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被日寇掠夺和破坏的山西文物
来源：文博山西   2021-08-16 14:58:16

▲《药师佛佛会图》山西洪洞县广胜寺

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炽盛光佛佛会图》山西洪洞县广胜寺

现藏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

8月15日，

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在八年的屈辱史中，

日寇不仅侵略我国的领土主权，

残害人民生命，

还对中国古老文明和历史文化

进行了掠夺和摧残。

▲柴泽俊(1935年10月-2017年1月5日)

著名的古建筑学家

山西省文物局原总工程师

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原所长

　　柴泽俊，1934年10月12日出生，临汾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柴泽俊先生的一生充满艰辛与传奇。学历仅是高小毕业，19岁时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晋祠献殿的落架翻修工程，并由此开始了半个世纪的古建筑保护生涯。24岁，他参与芮城永乐宫迁移工程，任工程股股长，一干就是8年，而古建筑的整体迁建，之前在我国并无先例;40岁，他主持唐代南禅寺大殿修缮复原工程，是山西文物界自行设计并主持施工的开端;42岁开始，他奔赴全省各地勘测现存古代建筑、壁画、琉璃、彩塑等不可移动文物，穷数年之功，得出山西尚存有宋辽金(公元12世纪)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106座，占全国同时期木结构古建筑的72.6%，为山西“文物大省”提供了坚实的证据;54岁，他赴西藏布达拉宫勘察，主持制定了布达拉宫全面修缮总体设计方案;63岁，他担任山西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组副组长，推动平遥古城申遗成功，而平遥古城得以保存下来，也有他考察后向省委主要领导建议的功劳;同一年，他又亲赴台湾，鉴定并迎接回被盗的灵石资寿寺十八罗汉头像。2011年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大家》栏目，报道了柴泽俊先生一生为古建事业奋斗的事迹。2012年，柴泽俊先生被山西省文物局授予“文博大家”称号。2015年8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我的座右铭：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勤奋耕耘、默默奉献——记柴泽俊的古建人生”，给予了柴泽俊先生高度评价。

　　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刻骨铭心，永世不忘。

　　“九· 一八”之后，东北沦陷，东三省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折磨。“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向我国华北、华东、华南等地进发，并狂言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大片领土，所到之处大肆推行“三光”政策，人民生命财产横遭摧残。

　　作者是一个文物工作者，40多年来一直从事山西地上文物的考察研究和保护工作，目睹许多珍费文物在日寇侵华的8年中残遭劫损，迄今刀痕累累，残迹斑斑，情不自禁的发出叹惜之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人民生命的凌辱，其中还包括着对中国古老文明和历史文化的掠夺和摧残，可恶可恨。今逢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撰此小文，略述日军侵略我国山西地上文物及惨遭动损的历史罪证，以启迪后人。

　　( 一 )

　　宗教寺庙是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日本、印度、泰国乃至埃及、罗马(教堂)等皆是如此。山西近百年来战事略少，相对稳定，加之交通不便和信仰浓郁等历史原因，寺庙建筑保存较多。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后，曾派遣文化特务到山西80多个县市的名胜古迹和寺庙，为他们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摧残提供信息和情报。帝国主义者知道：古代建筑属于不可移动的历史文物，欲窃不能，故而不加保留的大肆毁坏。笔者在考察山西古建文物过程中，得悉其中有60多个县市的古建筑程度不同的在抗日战争中被摧毁，或焚于战火、或纵火烧毁、或被拆除、或践踏后折损，已知者即达数百座之多。其中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者，尤为痛惜!

　　1935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等曾考察山西古建筑，将其有价值者撰文刊载于《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和《营造学社汇刊》之中，“七·七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即1939年)，梁先生考察公布于众的古建筑：霍县中镇庙、霍县太清观、霍县福昌寺、霍州火星圣母庙、赵城女娲庙、汾阳峪道河龙天庙、大相村崇圣寺、小相村灵业寺、杏花村国宁寺、文水开栅镇圣母庙、孝义吴屯东狱庙、榆次永寿寺雨花宫等10余处，都已变成了瓦砾。

