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遗孤战争寻亲：寻找爷爷的遗腹子 —— 我的叔叔孟宪忠
来源：孟喜金   2025-04-15 17:26:11

　　我的爷爷孟昭普，一生经历波折。他先后娶了三位妻子，而我的父亲，身为二战遗孤、童子军以及驻印军，其命运同样坎坷。如今，我在苦苦寻觅爷爷的遗腹子，也就是我的叔叔孟宪忠。

　　我的老家在东北沈阳。在我小时候，东北的冬季异常寒冷。即便母亲把家中用泥土垒砌的草房里的火炕烧得滚烫，洗脸盆里的水依然会结成冰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们姊妹四个常常从被窝里探出小脑袋，尽管鼻孔里满是被油烟熏黑的痕迹，却仍津津有味地听父母讲述爷爷和奶奶的故事。

　　爷爷孟昭普，字耀天，1904年出生。他毕业于东北陆军教导队五期以及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5期，曾担任国军67军司令部上尉副官，戎马倥偬。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前夕，爷爷于1929年随军撤入关内，并将全家迁至河南洛阳西宫军营。1933年3月，热河失守后，日军进犯长城古北口。爷爷作为原东北军第七旅旅长、整编后的67军军长的副官，毅然投身长城古北口乐东之战。他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据二奶奶讲述，当时奶奶曾极力阻止爷爷参战，此事在堡子里的乡亲间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为爷爷不顾奶奶阻拦、英勇参战而深感自豪。

　　在古北口乐东抗战中，67军众多爱国将士浴血奋战，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这场战斗让民众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奔赴抗战救国的战场，用民族之魂和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新长城。由于此战伤亡惨重，幸存下来的爷爷被提升为中尉副官，在后续的军旅生涯中，又先后晋升为上尉、少校副官。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爷爷在南京中央军校接受蒋委员长训话后，跟随67军参加淞沪会战。67军作为最后赶到战场的原东北军主力，于1937年11月8日拂晓，面对渡过黄浦江、猛攻松江县城的日军柳川第10军主力，多次击退敌军进攻。9日，在掩护上海守军撤退时，67军军部官兵在白鹤港遭到日军便衣队袭击，爷爷与吴克仁军长一同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在悲壮的“死守松江三日”战斗中，爷爷和众多东北男儿一样，永远地长眠在了苏州河畔，年仅33岁，而彼时我的父亲才11岁。

　　爷爷的详细经历，是我在小时候听老人讲述，以及后来30多年持续查询档案后才得以确认的。近30年来，我沿着爷爷和父亲生活与战斗过的足迹，四处寻觅。我或是自驾前往，或是写信问询，足迹遍布西安、汉中、洋县、昆明、腾冲、老挝、缅甸、泰国、南京、上海、徐州、洛阳以及台湾国史馆等地。根据查到的资料，爷爷于1938年11月29日被中华民国追认为烈士，并于1970年9月入祀台湾忠烈祠。

　　每逢春节，按照东北习俗，家家户户都会供奉老祖宗。摆上供品，点起蜡烛，全家老小烧香磕头，缅怀先人。家中祖宗牌位上的家谱，方格里填写着世世代代先人的名字。在爷爷名字的旁边，与其他先人不同，列着三位妻子的名字。我满心疑惑地询问父亲，他却总是沉默不语。只有母亲会把我拉到一旁，背着父亲偷偷告诉我：爷爷命硬，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奉天老家，尚未与爷爷共同生活便去世了;第二位妻子，也就是我的奶奶，在洛阳病逝。奶奶因阻止爷爷参加热河、长城战役，又为爷爷参战一事忧心忡忡，急火攻心，故而早逝。爷爷的第三位妻子杨慕莲，活到了内战之后，却也未能与爷爷相伴终老、合葬一处。

　　爷爷阵亡后，年仅23岁的杨慕莲奶奶怀着遗腹子，带着父亲踏上了寻找爷爷下落的逃难之路。在此期间，奶奶生下了我的叔叔。后来，奶奶隐瞒了自己曾是国民党军官妻子的身份，与我们家失去了联系，叔叔也不知所踪。那时我年纪尚小，听完母亲的讲述，并未太过在意，只是模糊地知晓爷爷是位抗战英雄，父亲还有个弟弟，也就是我那在爷爷阵亡后出生的遗腹子叔叔。

　　1976年7月，父亲病重，弥留之际，他把我们几个子女叫到炕前，缓缓说道：“那年我11岁，你们的爷爷孟昭普绝非反动派，他在上海松江县城狙击日军的激战中，与吴克仁军长一同以身殉国。你们的杨慕莲奶奶当时怀有身孕，带着我从洛阳辗转南京、上海、汉口、安徽、洛阳、汉中等地，一边逃难，一边寻找你爷爷的下落。”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孤儿寡母历经饥寒交迫、风雨侵袭，还要躲避警报空袭，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尝尽了人间辛酸。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奶奶变卖了随身首饰和所有家产，靠街头看病卖药维持生计。父亲在逃难途中，头上长满了虱子，无奈剃成光头，形同乞儿。他们母子二人在街头声泪俱下地呼喊着爸爸、丈夫，那场景令人心酸不已。家破人亡的悲剧很快降临到他们身上。

