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四年(1429)尚巴志统一琉球，严格意义上的琉球王国就此出现在东亚政治版图中。这个崭新的王国生而好运，很快就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据洪熙元年和宣德二年(1427)两度使琉的册封使柴山回忆，当时的琉球可谓一处儒家海外桃源，百姓“知尊君亲上之道，笃仁义礼乐之本”。而朝堂之治则远追三代，君臣拱垂而治。“其王钦已于上，王相布政于下，其俗皆循礼法，熙熙如也。”
柴山所言乃是镌刻于琉球大安禅寺千佛灵阁碑的碑文，考虑到作者的客人身份，内容可能对主人家有所溢美，不过从诸方记载来看，疏球王国至少在15世纪做到了仓廪丰足。天顺二年(1458)，第一尚氏王朝第六任国王尚泰久在位时铸的“万国津梁钟”，在铭文中就得意扬扬地宣称琉球王国“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在此基础上文化大兴，“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之仁风”。即便到第二尚氏时代，琉球王国依然以富裕见称，第三任国王尚真王大兴土木，修建寺庙殿阁，铸造洪钟，据说还从中国千里迢迢运来大青石，将其作为首里城中正殿基石，并且雕刻华丽的石栏、龙柱，以小小的琉球国而言，的确可谓豪奢。
琉球发家的缘由就如他们在《万国津梁钟铭文》所总结的那般，乃是“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以舟辑为万国之津梁”。换言之，便是琉球依靠自己扼守中、朝、日海上交通的地理便利，在基于中华朝贡规则的东亚国际秩序下依靠朝责及转口贸易轻松地积攒了大量财富。只可惜福兮祸所伏，对于国力弱小的琉球来说，富裕反而引来强盗的觊觎。进入17世纪后，琉球王国遭到日本萨摩藩步步为营的侵略，给后世留下一部从独立变为附庸，再从附庸到被吞并的亡国痛史。
首里城奉神门，通向正殿的大门，也是新王即位后，祝女们请示神谕的地方。
（1609年，距离琉球王国最近的萨摩藩岛津氏悍然出兵，一举征服琉球国，洗劫了首里城）
嘉吉附庸:暗流涌动的琉萨关系
万历三十七年(1609)，日本庆长十四年。三月，地处日本九州岛南部,距离琉球王国最近的萨摩藩(今日本鹿儿岛县 )岛津氏悍然出兵，一举征服疏球国，洗劫了首里城。
为替自己的无端侵略行为寻找正当性，萨摩藩在征伐琉球后很快推出一种被称为“嘉吉附庸说”的理论，大意为室町幕府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因独断专行引发权臣不满，拥立其弟义昭起兵反抗，但很快遭到镇压，权臣纷纷被杀，足利义昭则逃到九州，于是向(今日本宫崎县)被奉义教命令的萨摩豪强岛津忠国擒杀。足利义教得知此消息大喜，不仅赐给岛津忠国宝刀、名马和盔甲等珍品，还将琉球作为封地赐给岛津家。此事发生于日本嘉吉元年(1441，明正统六年)，因而被称为“嘉吉(元年琉球)附庸”说，按此理论，萨摩入侵琉球但不是侵略，而是对不修臣道的附庸琉球进行惩罚。
明眼人一望即知，此说乃萨摩人为掩盖自己悍然入侵他国行为而编造出来的谎言，最明显的破绽甚至都不是史实材料，而是萨摩人对关键证据存留的说辞:萨摩藩记录奉行、《萨藩旧记杂录》编纂者伊地知季安言之凿凿地说，岛津家世代珍藏有足利义教颁下的有关赐予琉球《封册》，为“嘉吉附庸”铁证，直到宽永十八年(1641)还有人亲见过此《封册》。不过，到17世纪岛津家就拿不出《封册》了，因为曾有老臣交此宝物借给一名笔吏私自带回家，结果毁于延宝八年(1680)大火。总之，外人若是问附庸一事有无，那萨摩藩敢以自家清誉作保，可若非要萨摩藩拿出文书证据，那就只能发扬日本国技，诚恳地向大家说一声“本当抱歉”了。