▲林徽因和梁思成

　　不仅如此，稷山小宁村兴化寺，在盗窃壁画之后，日军于1939年又将寺院焚毁，还有霍山兴唐寺1938年焚毁。芮城清凉寺山门、天王殿，1939年拆毁。芮城永乐镇护国西齐王庙，1940年焚毁。芮城北关圣寿寺，1942年拆毁。运城寺北村报国寺1939年拆毁。同年村北关帝庙又遭火焚。安邑太平兴国寺1949年焚毁。永济万固寺大雄宝殿、天王殿等1939年毁。永济普救寺明建大雄殿、天王殿1940年折损。临汾尧庙舜殿、禹殿1938年拆毁。临汾龙子祠康泽王庙1942年焚毁。同年泊藏圣母庙拆毁。介休绵山大佛寺1939年摧残。翼城乔泽庙1939年拆毁。汾西博济寺1942年摧折。太原晋祠北堡关帝庙1942年拆毁。五台豆村古竹林1942年拆毁。代县北关圣母庙1943年拆毁等等。这些寺庙建筑或焚、或拆、或践踏、或摧折，当地老者义愤填膺，记忆犹新，这种历史罪责，是永远也无法抹熬的。

　　上述寺庙建筑，考具碑碣，多为宋元遗构，个别寺庙(如霍州兴唐寺、运城报国寺等)可能还是唐物，这在我国建筑史和文化史上无疑是重要篇章，至为可贵。所惜毁于侵略者之手，令人愤慨!正像临汾市文化局一位老者解春华先生所言：日本帝国主义者摧残我国历史文物，妄图割断祖国的历史文明和历史功绩，就像挖掉中华民族的祖业一样，令人切齿痛恨，永难忘怀。

　　( 二 )

▲上世纪30年代的云冈石窟

　　寺庙和石窟中的彩塑、石雕造像和壁画，是宗教供奉的主体，也是人们仰和崇拜的化身偶像，这些造像是历代艺术大师们经过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宗教艺术硕果，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对历史上的宗教优秀造像无不奉为艺术珍品，视为国宝。山西石窟宏伟，寺庙林立，各种泥质彩塑、石雕造像和壁画遍及全省各地，这无疑是先辈艺术家为我们创造的一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财富。帝国主义踏上山西境域之后，文物被盗屡屡发生，1920—1940年间，云冈石窟大量佛像被凿，1925年天龙山石窟被窃，1926年和1927年，稷山兴化寺壁画和洪洞广胜下寺壁画被分块剥离盗卖。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此垂涎三尺，侵入山西之后，采取能盗则盗，不能盗则毁的恶劣手段，大肆摧毁山西的石雕造像和寺庙之中的彩塑、壁画。日军侵晋8年中，这种摧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除已毁的寺宙和塑像、壁画外，现存寺庙中的许多塑像、壁画和石窟摩崖雕像毁于日军魔掌之中者为数甚多，刀痕累累，残迹班斑，这是谁也无法磨灭的罪责。

▲云冈石窟被盗佛头 高41.3cm

　　大同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造凿于北魏，距今1500多年历史，石窟规模宏伟，雕造富丽，各种造像51000余尊(编者注：现调查为59000尊左右)，为世人所瞩目。进入20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者即将魔爪伸至云冈，屡造凿窃，日寇侵略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借“学术研究”的幌子，不惜毁洞损像，大肆搜集石窟造像资料。截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云冈石窟中被盗凿和打坏的佛头、佛像达1400多尊，堪称空前浩劫。

▲天龙山石窟被盗劫走的佛头

　　太原天龙山石窟继1925年被盗之后，日本侵占后续有凿窃，致天龙山21个洞窟中各种佛头、佛像除第九窟露天大佛外，几乎全部洗窃一空。当时省城和太原县一些有志之士，组织当地群众奋力反抗，盗者惊慌，已凿取下来的少部分佛头和造像残躯未装箱运走，被当地群众收藏，现存晋祠博物馆中。迄至今日天龙山石窟中仍可看见窟周的残垣断壁和刀凿斧砍的痕迹，国内外各界人士目睹这一情景，无不为之愤恨!

　　此外，平定天宁寺魏齐石雕造像、长子法兴寺魏唐石雕造像、昔阳石马寺魏唐石雕造像、朔州崇福寺魏雕石塔、交城天宁寺唐雕石塔、灵邱觉山寺辽代石像、太谷圆智寺唐代石像、新绛隆兴寺唐代石像等，都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被盗窃过。

▲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的朔州崇福寺石塔身

▲朔州崇福寺博物馆的石塔塔刹

　　其中朔州崇福寺石塔颇引人回忆，塔本名千佛塔，乃曹天度为祭亡父，亡子幽灵于北魏天安元年(公元466)在平城(今大同)雕造。塔平面方形，九级，高约2米，底座束腰须弥式，座上平台两层、塔身第一层正面和背面皆雕佛龛，四周及上层千佛列坐，全塔共雕佛像1333尊，塔刹雕绶花及露盘，内置复钵，钵上雕项轮和宝珠。所惜，千佛塔身首异处，令人惋惜!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现朔州崇福寺石塔是一件具有极高历史艺术价值的文化珍品，遂将塔身和基座凿成碎片，编号装箱运至国外，然后粘接起来，先在日本帝室博物馆陈列，后转辗台北历史博物馆中。在盗凿中塔刹被当地群众收藏，后奉还崇福寺保存，人们看到塔刹，必然联想起千佛塔当年被凿被盗的情景，至今身首仍不能壁合，这种破环我国历史文物的罪证，是永远也赖不掉的。

