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时期的奴化教育体制、教育方针及教育内容
来源：幽谷清风   2017-09-01 15:15:16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利用伪满政权对我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他们除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之外，还牢牢地把东北的教育事业抓在手中，作为其对东北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东北教育事业横加摧残和破坏。在长达14年的统治时间里，建立起一整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大肆摧残和破坏我国东北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视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统治东北的重要手段，实行教育领域内的法西斯专政。

　　在整个伪满时期，奴化教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或称过渡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一、伪满奴化教育的初期阶段

　　1、攫取教育大权，建立伪教育行政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占领东北初期，由于忙于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筹划建立伪满政权，将其统治重心放在“维持治安”上。为了阻止和镇压东北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日、抗日运动，对东北原有的教育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曾一度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各级各类的学校，同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地镇压和迫害。到1932年日伪政权建立后，日伪统治者采取文治与武治两手相结合的方法，开始对各类学校进行整顿，恢复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其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相配合，竭尽全力建立以愚民思想，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地教育体系。并把殖民地教育视为巩固殖民地统治、扩大侵略的重要工具。为此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着手建立教育统治机构，加强对东北教育事业的统治。

　　日伪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伪满在1932年6月前，其中央还没有设立部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只是在伪满民政部内设立“文教司”，主管教育工作。1932年3月在伪《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伪民政部文教司为主管文教的最高部门，当时的文教司长由日本关东军选派的日本人上村哲弥担任。同年7月，伪民政部的“文教司”升格为“文教部”，成为伪满的八大部之一。伪文教部总长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伪文教部下设总务、学务和礼教三个司。总务和学务两司在伪文教部中握有实权。该二司司长分别由日本人西山政楮和上村哲弥充任。文教部当时的官员有150人之多。伪文教部成立之后，在1933年5月和7月先后发布《训令》、《暂行私立学校规定》等，将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统管起来。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溥仪称帝，随之各部总长也改称为“大臣”。伪文教部大臣仍由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兼任，郑死后由阮振铎接任。

　　随着中央一级教育行政机构伪文教部的建立，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到1933年底以前在伪满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以及热河四省省公署及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内设有教育厅，其下设总务、学务、督学和礼教四科。1934年10月日伪当局为避免地方势力游离于其殖民统治的控制之外，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公布了“新省制”。由同年12月起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分为10个省(奉天、吉林、龙江、热河、滨江、锦州、安东、间岛、三江、黑河)。在这10省中除黑河省在省公署民政厅内设教育科外，其他各省均设置教育厅这一行政机构。各省教育厅内设有学务、礼教二科和视学官室。当时的伪都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则和其他各市、县、旗设教育局、科、股等教育行政机构。到1936年前后，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已很完备。日伪当局全面统揽和控制了我国东北的教育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之中，始终都设有对其殖民地奴化教育进行“指导监督”的视学机构。1932年7月伪“文教司”改为“文教部”时，在伪文教部内设置督学官室，1936年以前各省教育厅都设有督学科或视学官室，各县一般都设有县视学一人。1936年12月伪文教部以《训令》公布了《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规程》《满洲国法令辑览》。，规定“为发扬建国精神，养成国家观念”，“以期国民精神之统一强化”，要求省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每年至少要到其下属的省立学校(特别市立学校)及县公署视察一次”，并对视察的内容做了相应的规定，总分为15项内容。要依次对学校教育活动的“适当与否”加以“判定”,予以“指导”和“监督”，借以不断强化殖民地奴化教育。

　　由此可见，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教育大权已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统管起来，使其全部纳入殖民地教育体系之中。