其实人们只要稍对琉、萨交往历史略加考究，就自会明晓“嘉吉附庸”说的荒谬。自诩为“万国津梁”的琉球以海上贸易立国，同周边诸国很早就展开交往。据琉球汉文资料《中山世谱》记载，琉球与萨摩藩的官方来往肇始于第二尚氏的尚清王在位期间:“嘉靖年间(1522-1566 )，为纹船使事，遣天界寺月泉长老、世名城主良仲到萨州。”其中提到的萨州即萨摩，纹船是一种船头绘有青雀黄龙的正规贸易船。日方资料《岛津国史》则言早在日本文明十三年(1481)有纹船往来琉球和萨摩其间。对照双方资料，后人大致能拼凑出早期琉萨交往的过程:先是民间自发的贸易往来，当贸易扩大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地促成官方交往。
在建立官方联系渠道后，琉、萨双方互动频繁，给后世留下大量往来文书。永正五年(1508，明正德三年),萨摩藩藩主岛津忠治写信给琉球国王，信中称:“抑我国以贵国( 琉球 )为善邻焉，实非他国可比量者。”天文三年(1534，明嘉靖十三年)岛津忠治又致书琉球称“本藩以与贵国同盟之故”。永禄十二年(1569，明隆庆三年 ),琉球三司官在致鹿儿岛奉行所的信也视两方为敌体，为“往古之坚盟，有连续者也”。次年，当时藩主岛津贵久让位给儿子义久，在通告疏球的国书中称两国“自他和好，共全唇齿之邦者也”。而他儿子在致琉球国王尚元的信中更是谦称“贵国与陋邦……从往昔有昆弟之约”，希望能够“修领好之交义。”( 以上均出自《琉球萨摩往复文书案》)
大量两地来往文书清楚表明，在1609年之前，就连萨摩藩藩主都不知道有人将琉球赐给他们为附庸，在正式官方文书中严格地将琉球王国看作对等外国，看不出一丝一毫从属关系。不仅如此，萨摩还极力维护同琉球的友好关系，努力营造出两者世代交好、和谐共处的氛围。据说天文三年(1534，明嘉靖十三年)备中(今日本冈山县 )连岛土豪三宅国秀计划统率水军征讨琉球，结果岛津氏抢着给琉球通报 :“此辈(三宅国秀 )借得命于(室町 )幕府，不得假道于敝邑，其无如贵国何。”
三宅国秀最终被岛津氏剿灭，因而后世有人认为此乃岛津氏虚构，不过若说全是空穴来风倒也未必，毕竟谁等闲都没胆量编出此种涉及国际关系的大新闻。推想起来，大约是三宅国秀曾有所表示，其风声被岛津氏打探到，在灭掉三宅的同时趁机添加私货向琉球邀功卖好而已，而后世日本学者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萨摩藩心中的私货，无非就是他们欲借机独揽与琉球的贸易。
此说不为臆想，日本琉球学开派宗师东恩纳宽那惇就指出，14世纪中期室町幕府建立之后，同明朝展开勘合贸易，琉球商船也往来其中，其目的地恰多为九州萨摩及濑户内海的备中、播磨( 今日本兵库县南部 )，包括岛津氏在内的沿线各地领主豪强都借此获得了大量财富。15世纪初室町幕府内乱频频，勘合贸易逐渐陷入停顿，濑户内海的山名、今川、大内诸西国大名相继灭亡，与琉球贸易的主导权自然而然地转入岛津氏手中。放在此大背景下，萨摩藩同琉球交往过程中种种现象和说法都能得到解释：所谓“嘉吉附庸”，并不是室町幕府将琉球治权交给岛津，而很可能是将与琉球贸易权交给萨摩藩独家专营。此事后来给萨摩官方带来灵感，演化出日本幕府将军将外国琉球赐给自己的欺世怪谈。实际上此时萨摩藩不仅没有让琉球臣服，反而出于利益考虑一直对琉球采睦邻友好的态度。至于后来他们阻碍三宅征伐，极有可能是为垄断对琉球贸易权而对濑户内海势力斩尽杀绝的举措而已。
