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渤海文物的掠夺
来源：搜狐艺术   2017-12-11 12:09:20

　　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和考古学界，对于唐代的“鸿胪井碑”并不陌生，这是刊凿一千二百八十多年前的遗石。我国早已发现并著录。这是唐朝和渤海王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物证，珍贵的文物，具有补史证史的重大价值。刊凿石碑之人是唐朝皇帝派遣来震国(渤海)行使册封使命的鸿胪卿崔訢(忻)。他完成册封使命返回内地途经旅顺黄金山麓，泛海之前掘井两口，凿石刊记此次册封的。“井碑”或称“唐崔忻井栏题名”。

　　所谓“井碑”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圭形石碑，而是在一块巨大的状如驼形的自然石块上刻字留念的。所以，崔忻当初刻字时，此石完全是自然形态。这块巨石上除有“鸿胪井碑”刻之外，还有五处刻文。据清光绪十九年(1895年)的刻文，确知该石原在旅顺黄金山麓。20世纪初被盗运至日本。这是日本当局，特别是日本军方公开掠夺我国珍贵历史文物的一例。

　　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日本掠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是在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支持及纵容下进行的。从开始的个人有限的搜集窃取，到集中的大规模的盗掘窃取，从私人窃取，到日本官方支持的半公开直至公开的掠夺。我国大量珍贵文物被盗运至日本，其数量已无法统计了。中国文物流失到日本，是与日本的侵略直接相关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辽东成为日军进驻占领地区。日俄战后，日本“租借”旅大，日军占领旅大，日本又取得在华特权，1906年日本在大连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为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日本“满蒙”史学者在日本政府支持或委派下相继到我国东北活动。得到“满铁”资助和日本占领军的保护，使他们盗窃我国历史文物公开化合法化。最先盗窃的巨型文物之一就是“鸿胪井碑”。

　　1905年，内藤虎次郎受日本当局的派遣来我国东北地区，先到大连，后到沈阳等地。前面曾谈到内藤回国后，于1907年8月他在大阪朝日新闻社主持的讲演会上，提到“鸿胪井碑”，还出示拓片并对碑文作了说明。这证明内藤是最早调查该碑的日本人之一，深知它的重要价值。有的日本学者曾推断“鸿胪井碑”被窃运至日本与内藤有关。有这种可能。但我们查阅一些资料后发现线索，盗运“鸿胪井碑”也可能与白鸟库吉有关。白鸟于1908年来到大连，后到东北各地调查，他到渤海上京城金上京城址调查，并将渤海上京城址的文字瓦带回日本，稻叶岩吉在著作中曾提到白鸟采集的渤海文字瓦，白鸟到大连的那一年正是“鸿胪井碑”被盗运到日本之年。

　　据有关资料，鸿胪井碑是被日本驻旅顺的海军中将富冈定恭于1908年派军人运回日本的。这一年是白鸟到旅大活动，也是“满铁”学术调查部成立之年。白鸟一定了解“鸿胪井碑”的。也知道它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鸿胪井碑”是什么样的碑石，今在何处?据日本学者渡边谅《鸿胪井考》一文知其于1967年5月12日对该碑作实地调查。碑在今东京日本皇宫喷泉御苑建安府的前院。碑上建有碑亭保护，“鸿胪井碑”是刻在一块巨大的自然石块一角的文字，巨石宽 300厘米，厚200厘米，高180厘米。渡边谅说，“原碑石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已在东京”。这与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富冈定恭决定将该石运回日本的时间一致，又同白鸟到旅大和东北其他地区活动一致，也与白鸟等在“满铁”建立学术调查部时间一致。总之，“鸿胪井碑”巨石运往日本之当年同上述事件发生都在同一年，这大概不完全是巧合。

