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下的故宫:故宫文物被日寇劫掠始末
来源：网易历史   2021-08-16 15:58:44

　　当时紫禁城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以保和殿、后左门、后右门、新左门(位于左翼门外、文渊阁北)、新右门(位于右翼门外、内务府东)为界，南为1914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北为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端门、午门城楼则由国立历史博物馆使用。

内政部北平古物陈列所全图，以北是故宫博物院

　　众所周知，在日寇进犯东北之后，包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各单位的古物已经由故宫博物院马叔平院长率众押运，陆续南迁。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物留存北平，各单位亦有相当数量工作人员留平，以勉力维持，保护古物。

　　随手整理了一些日据时期紫禁城发生的事件，或可借此管窥古都的文物单位在魔爪下的“生存面貌”。

　　日军初据北平，对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并未进行大的干预，各单位基本正常运转。各日人集团、伪政府集团、外籍人士集团陆续至故宫等处参观，日伪方面则要求相关单位予以“优待”。

　　如1939年，来故宫参观的有：日本电疗高等学院学生、驻华帝国大使馆介绍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有高博士等、山海关日本小学生、日军司令部介绍义(大利)国团体、伪行政委员会介绍日本帝大教授小岛等、日本庆应大学学生、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驻京办介绍日满视察团、兴亚院介绍帝国大学教授和田清博士等、驻华日本帝国大使馆小林等、伪教育部文化局介绍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科长杨敬慈陪同)、东亚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介绍日本文学士森鹿等、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日宾、伪北平市公署介绍“友邦”名古屋市长等、北支经济视查团、维持新政府青年体育使节团、“友邦”第三舰队、大阪市坂间市长等、伪满洲国立大学建筑科学生等等，其中比较特别的还有兴亚院介绍的日本基督教徒赴景山“遥拜太阳”。另外司徒雷登也介绍过学生来故宫参观乾隆花园及图书馆。

　　一旦有日伪方面人员来参观，须免除票款，“以示优待”。如有要人参观，还要停售门票，禁止游人，并布置警卫等等。就是这样不断地应付着各方面势力，故宫博物院还在随时地调整开放时间、开放路线及票价等，以正常开展博物馆工作。经其事者，有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总务科三科刘东阳等先生。

张庭济先生

　　(但日本出于军事占领等目的，还是对古迹的开放进行了干预。如停止了前门箭楼国货陈列馆的开放，禁止游人参观前门箭楼，并将国货陈列馆移至北海蚕坛。)

　　参观之外，日伪当局还征用紫禁城举办其他活动。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30日，汪逆兆铭与日寇合流，“还都”南京，这一天因之被定为“还都纪念日”。一年后的这一天，日寇占领下的各大城市都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纪念”活动。先是，由伪北京特别市公署致函古物陈列所，要求借用太和殿及广场，作为纪念会召开的场地。

1941年3月30日太和殿前“纪念大会”现场，图片中右侧为贞度门

　　至是日下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伪北平市长余晋龢，率众参加大会并讲话。下午4时许大会结束散场时，人群通过太和门以西的贞度门，由于过于拥挤，突然间将贞度门内礓碴(坡道)东侧的九根汉白玉望柱、十块汉白玉栏板全部挤倒。当时从贞度门上摔下一人，立时毙命，倒下的石栏杆又砸伤了十八个人。随后，市公署卫生局将摔伤者送往了市立医院救治。死者由法院验尸后，伪市长余晋龢又亲自验看，然后面令内六区区署准备棺椁成殓，送往了织染局华严寺(今织染局小学一带)停灵。第二日，市公署工务局到场查看，准备修复事宜，古物陈列所则自行请人验看评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此事较为重视，数日后专门下文安排抚恤、修缮事宜。工务局经七日修复完毕,除一块栏板是从他处运来改造后安装，其他受损断裂的栏板望柱均用铁锔洋灰锔补后安回原位。经其事者，古物陈列所所长张允亮、一科科长李仁俊、二科科长傅以文、三科科长王乃恕。

事发地点：贞度门北面。 红框内为挤倒的栏杆

当时摔断的栏板上留存的铁锔钉(东面)

工务局由外运来改造安装之栏板，改造痕迹明显

　　一场“纪念”大会，以此收尾，既是闹剧又是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太和殿前的纪念大会上，专门表彰了五位孝子、五位节妇，这正是王逆揖唐炮制“治安强化运动”的开端。同月《新民报》报道：“华北政务委员会为谋华北治安之确立，特定于本月30日起……在华北各地举行治安强化运动”，日伪自此将以新的手段从身心上钳制、迫害中华民族。

　　马院长南下后，故宫院务基本由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先生主持。日方曾妄图安插亲日人员任院长，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便曾想自任院长，而由张庭济处长主持日常工作，张处长固拒之。

　　除外部势力影响外，故宫博物院留平人员内部也是暗流涌动。文献馆职员张国靖，其父本在醇亲王府供事，张勾结醇府“大管家”(疑为张文治)，在沦陷期间百般活动，谋夺院长之位，张国靖甚至许诺自己做上院长之后院务由“大管家”总负其责。张庭济处长无奈，求助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汪出面阻碍此事方罢。