不过，尽管此时萨摩对琉球友好，但敏感的人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其下的暗流涌动：濑户内海一个小亳族都听说过琉球之富，意欲跨海来征，那么若是近在咫尺的萨摩藩生了异心，又该当如何?况且，随着岛津氏势力成功扩张整个九州岛，其对琉球态度也逐渐产生变化。日天正七年(1579,明万历七年)，萨摩藩遣使向硫球王报聘，告之“九州大半已被置于岛津伞下”云云，但当时正在琉球的中国册封使谢杰就注意到，在琉球的日本人“出人者携带刀剑，琉人畏之”,昔日平等的贸易活动已显现出倚强凌弱的气氛。
此种忧虑在17世纪初逐步变为现实,而促成日琉关系走向不良变化的契机，却又是当时东亚最为重大的国际事件——万历朝鲜战争。
入侵琉球:万历朝鲜战争的余波
日本文禄元年(1592，明万历二十年)三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动员全国，以日本西部诸侯军队为主力,编成九个军团渡海入侵朝鲜作战，拉开万历朝鲜战争的序幕。战争从1592年蔓延至1598年方才结束，后果延绵不绝，给东亚诸国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小小的琉球王国。
后世学者有认为丰臣秀吉之所以要冒大不韪妄图颠覆基于中华朝贡规则的东亚国际秩序，挑起万历朝鲜战争，其中一个重大因素就在于日本16世纪统一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内部压力，迫切需要将其通过对外战争的方式转嫁出去。从种种征兆来看，丰臣秀吉恐怕未必没有此企图。早在他统一全国之前，就曾不断向手下暗示以后将会侵略朝鲜进而入侵中国，而他手下的大名诸侯出于对日本国土外新封地的渴望，对此也不无推波助澜，上下都以高调主张对外扩张为能事：战争爆发前，丰臣手下大将加藤清正就对秀吉提出，对明战争胜利后要在唐地(中国)封给他20国(县)。另一名诸侯锅岛直茂则请求将自己的封地转封到中国。而秀吉的养子丰臣秀次则被许诺为将会成为中国的关白……
丰臣政权君臣的狂妄言论是当时日本国内躁狂扩张心态的最鲜明反映，人们自然也能想到，在此种氛围下遭殃的绝不仅是中朝两国，但凡和日本邻近的诸国都难逃其毒牙，琉球自然也不例外。据说，因幡(今日本鸟取县)鹿野藩大名龟井兹为讨得丰臣秀吉欢心，故意向其要求赐予琉球，丰臣秀吉对手下刻意迎合扩张计划深感欣慰，当即取下腰扇，在上面写下“龟井琉球守”赐给他。由此可见，琉球此时已经成为日本扩张的目标之一，若是丰臣政权征朝获胜龟井琉球守大约就会成为现实。
正是受丰臣政权对外扩张的影响，萨靡藩对琉球的态度也陡然变脸。天正十五年(1587，明万历十五年 )，昔日的“昆弟”岛津义弘派遣僧人龙雪持国书赴琉，告之丰臣秀吉欲伐朝鲜、中国，要求琉球站队，否则“且屠汝国( 琉球 )及今之时，宜其遣使谢罪，输贡修职，则国永宁矣”。等到天正十九年(1591，明万历十九年)丰臣秀吉正式启动侵朝计划时，又派岛津氏转告琉球，要求其出兵参与征朝。岛津义久在给琉球国王尚宁的信中称，丰臣秀吉要求“两国( 琉球、萨摩)合计出兵-万五千人”，不过萨摩藩慷慨地替他们承担出兵义务，他们只需要提供7000人12个月的军粮，并且为正在修筑的征朝大本营名护屋提供建造资金即可。丰臣秀吉也让岛津氏转交给琉球国王一封国书，在其中大言不惭地称 :“吾告诸汝，明年春季吾将先伐朝鲜，汝当带兵来会。若不奉命，则先灭汝国，玉石俱焚。汝当好自为之。”
后人可以想象得到琉球国君臣见到国书时的惊愕。三司官在震惊之余，立即托明商船向明廷转告日本即团将入寇的消息，只是迫于日强琉弱和近夏远的现实，遭受直接武力威胁的琉球王国不得不同日本虚与委蛇，于文禄二年(1593，万历二十一年)战争爆发后向萨摩藩转交所要求的半数军粮。只是嗣后岛津义久再要琉球便以“国穷岛疲，民无计偿出”加以拒绝，一直拖到庆长三年( 1598，万历二十六年)战争结束时都再未提供物资。
