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多党合作的胜利
来源：团结报   2015-05-06 15:45:34

　　中国民主党派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逐渐从“信共”发展到“亲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汇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直至最后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建立新中国，为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都做了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是首开协商民主的先河吗？

　　在4月27日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举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理论研讨会上，21位专家学者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发言，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三三制”政权与协商民主，民主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和贡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巩固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等。

　　回顾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专家们认为：其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伟大胜利。其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多党合作的胜利。其三，民主党派优良传统核心要义是“爱国”与“民主”，它是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血雨腥风中一直坚持不懈的价值追求。

　　“三三制政权”与协商民主

　　“三三制”政权与协商民主的实践，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

　　孙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授）：所谓“三三制”，就是指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参议会和政府）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是统一战线战略策略和根据地建设经验相结合的产物。“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构建了协商民主制度平台，首开协商民主的先河。

　　高国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博士）：“三三制”政权建设既是服务抗战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政权建构的长远性经验，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近些年来，论述中共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论著不是很多，论述国民党在抗战中起主导作用的观点却广为流传。因此，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尤其是澄清一些模糊认识，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伟大成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金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两大组成部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总体上来说，国共两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主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和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促使许多有着共同目标的民主人士逐渐走到一起建立组织，并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民主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有的积极宣传抗日理念，努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有的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救国出力献策，奔走呼号；有的直接组织武装力量驰骋抗日疆场，与日军奋勇拼杀……共同的特点是，民主党派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逐渐从信共发展到亲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汇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直至最后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建立新中国，为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金绮寅(民革中央宣传部干部)：民革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组织。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以各种方式敦促蒋介石集团以民族利益为重，遵循孙中山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随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国民党民主派逐渐转变了自己的观念,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主张，最终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43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在重庆的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这些活动推动了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和组织发展，增强了相互的联系和团结，逐步形成了一支强大革命力量，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正式建立、在民主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峰（民盟中央研究室副主任）：民盟作为国共之外最大的一支政治力量, 与中共密切合作,高举抗战、民主、团结的旗帜,坚决反对投降、专制、内战，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定团结抗战的大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历史贡献。民盟成立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刻，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民盟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政策。作为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一方面，民盟与共产党是天然的同盟军,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共紧密协作。中共对各中间党派，也给予了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中共代表经常民盟领导人共同分析时局，讨论团结抗战的斗争方略。另一方面，民盟又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下抗战，努力沟通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争端，维护团结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后期，民盟和中共密切合作，以主要力量从事民盟宪政运动，推进了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丁亮春（民建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建的前辈先贤同样不甘人后，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黄炎培与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等组织国难会，到处讲演，做形势报告，鼓励抗日群众。1932年，在北京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施复亮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险遭国民党反动派毒手。“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联络上海地方人士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援19路军抗战。在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期间，黄炎培曾4次亲自携带募捐的物资和现款，赴北平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七·七”事变的第三天，黄炎培、江问渔等即致电29军军长宋哲元，声援华北抗战，热情勉励和支持29军抗战。

　　黎晓英（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抗战时期，民进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雷洁琼、郑振铎、柯灵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就与共产党人一起，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积极参加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柯灵、唐弢、郑振铎、徐伯昕等先后创立了著名的《周报》和《民主》周刊。民进成立后，先后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

　　石光树（农工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可以说农工党成立初期的历史，是与抗日救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部反蒋抗日的历史。农工党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党派。当时除了国共之外，只有临委会，因此被叫做第三党。农工党成立于1930年8月9日，当时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临委会在组织成立初期，在主要领导人邓演达被捕、并被杀害，组织处于困顿状态时，仍能及时、坚决举起抗日旗帜，积极地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作斗争，发表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在此后的十多年的抗日斗争中从未动摇过。抗战初期，主要是倒蒋抗日，后期响应中共八一宣言，联共抗日。农工党成立之初衷就是为了倒蒋、坚持孙中山革命，主张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农工党的这些主张与中共的最低纲领已经十分接近；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农工党主要领导人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等个人关系十分密切，在北伐、在黄埔军校都有很好的合作。

　　李展超（致公党沈阳市委会副主委）：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致公党在维护统一战线和凝聚民族精神方面功不可没。1933年11月，致公党人李济深、蔡廷锴等联合发动了“福建事变”，反对“剿共”，号召一致抗日。事变发生后，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加拿大致公堂等纷纷致电表示支持。抗战后期，面对国民党日益独裁的统治，中国致公党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维护团结，反对一党专政，对舆论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使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更加深入人心。

　　林修凤（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任）：虽然九三学社作为一个组织尚未成立，但九三学社的先贤作为个人在抗战期间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如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先生（1890-1990）在抗战期间作出了突出贡献。“八·一三”正式对日宣战后，许德珩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掌民众组训）任设计委员。这是他第四次投笔从戎，亲身投入抗日战场。

　　刘中威（台盟中央研究室干部）：台盟的成立可以说是台湾爱国民主运动的产物，是台湾爱国民主战士和革命者所长期坚持的长期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些台湾同胞，少小离家，颠沛流离，倍尝艰辛，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民党，或者在岛内坚持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积极参加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并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赴国难，在爱国与民主的旗帜下团结合作、并肩战斗，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小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授）：就国内政治力量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贡献，中国民主党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民主党派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看，民主党派参加和推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而民主运动又促进了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和组织发展。民主人士在民主运动中经常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座谈会等活动，共商救国大计，增强了相互的联系和团结，并在民主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密切合作。抗战后期，各民主党派在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同。概括地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王彩玲（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正是在对“抗日”与“民主”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探索与回答中，完成彼此的价值发现，并最终走向相互合作的道路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走向合作的现实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思想基础得以形成的现实土壤。正是在抗日与民主这两大历史课题的现实解决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彰显了自身的价值主张，表达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实现了最初的合作与联盟。同时，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价值观。要求政治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走向合作的重要纽带。 (张德海 朱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