送高元度至大宰府。高元度奏明天皇肃京不放藤原清河之意，并转达肃宗对日本的要求，唐因叛乱频仍，兵器不足，急需造弓，切要牛角，幸为输之。在唐日关系中唐向日本求助，有史料可查的这是第一次。同年十月，淳仁天皇即着手准备，令安艺国造船四只，令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各道诸国，贡牛角七千八百只。十月底组成送牛角遗唐使代表团(第六次)。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四月，船发难波，触礁船破。七月再次出发，遇风不得出海。八月经朝廷议决，第六次遣唐使代表团解散。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因得自渤海国消息，朝廷赦大宰府，唐国丧(指玄宗、肃宗逝世)乱，两家争雄，平珍未期，使命难通，沈惟岳等宜妥为安置，优厚供应。如怀乡情欲返国者，给驾船水子遣返。沈惟岳等滞留日本近四年，进入日籍作了日本国官史。藤原清河因肃宗不放，留唐为官并娶卖生一女名喜娘，代宏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因病逝世。

　　光仁天皇宝龟六年(公元775年)组成第七次遣唐使代表团。宝龟八年(公元777年)六月出发，七月到达扬州大都督府。因安史之乱，馆台凋敝，供应略有不周，进京人数也大为减少。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正月中旬，遣唐使代表团到京，十五日于宣政殿接见。当遣唐使代表团呈上天皇的贡礼和要求退还藤原清河的国书时，方知清河已死多年。这次遣唐使的目的，从“所请并允”的记载可知，仍在于贸易。四月，遣唐使将返国，代宗遣中使赵宝英押送答信物赴日本。同时，藤原清河的女儿喜娘同船赴日，看望父亲的国家。六月，赵宝英等与遣唐使至扬州，唐船尚未竣工，奏明代宗，一行二十五人乘遣唐使船驶向日本。九月出海，二、三、四船安全到达九州，赵宝英的副使孙兴进等亦同船抵岸。第一船遭风，船身中断，赵宝英与遣唐副使等五十亲人同时落水。船头五十余人漂至萨摩甄岛，船尾四十余人喜娘在内，六天之后漂至肥后天草郡西仲岛。天皇朝廷派代表至大宰府慰问孙兴进等。喜娘回国探亲，轰动奈良京城，藤原氏族极为激动。

　　宝龟九年(公元778年)十二月十五日，朝廷派出左右京六位以下官员子孙可充任骑兵者八百人，出迎唐使及喜娘。宝龟十年(公元779年)四月底唐使孙兴进等至京。五月三日朝见，天皇对赵宝英遇难表示慰问，同时赠赐唐使礼品。五月底孙兴进等辞别天皇回国，喜娘同船回国。天皇朝廷特造二船，组成以真人兴能为大使的送唐使团护送，是为第八次。

　　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年(公元801年)，组成第九次遣唐使代表团，赴唐贸易。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八月始至唐，十二月抵长安。二十五日德宗召见遣唐使于宜化殿，随后，唐吏于麟德殿与遣唐使商谈贸易，“所请并允”。翌年正月二十三日德宗死，日本使者在亟天门设仪仗，素服致哀。新君即位，服丧期间不见外宾。四月辞行，六月回至日本。遣唐使代表团看到唐朝节度使与朝廷关系紧张，吐善要求唐公主下嫁等情况，向天皇报告说：唐朝“内疑节度，外嫌吐蕃，京师骚动，无暂休息。”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公元834年)正月，组成第十次遣唐使团，藤原常嗣和小野箕为正副使。因府库不丰，筹资三年，至承和三年七月始出发。遣唐船出海不久即坏，回港修理，第二次出海遇风停止，承和五年四月第三次出海。天皇命五畿七道各国，从遣唐船出发日起至归朝时止，诵读海龙王经以求天佑。副使小野笆畏惧风险，称病不上船，作“西道谣”诗讽刺遣唐使之行。天皇怒，欲处绞刑，怜其才赦免，十二月流放于隐歧岛。遣唐使一行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底至长安，向文宗呈献礼物珍珠绢。

　　遣唐使代表团成员藤原贞敏，年少喜爱鼓琴，尤善琵琶。到长安后遇琵琶大师刘二朗，贞敏送束修砂金二百两就学，二、三月间尽得其传，刘二郎并赠曲谱数十卷，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贞敏回国后以琵琶历仕三代，声价颇高。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夏，遗唐使回国，因本国船坏损，雇新罗商船九只取北道回国。九月大使面见天皇呈上大唐皇帝的诏书，命收入藏库藏之。唐帝给天皇的诏书见于记载者不多，惜此书不曾收入史册。

　　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八月，任命营原道真为正使，组成第十一次遣唐使。九月，营原据在唐僧人中联络天皇的报告书，上表请停止派出遣唐使，其文如下：请令诸公卿议定造唐使进止状右臣谨案，在唐僧中灌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询等送到之录记，大唐凋敝之情，载之具矣。更告勿需入朝，应停遣唐之使。臣等伏捡旧记，历次使员，或有渡海而丧生者，或有道贼遂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灌所申报，未然之事推而可知。臣等伏愿以中灌录记之状，遍下公卿博士，详议定其可否。国之大事，不独为身，且陈诚款，伏请处分。

　　中罐的录记七月送到朝廷，原文已无从查找。但据当时唐朝倩况，文中无非告知天皇：唐朝发生朱全忠，李克用之乱，经济状况恶化等情。营原遂作为停派遣唐使的理由上奏，其实，要求停派的基本原因大约有下述三点：

