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华文化古物的抢劫
来源：团结报   2023-01-02 11:06:03

曾被日伪从故宫劫走的铜缸。

日军在掠夺文物。

公元前5世纪蟠螭纹镈，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

8世纪宝庆寺如来三尊佛龛，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

18世纪景德镇窑蓝釉粉彩桃树纹瓶，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

　　劫掠式考古调查和发掘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有计划和有规模者可追溯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就亲手制订“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1900年8月，日本联队长栗屋大佐在北京就掠走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及香炉、手箱等。

　　1902年至1914年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他们在中国西部地区窃取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木乃伊)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最早的是北魏延昌四年，最晚的是公元662年)，以及公元500-640年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这批文物共7531件，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

　　1911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把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顺黄金山麓的“鸿胪井”刻石，盗藏至日本宫内省帝室博物馆。“鸿胪井”刻石是关于唐朝与渤海关系的一件珍贵信物，说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

　　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努力，通过科学发掘和对地层学、类型学等进行研究，揭示发掘对象所包含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及其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发展历程。在沦陷区，一些日本考古学者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进行劫掠式考古调查和发掘。

　　早在日本占领大连时，东亚考古学会、满铁会社、满蒙文化协会等对大连地区的主要历史遗址，进行发掘与掠夺。1927年他们发掘了貔子窝先史遗址。1928年“调查”了汉代牧羊城址。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此次共发掘宫殿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两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获得了大批文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还对我国辽代遗址进行发掘，在辽祖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7年，鸟山喜一调查了吉林延吉地区的渤海时期城址和其它遗迹，包括北大古城址。同年，日本人发掘吉林珲春的八连城的3处宫殿址。

　　1942年春和同年7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又对八连城进行盗掘，这使保存状况不佳的八连城址遭到很大破坏。1943年，又发掘了吉林和龙的西古城。渤海国遗迹，特别是都城址，如东京城(上京)、八连城(东京)、西古城(中京)宫殿址均遭发掘。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回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他们曾因此获得1952年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此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中国甲骨文片3609片，大部分是从罗振玉处购买的，其中一部分是原刘铁云所藏的初期出土品，大部分是1925年与1926年的小屯出土品。

　　1938年，原田淑人等调查了北魏平城遗址。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文化协会在华北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了邯郸赵王城遗址。

　　1940至1941年，关野雄调查了齐国故城遗址及滕、薛二国故城遗址。1942年到1943年，原田淑人又发掘了曲阜汉鲁灵光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井冬二等人则在北平周口店遗址发掘。一些日本人还在大同等地对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各地文博机构损失严重

　　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宗镜阁，建于1761年即乾隆二十六年，高2丈2尺6寸，呈正方形，柱高9尺，梁、柱、窗、门、匾额等处雕着飞龙、白云、花卉等各式浮雕，不但造型优美，而且工艺复杂，该殿共用青铜207吨。1944年10月间，日军派工兵拆毁了宗镜阁铜殿，以此制造枪弹。据辽宁档案馆档案记载，被拆毁的宗镜阁铜殿，共装26大箱、30捆。作为世界艺术珍品的铜殿便这样从中国消失了。位于避暑山庄周围的外八庙，融和了我国多民族的艺术风格，它是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及佛教圣地，1933年日军侵入后受到严重破坏。

　　日军不仅毁坏外八庙和避暑山庄的园林建筑，而且抢劫了其中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各式镀金、银佛像143尊，饰品120余件，用金字书写的、珍珠装饰而成的用汉、蒙、满、藏四种文字写成的《甘珠经》、《丹珠经》两部。

　　南开大学被日军摧毁之后，学校原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18000斤，钟面刻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

　　北京中山公园石牌坊北边，为纪念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而塑建的2具铜像，1941年，也被强迫献铜而抢走。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在华北屡次向各机关及商民征集铜铁料，仅北平社会3次“献铜”1264154斤，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古物。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被日军搜刮金缸金屑和铜铁器等计达220余吨，其中故宫博物院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

　　河南省博物馆被日军第2935部队迫献铁炮43尊，被开封市伪政府迫献铜钟1个，被开封日本陆军联络部迫献铜炮2尊，铜云牌、铜锅、铜炉、铁鼎各1个，古钱3箱。

　　1939年，日军劫掠了杭州净慈寺内的所有佛具。其中有铸造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南屏晚钟”，该钟全系纯铜，重达两万余斤。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崖州古城的观音阁，后为田中商社株式会社所用。阁中有一口铸于唐代的大铜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会社用卡车把这口铜钟运往榆林港而潜移东京。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运中失踪，更是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北京猿人即“直立北京人亚种”，1921—1923年发掘于北京市西南郊周口店镇西的龙骨山，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1929年12月2日，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首先发现了第一个保存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北京猿人化石是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成为举世公论的瑰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人遗址被迫停止发掘，“北京人”化石不得不转存于北平协和医院实验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院将“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后来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到日军截夺。从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由于日军焚毁劫掠，中国很多博物馆损失严重。

