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雷州半岛人民不仅实施了残酷的屠杀,而且还对经济进行大量的掠夺。蒲包是雷州半岛的特色出口创汇产品,日本资本垄断雷州半岛蒲包,对雷州半岛蒲包进行掠夺用于军事用途。蒲包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农副产品,却提供了控诉日本对雷州半岛实施经济掠夺的重要证据,揭露日军“以华制华、以华养战”的阴谋。小小蒲包折射出资源贫乏的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注定失败。
太平洋战争以前,华资公司为了掌握货源,都在雷州城设有机构,如恒兴号的恒栈,宏伟号的宏栈,永安号的永信,广发号的广栈等。自然,这些中国公司都为日本公司所控制。
同时,这些铺号都在海康、遂溪两县的主要圩镇(如松竹、沈塘、杨家等)设立收购站。各自的收购站把收购上来的蒲品经过初步筛选,然后用驳船运到南渡河口的溪头渡,转上帆船运至广州湾出口香港。
由于数量庞大,南渡河的上游又受流水限制,故沿南渡河用来载运蒲包的驳船就有百余艘之多,从海康县运来广州湾载重三、四十吨的帆船亦有四、五十艘,因当时广州湾没有很好的码头,轮船泊在西营海面装卸,十分不方便。
于是,这些商号直接在广州湾西营开设店铺,在西营最有实力的蒲草华商是永安、宏伟、恒兴三家店,此外,还有20家以上的蒲草华商从事购买。这些店以雷州为中心,像蜘蛛网一样张开紧密的联络网,在各地分配驻扎人员,能够敏感地捕捉行情变化、需要动向、买卖动机等。
中国的蒲草90%产自广东省,其中85%是雷州半岛产的,肇庆产出剩余部分。雷州产的蒲草大约500万担,它生产的蒲包超过两千万张以上。抗战全面爆发后,雷州半岛蒲包产量逐年呈递减趋势。
抗战前,从香港出口的蒲包的目的地绝大部分是日本,占全部的98%,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考虑到米价高涨,种植面积减少,面向日本的占80%,其中从广州湾运出的蒲包大部分从香港再次发往台湾,台湾的白糖包装用蒲包,主要是糖业联合会购买,商社主要有日本三井以及三菱两家公司,加藤公司也处理少量。
自日军1940年7月派监视团在广州湾驻扎后,在广州湾海军武官的许可下,日本各大公司大力掠夺雷州半岛蒲包,主要满足泰、法属印度支那进口米包装等。同时日本公司加藤商会、岩井商店、安部幸、协同组等也加入进来,此外,万和公司、昭和通商、日本棉花、丸水商店等也实际上从事蒲草生意,大约是上述六家公司垄断了广州湾蒲包市场。
据统计,驻广州湾三井、三菱公司自1942年4月到1943年1月发出的蒲包数量为351万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包装材料问题变得紧迫化,蒲包作为麻袋的替用品,用于军需物资运输,其需求顿时旺盛起来。1943年,日军入侵广州湾,对广州湾和全广东的蒲包存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广州湾各社1943年9月的库存量为4354450张,广东1943年9月库存雷州席为1042600张。
从发货量和库存量来看,日本对广州湾掠夺的蒲包量与期望值1500万张相差较大。日军分析原因认为主要是蒲包的价格上涨较大和资金不足所致。
日军决定,成立蒲包组合,把西营和赤坎的资金掠夺利用。日军调查了广州湾的资金情况:广州湾有实力的钱庄可以举出来的大体有17家,平均一家店200万元,有3400万元的现金,西营侨民拥有大洋合计约4000万元,赤坎的资金无法合算,大约7500-8000万元,其他蒲草华人拥有大洋,假设每家店平均20-30万元,约有20家店,有500万元左右。日军认为,1943年旧法币外汇暴涨,储备券外汇下跌,资金问题是收刮蒲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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