日军从朝鲜撤军后，国内变乱再起，琉球王国也获得短暂的和平时光。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琉球王国在咄咄逼人的丰臣政权时代侥幸逃过一劫，反而在收缩的德川幕府时代遭到了萨摩的入侵，此种讽刺性局面恰恰是由于征朝后果给日本国内带来一系列不利因素，最终导致幕府默许萨摩藩入侵琉球事件的发生。
朝鲜之役后，明廷禁止日本商船往来，而新成立的德川幕府却迫切希望能够重开中日贸易。为重新同明廷接上联系，幕府方曾寄希望于琉球从中斡旋。在岛津氏奉幕府之意给琉球国王尚宁的信中，就明确告知琉球“我将军( 德川幕府)忧虑之余，欲使家久( 岛津义久之子原名岛津忠恒)与贵国协商，让大明商船年年到琉球，且与日本商贾互通财货之有无”。另一方面他又写信给中国册封使夏子阳，要求派船前往萨靡，但夏子阳不仅拒绝派船，还严禁册封随行人员同日方接触。琉球也对斡旋一事兴趣缺乏，使得幕府的算计落空。在此形势下，德川氏很可能采纳岛津氏的密谋，通过入侵掌控疏球，“借壳上市”而这也正是德川府嗣后默许琉球“两属”的意图。
幕府意图人侵琉球、曲线重开中日贸易，而对萨藩来说则有着更为直接的动机。岛津氏不仅全程参加侵朝战争，还参与后来德川取代丰臣政权的关原之战，并且不幸加入败者组，虽然领地得以保存，但巨大的军费支出已然拖垮财政。在入侵琉球前三年的庆长十一年(1606，明万历三十四年)，为“解救慢性的财政穷困”，岛津氏内部就谋划入侵琉球北部的“大岛”今奄美大岛 )，还通过幕府内部关系获得了将军的认可，只是由于准备不足而未在当年动手，但通过人侵、劫掠琉球挽救自己的财政危机，成了当时萨摩藩的共识。
在入侵琉球一事上，有着同样动机的德川幕府与萨摩藩一拍即合，唱了一出双簧。明面上岛津氏出面再三致信琉球，提出琉球国王亲自入聘的无理要求，争取师出有名;背地里幕府萨靡双方反复沟通协商，早下定决心入侵疏球。为让萨摩藩能够专心侵琉，德川氏豁免了萨摩应承担的幕府骏府筑城方面的义务，还两次给岛津家久下达指示，要其在完成出兵准备后还应对琉球进行交涉——一如后世军部偷袭珍珠港时还要假惺惺地指令在攻击前半小时递交宣战最后通牒。
庆长十四年(1609，明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岛津氏按幕府指示，以岛津义久的名义向琉球国王尚宁发出最后通牒。在吹嘘一通自己阻止龟井兹矩等伐琉的功劳后，便指责琉球忘记恩情，在朝鲜之役中未能按命令提供军粮，后来又不助日本与大明恢复通商，“实属非理”，威胁说“正在急速准备兵船渡海”。在信的末尾,岛津氏宣称，若“努力通融日明，本人将尽心谋求琉球国之安泰。”
置恩情于不顾，在讲究报恩的日本是一条足以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的罪名。萨摩藩千方百计要打造出自己曾有恩于琉球的形象，就是为在舆论中占领道德高地，只是他们太过于毛躁，以至于根本没有给琉球反馈时间，当年三月便派遗桦山久高为大将，平田增宗为副，率军3000分乘百余舰战船南下入侵琉球，反而暴露出他们侵略乃是蓄谋已久。
绘有萨摩武士的萨摩烧，约19世纪。
（对国小军弱的琉球来说，萨摩军的入侵无疑是一场空前洗劫，他们登陆后一边四处放火一边南下，逼得沿途百姓不得不弃家逃亡，进入首里城后更是大肆劫掠，简直全军皆为禽兽行。）
“掟十五条”: 枷锁下的琉球