　　2、奴化教育方针的制定

　　在日伪统治者组建统管教育行政机构的同时，在日本关东军的参与和指导下，炮制了具体的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方针和政策。伪政权建立伊始，即把以“王道主义”作为立国的政治、思想统治精神运用到教育上来，提出“王道主义”的教育方针。1932年，在伪满《建国宣言》中宣布“进而言教育之普及则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所谓“王道主义”教育，也既是用中国旧有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和伦理思想，对东北人民进行儒家的道德、礼教思想教育，来欺骗和麻痹东北人民，借以掩盖其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此一王道教育的指导思想，在1932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满蒙方案(第四次方案)》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方案中规定：“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念，倾注日本文化，排挤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弹压赤化的侵略，教育应首先完成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要遵循实科主义……”此一指导方针成为伪满初期奴化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中，对当时伪满“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即“王道教育方针”)有如下详细的记载：“我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且王道精神，尊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家间的协调，而树立人类相爱的基础。”接着又说：“今我国家，以王道为实行教育之方针……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苦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使内而重仁义、尚礼让，务实去伪，崇俭戒奢，外而亲仁善邻，无诈无虞，亲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则高尚优秀之国民易于善成，而巩固坚定之国势亦易于树立。”《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

　　由以上可以看出，王道主义教育是一条典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方针，完全是为日本统治者的军事占领、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其反动的教育本质昭然若揭，日伪统治者标榜王道，鼓吹王道主义教育方针，是妄图利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孔孟的伦理思想，来欺骗奴役麻痹东北青少年儿童，消灭他们的反日、抗日的仇恨心理，消融他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爱国进步思想，从思想上征服东北人民，要他们对日伪统治者绝对的服从 。

　　3、奴化教育的推行

　　在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具体实施方面，日本统治者把其奴化教育的重点放在普通的中小学教育上。因为中小学生年龄尚小，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头脑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故很容易被填充、灌输和接受奴化教育。并且中小学教育为一切国民教育之基础,所以日伪统治者则积极以中小学为主推行奴化教育。在初等小学教育上日伪统治者以“灌输人民以国家之观念，陶冶人民以高尚之品格，教授人民应有之知识，训练人民以相当之技艺”为基点。而中学教育则只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实行稍高于小学的普通知识教育，男生却着重进行职业的训练和培养，女生则注重家政教育，同时兼顾道德思想教育。“以养成国家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所谓“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也即是为日本统治者培养适应其殖民地经济掠夺所需的具有浅显的文化知识和奴化思想的特殊技工和劳动力。普通的中小学教育就是为日本统治者培养此类的所谓“人才”为目的的。

　　日伪统治初期，1937年以前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原有的旧学制的基础上的初级奴化教育阶段，仍采用“六六四”制。即小学六年制，分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六年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等大学教育四年制。此一时期的奴化教育则是通过改换教学内容和改变课程结构的设置和授课时间等方法来推行其王道教育思想的。

　　在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内容方面，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在《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密件中传达过“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满洲行政》1939年6月号。1932年4月伪国务院就以《院令》第二号通令各地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同年6月，伪民政部又以《训令》强令“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因此除传统蒙昧的封建愚民思想之外，一切有碍于日伪统治者的进步爱国思想的书籍一律被禁用、查禁、销毁。日伪所废止、查禁的书籍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教科书和教材”的范围，据日伪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7月的五个月的时间里，日伪就焚毁书籍650余万册。此外强行输入大量的日本书籍和带有浓厚帝国主义色彩的反动书刊。1932年7月日伪当局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公布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官制》，开始着手准备编纂新教科书。并于1933年开始编撰所谓的“国定”教科书。该教科书都是先由日本编审官编写，之后由中国编审官翻译成中文。到1935年末，小学和初中的“国定”教科书已全部编写完，共22种39册。并且出版了由“帝国教育会”编写经“文教部”审定的“审定教科书”共23种29册《东北教育通史》，第547页。,供各级各类学校采用。

　　此次编写的“国定教科书”，主要是以王道教育为根本准则，以体现日满不可分之精神，大肆鼓吹日本文化，歪曲史实、复古尊孔、崇尚礼教，为日本侵略战争来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因此伪满所颁布的《诏书》、《训令》、《敕语》以及《宣言》等都被塞进教科书中，书中充斥着反动的思想内容。

