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内在问题的外在表象。它反映出三个基本问题，既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如何看待中日建交的基本精神。日本为追求政治大国地位，以及强化海洋资源战略，使钓鱼岛问题逐步升级。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办法要从去除凌驾于国际法秩序之上的霸权秩序、日本社会理性与良知的回归，以及中国和平与发展战略当中去寻找。
【关键词】中日关系 钓鱼岛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4)02-0054-12
钓鱼岛问题目前是中日之间的一个大问题，并且可能成为中日冲突的爆发点。但钓鱼岛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相反，它是中日关系内在问题的外在表象。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法理脉络非常清晰，关键的问题是要以什么态度来解决它。日本从1972年建交时，承认中日之间存在争议，同意暂时搁置，到现在公然否认这段历史事实，将钓鱼岛称为日本“固有”领土，拒绝对话谈判。这其中反映的是日本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的变化。所以，在钓鱼岛与中日关系之间，只有先解决双方之间的战略关系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办法。而不可能通过解决钓鱼岛问题来解决双边战略关系。
一、中日钓鱼岛之争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1、如何对待历史
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历史是清晰的，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安倍上台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就是，钓鱼岛为日本“固有”，不存在主权争议，不与中国就此问题进行对话谈判。
日语“固有”一词与中文意思一致，表示“原本就有”的意思。日本以神武天皇公元前660年即位开始算立国，但它是什么时候占据钓鱼岛的呢?日本是在1879年将琉球王尚泰及家人虏走，吞并琉球群岛，并将之命名为“冲绳县”之后，才知道有钓鱼岛存在。随后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乘清政府无暇顾及，于1895年1月以所谓“无人岛”的名义，以私下未公开的窃取方式将钓鱼列岛并入冲绳县管辖。
而事实上，钓鱼列岛在此前早已为中国所拥有。1403年(明永乐元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已经记载了中国对钓鱼列岛的命名。明清两朝都对钓鱼岛进行了管辖。清朝时明确将其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清代《台海使槎录》、《台湾府志》等官方文献详细记载了对钓鱼岛的管辖情况。1871年(清同治十年)刊印的陈寿祺等编纂的《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将钓鱼岛列入海防冲要，隶属台湾府噶玛兰厅(今台湾省宜兰县)管辖[1]。
即便我们怀着最大的善意，接受当年大搞侵略扩张的日本确实将钓鱼岛误判为“无主地”而占有的说法，那么今天面对中国政府例举的大量历史证据，还要说钓鱼岛为日本“固有”，这就是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了。如今所谓“民主”的日本，显然在坚持旧日本“帝国”的立场。所以，日本坚持不谈判的立场，只能被解释为试图维护旧日本帝国所剩不多的侵略利益。
2、如何对待战后秩序
决定战后东亚秩序的主要国际法律文件是《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两个文件的核心精神是要日本归还侵占他国的所有领土。《波斯坦公告》第八条甚至明确规定，“日本之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这意味着原来的琉球既现在的冲绳不在日本的主权范围内。而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也表示接受中苏美英四国宣言。并且，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明文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在这种背景下，如今的日本政府仍坚持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在《马关条约》的范围内，不属于应归还的领土。这不仅是对战后秩序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中日建交基础的严重侵害。
当然，日本对战后体制的挑战不是一开始就敢为之的。在对待战后体制的问题上，日本利用了反法西斯阵营分裂后的冷战以及美国的霸权，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方法，以“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归还冲绳协定》取代《波斯坦公告》，以日美双边安排取代国际公法秩序。
战后，美国为了确立自己在东亚的霸权，谋求长期战略性控制琉球群岛等东亚岛屿。为此，1951 年, 美、英等国背着中国, 与日本政府签订旧金山和约。和约第三条规定: 日本同意美国将北纬29 度以南之西南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孀妇岩以南之南方诸岛, 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硫黄列岛, 及冲之鸟岛、南鸟岛, 置于美国托管制度之下,并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 美国有权对此岛屿之领土及居民包括岛屿领水, 行使一切行政、立法及管辖权利。当然这一协定并不包括钓鱼岛。但是1953 年12 月25 日美国陆军少将大卫●奥格登( David A. D. Ogden) 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的第27 号令, 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以西方殖民者在非洲用经纬度来划分界线的方式，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中国的钓鱼岛非法划入美国的琉球托管区域。1971 年6 月17 日, 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议，美国就将中国的钓鱼岛与琉球一起交给日本管辖。这才是中日钓鱼岛之争的真正起源。