　　上海市立博物馆于1937年沦陷时，陈列品之笨重者均未迁出，全部被炸毁。陈列品迁至租界特区而复被劫持者，战后交还，然而已损失书画类115件，铜锡类270件，陶器类808件，明器类42件，货币邮票类2873件，服饰4491件，化石玉石类221件，历史文件594件，拓本照片类4565件，杂件2589件，共16568件，中西文图书2111册。(上海市档案馆藏，市博物馆损失报告，档号Q235-2-4766，第33页。)

　　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损失金石、雕刻、书画等各类文物2000多件文物。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光顾”，历史文化部损失尤多。

　　北平研究院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所获文物分存北平、陕西两处，北平部分被日伪移到午门历史博物馆，结果被盗走300多件，而藏陕西的文物因陕西考古会房屋被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不少。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而由王振铎保管文物，计书籍拓本字画类、器物类共88件，书籍多系乾隆刊本，器具多绣花屏风，宋、清瓷器及洪宪茶盖碗，原由北平南海怀仁堂北平研究院代管，北平沦陷后被劫。

　　广西省立科学馆于1944年被日军焚毁，损失古物390件、字画151幅。

　　山西省立博物馆所藏先秦铜器，魏、唐造像等诸多珍贵古物被劫掠。

　　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古迹研究会所藏古物6500件于1938年开封沦陷时损失。

　　河南省立博物馆损失珍贵文物53件。1938年5月26日，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河南省图书馆转藏明代画家文徵明所绘《长江万里图》16大幅和明代璐王朱常淓所存《中国全图》一巨册，化为灰烬。

　　南阳民教馆于1945年被焚毁，馆中所藏壁画64幅、古物170件、古书板1000块被毁。巩县石窟寺造像200余尊被毁。

　　日军在南京的文物大洗劫中，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损失古物1679种。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藏者古物类86件又1箱，书籍类55件又2柜，及古服饰衣物等，被日军搜掠一空。

　　战前，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37家。战事起后，各省设立的博物馆或迁移，或停办。如广西省立博物馆三度改名，文物四度迁移，损失严重。1944年全国仅存博物馆18家，较战前减少一半以上。其它如附设于学校或图书馆中的博物馆则有四分之三被毁。

　　私人文物收藏蒙受空前劫难

　　在1932年日军制造的“一·二八”事变中，原农矿部部长易培基，就损失书籍207箱，内有宋元本7种，精抄本40余种，明刻本450余种，殿本50余种;碑帖1300余种，内有明拓20余种，故宫铜器拓片200余种;瓷器7箱，内有明瓷及乾嘉瓷40余件;铜器30余件，内有楚宫钟及汉鼎彝弩洗17件，六朝唐造像10尊，元权4件;石器13件，内有汉石经13方，魏唐墓志3方，魏唐造像4方;雕漆器24件，内有明嘉靖大瓶4、屏风2，嘉靖小瓶6、小盒2。

　　1938年4月8日，日军谷国元治郎部入侵山西襄垣县城，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众多文物被抢夺。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所属合井部队在开封查抄冯翰飞住宅，劫走《吴道之山水》立轴一幅、宋人画《儿童戏水图》立轴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轴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轴一幅。

　　南京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促间未携出，悉被贼劫”。1945年5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6806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4幅、郑板桥中堂花卉一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2幅。

　　福州左赋才，1944年10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桐乡范文治，1937年11月被掠去各式细瓷花瓶、瓷佛、朱红碗、陶器、古钱等四五十种。

　　至于学者被掠夺的古物，可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掠夺。其中，有印章150方、照片1000帧、古钱650枚、古镜3个、石刀2柄、古经2卷。

　　从以上数端，便可窥个人损失之一斑。而学校、机关、团体之损失，为数更巨。如，战后北京大学申报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古钱206件、铜矛2件、古铜镜14件、古铜印7件、金类车饰6匣(孟津出土之车器400余件)、封泥48件、甲骨20余片、艺风堂拓片千余件(内有龙门石刻造像全部拓片)、北平碑志百余件，文献类有明清帝王诏书、敕谕、题本，大臣奏表、贡表、贺表、谢表，宝钞、地图等。1940年3月，日军占据北京西郊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将寺中宝物劫掠一空。损失宗监法林经版438块，雍正御笔四宜堂古铜匾1方，佛像26尊，大明古铜磬1口，广锡大、中型供器37件，慈禧御画中堂、王石谷山水六尺中堂等字画26幅，及被击毁古辽碑1座。西北科学考察团珍贵文物2144件于1942年3月在汉口被敌劫掠。

