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对华大劫掠真相：从文物，资源到金融
来源：2015-08-25期国际先驱导报   2019-08-07 14:49:01

鸿胪井碑资料图

　　文物篇

　　被掠中国文物至今散落日本

　　本报记者 黄莹莹 蓝建中 发自北京、东京

　　周末的下午，走在宛平城的主干道城内街上，两边是各种餐馆和小店，树荫下人们悠闲地乘凉，偶有孩子追逐玩耍。若不是城墙上依稀可见的弹孔，很难想象这里在78年前的悲壮。

　　宛平城位于北京城西，卢沟桥东。78年前的7月7日，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挑起事端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就此爆发，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以及中国民族展开全面抗战的帷幕。

　　位于宛平城中心北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用时光走廊的形式讲述着从“九·一八”到“八·一五”这14年间战争的惨烈和日军的罪行。五千年的文明，在那场战争中被践踏蹂躏，大量见证历史的文物或被掠夺，或被毁损。而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文物掠夺，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就已开始。

　　派遣各种探险队搜集中国文物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人对中国的古物字画等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国后就开始疯狂掠夺中国文物。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日本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中，约一千卷流入日本。

　　在抗日战争开始前，日本人就派遣了各种探险队搜集中国文物，战争期间更是疯狂掠夺。1937年后，日本不断轰炸中国文化机关，抢掠和焚烧中国文物，直至战败。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开展对日本侵略者破坏、掠夺文物的调查统计工作。1946年，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了《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2012年首次正式出版发行。据记载，从甲午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掠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书画、古籍等各类文物至少15245件。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告诉记者，1945年后中国陷入内战，日本侵华造成的损失统计工作难以顺利进行，因此这些统计数字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从一些典型的事例，可以还原侵华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部分历史。

　　北京有着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胜古迹和文物，为避战祸，国民政府在战前就把包括故宫所藏在内的北京大部分珍贵文物南迁，但留在北京的文物在沦陷时期仍遭巨大破坏。

　　据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战后报告，故宫损失文物共计2953箱，被征用铜品2095市斤，另有铜缸66口、铜炮1尊、铜灯亭91件;此外，还搬走和毁损众多书籍文献。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也被掠金石古物数百件。其中北大图书馆藏的《俄蒙界线图》于1911年调查绘制而成，极为珍贵。当时日本文化机关的桥川时雄得知这幅图后，向北大图书馆提出借阅要求遭拒。1937年8月，自称东方文化研究会的数人，乘坐日本宪兵军车来到北大图书馆，要求讲解这幅图，并强行“借”走，至今下落不明。

　　北京房山周口店遗址是中国主要古人类文化遗址，1929年12月，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发现了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此后经过不断发掘，又发现了大量的“北京人”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等。1941年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军抢走，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胡承志和吉延卿奉命将北京猿人骨化石装箱，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海军陆战队。但是运送骨化石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拦截，“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不知去向。

　　与“南京大屠杀”同时进行的文物大洗劫

　　战前，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处的大批文物被迁至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南京公私文化古物横遭劫难，损失巨大，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从一些事例中可见一斑：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损失古物1679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标本1052箱，其中包括考古组的人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抢去众多古物和字画等，包括殷墟龟甲骨兽骨、敦煌经卷和壁画等;南京普德寺的500铁罗汉中，有3尊被盗往日本;朝天宫屋脊的吻鸱被拆去……

　　当时身陷南京的国人目睹了日军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时任国民党军营长的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痒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

　　当时日军官兵、记者的日记，也确证了日军对南京文物的洗劫。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在1937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南京城内有学术价值的贵重物品，被愚昧的士兵们搜寻掠夺，一件件地被毁坏。”侵华日军老兵山田仁曾回忆道：“去过难民区……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哪个大人物的。”

　　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一男讲述，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读卖新闻》的特派记者小俣行男还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了日军将唐玄奘顶骨舍利盗回日本一事：1941年11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发现了唐玄奘的佛骨，谎称要将佛骨全部移交给汪伪政权，并举行了移交奉迎仪式，但事实上暗中将部分佛骨盗往日本。

　　大批珍贵殷墟文物被劫往日本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以及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抗战期间，日军对河南的文物进行了不择手段的破坏和掠夺。但这些文物损失的数字因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而未能详细统计，只能通过少量文献资料和部分亲历者的回忆来了解部分情况。

　　从1928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殷墟考古工作也被迫停止，从此殷墟就开始遭受日本的掠夺。从1938年至1943年间，日本各研究团体和侵华日军，对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将大批珍贵的商代出土文物劫往日本。

