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二战中台湾有青年因未当上日本兵想不开自杀
来源：凤凰新闻   2015-05-30 09:51:21

　　核心提示：“生员皆着军服，（当时年轻人对于能穿军服有憧憬及荣誉感），使一般未能考取的青年，于羡慕之心竞相志愿去当日本兵，甚至四五十岁的壮年男人无人不去志愿的地步。”有些台湾青年未获录取当日本兵者，甚至想不开去自杀。

　　本文摘自：《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4期，作者：蒋宗伟，原题为：《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之探析》

　　“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2年―1945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台湾人。“台籍日本兵”在相关文献中有种种不同的称谓，除了“台籍日本兵”、“台湾人日本兵”、“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谓以外，由于在1944年9月以前这些军人在名义上是以“志愿兵”的形式征召的，所以也有人用“台湾特别志愿兵”这个语汇来指这些军人。此外，还有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也必须参加“学徒兵”。根据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37年到1945年为止，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126750名，从1942到1945年则征募了军人80433人，合计共207083名，这20多万人中有30304人在战场上阵亡，比例高达15%左右！见下表（但也有认为在二战期间大约有30万台胞被强征参战，约有10万人战死或病死）其中，有2.8万“台籍日本兵”的灵位现被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中间包含2000多名少数民族，从而引发了少数民族代表高金素梅数次率团赴日本举行“还我祖灵行动”，以及台湾老兵几十年来的向日本政府追讨战时经济赔偿的官司。

　　一般的观点认为，台籍日本兵虽然在名义上采取招募形式，实际上是由日本警察指名挑选，毫无个人自主意志可言，是被送去牺牲的“战争炮灰”，“一般归因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强迫手段。”笔者在翻看相关的资料与文献，尤其是一些台籍日本兵本人的口述历史后发现，当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报名参战是相当踊跃的，表现出比朝鲜人更主动地应征志愿兵的场面。本文即就此现象进行些简单的论述，以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文中大量引用当时参战本人的相关口述，难免带有主观、片面的色彩，其中有些人的回忆还有相乎矛盾的地方，可能是个别人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所致。

　　一、台籍日本兵参战情况回顾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前，当时属于日本殖民地人民的朝鲜人、台湾民众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在日本帝国，军人是一个很荣誉的身份，规定只有日本本国臣民才有资格成为军人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因此战争初期，日本殖民者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台湾民众当军人。殖民地统治当局屡次公开发表说由于台湾民众没有兵役上的负担，所以应该在别的方面多作贡献。台湾民众确实没有兵役上的负担，可是却被当作比军人地位低好几倍的“军属、军夫” 来使唤（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

　　台湾民众（非日本人士移居台湾者）以军人身份出现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据初期，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曾一度受到台湾人民顽强的武装反抗，因此日本殖民政府对于让台湾民众参加日军一事一直有所顾忌，担心台湾民众在中国战场上会倒戈。但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为日军提供军需物资补给的人员开始出现短缺，于是在1937年9月，日军开始征雇台湾民众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军属或军夫来担负军中杂役。第一批招募人员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在上海附近开农场，种新鲜蔬菜。而后随着战局的扩大，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雇台籍军属或军夫到中国战线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的农工业建设等工作，这包括“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这其中也有台湾民众被征调为翻译人员，经训练后负责福建话、广东话与北京官话的翻译。在战争期间，由于台湾的军夫以及翻译人员的数目被列为军事机密，所以从一般资料中无法得知其总人数。1938年4月起，日本“朝鲜总督府”开始实施“朝鲜特别志愿兵制度”，召募朝鲜人以“军人”身份加入日本皇军。这代表日本征兵政策的转变，开始动员殖民地民众投入正规作战的行列之中。由于对台湾民众参军还是有所顾忌，因此并未在台湾采取相同措施。不过由于在朝鲜实施的志愿兵制度的效果获得了日本军方的肯定，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6月20日，台湾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部就有了要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的内阁决议。1942年4月1日，台湾正式实施比朝鲜迟了四年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3年又与朝鲜同时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5年2月，随着日军战况的恶化，非志愿的征兵制度开始实行，服兵役变成了台湾民众的“义务”，但对非军人身份的军属及军夫的征召仍然同步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因此真正的征兵制度只实施六个月，共征得136000人，由于当时台湾的出入港口已被美军切断，因此除第一次征的22680人、第二次征的14000人配发到日军各师的旅团或独立警备队之外，所余的27453人无法运出，暂留在家中待命并未入营。

