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
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230万新马华人就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更有许多华侨回国投身抗战一线。日本军部早就对新马华人欲除之而后快。
占领新加坡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不到3天,7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了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
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汉奸的协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整个甄别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儿戏”——只盘问职业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签抓阄者有之——总之,是生是杀,完全随“皇军”意志支配。
“肃清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华人被残杀?
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战犯法庭上,控方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5000以上的华人。由于“全家遭难或遇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保守估计,也当在十万以上。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1946年,山下奉文被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马来亚战俘收容所司令官,参与“肃清”的福莱中将在樟宜海滩被枪决;1947年,7名参与新加坡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受审。最后,河村三郎中将和大石正行中佐两名战犯被处绞刑,西村琢磨中将、大西觉少佐等5名战犯被判无期徒刑。
新加坡“肃清大屠杀”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屠杀平民事件,它与马尼拉惨案和南京大屠杀一起被列为二战日军屠杀平民的三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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