　　日本除盗运“鸿胪井碑”至日本外还将其他地方的历史石刻石雕盗运至日本时间也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前后，也与白鸟到石刻所在地活动相联系的，事隔近20年后，有人前来调查时发现一些重要石刻不见了，有的已运往日本。据鸟居龙藏《满蒙古迹考》第七章金之上京记录，鸟居于1927年到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调查，他看到上京城内尽成耕地，不仅无丘上的建筑物，而所有之石件大概运往阿城市街。“据闻明治四十年顷将此地之石送往日本内地作庭石者甚多，今竟不留一石础，仅能见石臼之破片，殊属可惜，故城之内，一无所见，白鸟博士当时发见之碑文已运往他处(此碑文指宝严大师塔铭志――笔者)当时曾掘得许多之古镜，今殆完全取去，已无可寻矣!“据此可知日本一些官员军人或学者以及其他行业之人，曾经盗运金上京城址内石雕石刻送回日本，还搜集或窃取出土铜镜等文物，可见他们不仅盗运回日本同渤海有关的“鸿胪井碑”等文物，这是已知或见于著录的，至于未知的其他地区的珍贵文物同样会被大量窃取的。

　　19世纪，特别是从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我国的文物宝藏流失海外的已无法统计了，粗略估算至少有百余万件以上，实在令人痛心，这是国家贫弱，当局腐败无能，甚至不排除个别官员忘祖求荣而以宝藏为献。东北解放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根本好转，但盗掘走私仍然存在。过去流失的渠道多种，除走私外，列强的掠夺是一个主要方面，文物宝藏的流失等于五千年文明历史链环的损坏，中华民族劳动创造的智慧与血汗凝结的象征和纪实物证的失落。唐代渤海文物的流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进行对历史文化资源掠夺的典型一例。

　　我们在前面谈过，日本研究“满蒙”史意在了解“满洲”的过去， 同时也是把握和深入了解现状不可缺少的环节，以便决定或左右其未来。未来什么样?未来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王道乐土”，这是由日本领导，以日本为核心的一种殖民帝国构想。追溯“日满”亲善由来己久的历史成为必然趋势和不可或缺的。而“日渤”亲善历史已有千年之久并在日本传为“佳话”，掠夺这段“亲善”历史物证也是“应时代之需”了。

　　在掠夺渤海文物过程中，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起到重要作用，日本东洋学界是怎样配合日本当局掠夺渤海文物的?众所周知，日本的东亚考古学会成立于 1926年3月，这是日本向海外渗透和取得或掠夺相关国家文物宝藏的一个学术性机构，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后，随即积极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渗透和掠夺。该学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并提供了相当的资金支持。日本东亚考古学会首先掠夺的对象是我国和朝鲜。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我国辽东地区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单坨子等遗址，旅哈俄籍考古学家B·道利马乔夫应发掘主持人滨田耕作、原田淑人之邀也参加发掘，我国学者马衡、沈兼士等参加部分发掘工作。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旅大牧羊城遗址。20世30年代即九一八事变后，特别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资助的东亚考古学会开始发掘渤海遗址 (主要是都城址)，掠夺渤海文物。他们发掘的渤海城址不止一处，而有的城址曾进行多次发掘。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掠夺性发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这次发掘的主持人原田淑人(1885――1974年)，190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后在同校任教，研究东洋史。1914年任东京大学讲师，1918年任“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委员，在朝鲜作过考古调查和发掘。1921年任副教授，参加九州宫崎县境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后赴欧美游学，还曾在欧洲各国和埃及访问考察。1925年原田来到山西、河北和山东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27年参加旅大貔子窝等处发掘，1933――1934年主持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1938年任东京大学教授。1939年获文学博士。1943年任日本学士院会员。1947年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原田著述较多，除考古发掘报告外，考古与文献结合研究成果。主要著述有：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东亚古文化研究》，60年代出版《东亚文化论考》、《汉六朝的服饰》，70年代出版的《唐代的服饰》、《东亚古文化说苑》等。原田主持发掘渤海上京城址，是得到日本政府支持和资助的。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深知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历史科学价值及其重要意义。他们之所以在伪满洲国建立不久就进行这次发掘，除有政治因素如寻找“日满”亲善由来已久历史根据以外，据说同时也担心苏联和中国学者抢先进行发掘，所以他们捷足先登了。其实，当时的苏联或中国学者不会发掘的，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怎么能同意苏联、中国发掘呢!这是日本当局掩人耳目的做法。东亚考古学会的这次发掘是日本政府的旨意，也是日本政府希望的。不仅大力支持和资助，而且还派军队保护，表明日本政府对这次发掘的重视和所持非常积极热情态度。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发掘渤海上京城“对于阐明满洲国的历史具有极大的意义”。而主持发掘的原田淑人也说，“渤海国纯粹是满洲民族建立的国家，然而历史事迹不明之处甚多，所以想用三年时间调查满洲各地的渤海都城遗迹”。其目的是为了“阐明满洲国历史”，寻找“日渤”亲善历史物证，进而证明“日满”亲善已有悠久的历史根基。