在这场被称为“庆长之役”的战争中，萨摩赢得很轻松。琉球承平已久，武备荒废，桦山统帅的萨摩军先攻占了琉球北面诸岛，随即抵达琉球本岛试图强行登陆那霸，结果在此遭到顽强抵抗，被守备部队的岸炮击沉了几艘船只，不过他很快就打听到北部的运天港(今冲绳今归仁城)一带毫无防备，便在三月二十五日移师北上，轻松从大湾(今冲绳渡久地)登陆琉球本岛。此后萨摩军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阵，只是在久米村遭到些许反抗。四月三日，萨摩军包围了琉球王国首都首里城。两天后，琉球国王尚宁因孤岛无援而不得不投降。
对国小军弱的琉球来说，日军入侵无疑是一场空前浩劫。萨摩军在登陆后，一边四处放火一边南下，沿途百姓不得不弃家逃亡。据尚宁王茶道侍从日人喜安记载，当时“到处烟火，人人不知何可逃，扶老携幼，盲目奔窜，不知所措……全境停战，始敢回家，但满目烟火，家宅已只余灰烬，皆跪地号泣”。萨靡军进入首里城后更是大肆劫掠。桦山久高将手下分成四队，花七八天将首里城劫掠一空，不仅是金银丝绸，但凡“日本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的”，一律造册分批运回鹿儿岛，使得疏球王国“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奇)珍万宝，尽失无遗”。萨靡劫掠疏球之狠，军纪之坏，甚至自己人伊地知季安也不得不承认 :“入辰出酉，连日点检王城财宝……皆献鹿儿府( 即鹿儿岛 )”又称“此役将士颇犯律令”，3000人参战人员中只有2人因“善守其令，故特褒赏之”，简直不啻直书全军皆为禽兽行。
人侵琉球只是第一步，岛津氏想要的并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压榨出财富的附庸。琉球投降后，岛津氏首先便将大岛、德之岛、鬼介岛、与论岛和永良部岛强行划为己有，又让桦山久高将自国王尚宁以下大小官吏、王族100余人全部带到鹿儿岛，强迫尚宁前往骏府和江户谒见幕府统治者，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才将他放回琉球继续做一个从经济到政治都被萨摩藩强力控制的附庸国主。
萨摩藩对琉球的经济盘剥可谓敲骨吸髓。人侵后，萨摩藩强迫琉球向其纳贡，为此还专门派遣官员前往琉球进行“检地”，将琉球年产定为相当于89000余石稻米，据此要求琉球每年向自己缴纳6000石贡米。此外另需缴纳芭蕉布3000段(1段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制衣所用布料长度 )、上等布6000段、下等布 10000段，唐芋( 即番薯 )1300斤、绵子(一种棉绒)30石、棕榈绳100捆、黑网100条、牛皮200张、席3800张。
纳贡只是萨摩藩盘剥的小头，真正大头是控制琉球的对华贸易。根据萨摩藩的命令，琉球所购买的中国册封船货物只能在鹿儿岛出售，而琉球本土特产也只能限定在鹿儿岛内销售。为更好地控制琉华贸易，宽永九年(1632，明崇祯五年 )萨摩在琉球设立了“在番奉行”，派造人员两年一换。据日本学者研究，“在番奉行的职务中，以监视(琉球 )内政和督励(对华)进贡贸易最为重要”。此外，萨摩藩还施展经济手段，强迫琉球接受自己或是萨摩商人资本，从事所谓的“傀儡贸易”，使得琉球后来必须要依靠萨摩的白银资本与中国贸易。
经济控制外，岛津氏对琉球的内政外交控制极紧，最明显的就是强迫琉球对萨摩和德川幕府行聘问之礼，承担一系列自我封建义务。据《中山世谱》记载，琉球不仅每年都要向萨摩藩派遣“年头使”行聘问之，此外还必须在一定时间派遣使者谒见德川幕府，即所谓称“上江户”。“上江户”的使节有“庆贺使”和“谢恩使”两种，“庆贺使”为幕府将军发生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时琉球派往江户的祝贺使者;而“谢恩使”则为琉球国王即位或接受中国册封后，向江户派出的报告使者，整个江户时代,琉球先后派遣 19次“上江户”使者。