　　在小学教材《日语教科书》中,着重记述了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日本文化，向东北青少年灌输日本文化和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使之产生崇日、亲日的感情。把《日本之始》、《圣德太子》、《御访日》、《日本的交通工具》等等文章塞进书中。在初中的《世界地理教科书》中则利用东北与日本一衣带水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向东北青少年灌输“日满应为一家”不可分的奴化思想。在《满洲国史教科书》中则歪曲史实、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将日本侵略东北说成是挽救东北人民免于沙俄的侵略，免于国内军阀的混战的危难的正义行动，日本是东北人民的恩人，用以来欺骗和麻痹东北青少年。

　　在课程设置上，伪文教部于1935年12月发布了《关于小学校教科规程文件》，规定小学课程除增设修身、经学、日语及女生的家事、裁缝等科之外，仍沿用原旧制下的各科。小学从初小三年级开始即授日语并增加每周的教授时间，高小则逐渐减少国语课的授课时数，增加日语的教学时间。并指出修身科应“根据建国精神，涵养学生之德行，培育善良国民之信念及指导道德之实践为要旨”。中学则取消原有的党义一科，改添修身、经学，并减少英语的授课时间，增添日语科，并把修身、经学、日语作为重要学科，借以强化奴化教育。

　　高等教育方面，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遭到严重的破坏，原有的东北高校全都被关闭，后虽有恢复和发展但为数甚少，寥寥无几。日本统治者为适应其军事侵略、殖民统治的需要，和初期的军事上“治安第一为中心”的政策，以及把东北建成其进一步扩大军事侵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地，设置了一些培养专门人才的特殊的教育机构。在1932～1934年间日伪统治者就设置了专门培养军、警、宪、特的教育机构，1932年在沈阳设立“中央陆军训练处”之后在各地先后设立“宪兵训练处”、“陆军军医学校”等特殊教育机构。

　　此外，采用承改(承认、改编)的办法，陆续恢复和设置了一些专业高等学校。1932年7月私立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私立哈尔滨工业大学，私立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得到认定，得以恢复和发展。同年10月私立北满高等工业学校、私立镜泊学园等校得以设立。1934年9月在吉林市创办了高等师范学校。1935年7月创办奉天高等农业学校，下设有农学科、林学科、兽医科等科。这些大学都是为适应日本侵略者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等政策的需要而创办设立的。

　　二、新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的全面推行

　　随着日伪殖民统治的日益加强，日本侵略者谋划完全吞并霸占东北，把其作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来经管。但在殖民统治过程中，他们认识到要征服东北只靠刺刀、光凭武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思想文化上的“怀柔”相配合,而文化教育在这方面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伪统治者深深感到原有的旧学制已不能与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和掠夺东北经济资源的军事和经济政策相适应，必须建立新学制。为此日本侵略者提出新的教育方针，全面实行所谓“新学制”下的奴化教育。

　　1937年5月公布新学制，规定从193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新学制实施之日起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此一时期是日伪统治者在新学制体制下奴化教育的全面推行和强化时期。

　　1、新学制下的奴化教育方针

　　日伪当局于1937年5月公布了《学制要纲》。该要纲共分为教育方针、学校教育要纲、学制起草之要点、学校教育之分类与其目标及学校之种类、学校要纲、学校体系等六部分。其核心为第一和第六两部分，即教育方针和学校体系。该要纲中明确提出：“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伪满民生部:《满洲帝国学事要览》,1941。