　　二、台湾民众对征兵的反应

　　1941年6月20日，日本“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日军司令部联合宣布将于次年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但具体的申请方法与施行细则还未宣布。此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却在台湾民众当中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反响，“此项声明宣布后的第十八天之内，便有743名台湾青年向台湾日军司令部和各地宪兵队提交志愿书，到8月底更突破3000名，至开战后的1942年初更达2万人以上。”1942年1月16日，日本“总督府情报部”发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正式接受台湾民众志愿从军的申请。在该纲要中要求年龄17岁以上、无重大犯罪、符合体位标准者均可申请。报名参加志愿兵必须参加三次考试，笔试，口试，体检，测试后填写志愿书，就在家等入伍通知单。一般来说身体好，文化程度高的入海军，差一点的入陆军。但由于报名者很多，因此录取率很低，2000人才录取一个。许多台湾青年怕不会被录取，甚至还写下血书，拿着血书到郡的兵事系去报名应募。当时“志愿从军的陈情书竟然在军司令部、总督府堆积如山。”有些人为通过体检，故意喝下烈酒，以便让自己看起来粗犷一些。

　　在正式申请期间的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民众提出申请去应征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当时台湾男性人口约310万人，有学者估计这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这一时期不少志愿兵的学历都在中等学校以上，甚至还有医专，大学毕业生。”其中包括1887名“高砂青年”，这当中的538名女性几乎全部被录取。以后几年，先后约有3万人参加“高砂义勇队”。第一期台籍志愿兵实施后，战局的变化使日本“台湾总督府”于1943年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这一期申请者数量更多，高达60万人。而总督府如办理第一回志愿兵招募时的高标准仅检选了其中1030名进入陆军。同年7月起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其申请条件除年龄限制为16到25岁之外，其余与陆军志愿兵大致相同。申请者也高达31.6万人。9月20日海军公布第一回志愿兵的合格名单，前期仅1000人、后期仅2000人。从台湾青年报名应征的情形来看，（见下表）台湾总督府在台湾施行志愿兵制度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三、台湾青年应征入伍的原因分析

　　1、情绪煽动和精神造势。台湾总督府为了达到让更多台湾青年报名入伍的目的，通过种种手段营造气氛，使人感到参战是件极其荣誉的事情。1937年9 月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喊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口号，宣传“八一宇”的观念。与此同时，在日本“台湾放送协会”主管下，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媒体也通过各种形式轮番宣传和强化日本国家意识的塑造、战争意识的灌输与后方战争协议的重大意义。鼓吹允许台湾青年以志愿兵身份服役将生命奉献给日本，这表示殖民地人民已给予了日本本土内地人一样的待遇，台湾人从此就有资格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了。当时凡是参加志愿兵的被视为“男人中的男人”极为风光。当时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有”一样自然，使人觉得自愿去当兵甚至战死沙场能够光宗耀祖，是一件光荣的事。

　　按照规定，当兵之前要做身体检查，体检甲等或乙等才有资格当兵，丙等体格是不能当兵的，能当兵代表身体好，“不去当兵，就好象身体有毛病，不健康，由此而发生出一种不去当兵，这个人就没用的观念”。并且有下列情形者不能成为志愿兵：1、不能充分了解国语（日语）者。2、曾受宣告破产，而未得复权者。3、受禁锢以上之刑者。4、受处罚金刑中，其所犯不适当志愿兵者。5、思想不纯正者。6、性行为不端者。7、家庭不良者。第一期志愿兵限额1000名，就是从42万多名报名应征的台湾青年中经过严格筛选，结果只录取了1020名所谓“身体健壮，操守健全的优秀青年”。“生员皆着军服，（当时年轻人对于能穿军服有憧憬及荣誉感），使一般未能考取的青年，于羡慕之心竞相志愿去当日本兵，甚至四五十岁的壮年男人无人不去志愿的地步。”有些台湾青年未获录取当日本兵者，甚至想不开去自杀。

　　对于有参战的家庭，其门口会以日文写着“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士”作为识别，志愿兵出征前，要送一个慰问袋，里面装着慰问信，饼干，千人针等（所谓千人针，是“爱国妇人会”做的护身符）。另外，由未婚女性所组成的“桔梗俱乐部”，也会在一块白布上描出一些字句或图案，站在路口请来往的行人绣下一个个小线结，连成字样（如武运长久）或是日本国旗中的红日，白布的右边缝上一个五钱铜币（五钱和“互战”的日文发音相近），左边则缝一个一角十钱的铜币（十钱和实战的发音相近）将之送给私交较好的出征青年，作为精神上的鼓励。出征之时要给予隆重的神道仪式，并对战士与家属灌输“挺身报国乃名誉之事、勇敢奋战而阵亡是家属的荣耀”的神道催眠，地方人士和青年团，中小学生，机关团体以及保正、甲长等都会来欢送并合照作为纪念。因此斜背题写有“武运长久”的红带子，带着“千人针”，揣着妈祖、玉皇大帝的神符，在“欢送出征兵士之歌”的乐声及众亲友哀啼嘱托声中踏上从军之路是当时最为常见的情景。