纳贡聘问只是外人看到的束缚，真正的枷锁是所谓的《掟十五条》。“掟”在日文中为“法度、处置”之意，“掟十五条”即为萨摩藩在放还尚宁时，以桦山久高名义强加给琉球的15项规定，分别是 :
一，非萨摩之命，禁止购买他国货物 ;
二，不堪使用者，虽旧勋也不可予禄;
三，婢妾不可予禄 ;
四，不可私约主从 ;
五，不可多设寺院;
六，商人不带萨摩印契，不许市易;
七，不可略买琉球人送至内地 ;
八,岁税及其他公物，必遵我( 萨摩)官吏所定，据法收纳;
九,禁止不经由三司官而任用他人;
十,禁止强行买卖;
十一，禁止斗争;
十二，农商定税之外，有非理征收者,可告发于鹿儿府;
十三，不可自琉球向他国发遣商船;
十四，斗升用京量( 日本度量 ),不可用他量;
十五，禁止博弈非僻之事。
从内容上看，《掟十五条》只是萨摩强加给琉球诸多义务的罗列，形式同当时德川幕府要求日本国内遵守的诸多法度颇有相似之处，但并未改变琉球归属，更谈不上所谓琉球“奉行”日本法令的开端一一就算是制定法令，也应该由幕府作出，而不是其手下大名。实际上，萨摩藩也知道《掟十五条》不伦不类，完全不在幕府授权之内，因而甚至长期都未告之幕府，直到明治年间中日就琉球归属问题进行谈判时，才被日人当宝贝一样翻出用作证据。
事实上，岛津氏对琉球控制的目的和意图正如东恩纳宽惇所言 :“( 萨摩)主要目的，在于萨摩垄断锁国下海外贸易，所以万事都是沿着这个路线运营的。不用说身为政治中枢的摄政三司官，及其下的十五人的职务，就是王位也要获得萨摩的承认其用心是为了顺利运行萨摩的贸易政策，只要此事顺利进行，并不干涉琉球内治。为此，其(琉球 )政治虽说勉强，但仍独自筹措，并整顿了独自的态势。”
被控制的中华藩属：根本不存在的“两属”问题
诚如东恩纳宽惇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萨靡入侵琉球之后通过种种手段控制琉球，但归根到底泰半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对于琉球归属与主权问题采取了一种暖昧态度。而这点也从史料中得到印证，只要人们对当时中琉交往的档案记载稍作研判就可以清楚看出，萨摩对琉球的控制并未改变琉球在中华朝贡体系中的宗藩身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极力维护此局面，以求在中琉贸易中浑水摸鱼分一杯羹。
萨摩人侵后，琉球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遣使修贡”。天启二年(1622)，世子尚丰派遣官员照惯例奉表贡方物，“并以尚宁王讣告，兼请袭封。”不过此时中原多事，直到崇祯六年(1633 )明廷才派遣杜三策、杨抡为正副使者，“赉诏至国，谕祭故王尚宁，封世子尚丰为中山王”，同时复准琉球两年一贡。崇祯十三年(1640)尚丰去世，世子尚贤遵从日例，于崇祯十七年(1644)遣使告哀请封。据中方史料记载，直到明末“两京继没，唐王立于福建，(琉球)犹遣使奉贡”。清代史家在撰《 明史》时都忍不住发出赞叹，说琉球“其虔事天朝，为外藩之最”。
不仅是明代，就是到清朝，中琉之间依然维持着稳定的宗藩体制。中国对琉球的册封，依然是琉球王位继承的最权威依据。清顺治三年(1646 )，清军灭隆武政权，琉球使臣也随之向清廷投诚。到顺治十年(1653 ),世子尚质( 尚贤之弟)派遣官员至北京，“表贺世祖登基，并缴还明朝敕印，兼请袭封”，从此正式改换门庭，与新王朝确定藩属关系由于当时清朝尚未平定全国，“海氛未靖”，因而直到康熙二年(1663)中方使者才得以登岛完成册封，为此执政大臣还大发雷霆，严旨处分耽误太久的正副使者以及相关地方督抚，可见清廷对中琉关系之重视。以康熙二年始，中国先后派出八次册封使，直到同治五年(1866)册封尚泰之后才因东亚国际局势大变而宣告终止。