　　此一教育方针与伪满政府初期的王道教育方针相比本质更为反动，殖民地奴化程度更加深重。初期王道的传统孔孟思想此时已被忠孝大义的日本皇道思想所代替。伪满初期，实行王道教育则是为了培养服从殖民地统治的驯民和亡国奴。而此时则是培养效忠于日本天皇与日伪一德一心的忠实国民，奴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新学制下“皇道”教育方针是以首要采取精神教育的手段来实现的。通过向东北的青少年、儿童灌输“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忠孝大义”、“民族协和”等奴化思想，把东北人民培养成为效忠于日本天皇的顺民，以实现“皇道教育”。

　　新学制下的“皇道”教育方针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整套的殖民统治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殖民统治政策的逐步完善而形成的。

　　2、新学制的特点

　　新学制的制定和颁布使东北人民所受奴化教育进一步加深。1937年5月2日公布，193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新学制，主要是贯彻1933年的“八八”决议，即《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之精神，重视“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培养只知劳动不懂知识的学生。新学制规定：“修业年限尽量缩短……教育内容一般均以实业科目为重点。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之精神，日本语作为国语之一而予以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以国民精神为基础的精神教育须在一切学科中普遍实行……”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新学制大要》,1937。新学制将整个学校系统分为“三阶段二部门”。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二部门既师道教育、职业教育。新学制将以前东北学制的“六六四”制改为“六四三”制，学习年限一共13年。

　　初等教育为新学制的第一阶段，仍然采取四·二制修业年限为六年，将旧制下的初级小学改为国民学校，修业年限为四年，高级小学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修业年限为二年。此外在农村还增设了国民学舍和国民义塾，前者为公立后者为私立，修业为1～3年，采取“单级复式制”。将私塾也正式化为国民义塾，纳入新学制之中。

　　中等教育是新学制的重点。修业年限与以往的旧制不同，比原来缩短两年，由旧制下六年的“三三”制改为初、高中合一的四年一贯制。并分别设有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进行以实业教育或实务教育为主的教育，以培养“忠良之中坚国民”。

　　高等教育方面，废除了旧有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分为大学和特殊教育机构两种。此外还设有师道教育和职业教育。

　　新学制的全部学程由初等到高等教育(六四三制)共为13年，与东北旧制(六六四制)相比整整缩短三年，与当时日本国内的现行学制(18年)相比则相差五年。日本侵略者缩短学制的主要目的是力图通过降低修业年限来达到降低东北人民的整体的文化知识水平，降低东北人民的民族素质。通过向东北人民进行精神教育，灌输反动的殖民统治思想，来达到其奴化人民的罪恶目的。另一个主要意图，是为了满足其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和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的需要。进行以实业教育为主的中等教育，在短时间内为日本侵略者培养大量的所急需的各种劳动力。

　　3、新学制的全面贯彻实行

　　新学制公布后，伪民生部在1937年10月10日公布《各级学校规程》，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均做了规定。旧制下中小学教育中设置的修身、经学等必修课，现已全部改变，小学将其改为国民科，且作为主课。国民科是国民道德、历史、地理等科融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学科。而中学则将以往的修身、经学等必修课改设为国民道德科，并把它定为主课，放在其他课程之首位。国民科和国民道德科都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奴化教育和精神统驭的工具，其在教育内容上，大量增加了对日本天皇的崇拜和忠于日本侵略者，效忠天皇的思想，充斥着反苏、反共的反动思想。在小学教材里硬塞入日伪的《宣言》、《诏书》、《语》等，向东北少年儿童灌输服从傀儡皇帝、崇拜日本天皇，忠孝大义，尽忠于天皇的说教。此外，在小学增设实务一科，中学增设实业一科，对东北青少年重点进行实业劳动教育。并且增加实业课所用时间，占全部课时的1/4以上。课程内容极为广泛，多侧重于农科，如农作物、园艺、土地改良、育苗、肥料、牧场经营、造林、森林利用、农业气象等等，科目多达20多个。有时实业课甚至取消系统知识、基本理论的讲授，代之以进行所谓的实际操作和训练，使学生成为只知劳作的活的劳动机器。以培养适应日本侵略者战时经济体制所需的劳动力。