从国际法的角度讲，由于日本接受了《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就意味着中美日之间的秩序以此文件为基础。而此后美日之间的和约，只能对其双边关系进行调整，而无权涉及中方利益。美国单方面将钓鱼岛划入琉球管辖范围，更是不具备国际法效力。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台湾当局对此也表示坚决反对[2]。为此，美国一再申辩，将钓鱼岛交给日本管辖，并不涉及主权归属问题。只是，美国始终不能解释，他有什么权力将主权属于中国的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交给日本。所以，无论如何，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都不具备国际法依据。
但是，自安倍上台以来，继续运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将日美双边的私下协定说成是国际法，强调所谓“法的秩序”，大肆宣扬所谓中国要用武力改变现状，这是公然用谎言来欺骗世界。
3、如何看待中日建交的基本精神
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法律问题已经十分清晰。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中日建交时，基于注重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构建世代友好关系的基本精神，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但如今，日本方面采取了否认这一共识存在的立场，这使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演变为如何看待中日建交的基本精神，如何构筑未来中日关系的大问题。
事实上，中日建交之前，由于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的签署，全球华人保钓声浪此起彼伏。所以钓鱼岛在当时也是中日之间不能忽视的问题。但是，和解决历史问题，日台关系问题，两国关系定位问题，以及邦交正常化等一系列问题相比，钓鱼岛问题的分量就显得不够重。正因为如此，1972年中日建交时两国领导人才达成共识，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留待以后处理。这种搁置反映的是当时两国领导人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他们相信，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随着两国人民交往的日益密切，情感的不断加深，双方之间能够在更融洽的气氛中，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当时两国领导人关于“搁置争议”的共识没有以文件形式表述出来，而只是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基于个人的人格信用的一个简单交谈过程。但是，这却为一些居心不良之人留下可乘之机。
关于当年中日两国领导人是否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其实是无须争辩的。尽管日本方面删除了当年相关的会谈记录。但中方的记录和中日双方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事实的存在，本文不再赘述。事实上，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志访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并在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3]。这不仅证明了建交时存在“搁置争议”的共识，也说明了为什么要“搁置争议”的原因。当时日本方面对邓小平的说法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如今，日本方面否认这一共识的存在，事实上是在否定两国建交时的基本精神，瓦解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二、钓鱼岛问题逐步升级的基本原因
1、钓鱼岛问题反映了中日关系的战略状态
观察两国关系通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问题导向的视角，既两国关系随着相互之间发生的一些具体问题而起伏波动。第二个是战略导向的视角，既两国关系因为彼此战略的相互重合，或摩擦冲突，导致双方关系状态的变化，以及双方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具体问题时，采取不同的策略。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是基于问题导向型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但纵观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演变发展，它越来越表现出战略层面的含义。换言之，是中日战略关系状态的变化在影响钓鱼岛问题的走向，而不是相反。
1972年，中日建交时能够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并且用如此轻描淡写的方式来表现这种共识，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双方关注的是确立两国和平友好相处的战略关系，而不是这一点点具体的物质利益。