另一方面，琉球也将中华册封使的到来作为一大盛典，不以萨摩入侵而有所改变。据清代首位琉球册封使张学礼记载，琉球接待清代册封使的礼节甚至较明代更为隆重。册封使船刚一抵达，琉球国人便“鼓乐导引，倾国聚观”，人数“不啻数万，欢声若雷”。琉球王出城三里，亲至守礼门迎接，见到使者“具朝服行九叩礼”然后同使者“乘轿进城，至中山殿前将敕印供奉”，又行九叩大礼。随员登左台宣读皇帝诏书，“王跪听”。宣读诏书后，使节“将印并恩赐蟒袍、装花绫绸四十八匹付王收受”，王再行九叩之礼。随后另一名随员登右台，宣读写给王妃的谕旨。王妃同样“跪听”，然后将“蟒缎、装花绫绸四十八匹付王转付王妃收受，又行九叩之礼……”场面极为庄重严肃。
如此重大的政治场合中，负责监视控制琉球的萨摩“在番奉行”等人又在何处?
答案是他们躲起来了。只要中国册封使抵达琉球，这些萨摩人就得回避，甚至长达半年不得抛头露面,末代琉球国王尚泰的侍从喜舍场朝贤曾对萨摩人做贼心虚丑态有所披露 :“当册封使来琉，在琉的萨摩官吏和萨商全部移居( 那霸郊外)浦添间切乘间的乡村，而萨船则转泊今归仁间切云天港。为避中国人的耳目平时通用的宽永钱都要收起，在中国人居留期间，假装以鸠目钱来作流通货币。又，官衙、寺庙内的挂轴、钟铭以及碑文等，如有日本年号、人名者，一律匿藏起来。”实际上，萨摩人藏起来的还有日本书籍，就连和风的张挂物、石灯笼、洗水钵都要撤去，全岛禁止说日语、道日本名。即便如此，萨摩人还怕露出马脚，甚至专门给琉球人编了一本《问答手册 》。《 问答手册》的内容保存于存世的《八重山岛在番役役勤职账》中，里面全是指导琉球人应付中国人提问的话术，譬如若是中国人问琉球风俗如何，便会回答自古以来进贡中国，学习圣贤书籍;若是问琉球三十六岛中北方五岛是否被强占，则回答子虚乌有，三十六岛自古就是琉球属岛，从未被日本支配，如是等等。其中最好笑的是民俗问题，如果中国人注意到房顶有船、鱼形日式风向标，那么琉球人就要回答琉球人以海为生，所以风向标以船、鱼为外形不足为奇，没想到同日本风俗有所巧合。在此萨摩人还贴心地注明:此答一定要表达惊讶表示自己也是头一次听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满满。
萨摩人如此煞费苦心隐匿行踪，自然是害怕中国识破他们控制琉球的缘故，他们或许并不担忧中国会发兵主持公道，但一定会惧怕由此断掉朝贡贸易。毕竟，在中华朝贡体系之下，作为宗藩的琉球一直享受着免税贸易资格。仅乾隆年间中琉贸易中，每艘船所能豁免的关税银就可达200两有余，萨摩将自己的商品运到琉球，伪装成琉球朝贡贸易商品运到中国，然后再从中国买来自己需要的商品，经琉球转口回鹿儿岛，从中获利丰厚，以至于产生一个专有名词叫“唐十倍”。有着十倍的巨额利润，也难怪他们会放下武士尊严而坐视琉球维持中国宗藩身份，甚至还主动予以配合了。
正是因为萨摩出于经济考虑，一方面极力控制琉球，另一方面又极力掩饰此层关系，使得琉球在近世东亚国际关系中长期处于一种尴尬局面也就是所谓“两属”。此说法其实出现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外务省官员森山茂在向外务卿寺岛宗则提交报告《琉球藩改革之议》时，提到琉球“父皇(日本)母清”“一国奉二帝”的状况，需要加以改变，废除摄政三司官，将琉球进一步归于内务省管辖。