　　1938年6月，日军合井部队捏造罪名，查抄开封大收藏家冯翰飞的住宅，劫走唐代吴道子山水画一幅、清代山水大家王石谷山水画一幅、清代戴醇士山水画一幅和宋画《儿童戏水图》一幅。

　　日军在河南的巧取豪夺远不仅于此。据河南省立博物馆1942年“赠品登记”记载，一年之内，日军就以各种名义向博物馆索要各种珍贵拓片278张，其中包括“刘根造像碑”拓片、魏志拓片和隋志拓片等。

　　1944年4月，日军进攻豫西渑池县，大肆抢掠民间财物和文物，包括宋马远的《山水中堂》、董其昌的《山水》、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的《山水》和书法、曾国藩对联、民国书法家于右任书法等字画，以及多部志书和古琴等文物四十余件。

　　日博物馆不介绍馆藏中国文物来源

　　据《朝日新闻》报道，中国民间团体从2014年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归还“鸿胪井碑”，并道歉赔偿。今年6月，该团体已用邮寄的方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海牙国际法庭就此事递交了起诉书。

　　鸿胪井碑又称为“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一块宽3米，高1.8米的石碑，公元714年设立于现在的辽宁省旅顺。鸿胪井碑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根据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资料，1908年，日本军队将鸿胪井碑从曾是日俄战争激战地的旅顺搬到日本，作为战利品献给明治天皇。宫内厅指出，现在鸿胪井碑是作为国有财产放置在皇宫的吹上御苑中。

　　据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5年呈交教育部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精度研究所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有骉氏编钟，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501类，此外还有大量文物被私人收藏者收藏。

　　记者就曾参观过位于东京的根津美术馆，北齐和唐代高大精美的佛像成排摆放在美术馆一层大厅，位于二楼的一个展室里，全部是商周时代成套的青铜器，而一尊明代的铁观音像则被放置在庭园里任凭风吹日晒。

　　不过，与日本境内其他博物馆一样，这些馆藏的中国古代顶级文物是如何到达日本的不得而知，也没有看到过有博物馆介绍来龙去脉。

　　资源篇

　　“以战养战”疯狂掠夺中国资源

　　本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日本侵略者当年对中国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的掠夺，是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从宏观层面上看，日本侵华期间掠夺的资源很难有确切完整的统计数据，但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均已说明：在日本军国主义海外疯狂扩张的时期，中国的土地上遍处是侵略者涸泽而渔的掠夺痕迹。

　　“特务部”遍查中国矿产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推行“以战养战”政策，把中国作为其太平洋战争的大后方。

　　研究显示，到1941年，日本在各国对华投资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比重高达70%以上。这些投资，有的是以向大财团借款投资而成，有的是通过假中日合资企业而为，目标主要是在华开发日本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即中国的矿产资源。起初，大财团在华积极经营主要出于盈利目的，后来，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推进，各大财团被绑上战车，其活动完全服务于日本侵华大战略。

　　据日学者大石嘉一郎1994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史》中披露，至1945年，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资产占据了日本企业全部在外资产的76%。而从地域的排序来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对中国资源的侵占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华北，两地合计占日本企业全部在外资产的52%;台湾和华中华南地区则分别约占比9%左右;四地日企财产总金额高达2500多亿日元。

　　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便开展了对我国东北的地质调查。“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在东北成立的满铁地质研究所以“北支派遣杉山部队特务部地质调查队”、“中支派遣军特务部”的名义，对我国关内沦陷区的向山硫铁矿、安徽当涂铁矿、河北龙烟铁矿、海南岛石碌铁矿及其他很多地区的矿产资源都进行了地质调查。

　　绝大多数调查活动也都是与军事工业直接有关的矿产调查，而对于地下水、地层古生物等基础地质调查则很少，显露出日本人的野心。比如1935年的华北经济调查、绥远资源调查，1938年-1941年的开滦煤矿调查、1939年-1941年的大同煤矿调查、1940年-1941年的山西汾河流域石膏调查等。

　　到了侵华战争后期，日本还对中国的稀有和放射性矿产进行调查。1943年，日本驻汪伪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在华北对稀有元素矿产进行地质调查，;1943年-1944年，日本针对我国五原、包头、集宁及武安等地区的稀有元素矿产进行了地质调查……

　　在如此种种“精查”基础上，日本人开始了对华矿产资源的掠夺式开采。

　　“最缺什么，就从东北掠夺”