中日之间的战略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要解决“和”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处”的问题。“和”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历史带给我们的伤害，以构建两国人民可以实现长期互信的政治基础。“处”的问题就是要在解决“和”的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框架。在1972年两国的建交声明中，两国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解决“和”的问题，以“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以及“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来解决如何相处的问题。
但是，纵观建交40余年来的实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两国之间在这两大问题上出现逐步倒退的局面，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出现接近战略对抗的局面。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不断发展。日本右翼不仅在历史问题上大开倒车，将对历史的反省变成了对历史的翻案，而且在战略上将日本从“专守防卫”，和平发展，推向追随美国全球霸权的脚步。到今天美国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他们又试图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将日本建成军事大国，为美国挑起东亚地区称霸的大梁。钓鱼岛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可以被搁置一边的问题发展成为可能诱发中日冲突的爆发点。
2、日本右翼推动钓鱼岛问题走向对抗
中日之间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政治障碍主要在于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势力的阻挠。中日建交之初，由于日本方面遵循了“搁置争议”的精神，钓鱼岛总体上是风平浪静。但是，到1978年，当中日两国政府准备谈判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时，4月开春渔汛，日本方面突然大肆炒作中国渔船到钓鱼岛周围捕鱼的事件，并向中国政府进行强力交涉。钓鱼岛周边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前一直有中国渔民在那里捕鱼，为何这次日本要大做文章?[4] 如果结合当年，在8 月12 日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前，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于8月11日在钓鱼岛上建起灯塔的事实，可以看出日本右翼从一开始就试图借中日关系的重大历史关口，以牺牲中日关系发展为代价，推动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占有。尽管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日之间友好关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钓鱼岛问题始终能够得到妥善管控。
但是冷战结束后，中日之间的战略关系开始逐步发生变化。1991 年8 月海部俊树访华虽然带头打破了89年风波之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甚至在其“ 新的世界与日中关系” 的演说中, 第一次提出“ 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的概念。但是在其整体外交战略中，明确强调了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性，并提出 “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的主张。这意味着中国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下降。
冷战结束也给日本国内以社会党为主要代表的“革新势力”以极大冲击。到1993年，日本政治的“1955年体制”崩溃，出现了“政界总保守化”趋势。日本右翼不断掀起的历史翻案风，使中日关系饱受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对保持钓鱼岛继续“搁置争议”的政策也开始松动。1996年，随着日本实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日本右翼团体连续制造严重事端，日本青年社又在钓鱼列岛的北小岛设置了新的灯塔。中方多次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和改正, 日方却置之不顾, 以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一度变成严重干扰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5] 。这些现象意味着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已不再遵守“搁置争议”政策，开始转向右翼外围推动，政府积极主导，逐步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2002年，日本政府以防止非法登陆和转卖给第三者为由，租借钓鱼岛。2005年，日本政府又以加强管理为名，接管了青年社在北小岛建的灯塔。
日本政府放弃“搁置争议”的政策还表现在军事准备上。其实早在2002年3月，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就组建了“离岛特战部队”，负责岛屿特种作战。从2004年开始，“离岛特战部队”以钓鱼岛为背景进行了多次模拟突击演习。