　　父亲不到7岁时，生母便离世了，11岁又遭遇丧父之痛，从此一生都未能享受完整的父母之爱。童年时期，他四处颠沛逃难，记忆中只有在各处寄养的经历，鲜少有孩童应有的欢乐。父亲回忆道：“亲戚们对我都很好，对父母的思念也逐渐淡化了，再加上当时的历史原因，也不敢打听他们的消息。”尽管曾与继母和姨母一起生活，但亲生父母的温暖是谁也无法替代的。父亲在世时，还保留着大约6岁时，爷爷和亲生母亲抱着他的合影，以及自己与遗腹子弟弟的照片。历经多年珍藏，又遭遇战乱、“文革”以及居无定所的搬迁，这些照片得以留存下来，实在是不易，从中也能深切感受到父亲对亲生父母的思念与渴望。而这种思念与渴望，从他记事起便伴随了他一生。

　　“后来杨慕莲奶奶把我送到陕西南郑县的西北儿童教养院。我弟弟出生后，继母带着弟弟回到北京娘家，后来听说他们跟着国民党去了台北。”1976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父亲强撑着病体，撰写了五万多字的自传。他流下了清泪，似乎有诸多委屈的话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只能用笔写下来留给我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

　　记得当时父亲边哭边说：“我中学毕业后，为了讨口饭吃，放弃了考上西北工学院继续读书的机会，前往昆明青年军207师教导四团3营9连3排。1944年6月，从昆明巫家坝机场乘坐美军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被分配到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一军新编38师教导总队。在印度兰姆伽美军战车学校学习驾驶战车，后来成为整编驻印军战车一营营部副驾驶手，在中缅印战区向八莫、勐关进发，保卫打通的中缅印公路补给线。回国后，退役回老家，却又被抓入东北野战军教驾驶坦克。我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没找到随继母改嫁的弟弟孟宪忠的下落，他后来改姓康了，我还想再见他一面。”

　　父亲的这番话深深震撼了我。平日里从不向我们提及往事的父亲，竟有着如此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找到他的弟弟，成为了父亲最后的遗愿。我在心中暗自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替父亲完成这个心愿，无论需要花费多长时间，也不管会遇到多少困难，我都希望最终能够寻找到叔叔孟宪忠或是他的家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了解了国军那段抗战历史，也明白了那场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家族产生的深远影响。爷爷牺牲时，杨慕莲奶奶年仅23岁，还怀着爷爷的遗腹子，带着父亲四处逃难，并在途中生下了叔叔。一个年轻女子，带着两个孩子，在战火纷飞中孤苦伶仃地生活，历经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苦与磨难。随着战局恶化，生活负担愈发沉重，杨慕莲奶奶无力同时抚养两个儿子，只好将父亲寄养到姨母家，自己带着叔叔回到北京，改嫁到“康”姓人家。

　　母亲曾说过：1947年前，父亲曾前往北京看望他的弟弟孟宪忠。当时弟弟不愿待在康家，哭着要跟父亲走。可那时父亲自己的生活都尚未安顿好，更无力照顾弟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在内战结束后的那个特殊年代，为了生活，杨慕莲奶奶隐瞒了自己国军军官夫人的身份，与父亲也失去了联系，自此音信全无。

　　从父母回忆的只言片语中，我了解到一些长官的信息。于是，我从驻印军副总指挥、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驻印军战车一营长赵志华，二连副排长韩济华(韩国瑜父亲)，国防部直属战车一团首任团长谌志立，二任团长蒋纬国等将士的抗战历程中，试图寻找父亲和他战友的身影，找寻父亲曾经留下的足迹。经过多年查询，我终于梳理清楚了父亲的经历。父亲孟宪庚在汉中的南郑县教养院读完小学，在洋县读完中学后，考上了西北工学院，但他毅然弃笔从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1946年6月底，中国驻印军结束缅北作战，部队陆续调回国内。父亲所在的驻印军战车一营，从陆路史迪威公路，经昆明到贵阳，再到武汉，乘船抵达南京。随后，从南京到苏州，与从海路回国的战车部队汇合，最终在徐州进行整编。1946年，老战车一营整编为国防部直属战车第一团，后又编入第一快速纵队。1947年11月，父亲在徐州退伍。

　　战乱让孟宪庚成为战争遗孤，内战后，他受尽屈辱，屡次遭受调查、审查，在“反右”运动中还被开除公职。1976年7月1日，父亲带着未能找到遗腹子弟弟的遗憾，含冤而去，享年50岁。那年，我也11岁，和父亲当年失去父亲时的年龄一样。

　　父亲的经历，是我在这些年寻亲过程中，一点点拼凑起来的。比如，在汉中档案馆，吴玉晗帮我找到了父亲在西北儿童教养院的花名册，上面记录着父亲的名字。姑姑也曾回忆起，看到过父亲在战车一团时与团长蒋纬国的合影。过去连年的烽火，给我们家三代人带来了生离死别与骨肉分离的痛苦。我希望能够帮父亲找到他的弟弟，以此告慰爷爷和父亲的在天之灵。我也期望我们家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在后代身上重演。

　　我仍要继续寻找我的叔叔，让我们破碎的家庭能够重圆。我的奶奶杨慕莲，娘家地址在北京西城骆驼桥20号，她曾带着叔叔孟宪忠在此生活。叔叔原名孟宪忠(后随母改姓康，具体名字不详)，1938年出生。在此，我恳请所有读到这个故事的好心人，能够帮帮我。若您能帮忙找到奶奶杨慕莲的户籍档案，或是联系到她的邻居，打听到叔叔孟宪忠的下落，甚至能找到孟宪忠的后人，哪怕只有叔叔的一张照片，也能实现父亲的遗愿。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北京西城骆驼桥20号这个地址、杨慕莲女士、孟宪忠先生的线索，请与我联系，在此深表感谢!

　　联系人：孟先生

　　联系电话：1846823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