　　其一，唐商来日贸易日益增多，基本上满足天皇、贵族、豪门大姓对唐货的需求(详见下节)。

　　其二，筹措经费困难。组织一次遣唐使所需经费极多。造船一只耗资成万，每人所需粮食、备品和以实物支付的生活费用，平均每次约为大米二十余万石。加之，每次人员、船只递增。初期船一只，平均百余人;中期船二只，平均约三百余人;后期船四只，平均近六百人。第十次遣唐使由于筹资等问题，组成三年后方始出发。另方面，国内财政收入困难，班田制名存实亡，地方庄园兴起，封建割据势力逐渐产生，天皇朝廷开始处于无可奈何的地位。因此在第十次遣唐使回国之后，过去近六十年才提出派遣另一次遣唐使的问题。

　　其三，唐朝内乱，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正是基于这些基本原因，营原道真才以中瑶报告书为借口，提出停止遣唐使的派遣。经过朝廷各方面的详议，天皇准奏，停止遣唐使的派遣。从前期第一次遣唐使的派出至后期第十一次遣唐使的停止，中间经历近二百六十余年，在唐日两国之间进行外交、文化和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的遣唐使，终于结束了。

　　十一、遣唐使的一般概况

　　遣唐使早期称作西海使、入唐使，后来才叫遣唐使。有唐一代，唐日双方政府间派出的代表团往返，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遗唐使第一次入唐以来，三十年间日本代表团入唐四次，主要集中在后十年。船由一只增至二只，每只约栽一百二十余人。唐使入日一次，人员不多，从店使高表仁回国日本护送使只送至对马可知，高表仁乘唐船赴日。第二期见第三节所述，双方代表团是围绕唐日白江口战争展开的政治交涉，日方代表团虽有遣唐使的内容，但其形式与前后两期不同。在十年之间，唐方(包括唐驻百济军队代表团)入日六次，日方入唐(包括入百济)四次。船只日方每次一只，人员不足百人。相反，唐方船只从一只到四十七只，人员从不足百人到二千余人。其中一次人员与船舰之多，甚至怕被日方认为是军队而引起误会，特令随船日僧先去对马报告。第三期在一百九十三年间，日方组成十一次遣唐使代表团，其中二次末出海即行解散。另外二次为迎接入唐使代表团，人船俱少。其余多为四船，‘人员近六百人。第三期内唐使赴日三次，第一次阿倍仲麻吕以唐护送使官职回国，未组成代表，乘日船出海遭遇风暴未能至日。第二次唐押送使沈惟岳等九人，水手三十余人，驾唐船一只护送高元度日使回国，留日不归。第三次押送使赵宝英等二十五人因唐船末竣工，乘日船出海遭风暴，赵宝英等半数遇难，只副使孙兴进等十余人抵日，完成使命后回国。

　　唐方赴日代表团使者的官职高低、人员多寡，未有规定。日方遣唐使代表团由于多次派遣，已形成固定规模。其组成人员大体如下：

　　(一)代表团成员：大使一人、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入、录事一至四人。有时在大使之上另设押使或执节使一人。这是代表团的领导核心，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以及代表团的日常生活等事务。押使、执节使、大使和副使，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人物，选择较严。一般皆选择学识渊博、汉学造诣深厚、相貌、风采、举止各方面都优秀的人物充任。在至唐的人物中如：粟田真人、山上忆良、藤原清河、吉备真备、多治比县守、多治比广成、藤原常嗣等，都是当时日本著名学者、文人。他们到唐之后，以其学识、书法、举止风采和工作能力，深受唐朝官民各界的赞誉，因而任务完成得极好。其次为代表团的随行人员，有史生、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音声长、音声生、译语、谦从、杂使等人，其中有些既是代表团的成员，又兼请益生身份，来唐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其三是留学生和僧、请益生和还学生辞，后二者赴唐作短期考察或向有关方面质疑，解决遇到的疑难问题。这三部分人员，一只船时不超过三、五十人，四只船时不超过二百人。

　　(二)船舶成员：知乘船事、造船都匠、卜部、主神、船师。相师、船匠、挟抄、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射手、新罗译语、水手长、水手等。船行由风力推动，无风时需靠浆前进，因而水手约占半数。这部分人员一只船约为七十余名，四只船钩为三百余人。所乘之船，在当时是较大者，船体长约十五日丈，宽约一日丈。(注31)由于造船技术落后，船体结构不合理，前后拉力小，‘遭遇风浪，船身易毁或中断。遣唐船的航线变化甚大，初期走北路。这是自汉和三国以来，中月交通的早期航线。航期长，但较为安全。中期以后开辟南岛路，公元七零二年粟田真人即从南岛路到达唐朝的。这条航线，从津浦出发沿天草岛南下，经萨摩沿岸去种子岛、屋久岛、冲绳岛和台湾北部，横过东中国海驶向长江口一带沿岸上陆。航期长而且极不安全，以后很少走此路。中期以后主要走南路又叫大洋路。这条航线距离短，顺利时十余天即可到达唐朝。但是，风险较大，四船向行，只有公元七一七年一次往返侣皆平安无事。这条航线从津浦出海，经平户岛、小值贺岛，直越东中国海，到长江口一带登陆。今天，这条航路已成为中日之间利用最广的一条国际航线，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轮船和飞机，海空畅通无阻。我们对那些开辟这条国际航线的古代先辈，不能不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