　　据中国已故经济学家朱邵文的研究，日本侵略者自1932年建立伪满傀儡政权后，初期发展建设交通运输业，而后便逐渐向钢铁和煤炭方面转移。南满铁道公司先后成立了满洲电信电话公司、满洲炭矿股份公司、满洲石油股份公司、满洲矿业开发公司、满洲林业、满洲轻金属等一系列公司。

　　1937年，日本在伪满制定施行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其后又对计划进行了二次修改扩充。修改后的计划将工矿业部门的规模从原定计划的12.24亿日元，增加到了49.9亿日元，重点放在了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的增产方面。

　　“日本侵略者完全把中国东北当作它的殖民地来处理。战时，它一切按自己意愿行事，最缺什么，就从东北掠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卞修跃表示。据卞修跃研究，日寇掠夺中国矿产时，劫掠了1500多万名关内劳工为其工作，这些劳工工作条件很差，死亡率很高。

　　正是以中国劳工的生命为代价，大量中国物产资源源源不断地落入日寇手中。日本学者浅田乔二在著作《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中披露，侵华战争期间，从华北地区出口到日本的以制铁用强粘结煤为主的煤炭供应量逐年增加，以1939年的供应量为基数100，1940年上升到123，1941年又上升到144，相当于日本当年煤炭进口总量的80%以上;中国运往日本和满洲的铁矿石出口量也逐年增加，以1939年的供应量为基数100，1940年上升到198，1941年又上升到366，1942年更大幅上升到548……

　　“毫无疑问，这些资源对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提供了极大的物质支撑。”卞修跃总结道。

　　东北中南区的森林被砍伐净尽

　　为了把掠夺资源输向日本、满洲，日本人同时加大了对林业的砍伐。

　　东北沦陷前后，日本对东北森林的砍伐几乎都与修建铁路区域有关。在日本攫取铁路修筑权的同时，一般会驻兵保护铁路沿线资源的开发。铁路修建本身需要消耗大量木材作枕木，铁路沿线林场的经营往往也由铁路部门负责，铁路建成后又负责运输周边木材。为了防御抗日力量和其他武装，铁路沿线及周围的浓密森林往往被砍伐一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战争局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需要加大力度造船舶、修铁路，这时对木材的需求量陡然提升，对华掠夺也走向了极端的应急掠夺。

　　根据“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的《满洲国史》中的数据，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大量生产的森林地区和新规划的地点都铺设了森林铁道。直到战局扩大，铁路资材出现困难时才结束，铁道总共延伸达到1440公里。

　　日本的掠夺对中国森林资源、特别是东北的森林资源产生了很大影响。研究显示，20世纪日本进入东北时，东北的长白山脉、张广才岭、龙个沟山脉、完达山山脉等东部山岳地带及大小兴安岭山脉一带，尚还蕴藏着丰富的针叶林和阔叶林。日本退出东北后，东北中南区的森林已经砍伐净尽，躲过浩劫的森林仅位于大、小兴安岭本干山脉、长白山脉等东、北部国境一带。这些地区由于位置偏僻、区域广阔、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林木生产和搬运都比较困难而躲过一劫。

　　日本曾在1937年编写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中表示：“有事之际，将以开发当地资源为重点，达到自给自足，并确保日本不足资源的供给。”。

　　卞修跃感慨地说，“日本法西斯就是这样疯狂掠夺，以战养战。1945年，中国人是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本报记者刘硕对本文亦有贡献)

　　金融篇

　　侵华金融掠夺搜刮民脂民膏

　　本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直接从中国掠夺物资不过是其维系战时物资供给的手段之一。在各沦陷区，日本侵略者通过设立银行或者扶植建立伪银行，肆意发行各种军票、银行券、伪币以及各种纪念币(章)等，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

　　建立伪银行、发行伪币“吸金”

　　国民党著名抗战将领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教授，曾告诉本报记者这样一个小故事：1935年华北沦陷之前，宋哲元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正全力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一心想拉拢宋哲元。然而，宋哲元偏偏在1935年底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后，表示接受法币政策。这意味着，宋哲元忠于国民政府，平津在经济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让土肥原一时气急败坏。

　　不过好景不长，“七七事变”不久后，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终于有机会在华北建立与其在东北相似的金融掠夺体系。