　　新学制颁布后，日语已被定为“国语”。所谓国语即满洲国的国语，在中小学教育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伪满初期旧制下和日语同时作为外语出现的英语此时已然被删除掉，旧制下日语授课时间仅为每周三学时，后虽逐渐有所增加，但最多也只是每周六学时或十学时。可此时日语作为国语课，教学时间增加为“满语”(即汉语)课时的一倍。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把日语定为国语，其主要目的是妄图利用日语来消灭汉语，达到同化东北人民，使其日本化。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被同化、被消灭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进而达到消灭中华民族之险恶用心。此时的日语也已不单是一门语言学，而成为“日本精神”有力的宣传工具，通过学习日语，极力向东北青少年灌输“大和精神”和盲目的崇日、亲日思想。

　　在其他文化课教学中采取不断减少授课时间、改编所用教材的方法，来降低中等教育文化知识水平。如：作为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合在一起仅有2～4学时，作为数学的代数、三角、几何等科合在一起也仅有2～4学时。而且所用教材也都是经过特殊改编的，内容粗浅，缺乏理性、逻辑性、系统性。讲授中不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注重所谓的实习，严重的降低了中等教育的文化知识水平。

　　高等教育方面，新学制执行后，由于战时的经济体制，对劳动力和劳动技术提出了迫切需求，日本侵略者才开始增设若干高等院校，以适应和满足当时之需。先是在1938年，设立奉天高等农业学校、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和伪新京医科学校，奉天医科专门学校改为大学。1939年新京和奉天工矿技术院改为新京工业大学和奉天工业大学。1940年设立哈尔滨农业大学和佳木斯医科大学，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北安开拓医学院、龙井开拓医学院、齐齐哈尔开拓医学院等等。所设学校以农、工、医科居多，都是基于“国策”需要，属于应急对策。

　　在伪满统治期间有两所特殊的高等教育设施，即大同学院和建国大学。他们格外受到日伪的青睐，占有特殊地位，因为他们是培养殖民统治的核心骨干人员的场所。大同学院建立于伪满初期，建国大学则是新学制的产物。1937年5月“新学制”公布后，同年8月5日，伪满政府颁布了《建国大学令》，于1938年5月2日建国大学成立。这是一所不隶属于文教部门而由伪国务院直辖的特殊大学。大学总长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兼任，副总长日本法西斯主义专家作田庄一才是建国大学的真正主宰者。建国大学的学制与其他高校有别，修业年限为六年，且入学者免收学费，实行公费。大学课程设置根据教育训练重点的不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种。前期修业三年，日语、汉语为必修课，是课时最多的课程。此外主要是进行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军事训练占训练课的40%。后期三年，设有文教、政治、经济等专业课程。后期的训练课主要以作业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

　　建国大学之所以进行分期分科的教学和训练，其目的在于培养推行殖民侵略政策所需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的骨干人才。军事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国粹主义教育贯穿其中。建国大学副总长作田庄一曾说：“不管是日、满、汉、蒙等任何民族学生，除对‘日满’外不许有任何祖国观念，以使学生最终能按日本的意志去指导‘满洲’以至亚洲各民族。”在1937年8月所颁布的《建国大学令》中也明确指出要培养“体得建国精神之神髓……之先觉指导者”。伪满《建国大学令》1937年8月5日。此乃建国大学创建之根本目的。建国大学还明文规定，学生毕业后负有义务，接受伪满政府的分配，充当伪满政府官吏和协和会职员。伪满《建国大学令》1937年8月5日。建国大学还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从事专门研究， 进行“建国精神”、“满洲国策”、“满洲民族思想”、“反苏反共”等课题的研究。可见，建国大学既是培养和训练殖民统治骨干的场所，又是炮制殖民侵略理论政策的中心。