　　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的以原田淑人为首的调查团，成员有池内宏、驹井和爱、岛村义太郎、水野清一、羽馆易、外山军治等。5月17日从神户出发，22日到沈阳，此前，池内宏、小林胖生(已在我国的大连)邀请金毓黻先生同往参加发掘，金先生同意。原田到沈阳后即与岛村、小林胖生拜会金先生，当时已在大连的村田治郎、鸟山喜一也参加了调查团。5月30日晚从沈阳出发赴东京城，6月1日抵哈，3日到海林，调查其东南5里的萨尔虎城，池内宏疑为渤海德里镇。6日到东京城。7日到南大庙、五凤楼和宫殿址调查。

　　6月8日，调查外城东墙，试掘墙之东北角。了解墙垣结构。9日调查外城北墙，西去，再南折东行北上。10日发掘南大庙以西的第1号寺庙址(A)，13日结束。

　　6月14日开始发掘第一、第二宫殿址。16日池内、鸟山、驹井、外山、岛村和金先生等人在军队保护下赴三灵坟调查。17日部分人调查上京城东南的土城子。6月26日发掘结束。前后近20天的调查发掘获得许多文物资料。

　　1934年5月20日到6月19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渤海上京城地进行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成员除前次参加者外，金毓黻先生没有参加。新参加的有三上次男、矢岛恭介、洼田幸康等。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两年两次发掘时间不足两个月。在第二次发掘中于第五号宫殿址发现一枚“和铜开珎”。参加发掘者为之振奋，手舞足蹈，不可名状。后来驹井追述说，当他们拾到一枚“和铜开珎”之际，“我们所发出的欢呼声，雄辩地证明，我国与满洲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我相信它定会余音缭绕。”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渤海上京城取得重大成果，无论是遗址还是遗物都是第一手的，文物资料装满23箱，由日本关东军押护送往日本。发掘成果体现在1939年出版的专题发掘报告《东京城》。将渤海上京城发掘获得的文物资料运回日本之后，在上野皇室博物馆公开展出一个月，参观者络绎，而当时的日本媒体也大肆宣传，发掘者发表谈话，喧嚣一时。有的报刊以醒目的标题进行报导和介绍，如《大和新闻》发表题为《以灿烂的文化鹤立鸡群的渤海国――日渤亲善由来已久，一千二百年前的往昔，使节来聘35回》的报道，引起日本读者的兴趣和注意。主持发掘的原田淑人也对媒体发表谈话：“我们两国相互交往长达二百余年，在此期间，渤海人归化我国者颇多，我国人归化渤海者亦不少。因此，日满两国人的血从一千二百年前的往昔就联系在一起。因此事至今日才煞有介事地重新宣扬日满亲善，反倒让人感到有点好笑”。日本的一些学者和参观文物展出的人也兴高采烈。东洋史学界就此发表评论说，“东洋史学界迎来了第二个满洲时代。伴随满洲国的成立，我国学者的关心，当然也会倾注于这个新兴的国家。”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渤海上京城的发掘，不仅获得一批珍贵文物和遗迹的大量一手材料，也使日本当局和军方获得政治上的收获，借此大肆宣扬大造舆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扶持建立日伪傀儡政权是合理合法了。日本东洋史学界也同样大获其利，发掘者载誉荣归，几乎成为英雄。他们搞出土文物展览，出版发掘《报告》，到处讲演，日本的渤海热逐步升温，对渤海遗址(主要是都城址)的发掘掠夺进一步加强。日本发表有关渤海历史与考古的论著增多，渤海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渤海学成为日本东洋学界的重要学科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在渤海学研究方面还是处在有利的优势地位，其前培养的一批研究人员仍在发挥作用。日本从30年代初开始的渤海热，到发掘渤海上京城址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其后逐步升温，至二次世界大战前达到最高点。二战日本战败，渤海热温降而其情不悦，有无可奈何之状，但仍有一定的余热。在日本的渤海热之中，我国珍贵的渤海文物被其窃取盗运至日本的已有成千上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