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日冲突的导火线究竟是什么？
来源：东方时政观察   2015-05-26 09:39:52

　　本文摘自邱震海博士的新著《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本文版权归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所有。

　　现在回想起来，2001—2006年的小泉执政的五年，是中日关系急剧下降的五年，也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五年。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直接导火线，而且其下降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更重要的是，这五年，让中日关系恶化正式成为了定势和常态。在这以后的岁月里，虽然中日关系也时有好转，比如2006年10月安倍首次访华之后，以及2007年以后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的柳暗花明，但中日关系的恶化却成为一种几乎不可逆转的趋势。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五年也是中日双方开始产生误判的五年。2010年日本民主党政府期间爆发的钓鱼岛冲突之后，尤其是2012年安倍第二任期开始后，人们忽然发现，与现在的中日关系相比，小泉执政时期基本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认真研究日本的政治光谱，人们还可发现，与安倍晋三相比，小泉纯一郎其实还并不完全属于极右翼，他至少还能亲自到访抗战纪念馆，并至少还能作出“中国崛起对日本是机遇”那样的表态。同时，若再仔细研究小泉的内在理念，人们可以发现，小泉的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虽然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感到不满，但这从某种程度上既属于其个人理念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其对曾支持他的选民的交代，但这一点显然无法得到邻国的理解和原谅。

　　小泉执政的六年，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导火线只是历史问题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来人们熟知的中日东海油气田争议和钓鱼岛冲突，以及中日双方国民情感的恶化等议题，在其时都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根本还没有发生。

　　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切，人们又会发现，这五年时间里，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似乎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的是中日关系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中国经济和国力正在不断上升，中日关系的百年态势正在发生十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时中国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仅仅过了六年，亦即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7年之后，又仅仅过了三年，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在各地演讲中经常开玩笑说，过去十年里，中国的许多成就都是“一不小心”发生的。2007年，我们的经济总量“一不小心”超过了德国；2010年，我们又“一不小心”超过了日本。之所以说“一不小心”，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预想到会发展这么快。同时，正因为没有想到会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自然也就对因突然超越而带来的冲突缺乏准备，甚至有点无所适从。

　　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杨伯江，有一次在我的节目中用“擦肩效应”来形容由此在国际关系中带来的深层冲击，我认为十分形象和贴切。所谓“擦肩效应”，有点类似本来一个人前面行走，后面一个人突然赶上并超越，这时双方的肩膀发生了一点摩擦。这时，若双方心态正常，那么一句“对不起”和一句“没关系”，很快就可消弭冲突。但若双方的内心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化学反应”，那么这种“擦肩效应”很可能就会演变、升级为激烈的冲突。中日关系这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年中国和西方关系发生冲突或恶化的一些时间节点，恰好是中国经济总量发生超越的时候。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6—2008年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经历了一场中欧关系史上罕见的风波；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时也正好是中日钓鱼岛风波激化之时。

　　当然，用经济总量超越来解释中国外部环境发生的突变，不免有些片面和单一，中国外部环境恶化有着许多综合因素。但经济总量超越是一个指标，它代表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台阶，以及一旦中国迈上这一台阶，原先相安无事的各种因素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尤其是西方世界人们的心理发生的微妙变化，其中自然包括日本。

　　日本一些政客和舆论，最近十几年来一直把中日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中国。在他们看来，中日关系恶化始于1993年，因为在那一年里，中国官方开始了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并由此在中国国民心目中种下了对日本仇恨的根源。这一解读若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完全缺乏逻辑依据。众所周知，中国官方对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要求在中日关系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是一以贯之的，其间很难区分出一个具体的年份，或某个具体的策略措施。倒是1993年，恰好是日本经济进入全面衰退的关键之年。

　　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1993—2003年在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进入了全面停滞不前的时期，虽然其间各届内阁都采取了各种经济刺激措施，但始终收效甚微，由此也给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须知，日本战后经济一路蓬勃向上，成为与战后德国并驾齐驱的两大经济体。甚至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日本当年通过战争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后通过经济手段获得了。但“失去的十年”令日本国民的这一自信心和自豪感大为受挫。而恰好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虽然尚未全面发力，但中国崛起的基础和势头开始显现。