　　总之，新学制公布后，在此一时期教育内容上除了注重劳动教育，实业教育之外，突出了效忠于日本天皇的教育即皇道教育，向学生进行反共反苏的思想灌输和降低文化知识的教育。

　　三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1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方针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基地，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又被紧紧的纳入战争体制，被牢牢地栓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因此，教育也毫不例外地被纳入战时体制。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 ，捧回日本天照大神，开始推行惟神之道。并于同年7月15日溥仪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佐藤知恭草拟的诏书)诏书声称：“今兹东渡，恭祝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

　　随后，伪满文教当局依据诏书中的“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之精神，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神道教育”。该方针的基点为：“我国之教育本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使练成之。”此时的神道教育，即“惟神之道”，是惟日本天照大神之道。据日本史书所载，天照大神乃是日本国的始创者，以三神器(八咫镜、草剑、八坂琼曲玉)治国,在日本很受尊崇。日本侵略者为了向东北青少年灌输尊皇崇神，尽忠天皇之奴化思想，进行精神统驭，故歪曲史实胡编乱造，把天照大神说成是伪满洲国的创始人，并宣称裕仁天皇和溥仪都是“天照大神”之后裔，两人精神如一体，日满两国是一体的，是密不可分的父子之邦。日本侵略者利用所谓的“惟神之道”，极力向东北青少年儿童灌输尊皇敬神的精神教育，从而为其巩固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可见该方针与初中期的王道、皇道相比，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奴化教育方针。

　　2、战时体制下奴化教育的全面推行

　　(1)“尊皇敬神”教育。

　　日本侵略者抛出神道教育方针之后，整个东北学校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学校设置的国民道德科改为建国精神科，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建国精神科以惟神之道为基点，利用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对学生进行“尊皇敬神”、“日满一如”的奴化教育。宣扬“八一宇”、“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等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向学生灌输满洲国皇帝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日满两国一神一崇”， 溥仪是日本天皇在伪满洲国的代理人，要求东北青少年学生必须绝对尊崇和信奉“天照大神”，拥护“大东亚圣战”，绝对忠诚于伪满皇帝和日本天皇，做日本天皇的“忠良之国民”。

　　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更加祈求于所谓“神灵”、“神光”的保佑，进一步加强了尊皇敬神教育，将“建国神庙”也搬进伪满各学校内，要求各个学校都要修建小型的“建国神庙”，搞供奉“神玺”的活动。“神玺”被安放在准备好的神龛内，要求师生按时参拜，并且每次经过时都必须行九十度的“最敬礼”。把“尊皇敬神”的思想强制性的融入到师生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学校每天都要搞三次拜神活动。此外日本侵略者还通过各种祭祀、典礼活动，如朝会、参拜建国神社等强制性方式进行“惟神之道”、“尊皇敬神”的教育。如果师生稍有不顺，便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伪满政府在1940年发表的《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建国神庙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建国神庙之摄庙有不敬行为者处七年以下之徒刑”。还规定：“本法无论何人对于在帝国领域外犯法之罪者，亦适用之”。《盛京日报》1940年7月16日。将惟神之道的神道教育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强制实行，要绝对尊崇和信奉。

　　(2)校内的时局教育。

　　伪满各级学校在此一时期极为重视时局教育，把其列为学校教育的重点。在校内成立了专门进行时局教育的时局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资料、教材的收集和研究以及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学校每天都及时揭示时局新闻，组织学生收听重要的时局新闻广播，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反映战争胜利的电影。为了增强学生对时局认识的教育，要求学生每天记所谓的“时局日记”，把报纸或新闻广播中的时事材料记录下来，如果学生家庭缺乏此类条件，要求学生到“邻组”同学家里去听取。对时局材料认真记载之后，第二天交由教师审阅。各班级都要搞报纸剪辑，及时揭示大东亚战争的结果。此外，学校每天都按规定举行朝会，要求学生背诵《国民训》和唱伪国歌;还要面向日本东京方向向日本天皇,面向伪都新京方向向伪满皇帝鞠躬“遥拜”等等。通过在校对学生进行时局教育，极力宣扬“惟神之道”，“日满共同防卫”，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信念。3所谓“勤劳奉仕(公)”