3、日本的海洋资源战略加剧了中日钓鱼岛矛盾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石油价格的飙升，对资源行将枯竭的预测受人瞩目。这又使日本从资源角度进一步增强了要占据钓鱼岛的意愿。2003年，日本前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撰写的《调查大陆架是国家的百年大计，资源大国日本不是梦》文章中说，这些(大陆架)海域中埋藏着足够日本消耗320年的锰、1300年的钴、100年的镍、100年的天然气以及其他矿物资源和渔业资源，足以使日本从天然资源贫乏国家摇身变为“天然资源大国”[6] 。当年，日本政府就在内阁官房之下设立了由国土交通省、外务省等5个部门组成的“大陆架调查对策室”，开始加速大陆架调查工作，这其中一方面是南鸟岛和冲鸟礁等外围岛屿周边的大陆架调查，一方面则是东海地区的调查工作。2004年8月，日本政府通过了《有关大陆架划定的基本方针》，此次会议确定2005年开始第二阶段大陆架调查，并于2008年12月完成整个调查。日本海洋资源战略的主要推手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于2005年11月18日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建议政府应制定海洋政策大纲;完善海洋基本法的推进体制;扩大国家管辖范围至海洋“国土”。此后，日本于2006年12月制定了《海洋政策大纲》，2007年4月,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并根据《海洋基本法》设立了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开始全面推行海洋战略。2008年首次推出五年一审的《海洋基本计划》。
在中日海洋资源矛盾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政府就东海问题展开磋商，并于2008年6月18日达成 “6•18共识”。但是这个在日本右翼大造舆论提出诸多过度要求背景下达成的共识，最终没有被两国舆论所接受。中国试图以委曲求全的方式达成的共识并没有限制住日本强化对钓鱼岛控制的步伐。2010年日本颁布实施了《低潮线保障法》，为管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离岛提供法律依据。8月，日本媒体透露说，日本政府决定在翌年3月底以前，把25个离岛“国有化”，其中就包括钓鱼岛及附属岛屿。9月，日本加强对钓鱼岛海域管控的措施，导致了中日撞船事件的发生。事件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严重冲击。
但是，无论钓鱼岛问题对中日关系带来多大伤害，日本政府依然是我行我素地依照其海洋战略及相关法律按部就班地推行强化对钓鱼岛管控的措施。2012 年 1 月，日本政府在为日本专属经济区基点的离岛命名时，将钓鱼岛群岛内的四座小岛礁夹带其中，以显示日本对钓鱼岛群岛的“主权”。 4 月日本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开始高调宣传东京都要通过向“尖阁诸岛”(我钓鱼岛群岛) 的所有权人购买的方式使其公有化。7 月5 日，日本石垣市两名议员登上钓鱼岛群岛中的北小岛。7月7 日，野田佳彦首相宣布“尖阁诸岛国有化”的方针，并立即开始了相关工作。尽管，日本政府替野田辩护，说野田是为了防止石原购岛后会登岛从而引发中日冲突，“被迫”购岛。但2010年日本政府要将25个离岛“国有化”在前，而石原逼宫在后。这显然是有人导演的双簧闹剧。
4、安倍将钓鱼岛作为推行其政治战略的道具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安倍晋三一直是一个强硬派代表人物。2011年10月24日，安倍晋三在福冈市发表演讲时称，为了明确主张拥有冲绳县尖阁诸岛(我钓鱼岛)主权，日本人应该在岛上居住并在周边海域进行开发。安倍称“必须显示出坚决护岛的决心”[7] 。2012年12月17日，自民党大胜后，即将第二次出任首相的总裁安倍晋三在在记者会上就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强调，日本在国际法上拥有钓鱼岛，“进行着有效控制，没有谈判余地”[8] 。基于这两点基本认识，安倍上台后，没有就解决钓鱼岛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而是展开了对华围堵外交。安倍公开表示，日本政府只有加强与包括越南、印度、俄罗斯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与美印澳的安保合作，中日关系才会获得新发展。他说：“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与越南等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国家构筑起信赖关系，只有这样，日中关系才能有新的展开。”安倍进一步表示，只有强化与周边邻国的合作，才能遏制中国抬头，让中国回归国际秩序中来。为此，2013年1月4日安倍在新年记者会上表示：“将亲自打头阵，大胆开展战略性外交。” [9]
安倍拒绝就钓鱼岛问题进行对话，对中国展开外交围攻的做法，将中日关系推向了战略对抗的局面。安倍为什么要将钓鱼岛这样一个局部性问题变成中日关系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这必须从安倍的执政理念中寻找答案。安倍曾明确表示其执政的核心政治理念就是要让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10] 。为了这个理念，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并将日本建设成一个军事大国。目前在修宪遇到较大阻力的情况下，安倍积极谋求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以便绕开宪法束缚，使日本可以对外行使武力。然而，为了能够说服日本民众，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安倍需要一个高强度的国际对抗环境以制造舆论。而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客观上就是安倍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障碍。所以安倍要利用中日钓鱼岛争议，一方面在国际上打压中国的政治空间，抬高日本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国内利用中国威胁论来愚弄百姓。当安倍将钓鱼岛问题工具化之后，中日之间也就难以从钓鱼岛问题本身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三、钓鱼岛问题的解决答案
1、从国际秩序构筑的角度寻找答案
钓鱼岛问题从起点上就是一个关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问题。从国际公法的秩序说，如本文前面所述，依据《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日本应归还一切侵占他国的土地，钓鱼岛属于中国当无可争议。但为什么日本也敢信誓旦旦地谈论国际秩序，甚至指责中国要用强力改变现存国际秩序。因为现实国际政治中在国际公法秩序之外，还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秩序。日本试图依托这种霸权秩序，将美日之间的私下协定说成是国际公法秩序。