　　1946年3月，民国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记录我国17个省、市、区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的被掠夺和破坏的情况，初步统计出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由于是初步统计，实际损失远不止此。1946年下半年，南京就申报损失古字画2.8万件、古玩7300余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

　　古籍图书惨遭空前掠夺

　　近代以来，日本屡屡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并采用多种手法搜集与劫掠中国的图书典籍。

　　为了有效的掠夺中国图书，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活动在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籍;“新民会”是华北地区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的所谓“民间组织”，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

　　1929年日本外务省直接插手秘密获取杭州“东海藏书楼”典籍，不仅提供运作的经费，并具体策划将典籍以外务省的公用货物名义，利用外交豁免权将其劫运至日本。

　　1931年至1945 年，日军对中国图书事业造成巨大破坏，据美国在华人士估计，中国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学者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掠夺中国图书典籍，配合和支持对中国的侵略。

　　193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成员为骨干，搜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的图书组织。虽然日军不会主动留下掠夺的证据，但还是有许多证据确凿、有案可稽的掠夺案例。

　　1938年6月，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314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1941年9月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中田邦造到北平索书，新民会便以“寄赠”的形式交付给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归还单行本6071册、杂志以及报纸计14734册。

　　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炸毁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日军将部分南开图书直接掠至日本。战后在日本寻获南开图书190箱，于1947年4月3日从神户港运归中国。日本学者松本刚研究认为，“战后，尽管有统计表明京都大学归还给南开大学的图书有10566册，但是实际被掠夺走的情况依然不明。”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收藏国学典籍见长，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及其他珍贵版本，1937年日机空袭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于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劫走全部图书。战后清查，该馆缺少甲库善本(宋明元版)141种计542册。此外，《陶风楼藏名人手札目》缺少283人的全部或部分手札1042函，共3417页。

　　金陵大学战前藏书以地方志及丛书为大宗，尤以全国方志农业小册最珍贵，战后统计，共计损失73928册，其中部分图书被劫往日本。1948年11月6日，在日本发现的金陵大学图书426册，随同两广地质所、上海阿乐满律师事务所被劫图书，在名古屋由海辽轮启运回上海。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就劫走地方志535种、以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1942年3月，日本宪兵劫去常熟县立图书馆图书224册。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广州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

　　抗战初期，人们认为香港安全，重要图书典籍便转藏港城。1942年2月2 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谍报人员竹藤峰治引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劫走该馆所存大陆图书：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210箱、私立岭南大学图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图书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岭南大学图书馆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12箱，亦失去6箱。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为战时在江南沦陷区收集的民间珍藏典籍，其中有吴江邓氏群碧楼藏书、常州费氏藏书、杭州胡氏藏书。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也在香港遭劫。

　　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收押了由美国运往重庆的“援蒋物资”，其中图书约6000册。

　　日军还利用伪政权助其掠夺中国图书。如1942年4月，日本兴亚院华中连络部沼田宏、满铁上海事务所庄野英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鹈鹰幸藏、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西村舍也、东亚研究所上海支所藤井正夫代表日本5机关在南京获得汪伪中央图书馆“赠送”的复本图书30956册。

　　被掠夺至日本的图书，有典籍方志善本，有利于侵略的中国重要政治、经济资料。日本东京东亚研究所就有劫自我国的书籍共15470册。由于种种原因，战后仅从日本追回书籍158863册。其中，中央图书馆存香港被日军攫取之善本书籍3.5万余册，抵日后由陆军参谋本部移交文部省发给上野之帝国图书馆。战局危迫后，该馆将原书分3批疏散，最贵重者运长野县山形县保存，次要者运伊势原地方保存，其较普通者仍存该馆地下室。这些古籍被寻获后，于1946年分两批空运、船运回国。

　　自1943年起，仅东京市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事务局资料课等5家日本机构就从南京获得有关中国经济情报的图书资料5803册。一些机构还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向南京汪伪当局索取图书。

　　南京沦陷期间，日本从未放弃对所掠夺图书的控制。即使1941年出于扶植汪伪政权的宣传需要，日军形式上将图书“移管”于汪伪图书专门委员会，但该委员会还是由日本人控制。所谓图书的“归还”，只不过是“从左手换到了右手”。

　　在沦陷区，日军曾将各地散乱图书搜罗集中起来，后来将部分图书交由伪政权保管，并没有全部直接劫运日本。因此，战后一些日本的当事者否认日军的掠夺行为，甚至说是他们“拯救了战火下的中国文献”。其实，图书没有全部劫往日本，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会被打败，中国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在现地运用会有很多便利。至于后来将部分图书交由伪政权保管，并没有改变日本的实际控制权，“移管”是为支持伪政权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欺骗策略。可见，即使图书资料没有运到日本，其行为性质也是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