▲稷山兴化寺《弥勒说法图》现藏于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

▲稷山兴化寺《弥勒说法图》中王后、国王剃度

　　古代寺观是我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物中的珍贵遗产之一。帝国主义者深知我国寺观壁画的价值，抗日战争中趁机掠夺，在1926年稷山兴化寺大殿内壁画被盗之后，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再次盗窃兴化寺前院和东西配殿内壁画，分块剥取，然后装箱起运，临行纵火焚毁寺院，妄图消灭罪证，在装运中其中三块被当地群众私藏，内容为《释迦本行故事》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现存稷山县博物馆，可资为证。

　　平顺大云院五代壁画，绘于弥陀殿内四周和廂面墙上，日军发现随即对西壁和北壁后半部进行剥离揭取，但墙疏软，盗窃者技法拙劣，剥离失败，当地群众为保护壁画，将东壁和扇面墙上的画面遂抹压泥皮一层，予以掩盖，现该殿东壁及扇面壁画尚存，而西壁及北壁西半部壁画则荡然无存，至为可惜!此外，平顺龙门寺后殿和西配殿壁画、襄汾普净寺壁画、新绛白胎寺壁画、阳泉关王庙正殿内东西两壁壁画、五台善文村延庆寺大殿内壁画、浮山清微观壁画、洪洞广胜寺水陆画、繁峙岩山寺水陆画、稷山青龙寺水陆画、平遥双林寺水陆画等，也都毁于日军之手。

　　寺庙之中多有塑像，这是人们信仰中所必须的，现存山西数千座寺庙之中，大半仅存建筑，而塑像已毁，经访问当地老者，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毁坏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有时日军为了压服百姓，将民众集合于附近寺庙之中，以塑像作靶子，持枪射击，用以威胁民众从属日军，致塑像残损而毁坏;或者直接捣毁塑像，恐吓百姓。例如：芮城清凉寺大殿内塑像1939年毁;芮城永乐宫龙虎殿青龙、白虎像，1939年毁;芮城广仁王庙塑像1940年毁;广胜下寺天王殿和前殿内塑像，1940年毁;五台延庆寺大佛殿内塑像, 1940年毁;翼城四圣宮塑像，1941年毁;永济万固寺塑像，1941年毁;浮山清微观塑像，1942年毁;霍县女娲庙塑像，1942年毁;应县净土寺塑像，1942年毁;太原市纯阳万寿宫塑像，1942年毁;临汾关帝庙塑像，1942年毁;长子崇庆寺千佛殿四壁佛像，1943年毁;太原东太堡芳林寺塑像，1943年毁;太原南郊报恩寺塑像，1943年毁等等。这些都是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的作品，是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宝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无故摧残中国文化和宗教艺术的恶劣行径，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种极大的犯罪，为各国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不容。

　　( 三 )

▲《赵城金藏》

　　“七·七事变”后，我国华北、华东、华南大片领域伦陷，广大人民群众疲于奔命，杜会经济贫乏，民不聊生，整年累月困苦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社会环境之中。寺僧道徒也不例外，布施稀少，生存无济，墙垣塌累，殿顶杂草丛生，寺院一片破败景象。庙堂中的供器——香炉、蜡台、钟、鼓、志向、鱼、牌、盏、幡、坛有各种乐器，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之中，或被盗、或窃卖、或摧毁、或散失，幸存者百无数一。

　　其中许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涌的佛道藏经，不仅是宗教的历史文献，也是我国整个文献宝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载了宗教的教义、宗派、戒律、规范，也记载了我国宗教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全部经过，宗教规制、宗教建筑、宗教艺术、宗教名人、宗教和政治的关系等等，无不包罗在内，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研究宗教、研究社会形态，乃至研究文化艺术源流不可缺少的古代文献资料。