　　2、经济待遇的引诱。在中日战争的初期，台湾人以军夫身份参战并没有经济上的补贴，但随着战事的展开，为了稳定台湾方面的兵源，日本政府开始承诺用十分优厚的待遇来安抚台籍日本兵的军心。如志愿兵初入部队时，军阶是一颗星的二等兵，月薪9元，三个月后就升为两颗星的一等兵，月薪是11元，较优秀的一年后可升为上等兵，月薪是13元（而在日本本土当兵月俸才5元）；岛外第一线战场，月加给三个月本俸，可达到22元。当时一名高级教员的月薪才30元，而自愿赴战地服务的护士助手，月薪则高达90元，是在台湾工作的三倍。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去当军属也是毕业后的一条出路。当时一个师范毕业生也只能领30多元，警察也只有30多元。而志愿去当军属每个月可领45元，去南洋又可多领工资的15%。作为相当于后勤部队的拓南战士，到南洋指导当地居民进行农业生产，月给可达45元。勤劳团则用日给制，本俸是1.2元，到海外加两倍，一般每日可拿到3.6元，一月108元，班长月加俸10元，小队长加30元，家中还有父母、妻子的则另有家族津贴。在战地不领现金，领的只是10到20元左右的军票，另有30到40元由军方帮助直接汇入野战邮政局，当作军事储金（说是可以到军需部兑换），其余70到75元以及家庭津贴就固定由郡役所庶各课的商工系发放，由家里的人自行前往领取。现役兵若有服务公职者，当兵时留职停薪，补充兵若被征调去当兵，反而可以留职留薪。另外，还有来自各个单位的所谓“慰问金”，由会计每个月自动由在职同事有月俸中扣一二角，转赠给出征的同事当慰问金。社会上的“爱国”妇女会、青年会等团体也会发动劳军捐献，这些都会存入出征同事的账户中。

　　高砂义勇队活动是秘密的。他们的工作危险性很高，因此薪津要比一般军人高，一般军人月俸是17元，高砂义勇队多则可达到40多元，调到海外另有加成，每年加给，前线还可再加成，而留在岛内的则没有加给，这一切都有明文规定。“由于第一回高砂义勇队在战地的工作轻松，时间不长，待遇又高，因此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去海外不错”。

　　对于那些出征者的家庭，台湾殖民政府也给予区别对付。当时只有日本本土的家庭才算作一等家庭，而有军属、军夫的台湾家庭属于二等家庭，而一般没有参战的家庭就是三等家庭。战时的台湾实行物资统制，米、糖、肉的是配给由殖民政府对每家的公定消费加以限制。以糖的配给而言，二等家庭就可以领到赤砂糖，三等家庭则只能领到黑糖，因为赤砂糖比黑糖高级。同样领配给猪肉时，一二等家庭也可以多领一些。依规定，家中劳动人口每人一天可分三合米（注：一斗等于十斤，一斤等于十合。也就是一合等于一两），一人一月才分九斤米。若不够吃去偷黑市的米，一旦被查，就算违反经济统制令，要受到严重的处罚。但如果家里有人去当兵，家庭生活便会改善很多，警察会来安慰及送米送衣服，因为只有当兵才能养家糊口，才有可能不被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些台湾青年“自愿”去应征，因为这样退伍后有安家费，带回来的野战邮便储金薄也派上用场。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台湾发行的军票、保险、邮政储金等一夕间成为废纸，无从追讨。据估计，日本政府未支付台湾日本兵的薪水约值现在日币8200万元，未支付的军事邮政储金约值现今日币1亿7千万元。1977年，台湾民众原日本兵及遗族十三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对日本政府缺乏道义的控诉，要求日本政府补偿（包括生命、俸给、邮政储金等）。虽经无数次的追讨，但五十年来日本政府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至最近才说以原薪额乘以一百二十倍供作偿还。如以当兵的薪额计算，不足游日本十天之费用。这与日本老兵提出的七千倍的赔偿相差很大。这正说明日本殖民者当初所承诺的战事高额补助完全是一种骗局，是引诱台湾青年从军的诱铒。

　　四、结语

　　二战期间，有大量的台湾青年应征入伍并惨死战场，这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出于战局的所迫和生活的无奈，台湾普通民众为了生计不得不冒着生命的代价去谋取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而这些空头的物质刺激大部分无异于画饼充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鼓惑下和狂热精神造势之下丧失了理智，最终“志愿”地踏上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战车。这说明了日本对台湾民众的“洗脑”教育和民族愚弄政策的险恶用心。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