　　日伪统治者为了解决战时体制下的日益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将其黑手又伸向学校,学生也被其扩充为劳动力。其办法是以“勤劳奉仕”或“勤劳奉公”之名，使之从事无偿义务劳动。早在1938年12月1日伪满就公布了《劳动统制法》采取“统制”的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1939年6月，伪满民生部教育司就制定了《学校教职员学生勤劳奉仕要纲》，1940年就开始奴役学生，进行所谓的“勤劳奉仕”，重点是农业劳动。并具体地规定了“勤劳奉仕”的天数。如中等学校男生每年20天以内，女生每年15天以内。初等学校每年10天以内。1941年日伪统治者又确定了以“国民皆劳”为核心的《劳务新体制要纲》，以驱使全国人民去担负各种艰苦的劳役。1942年日伪又相继颁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以及《学生勤劳奉公令》,在全伪满境内确立了勤劳奉公制度。1942年后日伪对学生的奴役劳动，变本加厉,学生参加劳动依据《学生勤劳奉公令》而制度化、法制化，学生所遭受到的劳动奴役也日渐增强。法令规定大学生编成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军事工程、铁路及道路的修缮、兴修水利及造林、土地开发、农作物收获、救灾等。出勤学生每年服役期限为30～45天，后期时间则大幅度增加。且同时还规定：“对于无正当之事由”而不能完成规定的“勤劳奉仕”的劳役者不允许毕业。中小学则根据《学生勤劳奉仕规程》编成“勤劳奉仕队”从事各种劳役。每年都有1～2个月或更多的时间。

　　1943年伪文教部重新设立后，在学校教育之中又增设了“终日实习”、“终日训练”课。使各级学校全年授课时数普遍减少，劳动和训练时数大大增加。授课也只能采取“重点分配”和缩短假日的办法。此种状况随着战争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加深，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此一时期，东北学生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无偿的劳动力。4战时体制下的军事化教育

　　伪满后期学校教育还有一点所不能忽视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使东北的学校教育适应和满足战时军事体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对整个东北的学校采取军事化教育。其目的是为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圣战”培养后备军事力量。

　　伪满对中等以上的各类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实际上从1938年就已经在部分学校里开始实行。1940年2月起日伪统治者便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作为学校军事训练的专职教官。初期以尉官居多，后期以校官居多。同年12月，在对新学制实施后第一次修改的《学校规程》中明确规定，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均开设教练科。还规定“教练以实行军事的基础训练，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实行身心之实践锻炼，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为要旨”。由1941年开始，教练科被列入正式课程之中，中等以上学校统一实行军事训练。教练科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主要是理论教学，教授军事知识，军人素质，与此同时向青年学生灌输日本的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以及绝对服从等级观念。术科则是野外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有部队教练、指挥法、射击、防毒、距离测量、旗语、测图以及其他有关军训方面必要之事项。军事训练除了日常的课内训练外还进行军事检阅、行军、入营等较大型的活动。1943年起，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的失利，伪满的大中学校的军事训练进一步加强。为了能尽快培养出数量更多，素质更好的军事力量，1943年3月，日伪又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把中小学原有的体育科改为体练科。训练多以实战训练为主，在训练中间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献身圣战、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

　　此时东北的学校教育已完全军事化，整体教育事业充满了野蛮和血腥。到了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决战体制”，军事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宣布了取消在校生延期征兵的制度，并且降低征兵年龄，由原来的20岁降到19岁，为此大学的修业年限缩短6个月。可见其用心险恶，为的是从速把东北青年赶赴战场，来填充弥补日伪军事力量的薄弱和不足，迫使东北青年献身于“大东亚圣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充当炮灰和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