　　日本侵略者深知藏经的重要，所到之处无不大肆掠夺。就山西调查所知，被日军盗窃和损毁的佛道藏经，不下十数处之多。比如：芮城永乐宫保存700多年的元版道藏，是彼云真人宋德芳于1230年前后在平阳(今临汾市)印刷装帧后移存于此的，为目前全国元版道藏中所未有，1939年，日军将其分别装箱，后因偷运被阻而焚毁。浑源县北岳恒山朝殿之中，原存明版道藏一部，1940年夏季凉晒之际被日军发觉，大部撕成碎片而散失。太原纯阳万寿宫贮藏明版道藏，1940年被日军装箱运走，迄今下落不明。至于佛教藏经被盗窃和损毁者更多，洪洞广胜寺明版佛藏，隰县小西天明版佛藏，稷山青龙寺明版佛藏，永济万固寺明版佛藏，大同华严寺明清版佛藏，临汾兴佛寺(北仙洞)明清版佛藏，朔州崇福寺明清版佛藏，太谷圆智寺明版佛藏，太原崛(山围)山多福寺明清版佛藏，五台山碧山寺、金阁寺、万佛阁三处明清版佛藏等，或窃或毁，大多毁于日军之手。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的巨大损失，其中永乐宫原存平阳元版道藏，是未见著录过的孤本，损毁之后无法弥补，成为永久悔恨。

▲《赵城金藏》

　　在日军窃夺我国古籍藏经中，洪洞(原为赵城县，今合称洪洞县)广胜寺金版《赵城藏)一事轰动全国，我八路军为保卫这批文化财富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而也激发了我抗日军民爱国热忱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下面略述广胜寺《赵城藏》的价值和保护经过,以明其原委。

▲存放《赵城金藏》的广胜寺琉璃塔

　　洪洞广胜寺原存有佛教金版大藏经一部，世称《赵城藏》。经考证，金皇统九年(公元1149)开始雕印，(一说金天眷年间，公元1138—1140年始印)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完成，历时25年之久，它汇集了金代以前全部佛经和有关佛教资料，是我国佛教经籍中的巨著之一。该藏为卷轴式装帧，每卷经文前面印制着释迦牟尼说法图一幅，右上角竖印着“赵城县广胜寺”六字，说明是专为该寺雕印的，下角间有“住持人霍山老人”一语。雕刻工整，印制清晰，装帧讲究，是世界上从未著录过的孤本。

　　该藏原为7000余卷，12个大经橱盛装，元代以前存于上寺，明代移置于下寺后大殿保存。抗日战争中，日军残暴无度，民生疾苦，寺僧四散，寺庙逐渐荒败，管理乏人，庙产遭窃，经卷逐渐遗失。为保其金藏安全，寺僧于1927将其又移于上寺弥陀殿内保存。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经藏理事会范成等来晋访古，到广胜寺发现金版《赵城藏)后，为弥补碛砂藏之缺页，拿走数百卷，未予归还。与此同时，南京佛学院蒋唯心研究《赵城藏》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书问世，随即又公布于报刊之上，此藏遂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军阀冯欣哉到洪洞活动，妄图把藏经窃走，在我人民武装力量的反击下，盗窃未遂。日本帝国主义者闻得金版大截经的消息，惊喜若狂，垂涎欲滴，借侵华之际妄想掠走。1942年春，日寇向我解放区大规模扫荡，我解放区军民聚集力量昼夜抗战，日本天皇趁此时机派日本东方文化所所长，以东方文化考察团团长的名义，奔赴赵城(今洪洞县赵城镇)，几次到广胜寺窥测，欲图将藏经盗走。我太岳区党委发现日军动向后，决定保护金藏，不能丢失，要从日军魔掌中夺回来。在当地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先将藏经密封在飞虹塔的第三层里，随之于3月12日派部队前往包装和迁移，在洪洞县人民武装力量的掩护下，当晚即离开了广胜寺。次日清晨，日军得悉我方转移金藏的消息，即行派兵追劫，在安泽与沁源县两县交界处，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军英勇善战，机智灵活，很快击溃了日军，保卫了祖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次战斗中，我军8位抗日战士为此献出了自已宝贵的生命。

　　在那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随着战事的转移，《赵城藏》也在一部分同志的掩护下转战南北，怕敌人发觉，把藏经装到煤窟里，天气晴朗时再拿出来凉晒。1946年，随着当时太岳行署的行军转移到河南陟县，经过多方保护，这部近6000卷的金版佛藏再没有受到损失。建国以后，移存于北京图书馆。这部用革命烈士的鲜血保护下来的古典经籍就更可贵了。

▲1933年《赵城金藏》在广胜寺发现时所使用的木质藏经柜

　　上述，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盗窃和掠夺我国文物的一少部分，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述及。在纪念“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回顾历史，指数帝国主义掠夺和盗窃罪行，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爱国热情，进一步保护祖国文物，保护祖国历史文明，以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建设幸福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