从该报告可以看出，所谓琉球“两属”，乃是日人认为的琉球“一国奉二帝”而提出的概念。然而若是真要从历史和国际法角度讨论，那就从来没有什么“两属”问题，只有日本擅自破坏基于朝贡规则的东亚国际秩序，造成琉球主权遭到破坏的问题。森山茂的琉球“两属”主张，其实大有国际法辩白是非的余地。
日人对琉球归属的主张，核心在于幕府将其赐予萨摩。后人姑且不论幕府是否有权将独立外国赐予自己属下，单就此层关系而论，就算有从属关系，那也是琉球与江户幕府建立的直接关系，与京都的天皇公家又有何干?被萨磨控制后，琉球使节18次“上江户”，但从来没人听说过他们“上京都”罢?以此而言，森山的琉球“父皇(日本)母清”说简直荒谬，若他说的“皇”指日本天皇，则琉球同天皇从来没有建立过关系，而与之对比鲜明的是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就国家层面而言，是中华朝贡体系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就统治者而言，是中国皇帝与琉球国王的君臣关系，当朝贡体系在西方殖民体系冲击下瓦解之后，琉球无论是独立还是从属中国，都有清晰的国际法依据。反倒是二元政治下的日本对琉的领土要求最没有说服力 :江户幕府垮台之后，琉球与幕府之间关系是否还能继续过渡给明治政府其实颇有可疑。因为按《王政复古大号令》德川幕府被废除，幕府与琉球的关系也自动终止，就如沙俄垮台之后，原本宣誓效忠沙皇的芬兰便终止与俄国关系，获得独立权一般。
其次，幕府将琉球赐予萨摩一说，其源头也更为可疑。后世日本学者引用《后萨摩旧记杂录》称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德川家康得知萨摩征服琉球，便赐下文书表示要将琉球赐给岛津氏，然而此文书却又不见诸《岛津家文书》。关于琉球问题，书中最早只有七月五日德川秀忠( 二代将军)嘉奖信件，但并未谈到如何处置琉球，七月十三日倒是有“大御所”( 德川家康)给岛津氏的信件，称了解岛津氏用兵琉球，甚为满意，希望详细报告云云，同样也没有谈到赐给岛津氏。唯一提到对琉球统治的大约是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德川家康给岛津氏加盖“黑印”的书简，内称“告诸琉球可被领有统治之意，理当祝贺，送来佛桑花、茉莉花及硫黄千斤唐屏风、绸缎五匹，欣慰也”。此信内容被日本人认为是证明岛津被赐琉球的“领知判物”( 江户幕府给各大名出具的领地认证书 )，不过熟悉江户体制的人都知道，这压根算不上什么正式“领知判物”，充其量只是一种私下表态而已。其实，就连德川幕府也知道自己对琉球的统治根本不符合当时国际规则，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私相授受行为。在幕府递交给清廷的正式文书中都删去了“琉球称臣”的内容。换言之，幕府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承认，琉球并未臣服他人，一直是中国忠实的藩属，琉球“两属'说不攻自破。
遗憾的是，此时世界已经进入19世纪末，帝国主义殖民狂潮正在全球肆虐，作为后来者的日本也迫不及待加入瓜分行列。他们借过去萨摩藩对其掌控的现实编造了种种理论，以同治十年(1871“八瑶湾事件”为契机对华交涉，趁中国衰弱之际逐步吞并琉球，实现了所谓“琉球处分”，得以吞并琉球。
(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黄天《琉球冲绳交替考》、田中健夫《三宅国秀の琉球远征计画をめぐって》、官城荣昌《琉球的历史》、谢必震 胡新《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