　　不久后的1942年6月3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乃任命政务委员祝书元代理院长，7月1日到任，齐之彪任秘书。祝虽供伪职，但对博物机构及古迹古物百般维护，实际上保护了国故。因而光复之后故宫博物院向政府出具证明，彼得以未按汉奸处理。

　　祝代理院长后，张国靖仍在院内兴风作浪，倾轧排挤同在文献馆任职的留平人员单士元先生(1961年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祝先生为保护单，还特意将单调动至图书馆工作。

单士元先生

　　祝到任后十分支持张庭济处长的工作，故宫的开放、修缮等工作虽属艰难，仍得有序开展。具体事务，有邵锐、徐永年、刘东阳、张茂林等先生负责。(如祝到任后，批给斋宫玉器陈列室的会昌九老玉山做木框大玻璃罩一个，“以防游人手摸，以资保护”，这才是以保护古物为第一要务。)

　　抗战后期，日伪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然仍妄图做最后的挣扎。众所周知，日寇在战争后期资源不支，在中国大肆劫掠铜铁，北平也搞起了“献铜”运动，还成立了“金品献纳委员会”。故宫当然难逃厄运，据战后马衡院长提交的《为函达本院被敌军征取铜品之经过情形请转行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设法追究由》:“案查本院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1尊，铜灯亭91件，此外，尚有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本院之铜缸及历史博物馆之铜炮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学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本院之铜炮和铜灯亭由伪市政府工务局专员齐昌复、职员张伯齐偕同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在朝阳门内北小街)日人佐仓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院启运。据闻系运往北新桥北支工厂。”

　　这其中1944年首次要求故宫“献铜”时，上交了2095斤铜件，碎缸12只。祝、张二位紧急组织人员将余下铜缸造册别类，由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长的彦应兴和祝会同呈复交审。但日伪当局仍将其中不能断明年代的54口铜缸及3门铜炮掳走。1945年6月，日伪当局复掳走铜灯亭91个，铜炮1尊。

　　除此之外，1945年3月，日军甲第1800部队尚从国立历史博物馆掳走铁炮1408件。

被日军劫掠走的铜缸

　　1945年7月16日，金品献纳委员会又向故宫博物院索取铜器：“第三次公有铜品献纳需数甚巨，贵院所属太庙砖门前铜缸4口、前殿内铜鼎2尊、中殿内大铜鼎11尊、小铜鼎12尊、后殿铜鼎4尊，及前后殿东西两旁铜缸25口，均属公有铜品，应协助尽量供出，以资献纳。”故宫博物院断然回绝：“经本院再四考虑，以所存废置铜品既已检送于先，此时无从另筹，遂即呈复。”豪横啊!!!民族英雄!!!

　　前面提到的“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垂死挣扎的疯狂动作尚不止于勒索铜铁。1945年3月6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密令故宫博物院，称因军方征用，要求迅速供出大高玄殿，具体事务由甲第1400部队经理部联络。同时征用的还有故宫西侧的福佑寺、东郊的日坛(由女子精神病院使用)、西郊的园艺试验场(征用观象台、动物园事务室、警备员室以外部分)。至7月6日，“北京市特别政府”辖下的福佑寺与日坛已经按前命办理完毕，故宫博物院则迟迟拖延，并不上报办理情况。16日，伪工务局函称此地由军方直接办理，将图纸数据报给故宫了事。不至一月，日寇战败投降，大高殿幸未在军方手里受到巨大损失。经其事者，院秘书齐之彪、总务处秘书赵儒珍、总务处三科刘东阳诸先生。

　　日军在战败前夕，还曾有部分军人疯狂地要求进驻皇宫。1945年2月接任伪市长的许修直急忙又找到汪时璟等人商议，汪时璟等人推脱不管。幸许修直与日军少将根本博有一些关系，又找到土肥原贤二，才将此事及时制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10日，根本博率参谋长高桥坦以下二十一人，走进了前不久日寇还疯狂觊觎的皇宫，在太和殿前向华北战区受降主官孙连仲上将投降。

太和殿前投降之日寇

　　这一天还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受降签字所用的桌子也入藏太和殿，从此太和殿内又增添了一个历史上光荣的陈迹!

　　以上只是随手整理的一些史料，窥斑见豹，望能使诸君子对文物留平历史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完全可以看到，日伪虽未大规模劫掠紫禁城文物，但他们肮脏、疯狂的魔爪，始终就笼罩在这文化的殿堂之上。赖有许许多多有良知有责任有担当的前辈维护，壮美的紫禁城才得以完整地保留至今日。当然，这段历史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等待填补，也希望能更加得到学界与社会的重视。

　　最后请允许我，以马院长叔平先生勉慰张庭济先生的一首诗，作为结尾：

　　门户支持已一秋，贤劳多为我分忧。

　　覆巢犹幸能完卵，守阙于今赖运筹。

　　菱镜尘封余旧梦，萱堂春在慰离愁。

　　知君家国无穷感，华发星星早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