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对华文物大劫掠真相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2018-02-01 10:31:47

　　派遣各种探险队搜集中国文物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人对中国的古物字画等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国后就开始疯狂掠夺中国文物。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日本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中，约一千卷流入日本。

　　在抗日战争开始前，日本人就派遣了各种探险队搜集中国文物，战争期间更是疯狂掠夺。1937年后，日本不断轰炸中国文化机关，抢掠和焚烧中国文物，直至战败。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开展对日本侵略者破坏、掠夺文物的调查统计工作。1946年，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了《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2012年首次正式出版发行。据记载，从甲午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掠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书画、古籍等各类文物至少15245件。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告诉记者，1945年后中国陷入内战，日本侵华造成的损失统计工作难以顺利进行，因此这些统计数字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从一些典型的事例，可以还原侵华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部分历史。

　　北京有着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胜古迹和文物，为避战祸，国民政府在战前就把包括故宫所藏在内的北京大部分珍贵文物南迁，但留在北京的文物在沦陷时期仍遭巨大破坏。

　　据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战后报告，故宫损失文物共计2953箱，被征用铜品2095市斤，另有铜缸66口、铜炮1尊、铜灯亭91件;此外，还搬走和毁损众多书籍文献。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也被掠金石古物数百件。其中北大图书馆藏的《俄蒙界线图》于1911年调查绘制而成，极为珍贵。当时日本文化机关的桥川时雄得知这幅图后，向北大图书馆提出借阅要求遭拒。1937年8月，自称东方文化研究会的数人，乘坐日本宪兵军车来到北大图书馆，要求讲解这幅图，并强行“借”走，至今下落不明。

　　北京房山周口店遗址是中国主要古人类文化遗址，1929年12月，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发现了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此后经过不断发掘，又发现了大量的“北京人”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等。1941年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军抢走，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胡承志和吉延卿奉命将北京猿人骨化石装箱，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海军陆战队。但是运送骨化石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拦截，“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不知去向。

　　与“南京大屠杀”同时进行的文物大洗劫

　　战前，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处的大批文物被迁至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南京公私文化古物横遭劫难，损失巨大，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从一些事例中可见一斑：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损失古物1679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标本1052箱，其中包括考古组的人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抢去众多古物和字画等，包括殷墟龟甲骨兽骨、敦煌经卷和壁画等;南京普德寺的500铁罗汉中，有3尊被盗往日本;朝天宫屋脊的吻鸱被拆去……

　　当时身陷南京的国人目睹了日军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时任国民党军营长的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痒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

　　当时日军官兵、记者的日记，也确证了日军对南京文物的洗劫。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在1937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南京城内有学术价值的贵重物品，被愚昧的士兵们搜寻掠夺，一件件地被毁坏。”侵华日军老兵山田仁曾回忆道：“去过难民区……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哪个大人物的。”

　　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一男讲述，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读卖新闻》的特派记者小俣行男还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了日军将唐玄奘顶骨舍利盗回日本一事：1941年11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发现了唐玄奘的佛骨，谎称要将佛骨全部移交给汪伪政权，并举行了移交奉迎仪式，但事实上暗中将部分佛骨盗往日本。

　　大批珍贵殷墟文物被劫往日本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以及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抗战期间，日军对河南的文物进行了不择手段的破坏和掠夺。但这些文物损失的数字因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而未能详细统计，只能通过少量文献资料和部分亲历者的回忆来了解部分情况。

　　从1928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殷墟考古工作也被迫停止，从此殷墟就开始遭受日本的掠夺。从1938年至1943年间，日本各研究团体和侵华日军，对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将大批珍贵的商代出土文物劫往日本。

　　1938年6月，日军合井部队捏造罪名，查抄开封大收藏家冯翰飞的住宅，劫走唐代吴道子山水画一幅、清代山水大家王石谷山水画一幅、清代戴醇士山水画一幅和宋画《儿童戏水图》一幅。

　　日军在河南的巧取豪夺远不仅于此。据河南省立博物馆1942年“赠品登记”记载，一年之内，日军就以各种名义向博物馆索要各种珍贵拓片278张，其中包括“刘根造像碑”拓片、魏志拓片和隋志拓片等。

　　1944年4月，日军进攻豫西渑池县，大肆抢掠民间财物和文物，包括宋马远的《山水中堂》、董其昌的《山水》、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的《山水》和书法、曾国藩对联、民国书法家于右任书法等字画，以及多部志书和古琴等文物四十余件。

　　日博物馆不介绍馆藏中国文物来源

　　据《朝日新闻》报道，中国民间团体从2014年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归还“鸿胪井碑”，并道歉赔偿。今年6月，该团体已用邮寄的方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海牙国际法庭就此事递交了起诉书。

　　鸿胪井碑又称为“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一块宽3米，高1.8米的石碑，公元714年设立于现在的辽宁省旅顺。鸿胪井碑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根据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资料，1908年，日本军队将鸿胪井碑从曾是日俄战争激战地的旅顺搬到日本，作为战利品献给明治天皇。宫内厅指出，现在鸿胪井碑是作为国有财产放置在皇宫的吹上御苑中。

　　据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5年呈交教育部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精度研究所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有骉氏编钟，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501类，此外还有大量文物被私人收藏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