日本之所以能够如此粗声大气地指鹿为马，一个重要的客观环境是美国在维护所谓“现存东亚国际秩序”上越来越借重日本。在国际秩序观上，美国依然停留在20世纪。他迷信霸权稳定论，忧虑可能发生的权力转移，不能理解什么叫平等合作的秩序。因此，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使美国丧失霸权地位。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强化军事同盟体系来平衡崛起的中国。在这种秩序观指导下，美国需要的不是中日合作，而是中日之间适度的对立。
在国际秩序观上，中国认为应该尊重支持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构建一个没有没有霸权只有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秩序。正是这种秩序观决定了习近平主席3月28日在柏林发表讲话时，大声告诉世界：“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所以，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在这种新秩序的构筑过程中，能够找到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办法。
2、从日本国家政治走向的角度寻找答案
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发展到如今这种程度是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密不可分的。如果说美国希望国际秩序停留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状况，那么日本右翼希望复兴的则是一个19世纪称霸亚洲的帝国。他们不能接受中国将会变得比他们强大。为了实现重建一个强权国家的梦想，他们不惜罔顾人类良知，大肆对侵略历史翻案。为了修改和平宪法，他们不惜借钓鱼岛问题将中日关系推向冲突的边缘。日本右翼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日本巨量的核原料储备，正使日本成为一个潜在的危险国家[11] 。这种危险性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环境与土壤，一是国际上美国正扮演着养虎为患的角色，二是日本右翼有着黑帮法人化的社会结构的支撑。所以，对日本右翼到底能走多远，日本到底向什么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寄希望于日本社会的理性与良知能够使日本回归正确的发展方向。
3、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角度寻找答案
钓鱼岛问题带给中国的是战略性的课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发展环境就会因此风平浪静。中国的发展将会改变世界，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时代性命题。因为中国的发展最终会使现存的霸权秩序瓦解。所以，无论我们如何表达自己将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主观愿望，必定会有人试图阻止这一历史进程。其中更不能排除有人要以非和平的方式来阻断中国的和平发展。钓鱼岛只是这些人政治运作的棋子。所以，中国有必要从维护自己和平发展进程的角度来思考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在坚持与邻为善，和平解决领土纠纷的同时，采取“不惹事，不怕事”的方针，也是为了震慑一些人试图挑起冲突的冒险主义。我们希望能够在维护地区稳定的状况下，随着历史的发展，寻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机遇。
注释：
1. 关于历史论据详见2012年0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
2. 同上
3. 中国外交部网站：外交历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000年11月7日
4. 事件的详细分析参见孙翠平《1978 年钓鱼岛事件的来龙去脉》，《党史文汇》2009年第10期 王效贤“承前启后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日 本 研 究》1997年第3期 《小泉内閣メールマガジン》 第109号2003年9月11日
5. 《週刊ポスト》2012年9月7日号，《安倍晋三氏 尖閣諸島を守るには日本人常駐の必要性を説く》
6. 《产经新闻》 12月18日，《自民?安倍総裁の会見詳報 「危機突破内閣」/尖閣、交渉余地ない/体調は万全》
7. 《每日新闻》2013年1月7日，《<「安倍外交」>官邸主導鮮明 第1次内閣のキーマン起用》
8. 「第165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平成18年9月29日」、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09/29syosin.html。
9. 2011年3月8日，日本著名强硬右派、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日前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表示，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以应对快速崛起的中国的威胁。他说，日本可以在一年之内制造出核武器。详见，David McNeill “Japan mus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warns Tokyo governor”， 8 March 2011， Independent. 而长期以来不时会有日本政要出来表示应核武装日本。
(来源：《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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