　　根据已故经济学家朱绍文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关东军便提出了伪满傀儡政权《货币及金融制度的方针案》。随后，日本侵略者夺取了我东北四官银号，成立了伪满中央银行，发行伪币，并建立了以伪满中央银行为中心的伪满金融机构网。伪满币本是以银为本位，但1935年以后，直接与日元联系，完全转变为日元的延长和替身，形成了以金为本位的掠夺体制。朱绍文解释说，如此一来，伪满币不再和伪满境内的日元券、朝鲜银行金券相冲突，可以逐步实现日寇用伪满币统一币制的目的。

　　1937年12月,在华北的伪“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后，其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就遵照日本要求，任命伪行政部局长汪时璟等9人为筹备委员，负责筹组所谓“中央银行”。次年1月7日，汪时璟等人发表声明，宣布将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下简称“中联银行”)。在1943年的《战时金融机关之使命》一文中，汪时璟“泄露了天机”，他写道：华北为日本“后方兵站基地，所负使命，至为重大，举凡治安之确保，农产之增收，国防上重要物资之增产，均须运用巨额资金，始可获预期之收获。而此种贷放款项，并须极力吸收存款……我金融机关须有周密之措置，以全力赴之，始克完成其使命”。

　　史料记载，除了伪满中央银行、“中联银行”，日本侵略者还曾先后在中国扶植了伪冀东银行、伪察南银行、伪蒙疆银行等。这些伪银行都在各自区域内发行了伪币，并以独占货币发行权，为其金融掠夺的手段之一。

　　强发军票、银行券等搜刮民脂民膏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还在华中、华东、华南等占领区强制发行了大量军票。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期间，就曾为转嫁战争负担在中国东北发行过大量的军票。以侵华日军在南京发行的军票为例，票面上，“日本银行代换券”和“日本银行”字眼被用红线盖去，改换成“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售票”，无异于杀人犯要被杀者支付其他人的费用。

　　日本人也曾在华直接设立银行，发行各种掠夺性银行券。如横滨正金银行券、日本银行券、朝鲜银行券、台湾银行券等。

　　1939年8月，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不久，即大量印发没有任何准备金的伪钞“联银券”，仅在青岛就印发纸币达2800余万元。日本人强令华人各大银行认存10万元，小银行3万元，用以支付存户存款。这些伪钞是在日本刺刀下维持其“信用”的一堆废纸。但日本却用这些“联银券”充作贷款，收购战略物资棉花、矿石等。如日本交易团青岛事务所收购磷矿石需资275万元，铁矿石200万元，萤石170万元，均由日本青岛正金银行以贷款方式，用“联银券”付账。这些“联银券”既无准备金作抵押，又不断贬值，广大中国人民受掠夺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些掠夺手段之外，日军还采用了更卑鄙的手段，即伪造变造我国统区的法币和抗日根据地的货币。伪造货币既可以疯狂掠夺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财富，又可以影响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物价，造成通货膨胀，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而更无耻的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为炫耀武力，鼓舞士气，还发行了多种带有明显征服和侵略标志的所谓“纪念币”或“纪念章”。这类纪念币(章)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如限量发行、有的铸有面值、一般由造币厂制造、设计风格和形制与货币相同等，因此也成了日本侵华劫掠的证据。

　　劫掠使中国民众普遍贫困化

　　日本侵略者在华的金融掠夺，造成了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普遍贫困化。据日伪新民会骨干徐冽战后供认：当时，连“简单的衣食”都已有“万千同胞不能解决了。他们现在只是有一口气，在死亡线上勉强挣扎。为了延长这一口气，上焉者勉强以粗粮果腹，次焉者树皮、树叶、草根、棉花籽、观音土，不一而足。再如河南某地，已发现人吃人的事实，“吾人引为奇谈的‘易子而食’的现象，已重见于今日”。

　　同时，日寇的金融掠夺，令中国企业资金短缺，使中国民族工业走向衰败。资料显示，仅在华北地区，自“七七事变”以后，“除特别数种外，余皆呈衰退现象”。就天津而言，1941年度各种工业的开工率仅为“七七事变”前的47%。

　　自1939年起，日伪当局还曾在沦陷区多次兴办所谓“春耕贷款”，宣称为确保棉花、小麦、杂粮等农作物的生产，以挽救农村的危机和增加其军需供给。不过后来据学者考证，这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农贷”，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实际上需要资金的真正的农民贷不到款，有些贷到款的人，不是把资金用于生产，而用于纳税、还债、还息。而另一方面，一些利用特殊地位借得大批资金的亲日劣绅，却把钱用去放高利贷了。

　　“种种事实都说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完全是一场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全中国人民的拼死反抗，从而加速了它的失败。”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业英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