　　1993—2003年，对日本而言是“失去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却似乎恰好是“准备崛起的十年”。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投向中日关系过去千年和百年的历史，那么就可发现，现阶段的中日关系正在经历两个民族历史上首次极其艰难而漫长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这一说法听上去似乎有点艰涩难懂，但只要看一下中日两国的历史就清楚了。

　　从历史长河上看，中日两国交往历史两千年，前面1500年均相安无事，而且都是以中国为主导，因为中国当时是亚洲乃至全球的中心，而日本作为儒家文明的“后进接受者”，其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是最近150年，其原因当然是由于19世纪中叶，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时打开中日两国国门的同时，中日两大民族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选择了继续闭关自守，而日本则选择了全面的对外开放。

　　其实，若称中国在19世纪中叶选择闭关自守，是一种不尽符合实际的说法。众所周知，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而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两者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是完全相同的：第一，以富国强兵为追求；第二，以追赶西方为目标；第三，诉求和平而非暴力的手段。然而，经过20多年的角逐，“明治维新”基本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全面失败，其标志就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全面战败。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亚洲的秩序完全换了位置：在这之前的秩序中，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而日本则处于边缘位置；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边缘一跃而为亚洲的中心，而中国则一落千丈，从亚洲的中心衰败成为边缘国家。而中日之间的这一位置互换的“小逻辑”，又恰好发生在东西方秩序发生剧变的“大逻辑”之中。

　　过去500年，东西方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由于西方现代化的成功，西方在国际秩序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则逐渐被挤压到世界边缘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作为亚洲现代化的第一个国家，在文化和地理上属于东方，而在经济和政治上则跻身于西方世界的行列（西方七大工业国，日本是其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但由此也给日本民族带来自我认同上的巨大困惑和茫然。日本到底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19世纪下半叶，日本“脱亚入欧”成功融入西方世界，并在集体心理上藐视其亚洲邻国，甚至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但在二战之后，尤其是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当日本要“重返亚洲”，力争成为亚洲国家的时候，它遇到的却是一个正在崛起，或正在准备崛起的中国。

　　中日两国，一个正在崛起，并试图重新找回历史上曾经主导亚洲，甚至主导世界的地位，而另一个则开始停滞（若不说衰败的话），并对因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亚洲秩序重组感到恐惧和疑虑。在这个敏感的节点和时期，任何历史、国民感情、资源和领土的争端，都可能成为双方较量或博弈的筹码。

　　当然，若说今天的亚洲秩序已由中国开始主导，未免言过其实。必须承认，日本依然是亚洲乃至全球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因此，中日两国的人们，首先要解决的集体心理问题就是：亚洲地区究竟能否容纳中日“两强并列”？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千年交往历史上，从未有过“两强并列”的时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是中国主导，日本顺从，就是日本主导，中国受辱。坦率地说，中日两国的人们从内心深处也从未做好“两强并列”的思想准备。或者更坦率地说，这两大东亚民族从来就没有“两强并列”的习惯。 “一山容不下二虎”这一俗语很传神地折射了这一点。

　　这就是中日关系的现实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刻背景。从历史长河上看，中日两国的基本态势必将是中国完全崛起，而日本则或重新纳入中国主导的体系，或与中国主导的体系和平相处。现阶段的中日关系正走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

　　问题是：这一过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现在谁也说不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不可能只是短短的一二十年，说不定将持续五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将伴随着无休止的冲突。各种冲突的载体，无论是历史的恩怨，还是领土的纷争、国民感情的恶化、资源的争夺等，都将时时刻刻呈现在人们眼前，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干扰因素。甚至，若中日两国缺乏思维高度和视野，理性被情绪所淹没，未来被现实阻挡，则这一进程的各种冲突可能不断激化，说不定在21世纪的某一个特定节点上，还真有可能出现“中日必有一战”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